7

結構現實主義

研究所導讀:七段理論分析

AI 擴充|讀者導引

以下七段是根據筆記編者原筆記與已登錄的有限原典閱讀範圍所作的研究設計整理。每段的來源與閱讀界線集中列於頁尾腳註。完整原稿、原圖、原表、引文及既有跨堂論述在下方逐字保留;這段導讀不代替原稿。

一、問題意識

Waltz 的問題不是判定某位領導人明天會採什麼政策,而是不同國家及不同時代何以反覆出現自助、競爭與制衡。筆記編者第五堂與初版把這個研究對象和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判斷分開;若用一國未制衡的短期事件直接宣布體系理論失敗,便把不同層次的被解釋現象混在一起。12

二、理論前提

結構定義可依三個問題逐項記憶:排列原則是否無政府?單位功能是否相近?能力如何分配?前兩項在一般國際體系中常被視為相對穩定,能力分配因而成為比較體系變化的重要變項。這是初版與第五堂對 1979 年著作的系統化筆記;本庫尚未逐頁核讀該書正文,因此下述具體引文不得冒充 Waltz 原話。13

三、理論推導

無政府狀態只說明沒有能保證各國安全的最高權威。要到均勢預期,還須補上國家生存動機、對他國能力的擔憂,以及競爭與社會化對不適應者的選擇壓力。若強國崛起,國家可以增進自身能力或尋找盟友;原稿把內部與外部制衡分開,有助於用軍費、軍事改革、同盟談判及實際結盟區分兩條機制。12

四、國家行為模式

預期不是「所有國家立即採同一政策」,而是在相似結構性壓力下,長期行動受相近生存限制。可觀察的是能力集中後的制衡傾向、同盟重新排列或軍事能力調整;同時要記錄未制衡、搭便車與威脅誤判的案例,不能事後把任何行為都納入均勢。1

五、理論運作方式

可檢查的因果鏈

無政府與能力分配 → 生存壓力及不確定性 → 競爭/社會化 → 內部或外部制衡 → 體系能力分布的反覆調整。

研究設計需把能力分配的測量與制衡的測量分開,避免拿「最後形成均勢」同時當原因與結果。當研究轉問「為什麼某國晚一年才制衡」,應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決策與動員變數。1

六、理論評估

優勢是以少量結構變數比較跨國、跨時的結果;代價是抽去領導人認知、制度與政策形成過程。原刊 Ashley(1984)第 255–257 頁具名批評 Waltz 的國家單位與結構概念,這是可定位的直接批評,不等於 Waltz 後來回應章已被本庫讀過。另一種檢驗是找結構相似卻穩定產生相反體系結果的案例;但必須先界定時間尺度和可替代的國內解釋。41

七、小結

結構現實主義解釋反覆的體系性壓力,不自動推出每一次外交決策。後續的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問同一壓力何時鼓勵克制或擴張;新自由制度主義則問在無政府條件未消失時,制度與互惠能否改善合作。這些後續比較是本 Wiki 的分析排列,並不宣稱四派原作者彼此逐句對答。12

跨堂定位與理論關係

名稱對照:本篇保留教材「新現實主義」的常見名稱對應;具體定義依教材內文再核對。

連線依據:Lobell(2017);Rose(1998);Ripsman 等(2016);Wendt(1992);Baldwin(2016)。

AI 擴充

第五堂完整筆記先處理理論為何需要簡化,以及結構和國家單位如何分開。初版把這套方法轉成較明確的推導鏈:生存、無政府、自助、競爭與社會化、制衡;它也區分內部與外部制衡。兩份原稿並列時,應把後者當作筆記編者對前者問題的教學性重組,不能倒推 Waltz 原書逐段採用相同的教學順序。5

原典校讀與待核問題

AI 擴充|跨堂校讀

以下比較、文獻與待核問題集中說明不同原稿之間的論證界線;所述外部原典的實讀範圍以來源登錄為準。

前期版本審查範圍(當時狀態)

本頁合併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第三次大辯論 V2 講義 PDF 頁序 4–65,以及《現實主義初版》DOCX 結構章抽取段落 344–558;重疊處作來源交叉對照,不另建同名條目。V2 圖表未逐張視覺核對,《現實主義初版》嵌入圖 2 已核視覺配置。Waltz 1979 原書只讀到出版社書頁、九章目錄及短引文;Singer 1961 只讀開頭摘錄;Walt 1985 只核對書目,1987 只讀出版社概述及目錄,1988 只讀摘要。下文不把這些公開資料當成已核對全文。

定義與問題

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又稱 neorealism)是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N. Waltz)以國際體系的組織方式解釋國際政治的反覆結果及體系對國家的共同限制的理論。它關心的不是單一政府某天的決策,而是主權國家在缺少共同最高權威、彼此能力不等的環境中,為何持續面臨安全競爭與制衡壓力。第五堂筆記將這條問題線接在莫頓・卡普蘭的體系模型之後;這是筆記的敘事安排,不等於已由兩人原文核實的完整思想承繼。6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原著出版於 1979 年。出版社可見目錄將「定律與理論」、「還原論理論」、「體系途徑」、「政治結構」及「無政府秩序與權力平衡」分置不同章,足以確認這些是全書的問題架構;本稿對各章論證的詳細說明則依第五堂筆記重構,尚未以原書正文逐頁核對。78

從 Kaplan 到體系解釋

第五堂筆記介紹 Kaplan 的六種體系類型後,提出一個分類與解釋的問題:若「同盟緊密」既被用來定義一種體系,又被當成該體系所要解釋的結果,說明便可能循環。筆記據此重構 Waltz 對先前體系途徑的要求:應分清單位的性質、單位之間的互動與體系結構,並交代結構如何透過競爭與社會化產生影響。Waltz 對 Kaplan 等人的確切批評措辭仍須核對 1979 年原書第 3–4 章。910

筆記把「規律」與「理論」區分開:觀察到鄰國常隨一國擴軍而擴軍,只描述了反覆關係;理論還要說明為何這種關係會出現。筆記引用 Waltz「理論解釋規律」的命題,但本稿未讀到 1979 年原書第 6 頁,因此不以該頁作為已核對引文,也不把筆記整理的理論建構步驟偽裝成原著逐字表述。11

「還原論」(reductionist explanation)與「體系論」(systemic explanation)在這份筆記中按主要解釋來源區分:前者由領導者、國內制度、國家屬性及其互動出發,後者追問整體安排是否有不能由各單位特徵加總而得的效果。這不是簡單理論與複雜理論的區別;兩種解釋都會選擇與簡化因素。若研究的是某年某國的國防預算,單位層次可能關鍵;若研究的是不同政體長期重複的安全競爭,體系層次可能提供另一組解釋。12

國際政治結構的三項要素

第五堂筆記依《國際政治理論》第 5 章將結構分成三項。第一是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國內政治通常有上下權威,國際政治則欠缺能對所有主權國家行使最高統治權的世界政府,這是「無政府」(anarchy)的意思,不等於持續戰亂。第二是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國家在體系中原則上都要承擔安全、外交與治理等基本任務,因此可在理論上視為功能相似的單位;這不表示各國文化、制度與資源完全相同。第三是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國家各自擁有的能力是單位屬性,能力在各國間的相對分布才是結構屬性,主要強權的數量因而成為比較兩極與多極體系的指標。這三項的具體措辭尚待 1979 年原書正文核對。1314

將能力分配看作結構,不等於把每一國的軍費、人口或制度都直接稱為「結構」。例如,一國的軍事預算是該國的屬性;比較主要強權相對能力如何分布,才進入這套理論的體系分析。第五堂筆記把冷戰美蘇作為兩極示例,也以冷戰後的單極格局作教學對照;後者並非 1979 年原著當時已經觀察到的案例。15

V2 講義重述三項結構要素時,另明確區分「國家至少希望生存」與結構的定義:前者是動機假定,不是第四項結構要素。講義在圖 1 將無政府、競爭與社會化畫成因果模型,但圖說明標示為筆記編者依華爾茲所作的重構,非 1979 年著作的正式圖式。這兩點補進本稿,可避免把解釋用的假定或教學箭頭誤寫成結構本身。16

《現實主義初版》的第二章再將前兩項要素稱為在主權國家無政府體系內相對固定的條件,以主要強權能力分配作比較兩極、多極乃至後來單極格局的主要變數。它特別說明,這不等於無政府性或國家功能永恆不變,也不等於發現新行動者便立刻出現共同最高權威。嵌入圖 2 的「結構常數」標語須連同這段文字的適用範圍閱讀;圖中的單極對照也是編者事後加入的比較,不應回填為華爾茲 1979 年對冷戰後世界的經驗觀察。17

無政府、自助與均勢

筆記的因果鏈是:無政府狀態使安全無法完全委託共同統治者;重視生存的國家因此必須保留保障自身的能力,形成「自助」(self-help)壓力。自助不表示國家只能獨自行動,結盟與協議也可能是維護安全的手段。與把權力追求放在理論起點的某些古典現實主義說明相比,這份重構把生存視為前提,將權力視為可能的手段;這是教學上的比較,尚非對兩位作者全部著作的原典對讀。18

在這個解釋中,個別國家無須以「維持世界均勢」為目標,卻可能因不願讓某一強權取得壓倒性優勢而擴充自身能力,或與他國合作。前者稱內部制衡,後者稱外部制衡。競爭可能使持續忽視安全壓力者處於劣勢,社會化則可能促使其他國家模仿有效做法。因此,權力平衡是理論所預期的反覆傾向,並非每一次危機中各國必定制衡的定律;一次結盟也不能單獨證明體系因素已充分解釋其成因。19

《現實主義初版》更明白區分國家策略與體系結果:各國可為自身生存而增強能力或結盟,行動互相作用後才可能形成均勢,國家不必有意維護「全球均勢」。該章稱原書第六章的 internal efforts、external efforts 為「內部努力」及「外部努力」,再為教學比較整理成內部、外部制衡;後兩個中文策略標籤不能不加檢查地當作原書第 118 頁逐字分類。均勢亦非立即或必然出現,誤判、資源動員不足及其他政策選擇均可能造成偏離。20

已視覺核對的《現實主義初版》圖 2 以箭頭串接「自助、競爭、社會化」,再連到國家行動與體系結果;但該章正文將競爭與社會化當作結構影響單位的兩種機制,並明說整條因果鏈為本文分析性重構,不是華爾茲的固定階段程序。閱讀圖像時也須避免把社會化直接等同於後來建構主義的身分形成論。21

筆記另整理 Waltz 偏重兩極體系穩定性的論證:主要強權較少、彼此監測較直接,對同盟支援的依賴相對較低;多極時,對盟友承諾、責任分擔及威脅方向的判斷更複雜。此處「穩定」須指定指標,不能理解為兩極時沒有任何戰爭;目前僅有第五堂筆記的重構及出版社章目,未讀 1979 年原書第 7–8 章的完整論證。2223

Christensen 與 Snyder 1990 年論文的公開摘要,把多極體系中可能出現的「連鎖牽連」與「推卸責任」視為兩種相反的同盟錯誤,並加入決策者感知進攻或防禦較有利這項條件,以區分何時較可能出現其中一種。這是以華爾茲多極問題為起點、結合 Jervis 攻守研究的後續解釋,顯示一般體系壓力有時不足以直接決定具體同盟策略;摘要所提戰前歐洲案例尚待正文核對。2425

華特的威脅平衡:相關但不同的命題

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與華爾茲(Waltz)是兩位不同作者。第五堂筆記把華特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作為制衡命題的補充:國家選擇盟友時,可能回應的是它所感受到的威脅,而非僅比較誰最強。1985 年〈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目前只核對了書目;1987 年《The Origins of Alliances》只讀到出版社概述與目錄。該概述可支持本書比較 1955–1979 年中東結盟與權力、威脅、意識形態及援助等解釋,但不能代替各章的案例證據。262728

目前直接可讀到四項威脅因素的是華特 1988 年論文的出版社摘要:總體實力、地理接近性、進攻能力、可感知的意圖。該摘要還指出研究伊朗、土耳其、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結盟,並認為威脅平衡對這些案例的說明優於只看權力大小或追隨強權的命題。摘要不足以檢查個案選取、變項操作與證據強度;也不能把 1988 年摘要的措辭回填成已讀過 1985 年文章或 1987 年全書。29

華特的論證聚焦結盟選擇,並未以一組個案一次否證華爾茲所有關於結構、極數及體系效果的命題。威脅中的地理、進攻能力與意圖評估,也提示研究者:從能力分配推論到具體外交選擇時,可能需要加入體系結構以外的條件。這是第五堂筆記對兩套理論關係的審慎重構,並非已核對兩位作者之間的正式論戰文字。30

分析層次與解釋邊界

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提醒研究者明確說明:理論是從哪個層次尋找原因,又要解釋哪個層次的結果。Singer 1961 年論文可見的開頭摘錄,指出分析整體或部分、宏觀或微觀時,選擇會影響概念與研究方法。第五堂筆記將 Singer 原文概括為主要比較「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層;這項具體分類尚未由本計畫所讀的開頭摘錄完整核對。3132

第五堂筆記再把結構、國際互動、國家、社會、個人列為五層,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出相應的研究問題。這是筆記編者延伸的教學分類,並非 Singer 1961 年提出的五層原表,也不能和 Waltz 1959 年「個人、國家、國際體系」三個意象互換。它的用途是協助檢查一套結構理論在哪裡具有解釋力、在哪裡須由國內政治、社會力量或領導者判斷補充;將各層排出來,本身尚未證成跨層因果過程。33

與攻勢及守勢研究的關係

V2 講義並列華爾茲原始結構理論、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與多位學者發展的守勢現實主義,明言這是為了比較共同前提後的因果分歧,並非三個互不相干的封閉學派。華爾茲的主要待解釋結果是體系反覆規律;攻勢研究特別推論大國追求相對權力與區域霸權的誘因;守勢研究則較重視軍事與互動條件何時讓安全追求演為軍備競賽、何時容許克制或合作。這份三派並列表是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Mearsheimer 2001 年書本批只核書目,Jervis 1978 年只讀摘要,不能把整張表稱為已核對原典共同分類。343536

Jervis 1978 年文章的摘要可直接支持:一國追求安全的政策可能降低他國安全,而防禦相對有利及攻守姿態可區分時,困境可能減弱。這提示「增加權力」的安全效果需經由他國反應與軍事條件判斷。Jervis 文章發表於華爾茲 1979 年專書之前,不能把這條研究路線寫成單向承襲該專書;Brooks 1997 年可見摘錄另以 Waltz 式新現實主義與「後古典現實主義」兩支比較,也不是 V2 三派表的原作。363738

批評、檢驗與適用範圍

第五堂筆記提出三組值得追問的限制:若國家制衡的是被感知的威脅,能力分配之外的因素如何進入解釋?若主權與權威形式本身改變,固定以國家為相似單位的結構定義能否說明歷史轉型?若要解釋冷戰何時及如何結束,單看兩極格局是否足夠?筆記在這裡轉述 Ruggie、Ashley、Wendt 等人的批評,但本批次未讀其原文,故暫將相關表述保留為筆記編者分析,不判定各人的確切原典論點。39

可直接核對的公開論辯較窄。Vasquez 1997 年文章的出版社摘要,以 Lakatos 的研究綱領標準檢討圍繞華爾茲均勢命題的後續「新傳統」研究;華爾茲同年回應的出版社摘要,則反對 Vasquez 的評價方式,並把解釋能力放在理論評價的核心。兩篇摘要表明「如何檢驗均勢理論」本身有爭議,但無法代替兩篇全文的證據評估,也不能把華爾茲 1997 年回應的措辭當作其 1979 年書中已直接寫出的句子。4041

結構現實主義的價值,在於以明確的體系層次概念提出可討論的共同限制及反覆趨勢;評價它時,應把體系性的預期、個別外交決策與重大制度變遷分開提出問題。第五堂筆記列出七項華爾茲理論檢驗要求,並以華特作修正示例;本稿未讀到 1979 年原書該段,故不重製「原著七點」清單。以上結論是對筆記與可見摘要的綜合,仍待原典全文核查。42

這次增量核讀《現實主義初版》結構章 DOCX 抽取段落 344–558,並視覺核對其圖 2;該 DOCX 目錄把本章列在印刷頁 27–48,但未實測每個段落對應的 Word 分頁,故不用目錄頁碼作精確定位。章內引用華爾茲 1979 年特定原著頁碼,以及 Wohlforth、Monteiro、Brooks/Wohlforth、Donnelly 等後續研究的論點,在本批只有講義轉述,未新讀各原文。此一增量因此加強講義間交叉核對,不把 evidence_status 升為原典已核對。43

校讀文獻與核對進度

  • 筆記編者(編)。(年代待查)。《授課教師國際關係筆記_第五堂_第八版拷貝》[未出版課堂筆記 DOCX;授課教師授課;本稿以抽取段落定位]。
  • 筆記編者(編)。(年代待查)。《授課教師國際關係_第三次大辯論_V2拷貝》[未出版課堂講義 PDF;授課教師授課;本稿以 PDF 頁序定位]。
  • 筆記編者(編)。(年代待查)。《國際關係理論筆記_現實主義_初版拷貝》[依授課教師授課筆記編製之未出版 DOCX;本稿以抽取段落定位]。
  • Brooks, S. G. (1997).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3), 445–477. https://doi.org/10.1162/002081897550429
  • Christensen, T. J., & Snyder, J.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137–168.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35232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https://doi.org/10.2307/2009958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Singer, J. 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Special Issue 1), 77–92. https://doi.org/10.2307/2009557
  • Vasquez, J.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899–912. https://doi.org/10.2307/2952172
  • Walt, S.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3–43. https://doi.org/10.2307/2538540
  • Walt, S.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本稿實際核對 2013 年電子版出版社書頁;未核對 1987 年初版正文與頁碼。]
  • Walt, S. M. (1988).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2), 275–316.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32823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 Waltz, K.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13–917. https://doi.org/10.2307/2952173

審查重點

  • 取得 1979 年《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合法正文後,核對定律與理論、Kaplan 批評、結構三要素、均勢推論及七項檢驗要求的原文與版次頁碼。
  • 取得 Singer 1961 年全文,確認體系/國家兩層的確切討論,並決定是否保留筆記編者五層教學表於主條目。
  • 取得 Walt 1985、1987、1988 年各版本全文,檢查威脅四因素的表述差異、個案證據與對 Waltz 命題的關係。
  • Ruggie、Ashley、Wendt 及冷戰終結的批評目前只見於第五堂筆記;若要作獨立學術論點,應分別補讀原文。
  • 對照《現實主義初版》圖 2 與正文時,保留「前兩項結構條件的相對固定有適用範圍」「均勢為可能的非意圖體系結果」及「箭頭為編者重構」三個警語。

原稿嵌入與採納

初版原章已嵌自正式〈現實主義〉的相同章節。原始材料實讀與原典核對狀態依頁尾腳註。

跨堂整合:體系解釋如何建立,又如何被修正

AI 擴充

第五堂從 Bull 與 Kaplan 的方法爭論出發,逐步說明 Waltz 為何區分規律與理論、還原論與體系論,並以簡化界定國際結構。初版把這套論證重組為問題意識、最低限度假定、結構三要素、競爭與社會化機制、內外制衡及適用界線。第三次大辯論筆記再將它與威脅平衡、守勢及攻勢現實主義並置,檢查一般的體系限制能否推出特定的國家行為。三份原稿應按「建構 → 運作 → 分化」閱讀,不能只把無政府狀態當成結論。44

理論對象:結構不是個別國家的全部行為

AI 擴充

初版把排列原則、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列為結構定義的三個問題,並說明自助、競爭、社會化與制衡如何連成理論推導。第五堂的完整筆記另花大量篇幅交代為何必須暫時排除部分國內特徵,才能辨認體系層次的限制。這是解釋對象與抽象方式的選擇,不等於否認國內政治、領導人或歷史細節存在;拿體系理論直接預測一場具體外交決策,需要另補中介條件。45

理論內部與外部的對話

AI 擴充

第五堂以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作前史,再轉入 Waltz 對結構的限定;這是筆記編者整理出的研究路徑,不能把兩位作者的差異自動記成一次當事人直接論戰。第三次大辯論筆記以 Walt 的威脅平衡與三種新現實主義的分歧作為後續問題:即使接受無政府狀態與生存壓力,國家仍可能因威脅判斷、攻守條件及他國反應而出現不同策略。這些段落會完整保留在下方,讀者可從各節回鏈查原稿位置。46

AI 擴充

第五堂還列 Ashley、Wendt、Ruggie 等對結構定義及國家單位前提的質疑;初版的跨理論工具章則問,當研究問題換成具體外交政策或跨層次因果過程時,是否應更換或結合理論。前者是筆記對不同作者批評的轉述,後者是筆記編者的研究設計示範。不能把初版的「湯匙、叉子與筷子」模型寫成 Waltz 原著主張,也不能在未讀 Ashley 全文的地方把筆記的比較升級為原典已核對的直接批評。47

證據邊界與原節保留

AI 擴充

以下依第五堂的理論建構、初版的分步推導、第三次大辯論的後續比較保留所有原節、圖表、引文及書目。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在本計畫現有來源中只核出版社書頁、目錄與短引,未通讀原著正文;條目中完整轉錄的長篇理論敘述仍按筆記編者筆記的實際性質標示,不能因出現 Waltz 年份與書名就改成「原典已核對」。48

原有條目與逐堂原節

原稿與來源界線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9

本頁完整轉入筆記編者編寫的第五堂筆記;授課教師為授課教師。原 DOCX 目錄與書目保留於來源,正文段落 67–563 逐段轉入,圖 1–6 取出原 DOCX 圖片、表 1–7 從 Word 原表逐格重打。外部作者的原典是否已讀,仍以來源登錄為準。

原稿封面圖(無編號,不計入正文圖 1–6)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壹、第二次大辯論之後:國際關係理論留下了什麼問題?

一、上週我們停在哪裡?Bull 與 Kaplan 的未竟爭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1

上週我們討論的第二次大辯論,並不是「歷史與數學只能選一個」的簡單對立。Bull(1966)擔心,研究者為了追求可檢驗性,把政治判斷、規範與歷史脈絡全數排除;Kaplan(1966)則追問,倘若政治知識始終依賴學者的個人智慧,別人究竟憑什麼檢查其主張?雙方各自指出對方可能付出的知識代價。

我們在上一週也曾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他嘗試用明確的模型與體系運作規則,將特定的權力競爭、集團關係與核威懾現象轉化成可比較的理論類型。但正因為模型需要抽象,研究者也必須說明被保留下來的因素,為何足以解釋國際政治結果。

二、Kaplan 的困境:雙重批評與理論難題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2

Kaplan 的困難在於,他一方面面對古典研究途徑的質問:六種體系是否過度簡化了歷史?另一方面,又面對後來 Waltz 的質疑:倘若體系模型混入行動者屬性、行為規則與互動過程,究竟還能否獨立說明「體系本身」的效果?後者不是反對科學化,而是要求模型更明確地區分解釋層次(Waltz, 1979, Chapter 3)。

三、從方法爭論走向理論建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3

這項困境將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張力,轉換成更具體的研究問題:一套理論若要解釋國際政治中的反覆規律,究竟需要哪些概念?如何證明整體具有無法完全由部分解釋的效果?理論又應該保留多少歷史細節,才能避免成為只對自己的假設成立的模型?

到了1970年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還面對權力與相互依賴、制度與合作等新問題。Keohane 與 Nye(1977)藉由複合相互依賴提醒我們,國際政治不能只被軍事安全壟斷;Waltz(1979)則從體系結構出發,嘗試解釋為何安全競爭即使跨越政體、領導者與時代仍反覆出現。這兩種理論探索後來成為新新辯論的背景,但不能說兩者是1966年論戰的直接續篇。

下一章先回到一個基礎問題:什麼叫體系性理論?Kaplan 與 Waltz 雖然都使用「體系」的概念,對體系如何成為因果解釋的理解卻並不相同。

貳、從 Kaplan 到 Waltz:為什麼需要體系性理論?

一、體系、單位與體系性解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4

體系(system)通常指相互作用的單位及其關係所構成的整體。但僅僅指出「很多國家彼此互動」,仍不足以形成一套體系性理論(systemic theory)。一套理論必須清楚指出:究竟是哪一項體系層次的條件,透過什麼機制,造成了哪些單靠單位特徵不足以解釋的結果。

想像某個班級只有前三名學生能拿獎學金。若只訪問學生,可能將激烈競爭歸因於個性、家庭期待或讀書習慣;但即使學生換了一批,只要獎學金制度維持,競爭壓力仍可能存在。這不是說學生性格無關緊要,而是說制度性的整體安排改變了不同選擇的誘因。

同樣地,體系性理論並非宣稱個別國家、領導人或歷史條件「不存在」,而是質疑:如果政治結果總是被解釋成每個國家內部特徵的加總,我們是否遺漏了國家共同所處的結構環境?在這個意義下,體系性解釋是一種理論解釋取向;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則是該取向中的一套具體理論。

二、Kaplan 如何研究國際體系?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5

上週提到 Kaplan(1957)透過權力平衡、鬆散兩極、緊密兩極、普遍、階層與單位否決六種類型,嘗試說明不同體系的運作規則、參與單位與穩定條件。其貢獻不只在於「列出六類」,而是希望將原本散見於外交史與戰略判斷中的概念,轉化為可以明確比較和推論的模型。

然而,體系類型的分類究竟基於哪些共同標準?盟友間的緊密程度究竟屬於體系結構,還是國家間的互動結果?如果我們先用「盟友關係緊密」定義某種體系,再以該類型推論「盟友關係緊密」,就可能在定義與解釋間形成循環。這正是 Waltz 希望改善的地方(Waltz, 1979, Chapter 3)。

三、Waltz 對早期體系途徑的批評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6

Waltz(1979)在第三章檢討 Rosecrance、Hoffmann 與 Kaplan 等學者的體系途徑,認為許多研究雖然採取了整體視角,卻未充分將單位屬性、單位間互動與體系結構加以區分。他所要求的不是對每一場外交事件建立更繁複的分類,而是需辨認在行動者不必共同協調的情況下,體系本身如何產生相似的行為限制。

這裡必須注意:Kaplan 並不是「研究體系所以錯了」,Waltz 也不是「第一個提出體系理論」的人。真正的分歧是理論結構如何被界定,以及其解釋效果是否能與國家本身的特徵區分開來。

四、體系性理論如何說明結構效果?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7

Waltz(1979, Chapter 4)提出,整體安排不一定需要一位中央設計者,也可能限制其中的成員。例如:市場中的廠商各自追求利益,卻受到競爭環境、效率壓力與模仿機制的影響;國家同樣可能在沒有共同最高權威的環境中,因生存風險而調整行為。Waltz 用競爭(competition)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說明結構可能產生的制約效果。

因此,Waltz 對體系性理論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為三項:第一,分析上區分結構與單位;第二,辨認體系性限制如何產生;第三,提出能夠解釋跨越個別國家差異之反覆規律的命題。但到此為止,我們只是知道「需要什麼樣的理論」,還沒有說明 Waltz 究竟如何將複雜政治化為國際結構。

概念提醒:還原論與體系論是對解釋途徑的分類,而非「簡單理論」與「複雜理論」的區別。下一章將先把兩者放在同一個分類維度比較,再介紹兩種途徑都需要的簡化方法,最後由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示範這些方法如何應用。

參、Waltz 的理論選擇:還原論、體系論與簡化

一、規律不等於理論:Waltz 究竟想解釋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8

Waltz 首先區分了兩個經常被混為一談的概念:定律/規律(law)與理論(theory)。

在 Waltz 的定義中,規律是對現象之間穩定關係的描述。例如,假設研究者蒐集大量歷史資料後發現,當某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快速增加時,周邊國家往往也會擴充軍備。這項觀察可能構成一種經驗規律,告訴我們 A 與 B 經常一起發生,但它還沒有解釋:為什麼 A 發生時,B 也會跟著出現?

這就是 Waltz 認為規律與理論之間最重要的差別。他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一章提出:

“Theories explain laws.”

「理論用來解釋規律。」

(Waltz, 1979, p. 6)

換句話說,規律告訴我們世界反覆發生了什麼,理論則試圖解釋這些事情為什麼反覆發生。一套理論不能只是把大量相關性整理起來,而應該進一步提出概念與推論,說明現象背後究竟存在什麼關係。

例如,假設我們觀察到歷史上許多國家反覆採取權力平衡策略,單純列出一百個案例,最多只能說明這種現象經常出現。但真正的理論還必須追問:為什麼國家會採取權力平衡?是因為政治領袖天生喜歡權力競爭?因為某些國家的制度與文化特別重視軍事安全?還是即使領導人、國家制度與歷史背景都不同,只要被放進某種特定的國際環境,國家就會受到相似的壓力?

對 Waltz 而言,第三種提問尤其重要。因為如果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領導人反覆產生相似結果,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可能不只存在於國家內部,也可能存在於國家所處的體系之中。

因此,Waltz 並不滿足於整理歷史上的權力平衡案例。他想建立的是一套能夠解釋權力平衡為什麼反覆出現的理論。

二、資料不會自己長出理論:對歸納主義的批評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9

如果理論的工作是解釋規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建立理論?

一種看似直觀的答案,是透過歸納法(induction)。研究者先蒐集大量資料,從不同案例中找出共同點,再把這些共同點整理成一般性的理論命題。按照這種思路,只要資料蒐集得夠完整、分析得夠精確,最後似乎就能從經驗中得到真理。

但 Waltz 對這種想法相當懷疑。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引用人類學家 Claude Lévi-Strauss 的概念,將這種以為累積愈來愈多資料就能自動獲得理論解釋的想像,稱為歸納主義幻覺(inductivist illusion)(Waltz, 1979, p. 4)。

因為即使我們真的蒐集了一千場戰爭的資料,也不代表資料會自己告訴我們哪些因素最重要。究竟應該比較軍力、經濟、地理、領導人性格、政治制度,還是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在開始分析以前,研究者就已經必須做出選擇。而選擇哪些因素、如何定義概念,以及如何理解變項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理論工作的一部分。

這裡可以直接接回上週的認識論:證據不會自己說明它的意義,研究者必須透過概念與推理,才能判斷證據究竟支持什麼結論。

不過,Waltz 並不是因此反對歸納法,更不是認為經驗資料沒有用。他在原典中明確指出,歸納與演繹(deduction)對理論建構都不可或缺,但單憑兩者的機械操作,仍不會自動產生具有解釋力的理論;研究者還需要提出創造性的理論構想。資料可以協助發現規律、限制理論假設,也可以用來檢驗理論,但不能直接取代理論本身(Waltz, 1979, pp. 10–11)。

三、還原論與體系論:從哪裡尋找國際政治的解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0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料並不會自己長出理論。然而,即使研究者透過歷史觀察發現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權力競爭、安全困境與制衡行為,仍然必須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些規律究竟應該從哪裡尋找解釋?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二至第四章,將解釋途徑區分為還原論(reductionist theory)與體系論(systemic theory)。如圖2所示,兩者試圖解釋的可以是同一個國際政治現象,但選擇的主要因果解釋來源不同:還原論從單位的特徵及其互動尋找原因,體系論則進一步考慮國際體系組織方式所產生的獨立影響。

圖2 還原論與體系論:同一研究問題下的兩種解釋途徑

註:本文製作之教學示意圖,依 Waltz(1979, Chapters 2–4)對還原論與體系論的區分整理。圖中「簡化、抽象與選擇因素」是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理論建構方法,並非體系論所專屬。

這兩種途徑並沒有必要事先判定誰比較正確,真正需要討論的是:面對不同研究問題,哪一種解釋途徑能提供更充分且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本節將先比較兩者的差異,再說明 Waltz 為什麼認為國際政治需要體系性理論,最後銜接下一節的問題: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透過簡化與抽象,將選定的解釋途徑建構成理論?

(一)同一分類維度:還原論與體系論有什麼差別?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1

還原論(reductionist theory,也譯為化約論)與體系論(systemic theory),在 Waltz 的分類中是同一個維度上的兩種解釋途徑。它們主要區別的不是理論保留多少變項,也不是研究者認為哪一個層次比較「高級」,而是:理論如何組織因果解釋,以及是否需要賦予體系層次獨立的解釋作用(Waltz, 1979, pp. 18–19, 60–61)。

還原論試圖從構成國際體系的單位出發,藉由分析個人、國家等單位的屬性及其行為與互動,說明國際政治的結果。例如,把戰爭歸因於領導人的侵略野心、國內制度、民族主義或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就是從單位層次尋找主要解釋;即使蒐集了許多國家的資料、分析了複雜的互動過程,也不會因此自動變成體系論。

體系論則指出,整體的組織方式可能對單位形成獨立的限制與誘因,因此不能預先假定整體結果一定能由單位特徵充分推出。研究者除了分析國家本身,還必須問:國家共同處於怎樣的國際環境?這種安排如何改變其行為選項,進而產生特定的集體結果?這是 Waltz 主張體系性解釋的理由,而不是說個人或國家層次的解釋全部沒有價值。

(二)用同一個問題比較:為什麼國家反覆出現軍備競爭?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2

不妨想像兩個鄰國都持續增加軍事支出。採取還原論途徑的研究者,可能分析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偏好、國內軍方與產業利益、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政策制定程序;如果這些因素能說明某一次擴軍決策,這就是有價值的解釋。

但 Waltz 會進一步追問:如果更換領導人、改變政體,甚至換成不同歷史時代的國家,軍備競爭為何仍可能反覆出現?體系論將注意力轉向無政府狀態與國家間的相對能力。在缺少可以保證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政府時,即使甲國只是為了防禦而擴軍,乙國也可能把甲國的軍力成長視為威脅,因而增加自己的軍備。雙方未必都想侵略,卻仍可能在相互防備中陷入競爭。

這兩種解釋沒有必要事先分出絕對勝負。還原論可能更適合回答「甲國政府為何在今年通過這項軍事預算」;體系論則可能更適合回答「不同國家為何長期反覆面臨相似的安全競爭」。研究問題不同,需要的解釋也就不同。體系條件並不保證每個國家都以相同速度擴軍;它提供的是普遍的壓力與誘因,具體決策仍可能受到單位層次因素影響。

(三)Waltz 為何選擇體系論:整體不能只看各部分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3

Waltz 在第三、第四章主張,如果單位的屬性與互動已經足以解釋某項結果,那麼單位層次的研究便可能足夠;但如果體系的安排也影響了結果,就不能只靠研究各個部分。他反對的是未經檢驗便假定所有國際政治結果都可以從國家特徵及其互動得到充分解釋,而不是反對使用國家層次資料,或主張還原論解釋一概錯誤(Waltz, 1979, Chapters 2–4)。

試想同樣一批學生被放進兩種制度:一種所有人達標就能領獎,另一種只有前三名能拿到獎學金。學生性格可能完全不變,但因為制度安排不同,競爭誘因就可能不同。同樣地,知道個別國家的能力、制度與意圖,仍未必等於知道它們在整個國際體系中如何被安排。

因此,Waltz 進一步在第五章把國際體系區分為結構(structure)與彼此互動的單位(interacting units)。他不把國家內部特徵、某次外交談判或特定同盟關係直接當成結構,而是用排列原則、單位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界定結構。例如,美蘇之間的談判與軍備競賽是具體互動;冷戰國際政治由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主導的能力分配,才是他所強調的結構特徵(Waltz, 1979, pp. 79–82, 88–99)。本筆記下一章將更完整介紹三項要素。

(四)兩種解釋途徑都必須回答:理論究竟保留哪些因素?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4

至此,兩種理論途徑的分野已經清楚:還原論與體系論,是在同一個分類維度上比較「原因如何被組織與解釋」;簡化(simplification)則是在討論「研究者如何從複雜現實中建構理論」。一套以領導人認知為核心的還原論,可以只保留少數因素,也可以納入複雜的國內政治;一套體系理論同樣可以高度簡約,也可以使用較多體系性概念。研究層次的選擇,並不自動決定理論有多簡單。

因此,Waltz 不是因為「把所有現實都刪成結構」而變成體系論者;他是先主張有必要辨認獨立的體系性效果,再透過簡化與抽象,建立可供分析的結構概念。至於 Ashley(1984)與 Wendt(1987)後來質疑這種結構概念是否仍有另一種本體論上的化約問題,將留待第伍章討論。

接下來,既然還原論與體系論都必須把複雜世界轉換成可推論的概念,我們就能進入另一個問題:理論究竟要怎麼簡化現實,才能保留足夠的解釋力?

四、簡化:建立理論時使用的方法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5

前一節比較的是兩種解釋途徑:研究者究竟主要從個別單位,還是從體系的組織方式尋找原因?接下來討論的是另一個維度:無論選擇還原論或體系論,研究者都必須透過什麼方法,把複雜現實建構成能夠提出解釋的理論?對 Waltz 而言,關鍵方法就是簡化(simplification)。

他在 1997 年的〈Evaluating Theories〉中,用一句話重新概括自己的方法論立場:

“Reality is complex; theory is simple.”

「現實是複雜的;理論是簡單的。」

(Waltz, 1997, p. 913)

這句話其實可以直接和我們上週討論的第二次大辯論形成對話。Bull 所代表的古典途徑擔心的是:如果研究者為了建立科學理論,不斷把難以測量的歷史脈絡、政治判斷與規範問題排除在外,最後得到的模型,是否還能真正解釋國際政治?

Waltz 的回答則可以概括成:理論本來就不應該完整複製現實。

因為一套企圖包含所有歷史細節、政治制度、領導人性格、外交互動與社會文化的理論,最後很可能變成一份極其詳盡的世界描述,卻無法告訴我們哪些因素具有一般性的解釋能力。理論的功能,正是有意識地刪除部分現實,藉此凸顯少數重要因素之間的關係。

因此,對 Waltz 而言,簡化並不是理論不夠完整的證據,反而是理論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但這也使我們必須追問:如果理論必然需要簡化,那麼究竟可以簡化到什麼程度?哪些因素可以刪除,哪些因素又必須保留?

(一)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6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一章第 10 頁,提出四種主要的理論簡化方式:分離(isolation)、抽象(abstraction)、歸併(aggregation)與理想化(idealization)。這四者並不是每套理論都必須嚴格依序完成的固定流程,而是研究者可以運用的不同簡化策略(Waltz, 1979, pp. 10–11)。

表1 Waltz 的四種理論簡化方式

簡化方式核心概念國際關係中的例子
分離(Isolation)集中研究少數因素,暫時把其他條件視為不變研究能力分配的影響時,暫時不處理領導人的個別性格
抽象(Abstraction)忽略部分差異,保留研究需要的共同特徵把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抽象為國際體系中的單位
歸併(Aggregation)依照理論目的,把不同因素整理成較高層次概念將人口、經濟、軍事等因素納入國家能力的分析
理想化(Idealization)假定某些條件達到純粹狀態,以便進行理論推論建立高度抽象的無政府體系,分析國家的行為壓力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Waltz(1979, p. 10);右欄國際關係例子為本文所舉。四種方式並非固定步驟。

(二)森林與樹木的比喻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7

如果要用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說明 Waltz 的理論簡化,不妨想像研究者面前有一整座森林。然而,我們今天的研究目的並不是要完整重現整座森林,而是想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回答一個看似再基本不過的問題:究竟什麼構成一棵樹?

圖3 以森林與樹木的比喻理解 Waltz 的四種簡化方式

註:本文製作之教學類比圖,不代表四種方式在原典中具有固定先後順序。

首先,我們透過分離(isolation),從整座森林中選出一棵樹,暫時把周圍的土壤、氣候與其他樹木視為固定條件;接著透過抽象(abstraction),忽略樹木的顏色、品種、大小與外觀差異,把注意力集中在樹木共同的重要特徵;再透過歸併(aggregation),將成千上萬片葉子、錯綜複雜的枝條與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根部,整理成「葉片、枝幹、根系」三個主要部分;最後進行理想化(idealization),把它們畫成一個高度簡化的模型:上面是葉子,中間是枝幹,下面是根系。至此,一棵原本極其複雜的自然生命,就被轉換成了一個任何人都能理解的簡單圖像。

有葉子、有枝幹、有根系——很好,這看起來就是一棵樹。

當然,這時候一定會有人提出質疑:針葉樹的葉子明明長得像針,落葉樹到了冬天甚至連葉子都沒有,有些樹木的根系與枝幹形態也與模型截然不同。既然現實中的樹木千奇百怪,這張圖怎麼能宣稱自己代表了「樹」?批評者也可能指出,這種圖像過度去脈絡化,未必適合解釋具體現象。

但問題恰恰就在這裡。一套理論或模型是否具有價值,不能只看它有沒有完整保留現實的所有細節,而必須先問:它究竟想回答什麼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希望透過簡單的圖像,說明一般樹木的基本構造,那麼這個模型即使沒有畫出每一種樹的特殊形態,仍然可能達成目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希望用同一個模型解釋所有樹木的生長速度、落葉時間與環境適應能力,那麼光是畫出葉片、枝幹與根系,就顯然不夠了。

教學重點:理論不可能包山包海。研究者必須先界定希望解釋的現象,再判斷簡化後的概念是否足以支持該範圍內的解釋;「簡潔」本身不等於「解釋完整」。

同樣地,Waltz 並不是不知道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而是認為,如果我們希望解釋國際體系本身如何影響國家行為,就必須先把部分國家層次的特徵與具體互動暫時抽離,才能辨識體系結構的作用。

(三)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8

這也帶出一個重要的研究哲學概念: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並不代表現實世界本身很簡單,而是研究者希望透過較少的概念與假設,解釋特定範圍內的重要現象。理論不需要解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但必須清楚界定自己能夠解釋什麼,以及保留下來的因素為什麼足以支持這項解釋。

然而,理論是不是刪掉愈多東西就愈好?當然不是。如果被刪除的因素恰好是造成研究結果的重要原因,那麼一套再怎麼簡潔、再怎麼漂亮的模型,也可能失去解釋力。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用最少的因素描述整個世界,而是用足以回答問題的合理假設,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五、小結:Waltz 的方法論主張與第二次大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69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把 Waltz 放回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

當時我們將整場論戰的核心張力概括為:現實的複雜性與知識的可檢驗性之間,究竟應該如何取得平衡?

傳統主義者擔心,為了追求可測量與可檢驗性,研究者可能把真正重要的歷史脈絡與政治判斷排除在外;科學取向則反過來提醒,如果理論永遠只能依靠研究者的個人洞見與歷史智慧,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判斷這些見解究竟是否可靠?

Waltz 的方法論,某種程度上正是在嘗試同時回應這兩個問題。

首先,他承認現實高度複雜,認為理論必須透過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才能找出真正具有解釋力的因素。這代表他並不追求完整複製現實,也不認為理論應該把所有事情都納入分析。

但另一方面,Waltz 同樣要求理論必須具有清楚的概念、合理的推導與可接受經驗檢驗的命題。這又說明,他並沒有因為世界複雜,就放棄讓理論接受檢查。

因此,可以把 Waltz 的方法論概括成:

為了解釋現實,我們必須簡化現實;但為了確定簡化之後仍然具有解釋力,我們又必須把理論拿回現實世界接受檢驗。

然而,這並不代表 Waltz 已經徹底解決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因為即使研究者已經承認理論必須簡化,也仍然需要回答:為什麼應該保留的是國際體系結構,而不是國內政治、歷史脈絡或行動者的主觀認知?這個選擇本身就需要理論上的說明,而不能只因為模型變得比較簡單,就認為簡化必然合理。

此外,Waltz 的方法論也並非沒有受到後來研究者的批評。例如 Adam R. C. Humphreys(2012)在〈Another Waltz? Methodological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指出,Waltz 在理論方法的宣示與實際應用之間,可能存在落差:他雖然主張嚴格的理論檢驗程序,但在分析經濟互賴與兩極、多極體系的具體問題時,未必完全依照自己提出的程序操作。

綜合前面的討論,我們應把兩件事分開:還原論與體系論,是同一分類維度上的兩種因果解釋途徑;簡化則是兩者都需要的理論建構方法。Waltz 選擇體系性解釋,並運用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建構結構概念,但這不表示簡化等於還原論,也不表示所有結果只能由結構解釋。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保留下來的因素是否足以回答特定問題,並能接受經驗檢驗(Waltz, 1979, 1997)。

肆、從簡化到結構:Waltz 如何界定國際政治結構?

一、Waltz 究竟從結構定義中排除了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0

如果體系性理論必須先把國際體系與國家本身區分開來,那麼接下來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應該留下什麼,又排除什麼,才能得到真正屬於「結構」的東西?

(一)首先:暫時排除國家的內部特徵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1

Waltz 認為,如果我們希望分析國際結構,就必須避免把國家內部的制度、領導人個性、文化、意識形態與政策偏好直接當成結構的一部分。否則,所謂的結構就只是把所有國家特徵重新加總,並沒有真正建立一個獨立的體系分析層次。

例如,美國是民主國家,蘇聯是共產國家,兩者在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上具有巨大差異。但如果 Waltz 現在想分析的是冷戰兩極結構,那麼他就必須先把這些差異暫時放到一旁,將兩者視為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國家單位,再去比較它們所處的位置。

不過,這並不表示 Waltz 認為國家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同。國家可以具有不同制度、不同偏好,以及差距極大的軍事與經濟能力;只是這些因素並非全部都被納入「結構」的定義。特別是能力的相對分配,仍然是 Waltz 最終保留下來的重要結構要素。

(二)其次:以國家為主要分析單位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2

在建構結構現實主義時,Waltz 進一步將分析重心放在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身上,而沒有將跨國公司、恐怖主義組織、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NGO)等非國家行為者納入結構分析的核心。

不過,這並不代表 Waltz 認為非國家行為者不重要,或否認它們能夠影響國際政治。事實上,他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五章便明確承認,跨國活動與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Waltz 認為,只要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仍然是決定國際政治基本格局的關鍵行動者,那麼以國家為核心建立的體系性理論,便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釋價值(Waltz, 1979, pp. 94–95)。

換言之,Waltz 並不是否認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而是基於研究目的,選擇將國家作為分析國際政治結構的主要單位。他希望透過這項簡化,暫時排除其他行為者所帶來的複雜性,以凸顯國家之間的相對能力分配如何影響國際政治。

然而,在此筆記編者也想提問:如果國際組織、跨國企業與其他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持續增加,甚至能夠獨立改變國家的政策選擇與國際互動模式,那麼一套以國家為核心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是否仍然足以解釋愈來愈複雜的國際政治?

這個問題,也正好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帶向後來新新辯論對國際制度、經濟互賴與跨國合作的討論。

(三)最後:以大國能力分配為結構分析的重心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3

第三層則是把解釋重心集中到主要大國,尤其是超級強權。

Waltz 認為,國際體系結構的重要變化,主要來自體系內部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的改變。因此,在分析國際體系是兩極還是多極時,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世界上一共有多少國家,而是其中有多少個具有足夠能力、能夠成為主要力量中心的大國(Waltz, 1979, pp. 97–99)。

例如冷戰時期,即使國際體系裡存在許多中小型國家,Waltz 仍然可以將整個體系理解成以美國與蘇聯為核心的兩極結構。

但這裡同樣不能直接理解成中小國家毫無影響力。中小國家當然可能發動衝突、影響地區安全,甚至牽動大國的外交決策。只是對 Waltz 而言,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解釋國際體系的整體結構,那麼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要仍是大國之間的能力分配。

此外,Waltz 對結構的抽象還有一項重要要求:除了國家的內部特徵之外,國家之間具體的外交往來、友好或敵對感情、同盟組合與日常互動,也不能直接等同於結構本身。他關心的是國家如何被排列於體系中,而不是把每一次具體互動都寫進結構定義。

也因此,我們不能把這些簡化理解成 Waltz 宣稱其他因素不存在,而應該理解成:他為了隔離出體系層次的解釋效果,有意識地把其他因素排除在結構的定義之外。

不過,這也留下了結構現實主義最值得檢驗的問題:如果一場國際危機的關鍵原因,恰好是領導人的認知、國內政治、制度規範或中小國家的策略選擇,那麼只關注體系結構,是否就可能遺漏真正具有解釋力的因素?

二、四種簡化方式如何對照 Waltz 的結構建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4

前章介紹了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一章所提出的四種理論簡化方式:分離(isolation)、抽象(abstraction)、歸併(aggregation)與理想化(idealization)(Waltz, 1979, p. 10)。

然而,理解這四個概念的定義,並不代表我們已經知道它們如何被運用於實際的理論建構。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 Waltz 試圖建立一套國際政治的體系理論時,這四種方法分別能幫助他完成什麼工作?又如何使研究者從複雜的國際現象中,辨認出具有獨立分析意義的結構?

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 Waltz 並不是單純將國際政治中的某些因素刪除,再把剩下的內容稱為「結構」。他的理論工作還涉及分析層次的區分、概念的選擇、單位的分類,以及如何利用有限的理論假定,建立能夠進一步推導政治結果的分析架構。

因此,本節嘗試以第一章的四種簡化方法,重新理解第五章〈Political Structures〉中的理論選擇。

表2 以四種簡化方式理解 Waltz 的結構建構(本文分析性重構)

簡化方式在結構建構中的分析作用必須注意的界線
分離 Isolation將結構效果與國家屬性、行為及互動過程區分,以利辨認體系層次的影響分離不代表其他因素沒有因果作用,也不等於已經在實證研究中控制其他變項
抽象 Abstraction忽略部分具體差異,將分析重心轉向單位的排列方式與相對位置Waltz 在第五章明確使用抽象;被排除的因素仍可能對特定結果具有解釋力
歸併 Aggregation依理論目的建立可比較的單位類別,並整理各國能力資訊,以辨認體系中的相對分配模式單位能力的加總不等於結構,能力分配也不是外交互動的總和
理想化 Idealization借用理想市場模型與簡化假定,分析未經中央設計卻能形成的體系秩序及其限制無政府狀態的概念定義本身不等於理想化,理論假定也不必然完全符合現實

註:本表為本文的分析性重構,用以對照 Waltz(1979)第一章的四種簡化方式與第五章的結構建構;並非 Waltz 原典所列之對照表。

(一)分離:如何辨認國際結構本身的作用?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5

Waltz 在第一章對分離的說明,重點並不是把某些因素永久排除,而是研究者為了考察少數因素的作用,暫時將其他條件視為不變(Waltz, 1979, p. 10)。

這項方法可以協助我們理解 Waltz 為什麼如此重視國際體系與國家層次的區別。

假設研究者希望解釋,為什麼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與領導人,仍然可能面臨相似的國際競爭壓力。

如果每次觀察到國家競爭,就立刻從領導人的性格、國內利益團體或外交事件尋找解釋,雖然可能說明某一次具體決策,卻未必能回答:當這些個別條件有所改變時,是否仍然存在某種持續影響國家行為的共同環境?

因此,研究者可以嘗試在理論上暫時控制某些單位層次的差異,集中分析國際體系的組織方式是否形成具有一般性的限制。

例如,假設兩個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其主要強權具有不同的國內政治制度與領導風格,但都呈現高度集中的力量分布。如果研究者希望比較這兩個體系是否產生相似的競爭模式,就必須在分析上區分國家內部條件與體系結構的可能作用。

反過來說,如果某些國家的內部制度與領導人沒有明顯改變,卻因為外部主要力量的重新分布,而開始面臨不同的安全選擇,那麼研究者便有理由進一步考察結構變化是否構成其中一項解釋。

這正是分離能夠提供的分析價值:透過暫時限定其他條件,讓研究者得以提出關於結構獨立作用的問題。

不過,必須區分「理論上的分離」與「經驗上的控制」。

研究者即使在概念上將結構與單位因素區分,也不代表真實世界中的這些因素已經保持不變,更不能因此直接證明某項政治結果就是結構造成的。後續仍然需要透過案例比較、歷史分析或其他研究設計,判斷不同因素的實際作用。

此外,Waltz 在第五章第79至82頁明確將結構與單位屬性、行為及互動區分的操作,主要是以抽象(abstraction)來說明,而非直接稱為分離。

因此,本文將這項理論選擇與分離連結,重點在於凸顯其背後的分析邏輯:當研究者希望辨認某個層次的獨立作用時,便不能在一開始就把所有可能原因混合成同一個概念。

換言之,分離的意義不是證明結構比其他因素重要,而是使「結構究竟能夠獨立解釋什麼」成為一個可以被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二)抽象:如何從具體互動轉向結構性關係?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6

相較於分離,抽象與 Waltz 第五章的理論工作具有更加直接的關係。

依照 Waltz(1979, p. 10)的定義,抽象是研究者為了集中分析某些現象,而刻意捨棄其他部分。它的目的並非否定被排除因素的存在,而是從複雜現實中保留符合研究目的的特徵。

第五章最重要的抽象操作,就是將國際體系的結構,與構成體系的單位及其具體互動區分開來。

在一般的國際政治研究中,我們可能同時觀察國家的能力、外交政策、同盟關係、國際制度及其他互動現象。但 Waltz 認為,如果這些因素都被直接納入結構定義,那麼結構就無法與國家的行為及其結果區別,也就難以形成具有獨立意義的體系層次概念。

因此,他在第五章提出一項關鍵的概念選擇:結構的定義應著重於單位如何被安排,以及它們在整體中所處的相對位置,而不是將單位之間實際發生的互動直接當成結構(Waltz, 1979, pp. 79–82)。

這裡可以用一個假設情境理解。

假設某個國際體系原本存在三個主要強權,彼此之間長期競爭。某一天,其中兩國簽署了軍事合作協定,第三國則決定增加軍事支出。

這些事件顯然改變了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但它們是否代表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已經改變?

按照 Waltz 的結構定義,答案並不必然如此。

如果三個主要強權的相對能力並沒有出現足以改變體系基本力量分布的變化,那麼外交合作與軍事政策即使發生調整,也不能直接等同於結構改變。

反過來說,即使各國之間沒有發生戲劇性的外交事件,只要主要強權的相對能力發生根本變化,整個體系仍然可能出現結構性的轉變。

這個例子顯示,互動關係與結構關係雖然彼此相關,卻不是同一個概念。

Waltz 透過抽象,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從「國家之間正在發生什麼」,轉向「國家在整個體系中如何被安排」。

這並不表示外交互動不重要,而是不同研究問題需要不同的概念。若研究者希望解釋某項同盟協定如何形成,便可能需要詳細分析外交談判;但若希望比較不同時代的國際體系,就必須先建立一套不會隨每次外交事件而任意改變的結構定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抽象是 Waltz 建構結構現實主義最核心的方法論選擇。

它讓結構不再只是對國際政治整體環境的籠統稱呼,而成為一個可以與單位屬性、國家行為及互動過程區分的分析概念。

至於 Waltz 最後依據哪些標準正式定義結構,將留待下一節詳細討論。

(三)歸併:如何從不同單位建立體系層次的比較?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7

完成結構與單位互動的區分後,還有另一個問題需要處理:如果構成國際體系的國家彼此差異巨大,我們如何將它們納入同一套理論架構,並進一步比較不同體系?

這個問題可以從歸併(aggregation)的角度加以理解。

按照 Waltz 第一章的說明,歸併是研究者根據理論目的所設定的判準,將不同要素整理成具有共同意義的類別(Waltz, 1979, p. 10)。

它與抽象有密切關係,但關注的重點不同:抽象著重於哪些差異可以暫時忽略;歸併則進一步追問,研究者應按照什麼共同標準,將不同對象組織成可以比較的類別?

在 Waltz 的結構建構中,這項思考可以從兩個層次理解。

首先,是建立能夠共同分析的國家單位類別。

現實中的國家雖然存在制度、文化、規模與能力上的差異,但如果研究者希望建立一套一般性的國際政治理論,就不能讓每個國家都成為無法比較的獨特個案。

因此,Waltz 在第五章第95至97頁強調,國家可以在功能上被理解為相似的單位,即使它們完成這些功能的能力並不相同。

這項選擇可以用歸併來重新理解:研究者依照共同的功能特徵,將具有許多差異的國家納入同一個理論類別,使它們得以在共同的分析標準下比較。

不過,這裡仍然要注意,功能相似首先是 Waltz 對國際體系中單位性質的理論判斷,而不是單純為了整理資料所採取的分類技巧。

其次,是利用不同國家的能力資訊,辨認整個體系中的相對分配模式。

如果研究者只是分別列出各國的人口、經濟規模與軍事能力,那麼得到的仍然是關於個別國家的資訊。

這些資訊本身不會自動告訴我們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

只有當研究者依據一致的判準進行比較,判斷能力如何分布在不同國家之間,才有可能進一步辨認整體體系的力量格局。

這正涉及 Waltz 在第五章第98頁提出的一項重要區別:國家的能力屬於單位屬性,但能力在整個體系中的分配,則屬於體系屬性。

例如,假設我們知道某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能力在十年間成長了兩倍,這仍然不足以判斷國際結構是否發生變化。

如果其他主要強權在同一期間也獲得相近程度的成長,原有的相對能力分布可能沒有根本改變;但如果只有其中一個國家快速成長,並逐漸取得其他強權難以匹敵的優勢,那麼整個體系的力量分布就可能發生變化。

這說明,研究者不能只考察個別能力的絕對數值,而必須進一步分析它們之間的相對關係。

更精確地說,歸併可以協助研究者整理單位類別與能力資訊;然而,真正使這些資訊具有結構意義的,不是資料的加總,而是它們所呈現的相對分配關係。

因此,本文將歸併與 Waltz 的能力分配概念連結,主要是為了說明:理論研究不能停留在蒐集不同單位的個別屬性,而必須根據研究目的,進一步組織資訊,辨認整體中具有一般意義的模式。

這也再次提醒我們,將單位資訊整理成較高層次的分類,並不必然等於建立了體系理論。研究者仍然必須說明,這些分類與相對關係為何具有獨立的理論意義。

(四)理想化:為什麼不完全符合現實的假定仍有理論價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8

最後,即使研究者已經能夠區分結構與單位,並建立可比較的單位類別與能力分配概念,仍然不能直接認為理論建構已經完成。

因為能夠清楚分類現象,不代表已經解釋現象。

這裡便可以進一步討論理想化(idealization)的作用。

在第一章第10頁,Waltz 將理想化理解為:研究者在建構理論時,彷彿某種完美狀態或極限條件已經成立,即使現實世界未必能夠完全達到這些條件。

理想化與抽象雖然經常同時出現,但不能直接視為同一件事。

抽象主要是選擇保留哪些現實特徵;理想化則可能進一步將某些條件設定為更純粹的狀態,使研究者能夠在明確的理論假定下進行推論。

若回到 Waltz 第五章,最適合用來理解理想化的例子,便是他對微觀經濟學及市場模型的討論。

Waltz 在第89至91頁借用經濟學說明,一個由許多單位構成的體系,即使沒有中央設計者,也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徵的組織秩序。

在市場中,不同企業各自做出生產、定價與投資決策,並不代表它們共同決定了市場的整體安排。相反,市場中的競爭關係可能在眾多企業的個別行動之間逐漸形成,並反過來限制企業的選擇。

為了分析這種現象,經濟學模型經常使用某些簡化假定,例如將企業視為具有明確目標的行動者,或暫時設定特定的市場競爭條件。

但現實企業的行為顯然更加複雜。不同企業可能受到管理者偏好、組織文化、政治關係與其他條件影響,並不會完全符合模型的假定。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學模型沒有價值?

Waltz 的討論提醒我們:理論假定的價值,不必完全取決於它是否逐一重現現實中的每個細節,而在於研究者能否利用這些假定,推導出具有解釋意義的結果。

這項思考對理解國際政治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國際政治與市場當然不是相同的體系,但兩者都提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當眾多行動者各自追求目標,而沒有一個中央權威負責統一安排時,整體是否仍然可能形成具有一定規律的秩序?

Waltz 借用市場理論,正是為了說明,結構不一定來自某個行動者的刻意設計,也可能形成於不同單位的相互作用之中。

這使研究者得以進一步思考:如果暫時將某些行動者的複雜差異置於背景,並在明確的理論條件下分析它們共同面對的環境,是否就能辨認某些反覆出現的結構性限制?

不過,這裡必須謹慎區分兩項概念。

第一,Waltz 對國際政治結構的定義,不應全部被直接稱為理想化。

例如,無政府狀態是他用來區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組織方式的概念,並不能只因為這項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就直接將其等同於第一章所定義的 idealization。

第二,第五章主要提供的是結構概念與市場類比,並未完成所有關於國家行為與權力平衡的理論推導。

直到第六章,Waltz 才進一步設定國家追求生存等理論假定,並在這些條件下建立權力平衡理論(Waltz, 1979, pp. 117–121)。

因此,若要嚴格區分原典與本文的分析性重構,我們應該說:第五章借用微觀經濟學的理想化模型,提供了理解結構性秩序的重要方法論啟發;而這種建構方式如何進一步形成國際政治的因果解釋,則需要結合後續章節的理論推導才能完整理解。

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想化不是宣稱現實世界真的如此簡單,而是允許研究者在明確且有限的假定下,分析某些條件可能產生什麼結果。

至於這些結果是否真的會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便不能只依靠模型本身的邏輯,而必須回到經驗世界加以評估。

(五)四種方法的共同意義:從複雜現實走向可分析的結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79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重新理解 Waltz 在第五章的理論建構工作。

分離使研究者得以將結構效果與單位層次的影響區分開來,避免在尚未釐清分析對象之前,便將所有可能原因混合在一起。

抽象則進一步將研究焦點從具體的外交互動,轉向單位的排列方式與相對位置,從而形成可以獨立定義的結構概念。

歸併協助研究者按照共同判準理解不同國家,並整理其能力資訊,使整個體系的相對分配模式得以被辨認。

理想化則透過特定理論假定與市場模型的啟發,讓研究者能夠思考:即使沒有中央設計者,整體秩序是否仍可能形成,並對其中的單位產生限制?

這四種方法並不是互相排斥的獨立步驟。例如,將不同國家理解為功能相似的單位,同時涉及抽象與歸併;將結構與互動區分,也同時包含抽象與分離。至於理想化,則經常建立在抽象與其他理論選擇的基礎之上。

因此,我們不能把四種簡化方式理解成 Waltz 依序執行的研究流程,而應該將它們視為重新分析他如何選擇、界定與組織理論概念的工具。

但這裡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區別:完成理論的簡化,不等於完成理論的解釋。

即使研究者已經建立清楚的結構概念,也仍然需要進一步回答:這些結構條件如何影響行動者?透過什麼機制形成限制?又能夠解釋哪些反覆出現的政治結果?

換句話說,理論簡化首先處理的是「我們應該如何建構分析對象」,而因果推導與經驗檢驗則必須進一步回答「這些分析對象為什麼能夠解釋現實」。

這也是理解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時,不能忽略的區別。

Waltz 的理論創新不只是刪除了多少現實,而是透過有意識的簡化,建立一個不同於國家屬性與具體互動的結構分析層次。

至此,我們已經知道,可以如何從方法論角度理解 Waltz 的結構建構。接下來便能進一步回答:經過這些理論選擇之後,Waltz 究竟保留了哪些要素,並以什麼標準正式定義國際政治結構?

這就是下一節將介紹的三項結構要素:排列原則、單位的功能分化,以及能力分配。

三、國際政治結構的三項要素

(一)什麼叫結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0

要理解 Waltz 所說的結構,可以先想像一場籃球比賽。同樣是十名球員,如果把他們分成兩隊、安排不同位置,並設定特定的競賽規則,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戰術與比賽結果。球員的個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他們的行為同樣會受到比賽規則、隊伍安排與其他球員位置的限制。

Waltz 對國際政治的理解也有類似之處。國家當然會依照自身利益採取行動,但它們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處於一個具有特定組織方式的體系中。結構不是國家本身具有什麼特質,而是這些國家在體系中如何被安排,以及彼此處於什麼樣的相對位置。

因此,Waltz 在《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五章〈Political Structures〉中,將政治結構的定義區分成三項要素: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units),以及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Waltz, 1979, pp. 88–99)。

圖4 體系結構三要素

(二)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世界究竟有沒有老大?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1

第一項要素處理的是:體系中的各個單位,究竟按照什麼原則被組織起來?

Waltz 首先比較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通常具有階層性(hierarchy),政府擁有正式的統治權威,並能透過法律、行政與司法制度要求人民服從。雖然現實中的國家權力未必能夠完全貫徹,但至少在制度上,政府與人民之間存在上下從屬關係。

國際政治卻不同。國際社會沒有一個可以像國內政府那樣,對所有主權國家行使最高統治權的世界政府。各國在法律形式上具有主權地位,沒有任何國家天生擁有命令其他國家的正當權威。

這就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際體系缺少一個位於所有國家之上的中央統治權威。

這個排列原則也是 Waltz 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第一個重要常數。只要國際體系仍然沒有中央政府,國家就持續受到無政府環境的限制。

(三)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國家雖然不同,卻必須做相似的事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2

第二項要素處理的是:構成體系的各個單位,彼此是否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工?

在國內政治中,政府部門通常具有不同的制度職責,例如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政策、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律、司法機關負責審判。這些單位各自具有不同功能,透過分工共同維持政治體系運作。

但是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並沒有這樣明確的功能分工。美國不能要求日本只負責經濟發展,自己專門負責軍事防衛;中國也不能要求其他國家放棄制定法律、徵稅或維持國內秩序的功能。每一個主權國家原則上都必須自行處理國防、外交、財政與治理等基本任務。

因此,Waltz 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是功能上相似的單位(like units)。它們最大的差異,不在於各自必須完成完全不同的任務,而在於完成這些任務的能力存在巨大差距(Waltz, 1979, pp. 93–97)。

例如,美國與台灣都需要維護國家安全,也都需要發展經濟與進行外交,但兩者能夠動員的資源與施加的國際影響力顯然不同。

這裡可以看到 Waltz 理論簡化的成果:國家雖然在歷史、文化與政治制度上千差萬別,但在國際體系的分析中,可以先被理解成必須完成相似基本任務、卻具有不同能力的行為者。

這並不是宣稱所有國家真的毫無差異,而是為了建立一套體系理論,暫時把不屬於結構定義的差異排除。

(四)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真正造成結構差異的關鍵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3

如果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都是無政府,各國又都必須完成相似的基本任務,那麼為什麼不同時代的國際體系仍然會呈現不同樣貌?

Waltz 的答案就是第三項要素: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所謂能力,並不只是軍事武器的數量,也涉及人口、領土、資源、經濟實力、軍事力量與政治穩定程度等綜合條件。重要的不是某個國家單獨擁有多少能力,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相對能力如何分配。

這裡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區別:國家的能力屬於單位層次,但國家之間的能力分配,則屬於體系層次。美國的軍事預算是美國自身的屬性,但如果我們開始比較美國、中國、俄羅斯與其他大國的綜合實力,並分析這些力量如何分布在整個體系中,就進入了結構分析(Waltz, 1979, pp. 97–99)。

Waltz 特別重視國際體系中主要強權的數量,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極數(polarity)。依照主要力量中心的分布,可以把體系區分成單極、兩極與多極等型態。

表3 國際體系的三種極數型態

結構類型核心特徵歷史案例或說明
單極(Unipolarity)一個國家具有明顯超越其他國家的綜合能力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唯一超級強權的國際格局
兩極(Bipolarity)兩個主要強權構成體系的力量中心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體系
多極(Multipolarity)三個以上主要強權共同構成力量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大國體系,可作為歷史類比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極數概念參見 Waltz(1979, pp. 97–99)。右欄歷史案例為本文所舉之說明,冷戰後單極格局不屬 Waltz(1979)原書討論範圍。

Waltz 在建構體系理論時,也受到經濟學市場結構分析的啟發。我們可以用寡占市場的概念理解為什麼主要行為者的數量會影響彼此競爭的模式:當市場中的主要廠商從許多家縮減成兩家,或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強權從多個縮減成兩個時,行動者面對的競爭環境就可能改變。

小結:結構的定義不等於結構理論的解釋。本章透過 Waltz 的抽象策略,把國家的屬性、互動與結構概念區分開來;但我們還沒有回答: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家為什麼可能採取制衡策略,並在無意間形成國際權力平衡?下一章將進入《國際政治理論》第六章〈Anarchic Orders and Balances of Power〉,從結構定義走向具有因果機制的理論。

伍、Waltz 如何建立結構現實主義?從無政府到權力平衡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4

前一章我們已經知道 Waltz 如何界定國際結構: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的排列原則,國家是功能相似、能力卻不相等的單位,而強權之間的相對能力分配則是區分體系的重要依據。但如果理論只停留在「世界沒有政府」或「世界有兩個強國」,它仍然只是分類,還不足以解釋國際政治。真正讓結構現實主義成為一套理論的,是 Waltz 如何從這些結構條件,推導出國家受到的壓力,以及權力平衡為什麼會反覆出現。

一、從結構條件到國家行為:無政府、自助與生存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5

Waltz(1979, Chapters 5–6)首先設定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組織方式不同。國內政治具有相對明確的上下權威;國際政治則缺乏可以可靠地替所有主權國家保障安全的共同統治者。無政府(anarchy)不是世界天天發生戰爭,而是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最高政府。由此出發,國家必須考慮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如果其他國家突然使用武力,究竟誰能保障自己的生存?

正因為最終的安全保障無法完全委託他人,Waltz 將國際政治理解為自助體系(self-help system)。這裡的「自助」也不能誤解為每個國家都必須孤立行動;結盟、貿易與外交協議仍然可能是自助策略的一部分。它真正表達的是:國家無法確信其他行為者一定會替自己承擔生存風險,因此不能完全放棄自主維護安全的能力。

這也使 Waltz 與把權力欲望視為政治主要來源的古典現實主義有所不同。在結構現實主義中,國家的基本目標首先是生存(survival),權力則是協助國家維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而不是所有國家在所有情況下都必然追求最大權力。國家有時可能希望維持現狀,有時可能試圖改變現狀;但在缺乏共同保障者的環境中,不能忽視自身安全,是它們持續面臨的限制(Waltz, 1979, pp. 91–93, 116–118)。

二、權力平衡理論:為什麼沒有國家想維持均勢,均勢仍可能形成?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6

這裡才進入 Waltz 最重要的理論推導。他在第六章主張,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of-power theory)要解釋的,並不只是某位外交家為什麼決定聯盟,而是:當國家在無政府體系中各自追求生存時,為什麼整個體系反覆出現限制單一強權取得壓倒性優勢的政治結果?(Waltz, 1979, pp. 116–128)

為了建立這項推論,Waltz 使用兩項最低限度的理論假設:第一,國際政治存在無政府的排列原則;第二,體系中至少有一些行為者希望保有自身的生存。若存在一個能強制所有國家服從的政府,競爭的基本條件便會不同;若行為者普遍對自身生存毫不在意,則也不能期待形成相同的自助壓力(Waltz, 1979, pp. 118–121)。

想像三個國家 A、B、C,其中 A 的實力迅速增加。B 與 C 未必喜歡彼此,也未必一開始就有「維持世界均勢」的政治理想;但它們可能發現,如果放任 A 持續取得優勢,未來自身的安全與選擇空間將受到壓縮。因此,B、C 可能各自提高軍備,甚至暫時合作限制 A。結果是:追求自身安全的個別策略,可能在沒有中央設計者的情況下,共同產生權力平衡。

這也讓 Waltz 的體系論和還原論真正分開:國家層次的動機,不必等於體系層次的結果。就像市場中的商家未必以維持整個市場競爭為目標,個別國家也未必自覺地維護國際權力均勢;但它們在共同環境下的選擇與互動,仍可能形成超越個別意圖的體系性規律。

Waltz 並不要求所有國家永遠理性、永遠成功,更不假設所有國家都會不斷追求最大權力。能力不足、資訊不全或策略失誤的國家,可能面臨生存與競爭上的不利;即使有些國家沒有成功制衡,其他行動者的調整仍可能使平衡趨勢重新出現。這是一種傾向性理論(theory of tendencies),而不是保證每一場危機都一定出現制衡的定律。

三、結構如何產生效果:競爭、社會化與兩種制衡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7

無政府狀態本身不會像政府一樣直接下達指令。Waltz(1979, Chapter 4)主要透過競爭(competition)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說明結構效果。競爭使持續無視安全與效率壓力的行為者承擔更高風險;社會化則讓國家觀察、模仿其他國家的有效做法,逐漸形成某些相似策略。結構的效果因此不必仰賴單一統治者,而能透過分散決策反覆出現。

從國家策略來看,可以區分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與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內部制衡指國家透過經濟、技術、軍事與行政能力的提升,增加自身抵禦威脅的能力;外部制衡則是透過尋求盟友、協調軍事與外交行動,抵銷外部強權帶來的壓力。兩者可以同時進行,但並不是每一次軍備增加或每一次結盟,都能直接被視為制衡成功。

例如,面對拿破崙法國的軍事擴張,歐洲各國先後形成反法聯盟,可以作為外部制衡的歷史例子;但各國參與聯盟的動機並不完全一致,仍包含王朝利益、領土安排與具體外交判斷。因此,歷史案例可以展示制衡如何發生,卻不能僅憑一次聯盟的存在,就證明它完全由體系結構造成。

四、兩極與多極:為什麼 Waltz 認為兩極體系較穩定?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8

除了說明均勢為何可能形成,Waltz 還希望比較不同能力分配所造成的體系效果。其核心判斷是:當主要力量集中於兩個超級強權時,國家需要判斷的核心對手較少,主要強權也更傾向依靠自身力量維持安全;相較之下,多極體系的威脅方向、同盟組合與承諾關係更加複雜。因此,Waltz 傾向認為兩極體系在大國相互較量與危機管理上更具有可預期性(Waltz, 1979, Chapters 7–8)。

在多極體系中,國家可能誤判盟友是否會支援自己,也可能因為相信盟友會介入而冒進,或因為指望其他國家先承擔制衡成本而拖延。這些問題可以用同盟鏈條與責任分配的複雜性來理解。相對而言,兩極體系中的主要強權較難把自身安全責任轉交給其他同等級的強權,對彼此的能力與動向也更有直接關注。

但「兩極較穩定」不能被粗略翻譯成「兩極世界沒有戰爭」。冷戰期間發生了韓戰、越戰及其他重大衝突。Waltz 關心的主要是大國體系的相對穩定、強權間直接衝突的風險與權力分配的持續性,而不是宣稱所有地區都能保持和平。不同研究若使用不同穩定指標,便可能得出不同評價;這也正是後面理論檢驗章必須處理的操作化問題。

五、理論批評:權力平衡是否必然出現?結構能否解釋變遷?

(一)Stephen Walt:國家制衡的究竟是權力,還是威脅?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89

Stephen M. Walt(1985, 1987)指出,國家在選擇盟友時,並不只注意誰擁有最多能力,還可能考慮地理距離、進攻能力與侵略意圖。強國不一定被視為最危險的國家,威脅也不必完全等同於能力。這使我們必須區分能力分配所形成的結構壓力,以及特定國家如何知覺威脅並決定結盟。這是對結盟命題的具體補充,不是憑一個反例就推翻全部結構現實主義;第柒章將以威脅平衡論詳加檢驗。

(二)Ruggie:如果主權制度改變了,能力分配還夠用嗎?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0

Ruggie(1983)認為,Waltz 對結構的定義難以捕捉中世紀歐洲秩序轉變為現代主權國家體系的根本差異。這種變化不只是強國換了人,也涉及政治權威、領土與主權安排的轉型。若理論把國際秩序的差異大幅縮減為能力分配,它或許擅長解釋既有體系內的競爭,卻未必能充分解釋體系的歷史變遷。

(三)Ashley 與 Wendt:宣稱反對還原論,為什麼仍然預設國家?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1

Ashley(1984)批評新現實主義在成為結構理論以前,首先預設了主權國家及其既定利益;Wendt(1987)則從行動者—結構問題出發,指出 Waltz 在解釋上反對由國家推導體系結果,但在本體論上卻可能仍把結構建立於預先存在的國家及其能力之上。這裡的批評不是「簡化等於化約論」,而是問:結構是否也參與塑造國家的身分與利益?國家是否又透過實踐不斷再生產或改變結構?

(四)冷戰終結:知道兩極結構改變,不等於知道蘇聯為什麼解體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2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讓結構現實主義面臨另一種挑戰。原本的美蘇兩極格局因為蘇聯能力與政治組織的瓦解而終結;但戈巴契夫改革、經濟停滯、政治合法性與民族問題等因素,不能直接從兩極能力分配推導出來。Gaddis(1992–1993)與 Kratochwil(1993)的批評提醒我們:結構理論能描述結構變遷之後的權力分配,卻未必能單獨解釋結構何時、為什麼改變。

不過,必須為 Waltz 保留合理的理論界線。他並沒有把結構現實主義定義成預測某個領袖在某日採取何種決策的外交政策理論;對他而言,一般理論必須在其宣稱的解釋範圍內接受檢驗(Waltz, 1979, 2000)。因此,冷戰結束不是一次性否證,卻暴露出當研究問題轉向重大歷史轉折時,結構理論可能需要其他分析層次補充。

六、與古典現實主義對照:Waltz 究竟改變了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3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他第一個發現國際政治充滿權力競爭。早在 Waltz 以前,古典現實主義就已經把權力、國家利益與政治衝突放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位置。

以 Hans Morgenthau 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重視人性中的權力追求、政治領袖的判斷,以及國家利益如何以權力的形式被理解。國際政治之所以反覆出現權力鬥爭,在一定程度上與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傾向有關。

但 Waltz 不滿意這種解釋方式。他認為,如果我們把國際衝突主要歸因於人性、政治領袖的野心或個別國家的特徵,就會很難說明:為什麼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與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仍然反覆出現相似的安全競爭?

因此,他把理論重心從單位層次提升到體系層次。對 Waltz 而言,即使國家領導人沒有侵略意圖,只要國際體系仍然缺乏中央政府,國家就必須承擔保障自身安全的責任。也因此,國家之間的競爭不一定需要以邪惡的人性或野心勃勃的領導人作為前提。

表4 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比較

比較面向古典現實主義(Morgenthau)結構現實主義(Waltz)
主要解釋重心人性、權力政治、政治判斷與國家利益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與能力分配
權力競爭的來源政治生活與追求權力的傾向無政府狀態造成的自助與安全競爭
國家追求權力的原因權力是理解政治的重要核心概念權力主要是保障生存與安全的重要手段
理論研究方式歷史、政治哲學與外交判斷抽象、簡約與體系性解釋
主要解釋目標國家利益與權力政治的運作不同國家為何反覆呈現相似的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參見 Morgenthau(1948)與 Waltz(1979)。

這並不是說古典現實主義完全不重視國際結構,也不代表 Waltz 完全否定領導人與國家內部因素。真正的差別在於:Morgenthau 希望從政治本身的權力性質理解國際關係,Waltz 則希望建立一套能夠獨立說明體系限制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理論。

可以理解為:Morgenthau(1948)重視權力、國家利益、外交判斷與歷史脈絡;Waltz(1979)則試圖將結構的獨立限制力抽離出來,解釋不同國家為何反覆呈現類似的自助與制衡傾向。這不是否定個人或國內政治,而是界定一套體系理論可以、以及不一定可以回答什麼問題。

七、本章小結:從結構定義走向可檢驗的權力平衡命題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4

至此,Waltz 的論證形成一條完整但不是機械決定論的解釋鏈:無政府與能力分配 → 自助壓力及安全考量 → 內部、外部制衡與競爭學習 → 國家策略的互動 → 體系中的權力平衡傾向。這條鏈的關鍵是,體系結果不必等於任何單一國家的原始意圖。但它也是一套有界線的理論:權力平衡並非每次都會發生,特定結盟與具體歷史轉型可能需要威脅認知、國內政治或規範制度的補充。接下來的第陸章將用層次分析法說明,如何辨認這些補充解釋究竟來自哪些層次。

陸、結構現實主義的應用:層次分析法

一、Waltz、Singer 與五個分析層次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5

前面討論了這麼多,我們終於可以回到一個實際的研究方法問題:如果國際政治同時受到國際結構、國家互動、國內政治與個人決策的影響,研究者究竟應該從哪個層次開始分析?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 Waltz 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前,就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Waltz(1959)在《Man, the State, and War》中,透過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三個分析意象,整理不同的戰爭解釋。J. David Singer(1961)則在〈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進一步討論研究者選擇不同分析層次時,會如何影響研究的解釋範圍、精確程度與研究結果。需要說明的是,Singer(1961)原文主要比較的是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個分析層次;以下的五層分類是本文延續其問題意識所作的延伸整理,並非 Singer 的原始分類。

延續兩位學者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將國際關係研究進一步區分為結構層次、國際層次、國家層次、社會層次與個人層次。這五個層次並非五套互斥的理論,而是讓研究者能夠更有系統地區分:究竟應該從哪裡尋找影響政治結果的原因?

表5 國際關係研究的五個分析層次(本文延伸分類)

分析層次主要研究對象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
結構層次(Structural Level)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主要強權數量與能力分配歐洲多極結構如何影響強權間的安全競爭?
國際層次(International Level)國家間的外交互動、軍備競賽、同盟與國際制度三國同盟、三國協約與七月危機中的外交互動,如何推動衝突升級?
國家層次(State Level)政府制度、行政組織、軍事政策與國家決策程序德國與俄國的軍事動員計畫,如何限制政府的外交選擇?
社會層次(Societal Level)民族主義、社會階級、經濟利益、利益團體與公共輿論民族主義與國內社會壓力,如何影響各國對戰爭的態度?
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政治領袖、決策者的認知、性格與判斷德皇威廉二世及其他決策者的危機判斷,如何影響1914年的政策選擇?

註:本表為本文延伸分類。Waltz(1959)以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三種意象整理戰爭成因;Singer(1961)主要討論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個分析層次。五層分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對應問題為本文所整理。

這裡尤其需要區分結構層次與國際層次。前者是 Waltz 特別強調的研究重心,關心的是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等相對抽象的體系特徵;後者則更廣泛地研究國家之間實際發生的外交往來、同盟合作、戰爭與制度互動。

同樣地,國家層次與社會層次也不完全相同。國家層次主要研究政府與正式政治制度如何制定政策;社會層次則進一步研究民族主義、社會運動、經濟利益與公共輿論如何影響政府。兩者在現實中經常相互作用,但在分析上仍然可以加以區分。

至於為什麼要區分這些層次,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層次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不同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避免把國際結構、國家制度與個人判斷全部混成同一個解釋。其次,區分層次有助於研究者比較不同研究途徑究竟能夠解釋哪些現象,又可能忽略哪些因素。最後,層次分析也提醒我們:單一層次的解釋往往只能回答特定部分的問題,當研究目標涉及複雜的歷史事件時,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不同層次之間的因果互動。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如果只從結構層次分析,我們可能了解歐洲多極體系為什麼容易產生安全競爭,卻未必能充分解釋為什麼戰爭恰好在1914年爆發;如果只從個人層次分析,我們可能理解個別領導人的錯誤判斷,卻無法完整說明為什麼這些判斷會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產生如此嚴重的連鎖反應。

因此,層次分析的目的,不是宣稱某一個層次永遠比較重要,而是讓研究者清楚知道,自己的理論究竟正在解釋哪一個層次的現象,又有哪些因素尚未納入分析。

但問題也正是從這裡開始:即使我們已經把國際政治區分為五個層次,仍然沒有回答這些層次究竟如何互相影響。如果結構限制國家,國家能不能反過來改變結構?如果社會運動改變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又改變國際制度,那麼這個因果過程究竟應該歸屬哪一個層次?

這便是下一節要進一步處理的問題:從單純的層次分類,走向不同層次之間的動態因果分析。

二、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類到跨層次因果分析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6

如果說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貢獻,是讓我們看見體系結構對國家的限制,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國家難道只能被動接受結構的限制,不能反過來改變結構嗎?

2004年,宋學文在〈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中,提出一套以控制論模型(cybernetics model)為基礎的研究途徑,透過「正—反—合」的方式,重新理解結構、單位與兩者互動過程之間的關係(宋學文,2004)。

宋學文為我們提供一種處理跨層次關係與理論演化的分析框架。依照宋學文的論述,可以將其整理成三個相互連結的面向。

第一個是「正」:結構如何制約單位。研究者首先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作用,也就是由巨觀走向微觀的分析方向。這個部分與 Waltz 的結構研究途徑最為接近,例如分析兩極結構如何影響國家的安全政策與結盟選擇。

第二個是「反」:單位如何反過來影響結構。研究者不能只看到結構限制國家,也必須觀察國家內部政策、利益、制度與政治選擇如何反過來改變國際體系。以冷戰結束為例,蘇聯內部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便可能透過改變國家能力與外交行為,進一步影響原有的兩極結構。

第三個是「合」:結構與單位如何在互動中持續演化。研究者進一步將結構與單位之間的互動視為一個具有回饋與調整特徵的動態過程,試圖說明國際政治的變化如何在不同層次之間逐漸形成,而不是把所有結果簡單歸因於其中一個層次。

因此,「正—反—合」並不是個人、國家與體系三個層次的另一種名稱,而是在處理不同層次之間的因果作用方向,以及這些作用如何形成持續變化的過程。

宋學文的研究因此提供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補充:當研究者想處理國際秩序的長期變遷時,除了研究結構如何限制國家,也可能需要研究國家如何改變結構,以及兩者如何在持續互動中形成新的政治結果。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跨層次因果分析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7

為了理解層次分析與跨層次分析的差別,我們不妨重新回到第三週,看看當時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如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因,以及他試圖透過《十四點原則》改革哪些可能導致戰爭的國際政治條件。在先前的筆記中,我們曾透過國際、國家與社會三個層次,整理威爾遜對戰爭的診斷及其和平方案:國際層次涉及秘密外交、軍備競賽與缺乏集體安全機制;國家層次涉及帝國擴張與政府的對外政策;社會層次則涉及民族自決、民族主義與人民的政治訴求。威爾遜希望透過公開外交、裁減軍備、民族自決與國際聯盟等制度安排,減少這些因素引發新一場大戰的可能性。

延伸閱讀:更完整的分析請參閱第三週國際關係筆記〈貳、理想主義:二、國際—國家—社會三層次的戰爭診斷〉。

然而,若分析到此為止,層次分析仍然比較接近一套分類工具:它告訴我們戰爭的原因可能分布在哪些層次,卻還沒有充分說明這些原因究竟如何相互作用,最後共同促成戰爭爆發。這正是宋學文(2004)所提出的「正—反—合」控制論模型,可以為我們提供的進一步思考。若將這套跨層次分析架構運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核心問題便不再只是「國際因素+國家因素+社會因素=戰爭」,而是:不同層次之間的變化,是否可能形成彼此強化的回饋循環,使原本仍有機會受到控制的外交衝突,逐步升高為全面戰爭?

首先,從「反」——社會與國家如何由下而上影響國際環境的角度來看,可以回到1908年的波士尼亞危機。奧匈帝國正式吞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激化塞爾維亞社會的民族主義與南斯拉夫統一訴求;這些社會力量進一步影響塞爾維亞的國家政治與對外政策,而塞爾維亞在1912至1913年巴爾幹戰爭後的領土擴張與地位提升,又加深了奧匈對其安全威脅的認知。也就是說,社會層次的民族認同與政治動員,可以透過國家政策進入國際層次,改變其他國家對安全環境的判斷。

接著,從「正」——國際環境如何由上而下限制國家選擇的角度來看,1914年塞拉耶佛刺殺事件後,奧匈帝國的決策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德國對奧匈的支持、俄國可能介入的風險,以及歐洲既有的同盟關係與強權競爭,都影響了奧匈政府對外交與軍事選項的評估。德國的支持尤其使奧匈領導層更有信心採取強硬政策,最終提出最後通牒並對塞爾維亞宣戰。這裡的「正」並不是說國際結構機械式地迫使奧匈發動戰爭,而是說:國際環境會改變國家所面對的限制、誘因與風險,進而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兩個方向的影響並不會在某一個時間點停止。「合」所強調的,正是結構與單位之間持續互動所形成的動態過程。奧匈的最後通牒與宣戰,立即改變其他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俄國必須判斷是否支持塞爾維亞,德國必須評估俄國可能採取的行動,法國與英國也必須重新思考各自的安全利益與外交承諾。隨著危機升高,國家又可能透過外交宣傳、軍事動員與民族榮譽論述,進一步強化國內社會的敵我區分,使政治妥協變得更加困難。

於是,原本分散在不同層次的因素便可能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回饋循環(self-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社會動員影響國家政策,國家政策改變國際環境,國際環境又反過來增加國家的安全焦慮,進一步刺激國內政治與社會動員。如圖4所示,每一個層次產生的結果,都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反應的條件,使危機在反覆互動中逐漸升高。

圖5 第一次世界大戰跨層次自我強化循環

註:本文製圖,借用宋學文(2004)「正—反—合」跨層次分析框架重新整理一戰前的歷史過程;宋學文原文並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進行此項分析。

英德海軍競賽同樣提供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回饋案例。德國國內追求世界強國地位的政治想像,支持了擴張海軍的政策;英國因而提高警戒並採取相應措施;英國的反制又可能使德國更加擔憂外部威脅,進一步強化國內支持海軍擴張的政治力量。這種互動可以從德國海軍相關政策文件與戰後回憶錄中觀察。Tirpitz(1919)的回憶錄曾描述英國海軍措施如何引起德國國內的不滿與擴軍壓力,但由於戰後回憶錄具有明顯的自我辯護性質,仍須與當時的政策文件相互對照,不能將其單獨視為確立因果關係的充分證據。

必須特別說明,這裡並不是宣稱宋學文(2004)曾經使用「正—反—合」直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是認為上述回饋循環已經完整證明戰爭爆發的所有原因。我們只是借用他的跨層次分析框架,重新整理一戰前的歷史過程,示範研究者如何從靜態的原因分類,進一步分析不同層次之間的作用方向、傳遞機制與連鎖反應。

四、層次分析與跨層次分析:方法能回答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8

回到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案例提醒我們:結構可以限制國家,但國家、社會與政治領袖的選擇,也可能改變其他國家所面對的情境。如果研究問題是「為何國家在不同時代反覆出現安全競爭」,體系理論提供一般性的解釋方向;如果研究問題是「為何1914年的七月危機變成大戰」,就可能必須追蹤國際、國家、社會與個人因素的具體互動。兩者並非互相排斥,只是解釋對象與因果尺度不同。

因此,層次分析回答「原因可能在哪裡」;宋學文的跨層次分析回答「不同來源的原因如何互相作用」。研究方法上的進步不是單純把更多變項加進模型,而是辨認哪些因素具有可檢驗的因果作用。這也自然銜接下一章:理論如何從清楚的概念推導預期,再讓經驗證據檢查它的解釋力。

柒、理論如何接受檢驗與修正?從權力平衡到威脅平衡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9

我們從上週 Kaplan 對科學研究的期待出發,理解 Waltz 為什麼需要建立嚴格的體系解釋,再看見他如何把複雜現實抽象成國際政治結構。但是,一套理論的概念再漂亮,也不能只因為能夠自圓其說,就直接宣稱解釋了世界。本章重新回到《國際政治理論》第一章,討論 Waltz 如何評價理論,再用後來 Stephen M. Walt 的威脅平衡論作為經驗研究與理論修正的示範。

一、Waltz 對理論檢驗的要求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0

前面談了這麼多簡化、抽象與體系分析,但 Waltz 當然不能只是建立一套邏輯漂亮的理論,就直接宣布自己已經成功解釋國際政治。

畢竟,一套理論即使可以自圓其說,也不代表現實世界真的按照它的邏輯運作。

(一)Waltz 的七項檢驗要求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1

因此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一章的後半段,進一步提出理論必須如何接受檢驗。他明確列出七項要求(Waltz, 1979, pp. 13–14)。

表6 Waltz 理論檢驗的七項要求

檢驗要求核心內容
1. 清楚陳述理論先說明理論究竟主張什麼
2. 從理論推導假設提出理論所預期的可觀察結果
3. 對假設進行檢驗透過實驗或經驗觀察檢查假設
4. 遵守理論本身的概念定義推導與檢驗時,不能任意改變關鍵術語的意義
5. 排除或控制干擾因素處理理論以外、可能影響結果的變項
6. 設計不同且嚴格的檢驗不應只挑選最容易支持理論的案例
7. 依據結果重新評估理論檢驗失敗時,判斷理論應被放棄、修正,或縮小適用範圍

資料來源:整理自 Waltz(1979, pp. 13–14);中文表述為本文摘要。

圖6 Waltz 的理論檢驗流程

註:本文依 Waltz(1979, pp. 13–14)整理繪製,箭頭僅表示教學上的閱讀順序。概念與操作定義應在推導及檢驗過程中保持一致;檢驗結果也可能促使研究者重新檢查假設是否正確地從理論推導出來。

這裡最重要的不是把七個步驟背下來,而是理解 Waltz 對理論檢驗的基本要求:理論必須先有足夠清楚的概念與邏輯,才有辦法推導出值得檢驗的假設;檢驗時又必須清楚區分理論本身的預期,與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結果。

例如,如果研究者想檢驗「兩極體系比多極體系更穩定」,就必須先回答:什麼叫兩極?什麼叫多極?所謂穩定,是指沒有戰爭、沒有大國戰爭、同盟關係不容易改變,還是國際體系本身不容易崩解?

因為如果研究者一開始把穩定定義成「沒有戰爭」,後來發現兩極體系仍然發生戰爭,又臨時把穩定改成「兩個超級強權沒有直接交戰」,那麼我們究竟是在檢驗同一套理論,還是在不斷替理論更換考試題目?

更重要的是,Waltz 並不認為經驗檢驗失敗,就必然代表整套理論應該立刻被丟棄;同樣地,即使某次檢驗符合預期,也不能因此宣布理論已經被永久證明。研究者還必須思考,假設是否真的正確地從理論推導出來、檢驗是否符合理論的適用條件,以及其他因素是否干擾了結果。

因此,理論不是因為通過一次檢驗就成為真理,也不是因為遭遇一次反例就必然失去所有價值。理論的可信程度,還取決於它能否經受多樣而嚴格的檢查。

這也讓我們看到 Waltz 的另一項重要主張:理論需要經驗檢驗,但檢驗的精確程度,必須與理論本身能夠合理推出的預期相符。如果一套理論本來只能提出相當一般性的預期,研究者卻硬要從中推出精確到特定年份、特定事件的預測,那麼檢驗失敗未必代表原本的理論必然錯誤,也可能是研究者對它提出了超出適用範圍的要求(Waltz, 1979, pp. 14–17)。

接下來改以 Stephen Walt(1985, 1987)的威脅平衡論為主要案例,觀察一套既有的制衡解釋如何在比較歷史證據後,提出更具體的理論修正。

二、權力平衡論究竟提出什麼預期?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2

先把問題界定清楚:國家之間會結盟,原因究竟是要制衡體系中最有權力的國家,還是要制衡最具有威脅性的國家?兩個答案在很多情況下會相互重疊,但並非必然一致。

以相對能力為核心的權力平衡論,容易使研究者預期:當某個國家具有壓倒性的實力時,其他國家將尋求合作來限制它的優勢。但歷史上的結盟決策並非只取決於實力總量,地理位置、軍事投射能力與國家對彼此意圖的判斷,也可能改變國家的選擇(Walt, 1985, 1987)。

三、Stephen Walt:威脅平衡論的理論修正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3

Stephen M. Walt於1985年發表〈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並在1987年的《The Origins of Alliances》中更完整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of-threat theory)。他的出發點不是否認權力重要,而是認為國家結盟主要回應所感受到的威脅,別國的實力只是威脅的其中一個來源。

Walt(1985, 1987)提出四項主要威脅來源:總體實力(aggregate power)、地理接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ies),以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因此,兩個同樣強大的國家,若與某國的地理距離、軍事投射能力及侵略意圖不同,也可能帶來截然不同的結盟反應。

表7 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理論預期的比較(本文整理)

比較項目權力平衡的簡化預期威脅平衡論的修正
主要關注潛在強權的相對能力能力與威脅的綜合評估
主要解釋條件體系中權力是否高度集中實力、鄰近、進攻能力、侵略意圖
結盟可能性較可能聯合限制最強國較可能聯合限制最具威脅國
研究設計意涵比較權力與結盟方向同時比較權力、威脅因素與結盟結果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參見 Walt(1985, 1987)。「權力平衡的簡化預期」為本文為比較而作的簡化,並非 Waltz 理論的完整表述。

四、Walt 如何運用歷史案例檢查自己的主張?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4

Walt(1987)並非只提出一份四項因素的清單。他系統比較各種結盟理論,並利用1955至1979年中東國家的聯盟形成與外交行為,檢查國家究竟更傾向制衡威脅,還是追隨強權、基於意識形態結盟,或因援助而選邊。這些案例用於區分不同理論在同一歷史背景下的預期。

這裡必須區分制衡(balancing)與扈從(bandwagoning):前者是與其他國家合作以抵銷威脅來源,後者則是選擇向威脅來源靠攏。威脅平衡論的主要判斷,是在多數受研究的結盟選擇中,對威脅的制衡具有相當重要的解釋力;但這不能推論每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刻都一定制衡。

更嚴格的研究還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侵略意圖應如何操作化,才能避免研究者因為已知結盟結果,就倒推該國必然有侵略企圖?另一方面,四個威脅因素可能相互影響,研究者要如何排除其他歷史條件?這說明理論修正並不等於免於檢驗,反而會產生新的研究工作。

五、威脅平衡論究竟修正了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5

Walt 的案例不應被敘述成「一個反例立刻推翻 Waltz(1979)的整套結構現實主義」。第一,Walt 的研究聚焦結盟行為的解釋;第二,他仍重視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安全考量;第三,他引入威脅判斷後,已將解釋拓展到超出單純能力分配的因素。因此,兩者之間較精確的關係,是對制衡與結盟命題的補充、限定與修正,而非對所有結構理論主張的一次性否證。

這也重新呼應 Waltz(1997)的主張:好的理論不以一次精確預測取代解釋;研究者必須往返於理論推論與經驗世界之間,檢查預期與觀察的相符程度,並釐清理論的適用邊界。威脅平衡論示範了如何在原有研究問題上提出更具體的解釋條件,但新命題仍需要持續接受比較研究。

六、結語:從 Kaplan、Waltz 到 Stephen Walt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6

整份筆記從第二次大辯論出發,先看 Kaplan 為何要建立體系模型,再看 Waltz 如何批評還原論、要求體系性解釋,並以簡化與抽象建立結構現實主義。結構理論使我們看見,不同國家面對的限制不只來自自身制度與領導者;但層次分析與後來的批評也提醒我們,單一理論不應宣稱能夠解釋每一種國際政治現象。

最後,Stephen Walt 的研究使本週重新回到科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理論如何與證據相遇?當結盟現象與既有預期不完全一致時,研究者應說明差異、提出可比較的新命題,再讓修正後的解釋接受檢查。理論不必完整複製世界,但必須對自己選擇保留與排除的因素負起解釋責任。

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7

以下列出本版正文引用及直接討論的著作。原始文獻的卷期、頁碼與出版資料經核對;中文作者依中文姓名排序,英文作者依姓氏字母排序。

  • 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43(2),171–196。

  • Ashley, R. K. (1984).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225–286.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26709

  • Bull, H. (1966).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18(3), 361–377. https://doi.org/10.2307/2009761

  • Gaddis, J. L. (1992–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3), 5–58. https://doi.org/10.2307/2539129

  • Humphreys, A. R. C. (2012). Another Waltz? Methodological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4), 389–408. https://doi.org/10.1177/0047117812466817

  • Kaplan, M.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 Kaplan, M. A. (1966).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9(1), 1–20. https://doi.org/10.2307/2009840

  • Keohane, R. O., & Nye, J. S., Jr.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 Kissinger, H. A. (1975, August 4). 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dres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3(1884), 149–157.

  • Kratochwil, F. (1993).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s: Neo-realism as the science of Realpolitik withou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1), 63–80.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00117346

  • Levins, R. (1966). The strategy of model building in population biology. American Scientist, 54(4), 421–431.

  • Morgenthau, H.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 Orzack, S. H., & Sober, E. (1993).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vins’s The strategy of model building in population biology (1966).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68(4), 533–546. https://doi.org/10.1086/418301

  • Ruggie, J. G. (1983).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35(2), 261–285. https://doi.org/10.2307/2010273

  • Singer, J. 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1), 77–92. https://doi.org/10.2307/2009557

  • Tirpitz, A. von. (1919). My memoirs (Vols. 1–2). Dodd, Mead and Company.

  • Walt, S.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3–43. https://doi.org/10.2307/2538540

  • Walt, S.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 Waltz, K.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13–917. https://doi.org/10.2307/2952173

  • Waltz, K.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https://doi.org/10.1162/016228800560372

  • Wendt, A.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391–425.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27764

  • Wendt, A. E.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35–370.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2751X

跨堂原稿|現實主義初版結構章

以下原節沿原稿順序、引文與圖表完整保留;跨堂判讀見本頁前部。

來源 DOCX 段落 344–558;本頁下方原節。

貳、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不同國家會反覆出現相似的國際政治行為?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8

如果說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試圖從權力、國家利益與政治判斷之間的關係理解國際政治,那麼到了 Kenneth N. Waltz,現實主義所要回答的問題便開始發生變化。

Waltz 並不否認人性、國內政治制度或領導人決策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如果研究者希望建立一套能夠解釋國際政治一般規律的理論,就不能永遠從個別國家的內部特徵出發。

試想一個問題:古代雅典與斯巴達的政治制度,顯然不同於二十世紀的美國與蘇聯;拿破崙時期的法國與冷戰時期的美國,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與國家領導人。然而,為什麼這些不同時代的國家,仍然反覆出現軍備競爭、結盟與權力平衡等相似的政治現象?

難道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恰好具有相同的野心與政治判斷?還是說,除了個別國家的內部特徵以外,還存在某種共同的國際政治條件,使不同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目標,仍然可能採取相似的行動?

這正是 Waltz 希望解決的問題。

在1959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中,​Waltz 將解釋戰爭的思想途徑整理為三種意象(images)。第一意象從人性與個人行為尋找戰爭原因;第二意象強調國內政治制度與社會特徵;第三意象則將分析重心放在國際體系,特別是缺乏共同最高權威的國際無政府狀態(Waltz, 1959)。

這三種意象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原因,而是提醒我們,不同層次的解釋能夠回答不同的問題。個人與國家層次可能幫助研究者理解特定戰爭如何發生,但若要解釋為什麼國際政治反覆出現戰爭與權力競爭,便不能忽略國際體系本身的組織方式。

到了1979年,​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進一步發展以體系層次為核心的解釋,提出後來被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 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理論。

不過,​Waltz 並不是單純宣稱「國際結構很重要」。

他真正試圖回答的是:如果國際體系本身具有獨立的解釋力,那麼結構究竟由什麼構成?它如何對國家形成限制與誘因?又為什麼能夠使不同國家的行動,共同產生反覆出現的國際政治結果?

這也是 Waltz 批評還原論(Reductionism)的原因。

所謂還原論,是指研究者試圖透過分析整體的構成部分,解釋整體現象。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便可能表現為從領導人的性格、國內制度、經濟利益或特定外交政策,解釋整個國際體系的政治結果。

Waltz 並不認為這些因素完全沒有解釋力,而是指出:即使個別國家的特徵不斷改變,國際政治仍然可能呈現相似規律,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某些重要原因並不只存在於個別國家內部,而是存在於國家共同面對的體系環境之中(Waltz, 1979, pp. 60–78)。

因此,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任務,不是完整解釋每一次外交決策,而是透過國際體系結構,說明為什麼不同國家會受到某些相似的政治限制,以及這些限制為什麼可能反覆產生權力平衡等體系性結果。

二、理論前提:Waltz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結構?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09

既然 Waltz 希望從國際體系尋找解釋,那麼他首先必須建立一套清楚的理論概念,說明國際結構究竟是什麼。

不過,這裡必須先注意,​Waltz 並沒有像後來的 Mearsheimer 一樣,直接列出五項並列的基本命題,再推導國家可能採取的策略。相反地,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先說明體系性解釋與還原論的差異,接著界定政治結構,最後才從結構條件與國家基本動機推導均勢理論。

因此,為了比較不同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本文將 Waltz 的理論基礎區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國家至少希望維持生存的基本動機假定,其次是由排列原則、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構成的國際結構。

這兩個部分並不屬於同一種類型的命題。前者是關於國家行動動機的理論假定;後者則是 Waltz 用來界定體系結構的概念工具。但唯有將兩者結合,才能進一步分析國際結構如何影響國家行為。

(一)理論的最低限度假定:國家的生存目標(Survival)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0

Waltz 認為,國家當然可能追求許多不同目標,例如經濟繁榮、國際聲望、意識形態、政治擴張或國內社會福利。

然而,若國家失去自身的政治生存能力,便可能無法繼續追求其他目標。因此,為了建立具有一般性的國際政治理論,​Waltz 將維持生存視為國家最低限度的基本動機(Waltz, 1979, pp. 91–92)。

這項假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功能。

假設研究者必須先了解每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外交目標與國內政治條件,才能解釋國家如何回應國際環境,那麼理論便很難跨越不同國家與歷史時期,提出一般性的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暫時將國家視為至少具有生存動機的政治單位,就能進一步追問:當這些國家共同處於缺乏最高權威的國際環境時,它們是否會面臨某些相似的行為壓力?

不過,將生存視為基本動機,不代表所有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追求生存。 這是一項為了建立理論而提出的簡化假定,不是對所有國家實際政策偏好的完整描述。

同樣重要的是,生存也不等於權力極大化。

對 Waltz 而言,權力是維持生存的重要手段,但並不必然是國家的最終目的。如果一個國家過度追求權力,反而促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制衡它,那麼權力擴張便可能增加自身的安全風險。

因此,​Waltz 並不要求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追求最大的權力,而是認為國家必須在國際競爭中,維持足以保障自身存續的能力。

這也構成他與後來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要差異。

(二)結構的界定:為什麼 Waltz 只保留三個要素?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1

有了國家的基本動機假定,​Waltz 還必須進一步說明,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究竟具有什麼特徵。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五章中,​Waltz 將政治結構界定為三項要素: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以及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Waltz, 1979, pp. 79–101)。

這三項要素並不是國際政治中的所有重要因素,而是 Waltz 為了建立體系性理論,刻意選擇保留下來的結構概念。

1. 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2

排列原則指的是,一個政治體系中的單位究竟依照什麼方式組織。

在國內政治中,政府通常具有高於一般政治單位的正式權威,可以制定法律、執行政策,並透過制度分配不同機關的職責。因此,國內政治具有階層性(Hierarchy)的組織特徵。

相較之下,國際政治不存在一個能夠凌駕所有主權國家之上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

不過,無政府狀態並不等於完全沒有秩序,更不代表國家之間不能合作。

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外交規範仍然可能存在,但它們並不構成一個必然能夠對所有國家執行最高政治權威的世界政府。

因此,​Waltz 所強調的並不是國際政治處於永無止境的混亂,而是國際體系中的主權國家,並不存在一個單一合法的暴力壟斷者。

因此,在 Waltz 所分析的主權國家無政府體系中,排列原則可以視為相對固定的結構條件:除非國際政治轉變為由共同最高權威統轄的階層體系(例如出現具有實效的世界政府),否則排列原則不會改變。換言之,它是在特定體系範圍內相對穩定的條件,而不是不加限定、永遠不變的常數。也因此,常見的「發現外星文明便會改變國際無政府狀態」說法並不精確:發現外星文明本身並不等於出現凌駕各國之上的共同最高權威;除非它進一步促使各國接受具有強制力的共同權威,否則並不直接改變排列原則。

2. 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3

Waltz 對政治結構的第二項界定,是體系中的單位是否存在功能分化。與前述的排列原則相同,在 Waltz 所分析的主權國家體系中,國家的基本功能也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在主權國家構成的無政府體系內,單位的功能相似性可以視為第二項相對固定的結構條件;​Waltz 也指出,只要排列原則維持無政府狀態,單位之間便難以形成正式的功能分工,因此這項要素在其理論中幾乎不會發生變化,但這同樣是有範圍限定的判斷,而非永恆不變的常數。

在國內政治中,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通常依照正式制度分工,分別承擔不同的政治職責。然而,在國際政治中,由於不存在能夠凌駕所有主權國家之上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也沒有一個世界政府能夠替各國安排固定的政治功能。

例如,美國與盧森堡的軍事及經濟能力存在巨大差距,但兩者作為主權國家,都必須承擔基本的政治功能。它們的差別,不在於一個國家負責立法、另一個國家負責司法,而在於各自擁有的資源與能力不同。

換句話說,國家雖然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與軍事能力上存在巨大差異,但作為主權政治單位,都必須承擔維持自身生存、處理對外關係及維持基本政治秩序等任務。因此,​Waltz 將國家視為功能相似的單位(Like Units)。

這裡可以借用 Waltz 所使用的市場與企業類比來理解。

試想臺灣市場中存在許多大大小小的企業,有些企業擁有龐大的資本與市場影響力,有些則只是規模有限的中小企業。它們的經營方式、組織結構與競爭能力可能截然不同,但都必須面對市場競爭,並設法維持自身的經營與生存。

然而,當我們試圖分析整個市場的競爭結構時,並不一定需要先研究每間公司的創辦人、管理文化或經營策略,而可以先觀察市場中的經濟力量如何分布:究竟是少數大型企業占據主要市場力量,還是存在許多實力相近的競爭者?

同樣地,​Waltz 並不認為各國的內部差異不重要,而是主張,在界定國際政治結構時,國家內部的差異並不是區分結構的主要依據。

3. 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4

如果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而國家在功能上又具有相似性,那麼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區分不同的國際結構?

Waltz 認為,關鍵在於國家之間的相對能力分配。

例如,當體系中存在兩個能力特別突出的主要強權時,可以形成兩極體系(Bipolarity);當主要權力分散在三個以上的大國之間時,則可能形成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

能力分配所強調的並不是某個國家單獨擁有多少軍事力量,而是主要國家之間的能力在整個國際體系中如何分布。

因此,某個國家的軍事預算增加,不必然代表國際結構已經改變。只有當能力變化實際影響主要國家之間的相對能力位置,並造成結構上有意義的差異時,才可能構成國際結構的變化。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Waltz 如此重視兩極與多極體系的比較。

因為在他的理論中,國際結構不只是國家所處的背景,而是能夠影響國家安全處境、策略選擇與體系性結果的重要條件。

至於單極體系(Unipolarity),雖然也可以透過能力分配的概念進行辨識,但 Waltz 在1979年的主要分析重心是兩極與多極體系;冷戰結束後的單極問題則涉及後續理論發展。

(三)結構與單位的區別:為什麼國家內部特徵不構成國際結構?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5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已經知道 Waltz 如何定義國際結構。

但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他要刻意將政治制度、領導人特徵、意識形態與具體外交互動,排除在結構定義之外?

Waltz 的理由是,如果研究者希望分析國際體系的獨立效果,就必須在概念上區分結構與構成體系的單位。

假設我們將國家內部制度、外交策略、領導人認知與國家間互動,全部納入國際結構的定義,那麼當研究者試圖解釋某項國際政治結果時,便很難辨認究竟是國家本身造成了結果,還是國際結構產生了影響。

因此,​Waltz 刻意將結構定義限制在單位的排列方式、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上,並將國家內部特徵與具體互動過程,保留為不同層次的分析對象。

這並不是說國內政治制度、領導人判斷或非國家行為者完全沒有影響力。相反地,​Waltz 承認這些因素可能影響國際政治,但他希望建立的,是一套專門解釋國際結構效果的理論(Waltz, 1979, pp. 79–80, 94–95)。

換句話說,Waltz 所排除的不是現實中可能存在的原因,而是特定理論在界定結構時不準備納入的因素。

這項選擇,也使他的結構現實主義能夠將分析重心放在國際體系的組織方式,而不是個別國家的政治特徵。

因此,若要理解 Waltz 的理論,我們不能只問「國家為什麼會行動」,還必須追問:當不同國家共同處於某種國際結構之中時,這種結構究竟如何對國家形成相似的限制與誘因?

三、理論推導:國際結構如何透過競爭與社會化形成均勢?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6

如果前一節說明的是 Waltz 如何界定國際結構,那麼接下來便必須進一步回答:這些結構條件究竟如何產生國家的行為誘因,並使權力平衡反覆出現在國際政治中?

這是理論前提與理論推導之間最重要的差別。

理論前提告訴我們,國際體系具有什麼特徵,以及國家至少具有什麼基本動機;理論推導則必須將這些條件連接起來,說明它們為什麼會產生特定的政治結果。

不過,這裡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因果問題。

第一種問題是:國際結構如何對國家形成共同的限制,並使不同國家的行為逐漸趨於相似?

第二種問題是:當國家在自助環境中追求自身安全時,為什麼它們的行動可能共同產生權力平衡?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四章提出競爭與社會化,說明結構如何間接影響單位;到了第六章,則進一步從自助體系與國家動機推導均勢理論(Waltz, 1979, pp. 74–77, 117–128)。

以下依照這兩個因果問題,重新整理 Waltz 的理論運作方式。

(一)無政府狀態下的自助邏輯(Self-help)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7

首先,如果國家至少具有維持生存的基本動機,而國際體系又缺乏能夠最終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那麼國家便不能將自身的存續完全交給其他國家決定。

這形成 Waltz 所說的自助體系(Self-help System)。

自助並不意味著國家必須拒絕所有合作,也不是說國家只能單獨維持安全。

國家當然可以透過外交協商、建立同盟或參與國際組織改善安全處境,但在國際無政府環境下,它們無法確保其他國家一定會履行承諾。

例如,一個國家即使與某個強權簽訂軍事同盟,也不能保證盟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提供支援。

因此,國家必須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防衛能力,並持續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資源面對可能出現的外部安全問題。

這也意味著,國家的安全不只取決於自己擁有多少能力,還取決於其他國家的相對能力,以及這些能力未來可能如何被使用。

不過,必須注意,從無政府狀態推導自助壓力,是 Waltz 在其理論前提下提出的解釋,而不是所有國際關係理論都接受的必然結論。

後來 Wendt(1992)便質疑,自助與權力政治是否必然由無政府狀態產生,認為它們還涉及國家之間的互動、身分與共有期待。

但對 Waltz 而言,當國家至少希望維持自身生存,而且缺乏能夠最終提供安全保障的共同最高權威時,自助便構成重要的體系性行為邏輯。

(二)競爭機制(Competition)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8

既然國家必須維持自身的生存能力,那麼它們便無法完全忽略其他國家的力量與行動。

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即使沒有主動追求對外擴張,也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能力成長,而逐漸面臨不利的安全處境。

因此,國家必須在相互競爭的環境中調整自身行為。

Waltz 利用市場競爭的類比,說明結構如何對單位產生間接的選擇壓力。

在市場中,一家公司即使不希望與其他公司競爭,也仍然必須面對競爭環境。如果它長期無法提供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可能逐漸失去市場地位;相反地,能夠適應市場條件的企業,則比較容易生存。

同樣地,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與外交目標,仍然必須面對國際體系中的競爭壓力。

如果某個國家長期無法維持足夠的軍事能力、經濟資源或安全保障,便可能逐漸失去相對地位,甚至遭到其他國家支配。

因此,競爭所產生的效果,並不是要求所有國家都做出完全相同的選擇,而是使不同國家都必須考慮特定行為的生存代價。

競爭機制的核心,是透過成功、失敗與適應壓力,使某些行為方式比較容易延續,而其他方式則可能逐漸被淘汰。

這意味著,即使國家領導人不熟悉結構現實主義,也可能因為競爭壓力而採取有助於維持安全的行動。

(三)社會化機制(Socialization)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19

除了競爭以外,​Waltz 還指出,結構可能透過社會化,使原本不同的行動者逐漸形成相似的行為模式。

社會化與競爭雖然都可能造成行為趨同,但兩者並不完全相同。

競爭主要透過成功、失敗與生存代價形成選擇壓力;社會化則強調行動者在持續互動過程中,可能受到既有行為慣例、共同期待及群體壓力影響,進而調整自身行為。

例如,一個原本不熟悉既有外交慣例的國家,在長期參與國際政治後,可能逐漸學會外交承認、談判與國家間交往的基本規則。

這並不表示該國的政治制度、文化與意識形態已經與其他國家相同,而是說,參與國際互動的過程,可能使不同國家的外部行為出現某些共同特徵。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四章中,​Waltz 使用社會群體中的規範與行為趨同作為類比,說明結構如何使成員的實際行為差異,小於它們在個別特徵上的差異(Waltz, 1979, pp. 74–77)。

這裡也必須避免將 Waltz 的社會化,直接等同於後來建構主義所說的身分與共有觀念建構。

Waltz 主要利用社會化說明結構如何形成行為趨同;​Wendt 則進一步追問,國家的身分、利益與敵友關係,是否也會在互動過程中受到社會結構構成。

因此,對 Waltz 而言,競爭與社會化的共同作用,是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不同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的內部特徵,仍然可能在共同的體系環境中,反覆呈現某些相似的政治行為。

(四)從自助與制衡到均勢形成(Balance of Power)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0

有了自助邏輯,以及競爭與社會化所形成的結構壓力,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討論,為什麼國家間的互動可能反覆產生權力平衡。

首先,在自助體系中,國家至少希望維持自身存續,因此必須關注其他國家的相對能力。

假設 A 國的軍事與經濟能力持續提高,即使它尚未對 B 國與 C 國發動攻擊,後兩者仍然可能因為相對力量的變化,而重新評估自身的安全處境。

如果 B 國與 C 國發現,單靠自身能力已經不足以有效應對 A 國,它們便可能採取不同措施,例如增加軍事與經濟能力,或者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

這些行動不一定出自維護整個國際體系均勢的共同理念,而可能只是各國為了維持自身安全,所採取的策略。

然而,當不同國家各自調整能力與外交關係時,它們的行動便會相互影響,並可能在整個國際體系中形成限制權力過度集中的力量。

因此,​Waltz 的均勢理論並不是主張,所有國家都必須有意識地追求維持國際均勢。

相反地,權力平衡可以是國家各自追求自身目的,在相互競爭與策略互動下所產生的非意圖性體系結果。

這也是 Waltz 與部分傳統均勢論述的重要差異。

對他而言,均勢理論所要解釋的,不只是政治家是否具有維持均勢的外交智慧,而是即使個別國家沒有將維持均勢作為共同目標,為什麼均勢仍然可能反覆形成(Waltz, 1979, pp. 117–128)。

因此,如果將 Waltz 的理論整理為一條因果鏈,可以表示為:

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的生存動機 → 自助壓力 →

國家因應相對能力與安全處境調整策略 → 國家間的行動與互動 →

權力平衡反覆形成的體系性傾向。

其中,競爭與社會化是結構間接影響國家行為的重要機制;能力分配則進一步影響國家的相對位置、制衡方式與整體體系結構。

必須注意,這條因果鏈是本文根據 Waltz 原典所做的分析性重構,而不是 Waltz 本人提出的一套固定階段程序。

同時,均勢形成也不是必然且立即的結果。個別國家可能誤判局勢、無法動員足夠資源,或選擇其他外交策略。Waltz 真正希望解釋的,是跨越不同國家與歷史時期,反覆出現的體系性傾向,而不是精確預測每一次外交決策。

四、國家行為模式:自助與兩種制衡策略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1

經過前面的理論推導,我們已經知道,​Waltz 如何從國際結構與國家的生存動機出發,說明自助壓力的形成,以及為什麼權力平衡會反覆出現在國際政治中。

然而,如果進一步將分析焦點放在國家行為上,便會面臨另一個問題:既然國家無法將自身安全完全交給其他行動者,那麼它們究竟可以透過哪些策略,回應國際權力分配的變化?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第六章中,將國家維持或改善自身權力地位的手段,區分為內部努力(Internal Efforts)與 外部努力(External Efforts)(Waltz, 1979, p. 118)。為了方便比較不同現實主義的國家行為模式,本文將這兩種努力進一步整理為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與 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

必須注意的是,自助是國際體系中的基本行為邏輯,而內部制衡與外部制衡,則是國家在自助環境中回應權力變化的兩種重要策略。 兩者並不存在必然的先後順序,也不代表國家所有增加實力或建立同盟的行動,都必然具有制衡目的。

國家究竟更依賴哪一種方式,不僅取決於自身擁有的資源,也受到國際體系的能力分配、可利用的結盟機會,以及其他國家行動的限制。

(一)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2

當國家面臨外部權力變化,卻無法單憑自身力量維持有利的安全處境時,便可能透過與其他國家建立同盟、強化安全合作,或設法削弱對手的聯盟,改善自身所面對的力量對比。這種透過調整國家間的力量組合來回應權力失衡的策略,便稱為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

例如,假設國際體系中存在 A、​B、​C 三個主要強權,當 A 國的軍事與經濟能力快速增加,使 B 國逐漸處於不利地位時,​B 國便可能選擇與 C 國建立同盟,藉由結合雙方的力量,限制 A 國進一步擴張其權力優勢。

在這個例子中,​B 國不一定需要立即大幅增加自身軍事力量,而是可以透過改變結盟關係,改善原本不利的力量對比。值得注意的是,結盟改變的是國家之間可以聯合運用的力量,並不代表各國本身擁有的能力立即發生變化。

然而,外部制衡並不是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採取的策略。它的可行性取決於國際體系中是否存在可以合作的其他國家,以及這些國家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改變原有的力量對比。

這也使國際體系的極數,成為影響外部制衡的重要條件。

在多極體系中,由於存在三個以上的主要強權,國家通常具有較多調整同盟關係的可能性。當某個大國的相對能力快速增加時,其他國家便可能透過結盟或重新結盟,形成能夠限制其權力優勢的力量。因此,多極體系中的國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外交與同盟調整,回應國際權力關係的變化。

但是,外部制衡同時具有不確定性。國家必須考慮盟友是否願意履行承諾、是否具有足夠能力提供協助,以及同盟關係是否可能隨著利益變化而瓦解。因此,結盟雖然可以改善國家的安全處境,卻無法完全消除自助體系下的不確定性。

相較之下,在兩極體系中,由於主要能力集中在兩個超級強權手中,雙方很難透過拉攏第三個實力相當的大國,迅速改變彼此的力量對比。

因此,當國際結構限制了外部制衡的可能性時,主要強權便必須更加依賴自身能力,回應國際安全競爭。這也凸顯了第二種策略——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的重要性。

(二)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3

相較於外部制衡透過聯合其他國家的力量改善安全處境,內部制衡則是指國家依靠自身資源,提高軍事、經濟與戰略能力,以維持或改善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地位。

例如,當國家發現其他大國的軍事實力快速提高時,可以透過增加軍事預算、發展新型武器、改善軍事組織、強化工業與經濟生產能力,或提升科技與資源動員效率,回應外部權力變化。

這些策略的共同特徵,是國家主要透過增加自身能力來改善安全處境,而不是依賴其他國家提供額外的力量。

不過,內部制衡並不是外部制衡失敗後才會採取的替代方案。 即使國家已經建立同盟,仍然可能同時強化自身的軍事與經濟能力。因為在自助體系中,國家始終無法將自身生存的最終責任完全交給其他行動者。

Waltz 特別強調,內部努力在兩極體系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於兩個主要強權難以透過拉攏另一個同等級的大國改變力量對比,因此當其中一方的能力增加時,另一方往往必須更多依靠自身能力的提升,回應相對地位的變化。

以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為例,兩國雖然分別建立了以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為代表的同盟體系,但仍然必須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軍事科技、核武力量、經濟與工業能力,以維持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這並不是說美蘇不需要外部制衡,而是因為在兩極體系中,兩個主要強權所擁有的自身能力,對整體力量對比具有更直接的影響。因此,相較於多極體系,兩極體系中的主要強權更依賴內部制衡,而不是透過頻繁調整同盟關係來維持權力平衡。

然而,內部制衡並不意味著國家應該無限制地增加權力。

對 Waltz 而言,權力是維持生存的重要手段,但並不必然是國家的最終目的。如果一個國家過度擴充軍備,反而損害自身的經濟基礎,或促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制衡它,那麼權力增加便未必能夠改善安全處境。

因此,內部制衡應被理解為國家因應結構壓力、維持相對能力的重要策略,而不是追求權力極大化的必然要求。

綜合而言,​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並不是主張國家應先嘗試外部制衡,失敗後才轉向內部制衡,而是指出:國際體系的能力分配,會影響國家可以透過哪些方式維持自身安全,以及不同制衡策略的相對重要性。

在多極體系中,由於存在較多主要強權,國家通常具有更多透過結盟與重新結盟調整力量對比的機會;在兩極體系中,由於缺乏其他同等級強權可以加入競爭,主要強權便更加依賴自身能力的發展。

這也說明,國際結構並不是直接命令國家採取某種政策,而是透過限制策略選項、改變不同策略的可行性,以及形成共同的安全壓力,間接影響國家行為。

最後,必須區分國家行為與體系結果:外部制衡與內部制衡,是國家在自助環境中可能採取的兩種主要策略;而權力平衡,則是不同國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行動相互作用後,可能反覆形成的體系性結果。

因此,​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不只告訴我們國家如何回應權力變化,更試圖解釋為什麼不同國家的行動,即使不是為了維持整個國際體系的均勢,仍然可能共同產生權力平衡的結果。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際結構到均勢形成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4

透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分別了解 Waltz 的理論前提、結構作用機制,以及國家在自助體系中可能採取的制衡策略。

現在,我們可以將這些概念重新整合,形成一套便於比較其他現實主義理論的因果分析模型。

在這套模型中,第一階段是國際體系結構。Waltz 透過排列原則、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界定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

第二階段是結構限制與安全誘因。由於國家至少具有維持生存的基本動機,而且共同處於缺乏最高權威的國際體系,因而面臨自助壓力及相對能力變化所造成的安全顧慮。

第三階段是國家策略與互動。國家可能依照自身能力與體系位置,透過內部制衡或外部制衡改善安全處境,而競爭與社會化等機制,則使國家行為受到相似的結構壓力。

第四階段是國際體系結果。不同國家的策略相互作用,可能使權力平衡反覆形成,也可能因為不同的能力分配結構,產生不同的安全競爭與穩定性效果。

最後,國家持續累積能力、調整同盟及改變相對地位,也可能在長期過程中形成新的能力分配。

因此,國家行為並不是完全無法影響國際結構。當國家能力與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變化,足以改變體系的相對能力分配時,便可能進一步改變原本的國際結構。

不過,並不是每一次國家擴軍、結盟或外交政策變化,都構成結構變遷。只有當相關變化實際影響結構要素時,才能說國際結構發生改變。

圖 2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Waltz(1979)整理繪製。

這套模型最重要的意義,是將國家策略與國際體系結果區分開來。

如果研究者只觀察某個國家如何增加軍備或建立同盟,便仍然停留在國家行為的層次。

但 Waltz 希望進一步解釋的是,為什麼不同國家的行動在相互作用之後,可能反覆形成均勢,以及為什麼不同的極數結構會對國家產生不同的政治限制。

因此,結構現實主義是一套從國際體系結構出發,透過結構限制與國家互動,解釋體系性政治結果的理論。

這與 Morgenthau 以國家利益、政治領導人的審慎判斷及權力政策取向為核心的分析方式,形成了相當明顯的差異。

六、理論評估:結構現實主義作為國際政治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5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最大的特色在於它刻意將複雜的國際政治簡化成少數重要的結構條件,並試圖從這些條件推導國際政治反覆出現的規律。然而,如果我們希望評估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價值,就不能只問它是否能夠解釋某項國際政治現象,而應該進一步追問:面對什麼樣的研究問題,結構現實主義能夠提供其他現實主義較難提供的解釋?而當研究問題改變時,它的限制又會出現在哪裡?

首先,結構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優勢,在於研究者可以透過國際體系中的能力分配,比較不同國際結構所產生的政治結果。例如,為什麼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與十九世紀歐洲的多極體系,可能呈現不同的安全競爭與同盟關係?Waltz 認為,由於兩極體系中的主要強權較容易辨認彼此的實力與威脅,且不需要像多極體系中的國家一樣高度依賴複雜的同盟關係,因此兩極體系相對具有較高的穩定性(Waltz, 1979, pp. 161–193)。

不過,這套分析工具並不只適用於兩極與多極體系。冷戰結束後,​Wohlforth(1999)便利用相似的結構性研究取徑,分析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強權後,國際體系為什麼沒有立即恢復均勢。他指出,美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的實力差距相當龐大,使其他國家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有效制衡。因此,單極體系可能比許多學者預期得更為持久,而缺乏實力相近的競爭對手,也可能降低大國間直接爭奪霸權的風險。

Wohlforth 的研究顯示,結構性分析的價值,在於研究者不必先完整掌握每一位政治領導人的性格、國內政治制度及外交決策過程,便可以從國際能力分配出發,提出關於體系持久性及大國競爭的解釋。這也說明,當研究問題涉及極數、相對能力、均勢傾向或國際秩序的穩定性時,結構現實主義能夠提供相對簡潔的分析架構。

然而,這並不代表結構現實主義對不同國際體系具有一致的戰爭預測。Monteiro(2012)同樣從單極體系出發,卻指出單極未必意味著國際和平。當唯一超級強權選擇退出部分地區時,原先受到其力量約束的區域衝突可能重新出現;但當它選擇持續介入國際政治時,不願接受其安排的較弱國家,也可能因為缺乏其他大國的支持而被迫自行對抗,進而增加衝突風險。

這項研究提醒我們,國際體系是否穩定、主要強權之間是否爆發戰爭,以及霸權國與較弱國家之間是否發生軍事衝突,其實是不同的研究問題。因此,當研究者運用結構現實主義分析戰爭與和平時,必須先明確界定希望解釋的政治結果,而不能單純將某種國際結構直接等同於和平或戰爭。

其次,結構現實主義也特別適合分析國際權力分配如何影響國家的制衡與結盟行為。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研究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同盟政治,便以 Waltz 的均勢理論作為分析起點。他們指出,多極體系雖然使國家更加依賴對其他強權的觀察與判斷,卻不能單靠極數預測國家究竟會緊密支持盟友,還是試圖讓其他國家先承擔制衡責任。

因此,兩位學者進一步引入攻防平衡的概念,區分連鎖結盟(Chain-ganging)與推卸制衡責任(Buck-passing)。當國家認為進攻具有優勢時,較可能擔心盟友一旦失敗就會危及自身安全,因而更加緊密地支持盟友;相反地,當防禦被認為較有優勢時,國家則可能希望其他強權先行承擔制衡成本。這項研究不僅展示了結構現實主義如何用於比較不同歷史時期的同盟模式,也指出單靠國際能力分配,仍然可能不足以完整預測具體的外交策略。

從這個角度來看,結構現實主義的優勢與限制其實密切相關。它能夠從國際體系層次辨認不同國家共同面對的限制與誘因,卻未必能夠單獨解釋,為什麼處於相似結構環境中的國家,最後會採取不同的政策。

此外,研究者還必須注意,不能將所有看似限制強權的行動都視為制衡。Brooks 與 Wohlforth(2005)便質疑冷戰後部分學者所提出的 軟性制衡(Soft Balancing)概念。他們檢視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歐洲防衛能力的發展,以及各國反對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等案例,指出這些行動即使客觀上對美國形成限制,也不代表它們必然出於制衡美國的目的。因此,若要使用均勢理論解釋國家行為,研究者必須明確界定何謂制衡,並檢查其他可能的解釋。

這也使結構現實主義具有另一項重要研究價值:它不僅可以提供對國際政治的解釋,也能提出可供比較及經驗檢驗的理論命題。不過,這些命題是否具有說服力,仍然取決於研究者能否清楚操作化相對能力、制衡行為及體系穩定性等概念。

然而,當研究者希望進一步解釋某個國家為什麼在特定時間選擇戰爭、結盟、軍事擴張或外交妥協時,僅依靠國際結構與能力分配,便可能面臨明顯限制。例如,假設兩個國家受到相似的外部安全壓力,其中一國選擇增加軍備,另一國卻選擇外交協商,那麼結構現實主義可以指出它們共同面對的外部限制,卻未必能夠單獨解釋兩者為什麼採取不同政策。

不過,這項限制並不必然表示結構現實主義失敗。因為 Waltz 原本試圖建立的,是解釋國際體系規律的理論,而不是能夠完整預測個別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論。如果研究者要求結構現實主義必須精確預測每一項外交決策,便可能混淆理論原本希望解釋的對象。這也使我們必須區分,一套理論沒有回答某個問題,與一套理論在自身研究範圍內提出了錯誤的預測,並不是相同的批評。

此外,​Waltz 對國際結構的界定本身,也受到後續學者質疑。Donnelly(2009)便指出,國際政治除了主權國家的形式平等與相對能力差異以外,也可能存在階層、地位、權威及制度安排等具有結構意義的關係。因此,若將國際結構過度限制在 Waltz 的三項要素之中,便可能忽略其他重要的政治關係。

Donnelly(2012)進一步質疑,缺乏中央最高權威是否必然導致相同的自助與安全競爭。Wendt(1992)則從社會建構主義的角度指出,無政府狀態本身並不必然決定國家之間是敵對、競爭還是合作,國家對彼此的理解,以及長期互動所形成的身分與共有期待,同樣可能影響國際政治的性質。

這些批評並不意味著結構現實主義完全失去解釋力,而是提醒研究者,即使我們承認國際結構具有重要影響,仍然必須進一步檢查,究竟哪些因素構成結構,以及結構如何產生其所聲稱的因果效果。

因此,結構現實主義的優勢與限制,其實來自同一項理論選擇。Waltz 為了建立具有一般性的體系理論,刻意排除許多國家內部特徵與具體外交決策,使理論能夠集中分析國際能力分配所形成的限制與誘因。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結構現實主義最適合處理的問題,是不同國際體系為什麼呈現不同的權力分配、均勢傾向、大國競爭與穩定性。 當研究者希望比較不同極數的國際體系,或分析相對能力變化如何影響制衡誘因時,結構現實主義通常能夠提供清楚的分析起點;但當研究問題轉向個別國家的外交選擇、領導人認知、攻防條件或制度性合作時,則可能需要結合其他理論。

這也再次說明,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不應被簡化成新理論是否比舊理論更進步,而應該回到研究目的本身:我們希望解釋的是國際體系的共同規律,還是特定國家為什麼在某個歷史時刻作出某項政治選擇?

七、小結:結構現實主義解決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問題?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126

回顧前面的論證,可以發現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並不是完全否定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而是試圖將現實主義的因果解釋,從政治行動者與國家利益的分析,推向國際體系的結構層次。

Morgenthau 特別關注政治領導人如何理解國家利益、評估權力處境,並透過審慎判斷採取外交政策;​Waltz 則認為,即使國家的領導人、政治制度與政策目標存在差異,只要共同處於某種國際結構之中,仍然可能受到相似的限制與誘因。

因此,​Waltz 的主要貢獻,是將國際政治中的反覆規律,從個別國家的特徵與政策動機中區分出來,並嘗試以體系性理論加以解釋。

他將國際結構界定為排列原則、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並假定國家至少具有維持生存的基本動機。當這些國家共同處於無政府環境中,便必須承擔自身安全的最終責任,進而形成自助壓力。

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家可能透過內部與外部制衡改善安全處境,而競爭與社會化等機制,則使不同國家的行為受到相似的體系性限制。

最終,各國追求自身目的的行動與互動,可能使權力平衡在國際體系中反覆形成。

因此,​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可以概括為:

國際結構界定國家所處的限制條件,生存動機使國家必須回應安全壓力,而國家在自助環境中的競爭、調整與互動,則可能形成均勢等反覆出現的體系性結果。

然而,這套理論也留下新的問題。

如果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是國家行為的重要限制,那麼國家究竟應該追求多少權力,才能確保自身生存?

當外部安全壓力增加時,國家應該採取防禦性政策、維持均勢,還是應該主動擴張權力,以避免未來受到其他大國威脅?

換句話說,如果所有現實主義都承認國際體系存在安全競爭,為什麼它們對國家應該採取的最佳策略,卻可能提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這正是結構現實主義內部,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 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進一步展開爭論的重要起點。

透過接下來的討論,我們便可以繼續追問:同樣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出發,不同的安全假定與因果機制,究竟會使現實主義推導出哪些不同的國家行為模式?

延伸閱讀連結

跨五派選理論原章 現實主義家族共用書目

原稿文獻集中於參考文獻與參考文獻。

AI 擴充

當結構論的推導完成,第三次大辯論筆記才讓讀者檢查它在更具體問題上的用途:權力平衡的規律、威脅平衡對同盟選擇的修正,以及守勢/攻勢對擴張誘因的不同判斷。比較段落不應合併成一條「無政府必然導致擴張」的命題;下方保留其各自的前提、條件、圖表和例證。127

跨堂原節完整保留:第三次大辯論:威脅平衡與新現實主義分支

以下原節沿原稿順序、引文與圖表完整保留;跨堂判讀見本頁前部。

來源:第三次大辯論 V2,PDF 頁序 7 起;回主頁對應章節。

貳、結構現實主義:從 Waltz 的權力平衡到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

原 PDF 標題在此換行;原稿續行:「Walt 的威脅平衡」。〔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結構現實主義 威脅平衡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本章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為什麼個別國家不同,國際政治卻出現相似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一、Waltz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個別國家不同,國際政治卻出現相似規律?

原 PDF 標題在此換行;原稿續行:「規律?」。〔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Waltz(1979)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首先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解釋方式提出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他認為,許多研究將國際政治結果歸因於個別國家的制度、領導人、經濟結構或政治文化。這些因素固然可能影響外交政策,卻未必能夠解釋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為什麼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期間持續進行軍備競賽,當然可以研究兩國領導人的政治信念與國內政治制度。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在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實力相近的大國也經常出現軍備競爭,那麼只分析美蘇兩國內部,就可能無法提供足夠一般性的答案。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因此,Waltz 主張,必須區分還原論(Reductionism)與體系論(Systemic Theor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還原論主要從個別單位的特徵或行為解釋整體結果;體系論則進一步分析單位所處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如何透過限制與誘因,影響各單位的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這並不是說國家內部政治不重要,而是強調不同理論具有不同的解釋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Waltz 希望建立的,是一套解釋國際政治共同規律的體系理論,而不是一套能夠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政策的完整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二、國際結構的三個組成要素

Waltz 將政治結構界定為三個要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一)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

在國內政治中,政府通常具有正式的最高權威,可以透過法律與行政制度約束其他行為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在國際政治中,國家之間不存在一個能夠全面保障安全、有效執行所有規則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Anarch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不過,無政府並不等於混亂,也不代表國際政治完全不存在法律、制度或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它真正指的是,國際體系缺乏一套能夠在所有重大安全衝突中,可靠地凌駕國家自主決策的中央權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二)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國內政治中的不同機關具有不同正式功能,例如立法、行政與司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即使實力存在巨大差異,基本上仍然必須自行承擔維持生存、處理外交與保障安全的功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因此,國家之間的重要差異,不在於它們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功能,而主要在於它們具有多少能力執行這些功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三)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當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軍事、經濟與綜合實力,國際體系便可能呈現不同的權力分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例如,當兩個主要強權取得顯著優勢時,國際體系可能呈現兩極結構;當數個大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實力時,則可能呈現多極結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在 Waltz 的理論中,能力分配是理解國際結構差異的重要因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此外,Waltz 也假定國家至少希望維持自身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需要注意,生存是對國家行為動機的基本假定,並不是國際結構的第四個組成要素。無政府狀態、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才是結構定義的三個要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三、從無政府狀態到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

Waltz 的理論並不是在指出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後,就直接宣稱所有國家必然形成權力平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中間仍然存在一套因果推導。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首先,由於缺乏可靠的共同最高權威,國家無法將自身安全完全交由其他國家保障,因此必須採取自助(Self-help)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其次,在國際競爭中,無法適應安全環境的國家可能面臨失去權力、遭受控制,甚至喪失生存能力的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因此,競爭(Competition)會對國家產生選擇壓力,使某些無法有效維持安全的行為模式逐漸面臨不利後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同時,國家也會觀察其他行為者的有效策略,並透過學習與模仿調整自身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這便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在這些結構性壓力下,即使不同國家具有不同領導人與政治制度,它們仍然可能反覆出現相似的自助與制衡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例如,當某個強權快速增加軍事與經濟能力時,其他國家可能透過擴充本國軍備進行內部制衡,也可能透過結盟進行外部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圖 1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說明:本文依 Waltz(1979)所進行的理論性重構,非 Waltz 原著提出的正式圖示。原稿圖片完整保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長期而言,這些行為可能使國際體系反覆出現權力平衡傾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兩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一,權力平衡是否是國際體系反覆出現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二,某個國家在特定時間究竟會選擇制衡哪一個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前者是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希望解釋的問題;後者則涉及更加具體的同盟選擇與威脅判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這正是 Stephen M. Walt 開始修正權力平衡理論的地方。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四、Stephen Walt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國家不一定制衡最強大的國家?

假設國際體系中存在三個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甲國具有最強大的綜合國力,但距離丙國相當遙遠,也沒有明顯攻擊丙國的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乙國的綜合國力雖然不如甲國,卻與丙國接壤,具有可以直接攻擊丙國的軍事能力,而且曾經公開提出領土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如果我們只根據綜合實力判斷,甲國似乎是最值得制衡的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但從丙國的安全處境來看,乙國可能反而構成更加直接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那麼,丙國究竟應該制衡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Stephen Walt(1985;1987)認為,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過度重視綜合實力,可能不足以解釋國家實際的結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因此,他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主張國家結盟時,通常不只是制衡擁有最多權力的國家,而是制衡對自身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行為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在這套理論中,威脅程度受到四項因素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一,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綜合實力仍然重要,因為軍事、經濟、人口與其他可動員資源,決定一個國家具有多少潛在的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不過,擁有強大力量,不代表一定會將這些力量用來威脅所有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二,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由於軍事力量投射通常受到距離與地形影響,距離較近的強權往往更容易形成直接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即使某國綜合國力相對較弱,只要距離足夠接近,仍然可能對鄰國形成比遙遠強權更大的安全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三,攻擊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ie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實際攻擊能力並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某個國家可能具有龐大的經濟資源,卻缺乏將軍事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區的能力;另一個國家雖然總體實力較小,卻可能具有足以對周邊國家進行快速攻擊的軍事部署。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攻擊能力會影響國家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四,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即使兩個國家具有相近的實力與軍事能力,只要其中一國被認為具有明顯侵略意圖,其他國家便可能更傾向制衡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但意圖本身存在重要的認知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無法直接觀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內心,只能透過公開聲明、過去行為、軍事部署與外交互動推測其意圖。因此,威脅評估不只是對物質能力的測量,也涉及行為者如何理解他人的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這使威脅平衡論比單純的能力分配分析更加具體,卻也產生新的研究問題: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測量一個國家的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圖 2 Stephen Walt 威脅平衡論的四因素模型

資料來源:本文依 Walt(1985;1987)及本章第四、五節內容整理繪製。說明:威脅平衡論提供的是條件性的同盟形成解釋,並非「最強國家必然被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五、實際案例:冷戰時期的同盟形成

Walt 在《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1987)中,研究1955年至1979年間中東地區的同盟形成,並比較權力平衡、威脅平衡與扈從等不同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他特別指出,國家並不一定會與威脅最大的國家合作,反而經常傾向聯合其他國家,以防止某個行為者取得足以威脅自身的區域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此外,Walt(1988)也進一步分析伊朗、土耳其、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結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這些案例的重要性,不只是證明國家有時會制衡,也在於它們可以協助研究者比較不同理論的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如果傳統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家應該制衡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威脅平衡論則認為,國家應該制衡最具威脅的國家,那麼當兩者不是同一個對象時,便能夠形成具有區辨力的經驗檢驗。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Walt(1988)認為,威脅平衡論在這些案例中,比單純依靠實力分配的理論具有更好的解釋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國家必然制衡最大威脅。當抵抗成本過高、缺乏可依賴的盟友,或國家判斷無法有效對抗強權時,扈從仍然可能出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因此,威脅平衡論提供的是具有條件性的同盟形成解釋,而不是認為制衡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發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六、從理論修正理解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差異

Stephen Walt 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學術問題:他並沒有完全否定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卻認為原有的權力平衡理論不足以說明具體的同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因此,他保留了國家安全、制衡與國際權力關係的重要性,再加入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提出更加具體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這個例子正好可以帶入大理論(Grand Theory)與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社會學家 R. K. Merton(1968)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中,主張研究者不必一開始就試圖建立能夠解釋所有社會現象的龐大理論體系,而可以先針對相對明確的現象,建立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中程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所謂中程理論,並不是只描述單一案例,也不是提出幾個零散的工作假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它真正強調的是,研究者應該針對特定類型的現象,建立具有明確變數、因果關係及適用條件的理論,並透過經驗研究檢驗其解釋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相較之下,大理論通常具有更廣泛的理論企圖,希望透過少數基本假定,解釋某一個廣大政治領域中的共同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如果將這項區分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可以作為較廣泛的體系理論例子;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論,則可用來說明研究者如何針對同盟形成這個較明確的問題,提出更具體的因果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表 1 從 Waltz 到 Stephen Walt: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分析性比較

比較面向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研究問題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自助、競爭與均勢?國家為什麼與某些國家結盟,並制衡其他國家?
主要解釋因素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侵略意圖
理論重心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特定同盟選擇與威脅反應
抽象程度較高較接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
主要優勢簡約、具一般性能夠提出較具體、可比較的預期
主要限制難以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決策需要測量意圖與威脅,適用範圍較明確

註:本表為本文根據兩套理論的解釋對象所作的分析性區分,並非主張兩位學者本人使用完全相同的大理論與中程理論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原 PDF 表格文字層核對

比較面向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 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研究問題 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自助、競爭 與均勢? 國家為什麼與某些國家結盟,並制衡 其他國家?

比較面向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 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解釋因素 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 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侵 略意圖 理論重心 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 特定同盟選擇與威脅反應 抽象程度 較高 較接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 主要優勢 簡約、具一般性 能夠提出較具體、可比較的預期 主要限制 難以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決策 需要測量意圖與威脅,適用範圍較明 確

這也呼應 David A. Lake(2011)的主張:國際關係研究不應只致力於捍衛某個完整學派,而應重視針對具體政治現象、具有明確適用條件的中程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不過,這並不表示中程理論一定比大理論更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大理論的價值,在於提供較一般性的研究起點;中程理論的價值,則在於能夠針對特定問題,進一步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兩者可以互補,但不應直接用同一套標準判斷其優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圖 3 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研究方法比較:以 Waltz 與 Stephen Walt 為例

資料來源:本文依表 1 及 Merton(1968)、Lake(2011)之討論整理。說明:本圖為分析性比較,不主張中程理論優於大理論,亦非兩位學者本人使用的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七、大理論與中程理論:概念從哪裡來?

■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需要重新區分理論的層次?

前一節提到,Stephen Walt 並沒有推翻 Waltz,而是針對同盟形成提出更具體的解釋。但這個說法其實引出一個更基本的方法論問題:當我們說某套理論是「大理論」、另一套理論是「中程理論」時,我們究竟是在比較什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如果沒有先釐清這組概念,讀者很容易產生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是把中程理論理解成「比較小、比較不重要」的大理論;第二種誤解,則是把任何一個具體的戰略名詞,例如制衡、推卸責任或扈從,都直接當成一套中程理論。這兩種理解,都會讓我們錯失理論建構真正的重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因此,以下先回到概念的原始來源,再說明它們如何被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 (二)大理論是什麼?

大理論通常具有較高的抽象程度與較廣泛的解釋企圖。它試圖透過少數基本假定與結構變數,說明某一個廣大政治領域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而不是逐一解釋每一個具體事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Waltz(1979)的結構現實主義,便是國際關係學者最常引用的例子。他透過排列原則、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界定國際結構,並以此解釋國家為什麼在不同時代與地區,反覆面對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壓力。這套理論可以協助研究者理解國家普遍面對的限制與誘因,卻不一定能直接預測某一個國家為什麼在特定時刻選擇某一個盟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這裡可以區分三個經常被混在一起的面向。第一是抽象程度,也就是理論概念距離可直接觀察的政治行為有多遠;第二是解釋範圍,也就是理論希望涵蓋多少類型的現象;第三是具體可檢驗性,也就是研究者能否從理論中推導出明確、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否定的預期。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高、解釋範圍越廣的理論,越需要經過額外的推導與條件設定,才能形成具體的可檢驗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稱為「大理論」,主要是一種教學上的分析性比較。國際關係學界並沒有一份所有學者共同接受的「大理論清單」,Waltz 本人也沒有使用 Merton 的分類界定自己的理論。同樣地,也不宜把所有現實主義流派都直接稱為嚴格意義的大理論。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雖然同樣具有一般性的理論企圖,但其中許多研究已經針對特定問題,提出條件性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學界對大理論的角色也有不同看法。Brooks(2017)便主張,明確的大理論化工作仍然有其價值,但尋找一套足以指引所有研究的單一總體理論,是方向錯誤的努力;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建立與評估中程理論。這與前述 Lake(2011)反對以學派壁壘主導研究的立場相互呼應,但它們仍然屬於學界爭論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所有學者的共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 (三)中程理論是什麼?

中程理論的概念,來自社會學家 R. K. Merton。Merton(1968, p. 39)將中程理論界定為介於兩端之間的理論:一端是研究者在日常研究中大量產生、雖然必要但相對零散的工作假說;另一端則是試圖建立統一理論,解釋所有社會行為、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規律的包羅萬象的系統性努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Merton(1968)認為,中程理論主要用來引導經驗研究。它當然涉及抽象概念,但這些抽象概念與可觀察資料足夠接近,因而可以被納入允許經驗檢驗的命題之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他所舉的例子,包括參考團體與相對剝奪理論,以及角色組(role-set)理論。這些理論都不是只描述單一事件,而是針對某一類社會現象,提出可以跨案例比較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若將這項概念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中程理論通常具有三項特徵。第一,它針對特定類型的政治現象,例如同盟形成、軍備競賽或霸權形成。第二,它清楚說明因果機制與適用條件。第三,它能夠提出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中程理論不是「低級的大理論」,也不等於任何一個具體的戰略概念。它的價值,在於把抽象的理論關懷,轉化為具有明確條件、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 (四)概念層級的區分:以「推卸責任」為例

為了避免把不同層次的概念混在一起,我們可以用「推卸責任」(Buck-passing)作為例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推卸責任本身是一種國家行為策略:當某個強權威脅體系安全時,國家希望由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自己則保留資源或避免直接衝突。Mearsheimer(2001)將推卸責任與制衡並列為大國回應其他強權擴張的主要選擇,並進一步討論兩者何時較可能出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然而,單純指出「國家有時會推卸責任」,仍然不構成完整的中程理論。只有當研究者進一步說明:國家在什麼條件下比較可能推卸責任?為什麼這些條件會改變國家的成本與收益?我們又應該在歷史資料中觀察到哪些行為證據?這樣的解釋,才比較接近中程理論的建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17〕

下一節將介紹的 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不只描述推卸責任,而是試圖說明多極體系中的國家何時推卸責任、何時反而與盟友綁在一起。依照這個例子,可以將相關概念整理如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表 2 理論層級的區分:以「推卸責任」為例

概念層級基本意義以「推卸責任」為例
理論傳統(Research Tradition)共享基本假定、核心問題與研究關懷的學術傳統,通常包含多套理論現實主義:重視無政府狀態、國家生存與權力關係
較廣泛的理論架構在理論傳統中提出一般性主張與核心因果邏輯的理論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針對特定類型現象,說明因果機制、適用條件與可檢驗預期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對多極體系中推卸責任與連鎖牽連的條件性解釋
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說明原因如何透過特定過程產生結果若國家相信防禦具有優勢、進攻者難以迅速取勝,便會認為讓他國先承擔制衡成本的風險較低
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描述國家可能採取的一類政策行為推卸責任、制衡、連鎖牽連
可檢驗假說(Testable Hypothesis)從理論推導、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否定的具體預期在多極體系中,若主要國家普遍認為防禦具有優勢,推卸責任出現的可能性較高

註:本表為本文為教學目的所作的分析性區分,並非 Merton 或任何國際關係學者正式提出的分類;「理論傳統」一詞在科學哲學中另有較嚴格的用法,此處僅取其一般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原 PDF 表格文字層核對

概念層級 基本意義 以「推卸責任」為例 理論傳統 (Research Tradition) 共享基本假定、核心問題與研究關懷 的學術傳統,通常包含多套理論 現實主義:重視無政府狀態、國家生 存與權力關係 較廣泛的理論架 構 在理論傳統中提出一般性主張與核心 因果邏輯的理論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中程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針對特定類型現象,說明因果機制、 適用條件與可檢驗預期 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對多極 體系中推卸責任與連鎖牽連的條件性 解釋 因果機制 (Causal Mechanism) 說明原因如何透過特定過程產生結果 若國家相信防禦具有優勢、進攻者難 以迅速取勝,便會認為讓他國先承擔 制衡成本的風險較低 戰略概念 (Strategic Concept) 描述國家可能採取的一類政策行為 推卸責任、制衡、連鎖牽連 可檢驗假說 (Testable Hypothesis) 從理論推導、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 否定的具體預期 在多極體系中,若主要國家普遍認為 防禦具有優勢,推卸責任出現的可能 性較高

八、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四種互動關係

釐清概念之後,便可以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究竟如何互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最常見的說法,是「大理論提供方向,中程理論負責應用」。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錯誤,卻過度簡化了兩者的關係。以下透過四種互動方式說明:中程理論可能將原有理論具體化,也可能補充其不足、與其競爭,甚至回頭促成原有理論的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一)理論具體化:從一般原則發展出特定問題的預測

Waltz(1979)關心的是,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均勢與自助競爭。這是一個體系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Stephen Walt 的問題則不同。他希望解釋的是:為什麼國家選擇制衡某一個特定國家,而不是另一個國家?(Walt, 1985, 1987)這是一個同盟選擇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Walt 保留了國家安全與制衡的重要性,再加入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四項因素,提出威脅平衡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這項修正改變了三件事。第一,研究問題從「體系是否形成均勢」,轉向「國家選擇誰作為制衡對象」。第二,解釋變數從以能力分配為主,擴大為四項共同構成威脅的因素。第三,可觀察的行為預期也變得更加具體:研究者不再只是預期體系長期出現權力平衡,而是可以預期某個國家會與誰結盟、對抗誰,並將這項預期與實際的同盟紀錄相互比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需要注意的是,Walt 修正的,主要是以權力分配解釋具體同盟形成的結構性權力平衡論,而不是直接推翻 Waltz 整套體系理論。Waltz 的理論主要解釋體系結果,原本就不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為主要目標。因此,與其說威脅平衡論「證明 Waltz 錯誤」,不如說它把一項體系層次的一般主張,轉化成可以在同盟選擇上接受檢驗的具體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二)理論補充:大理論不足以區分不同結果時,加入條件變數

第二種互動,出現在原有理論能夠指出共同的結構壓力,卻無法區分幾種不同結果的時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Thomas J. Christensen 與 Jack Snyder(1990)在〈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中,便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們開宗明義地指出,當代的權力平衡理論已經過於簡約,以致難以提出確定的預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他們的出發點,是 Waltz 對多極體系的分析。依照 Waltz 的理論,多極體系中的國家可能犯下兩種方向相反的錯誤。第一種是連鎖牽連(Chain-ganging):由於盟友之間的安全高度相互依賴,任何一國一旦走向戰爭,便可能把盟友一併拖入;國家也難以用「不參戰」的威脅,約束行事魯莽的盟友。第二種是推卸責任(Buck-passing):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19〕

國家希望由其他國家承擔制衡威脅者的成本,自己則坐享其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問題在於,多極結構本身只告訴我們國家可能犯下其中一種錯誤,卻無法告訴我們究竟會出現哪一種。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因此,Christensen 與 Snyder 從 Jervis(1978)的安全困境研究中,借用了攻守條件這項變數。不過,他們強調的不是客觀的攻守平衡,而是領導人認知中的攻守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的推論大致如下。如果領導人相信進攻具有優勢,便會擔心盟友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擊潰,進而危及自身安全,因此傾向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使同盟成員彼此綁在一起,形成連鎖牽連。相反地,如果領導人相信防禦具有優勢,便會認為進攻者難以迅速取勝,即使暫時讓其他國家承擔制衡成本,自身安全也不至於立即受到威脅,因此更容易出現推卸責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以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進行比較。這兩個時期都屬於多極體系,歐洲大陸的地理也都呈現相互交錯的棋盤式格局,因此結構條件相當接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主要國家的軍事規劃普遍相信快速動員與先發攻擊具有決定性。在這種認知下,同盟成員傾向給予彼此無條件的支持;一旦危機爆發,各國便如同被鎖鏈連在一起般相繼捲入戰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許多領導人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戰經驗中,得出防禦具有優勢的結論。在這種認知下,面對納粹德國崛起的主要國家,傾向期待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未能及早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這兩個案例的重要性,在於它們讓研究者看到:結構相似,結果卻可能相反。原本的大理論可以提供共同的結構壓力,但研究者可能需要加入額外條件,才能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國際結構產生不同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同時,Christensen 與 Snyder 也指出,這兩個時期的攻守認知其實都是錯誤認知,其來源與文武關係,以及國家從關鍵歷史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有關。這使他們的解釋跨出了純粹的結構層次:認知變數雖然提高了理論的解釋力,卻也讓理論離 Waltz 原本簡約的體系理論更遠一步。這正是本節第(四)部分將討論的理論代價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也顯示中程理論並不嚴格屬於某一個學派。它以Waltz 的多極分析為起點,卻借用了 Jervis 的攻守變數,而攻守變數後來又成為守勢現實主義的重要研究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 (三)理論競爭:中程理論可能挑戰既有理論的預測

中程理論不一定只是為了支持原有的大理論。當研究者針對同一個政治現象提出不同的因果機制時,便可能形成相互競爭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以同盟形成為例,研究者可以比較兩種預期。權力平衡論認為,國家主要回應權力的集中,因此應該制衡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威脅平衡論則認為,國家主要回應由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共同構成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在許多案例中,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這時,兩套理論會得到相同的預測;即使觀察到國家制衡最強者,也無法判斷究竟是哪一套理論提供了較好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真正具有區辨力的情況,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並非最具威脅性的國家。例如在本章第四節的思想實驗中,甲國綜合國力最強,卻距離遙遠且沒有攻擊意圖;乙國實力較弱,卻與丙國接壤並提出領土要求。此時,權力平衡論預期丙國制衡甲國,威脅平衡論則預期丙國制衡乙國。只有在這類案例中,經驗結果才能真正支持一方、削弱另一方。Walt(1988)分析西南亞國家的同盟選擇,正是希望透過這種比較,評估兩套理論的解釋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競爭不是研究者各自尋找支持自己的案例,而是要找出不同理論會提出不同預測的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如果只挑選符合自己理論的案例,任何理論幾乎都能找到支持證據,研究者卻無從得知理論是否可能出錯。這也涉及研究設計中的三項基本要求。第一是可反駁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必須明確說明,觀察到什麼樣的結果會構成反證。第二是適用條件:研究者必須說清楚理論在哪些範圍內成立,否則一旦遇到反例,便可能隨意擴大或縮小適用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第三是經驗檢驗:理論邏輯即使相當嚴密,仍然需要透過歷史資料與案例比較,確認其預期是否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 (四)反向修正:中程理論的研究結果如何影響大理論?

前三種互動方式,大致都是從較廣泛的理論出發,發展出更具體的解釋。但理論發展並不只有這一個方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當某個中程理論不斷獲得經驗證據支持,而其預測又與原有理論存在落差時,研究者便可能回頭思考:原本較抽象的理論是否需要調整?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這種調整至少可能出現四種形式。第一,縮小適用範圍:研究者可能承認,原有理論主要適用於解釋體系層次的長期結果,而不直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第二,加入原本忽略的條件變數:例如 Christensen 與 Snyder 將攻守認知加入多極體系的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第三,修正原有的因果機制:例如威脅平衡論將國家回應的對象,從單純的權力集中改為綜合性的威脅評估。第四,發展新的研究取徑:當越來越多研究需要同時考慮體系壓力、領導人認知與國內政治,研究者也可能逐漸形成新的理論取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不過,修正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如果每遇到一個反例,就加入一個新的條件變數,原有理論的簡約性便會逐漸流失,甚至可能變得難以被否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正是 1990 年代末期學界的重要爭論。Vasquez(1997)援用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評估圍繞 Waltz 權力平衡命題的新傳統研究,認為這個研究綱領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變體、依賴輔助命題解釋反常現象,卻缺乏可被否證的核心理論與有力的研究發現,因而呈現退化的特徵。Waltz(1997)隨即在同一期期刊中撰文回應,對這種評估方式提出反駁。Legro 與 Moravcsik(1999)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批評,認為不少守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為了處理理論中的反常現象,反而削弱了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場爭論提醒我們,中程理論的累積,既可能讓一個研究傳統更加細緻,也可能使它失去原本的理論邊界。研究者因此需要不斷追問:新加入的條件,究竟是在說明原有理論的適用範圍,還是在替原有理論解釋掉不利的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因此,較合理的理解並不是一條由大理論單向產生中程理論的固定階層,而是一個可以反覆進行的理論發展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較廣泛的理論提供研究起點,中程理論形成可檢驗的命題,經驗研究可能支持、限制或挑戰這些命題,而累積的研究結果又可能促成理論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圖 4 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互動循環

資料來源:本文依 Merton(1968)、Walt(1987)、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及 Vasquez(1997)等文獻之討論所作的教學性理論重構,非任何學者提出的正式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圖中的回饋箭頭有兩條。較短的一條回到中程理論本身,代表經驗研究最常修正的是適用條件與因果機制;較長的一條回到較廣泛的理論架構,代表研究結果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可能進一步影響理論的基本主張。這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每一個反例都足以推翻一套大理論;但長期累積的研究結果,確實可能改變我們理解這套理論的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九、用「Skill」比喻理解中程理論及其限制

如果上述討論仍然有點抽象,或許可以借用《英雄聯盟》的英雄與技能系統作為比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較廣泛的理論,就像一位英雄的核心定位與玩法。它告訴我們這位英雄擅長處理什麼樣的局面:有些英雄擅長正面對抗,有些擅長控場,有些則擅長保護隊友。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定位」,便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普遍面對的競爭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中程理論則比較像面對不同情境時施放的 Skill。當問題變成「國家為什麼選擇與某國結盟」,研究者可能使用威脅平衡論;當問題變成「多極體系中的國家為什麼有時過度支持盟友,有時卻按兵不動」,研究者則可能使用 Christensen 與 Snyder 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不同的 Skill 針對不同情境,提供更具體的解釋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不過,這個比喻有四項重要限制,而這些限制本身,正是理解中程理論的重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一,中程理論不是大理論專屬的技能。在遊戲中,一個技能通常只屬於一位英雄;但在學術研究中,同一套中程理論可能同時與不同的理論傳統相容。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二,不同理論傳統可能共享或結合某些因果機制。Christensen 與 Snyder 的研究,便結合了 Waltz 的多極分析與 Jervis 的攻守變數。Sil 與 Katzenstein(2010)所提出的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 Eclecticism),也主張研究者可以針對具體問題,選擇性地結合來自不同研究傳統的理論概念與因果機制,而不必固守單一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三,使用中程理論不是為了讓大理論永遠正確。遊戲中的技能是用來幫助英雄贏得比賽;但在學術研究中,中程理論的檢驗結果也可能顯示原有理論的限制,甚至成為修正它的理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四,中程理論仍然需要透過經驗資料檢驗。技能說明寫得再漂亮,實戰中打不中也沒有用;同樣地,一套中程理論的邏輯看起來再合理,仍然必須透過案例比較與歷史證據,確認其預期是否真的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換句話說,這個比喻只能幫助我們記住「理論有不同層次、針對不同問題」,卻不能取代對理論地位、適用條件與經驗證據的嚴格判斷。畢竟,國際政治研究不是一份遊戲攻略,也沒有一套保證獲勝的技能組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回到本章的問題:為什麼 Waltz 已經提出權力平衡理論,Stephen Walt 仍然需要發展威脅平衡論?答案並不是 Waltz 的理論完全錯誤,而是兩者回答的問題不同。當研究問題從體系層次的均勢規律,轉向國家選擇哪一個制衡對象時,研究者便需要更具體的變數、條件與可檢驗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至於當大理論無法充分解釋某個具體現象時,研究者究竟應該補充中程理論、比較不同理論,還是修正原有的理論假定,並沒有固定答案。它取決於反常現象是否反覆出現、是否落在原有理論的適用範圍之內,以及修正之後的理論是否仍然保有解釋力與可否證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十、小結:結構現實主義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從 Waltz 到 Stephen Walt,可以發現一套理論的發展,不一定是從原本的錯誤走向後來的正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Waltz 希望建立國際體系的共同規律,Stephen Walt 則希望解釋具體的同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兩者雖然都關心安全與制衡,但研究問題本來就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因此,當 Stephen Walt 加入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時,並不是單純證明Waltz 完全錯誤,而是指出:如果我們希望從體系性的均勢規律進一步解釋個別國家的同盟行為,便可能需要更多的因果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不過,結構現實主義仍然留下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Waltz 認為國家至少希望維持生存,權力只是保障生存的手段。但如果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強權的未來意圖,那麼國家究竟應該追求多少權力,才能真正保障自身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 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第參章 CHAPTER 3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三次大辯論

證據界線與註腳

這些題目的論證層次與反證設計是 AI 擴充,不代表筆記編者已在原稿採取同一判斷。下方腳註準確區分原筆記、原典部分閱讀、摘要/目錄及待核頁碼;不以筆記中的引註宣稱原典全文已讀。

資格考練習題

題 1:Waltz 的結構概念能否解釋單一國家不制衡?

**論點/作答骨架:**先說明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的解釋對象是體系結果,區分內部/外部制衡,再提出短期延遲可能需補的國內變數。

文獻: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 作品及頁碼的實讀界線見本頁腳註。

**反駁:**若長期體系結果亦與能力分配無關,不能永遠用「層次不同」保護理論。1979 原書正文頁碼待核。13

題 2:Ashley 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是否使體系分析不可能?

**論點/作答骨架:**用艾許利〈新現實主義的貧困〉原刊第 255–257 頁界定他批評的國家單位預設,再說明結構模型的抽象化可能保留何種有限用途。

文獻:艾許利〈新現實主義的貧困〉 作品及頁碼的實讀界線見本頁腳註。

**反駁:**若單位身分本身隨互動變化,固定單位模型可能錯過所研究的因果機制。4

Footnotes

  1. 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346–558;七節與圖表在本稿後部完整保留。 ↩ ↩2 ↩3 ↩4 ↩5 ↩6 ↩7 ↩8

  2. 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92–105、340–559;結構與層次分析是筆記重構。 ↩ ↩2 ↩3

  3.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9),SRC-A74BE52DFD4F;目前讀出版社書頁、章目及短引文,未逐頁讀原書正文。 ↩ ↩2

  4. Ashley,〈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1984),SRC-0995AA37AB11,原刊印刷頁 255–257 已核;批評限於結構與單位預設,第 257 頁註 71 排除個人動機指控。 ↩ ↩2

  5.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198–444;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344–558。 ↩

  6.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92–105、382–393 ↩

  7. 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書頁 Table of Contents,第 1–6 章 ↩

  8.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92–105、107–145 ↩

  9.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97–105 ↩

  10. 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書頁 Table of Contents,第 3–4 章 ↩

  11.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108–125 ↩

  12.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126–145 ↩

  13.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40–365 ↩

  14. 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書頁 Table of Contents,第 5 章章名 ↩

  15.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60–379 ↩

  16.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V2 講義 PDF 頁序 8–9/印刷頁 5–6,圖 1 說明 ↩

  17.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362–405,嵌入圖 2 image3.png 已視覺核對 ↩

  18.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82–387、412–438 ↩

  19.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88–397 ↩

  20.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457–479、501–506 ↩

  21.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423–424、436–456、468–474、507–518,嵌入圖 2 image3.png 已視覺核對 ↩

  22.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98–401 ↩

  23. 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書頁 Table of Contents,第 7–8 章章名 ↩

  24. 作者正式主張|SRC-2E229036E02B,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與個案材料 ↩

  25.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V2 講義 PDF 頁序 18–19/印刷頁 15–16 ↩

  26.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530–559 ↩

  27. AI 擴充|SRC-43F072D497EA,JSTOR 卷期目錄與作者出版清單,僅書目 ↩

  28. AI 擴充|SRC-D7443E48B5F2,De Gruyter Brill/Cornell 書頁 About this book 與 Table of Contents ↩

  29. 作者正式主張|SRC-20A78D0A2D24,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

  30.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553–559 ↩

  31. 作者正式主張|SRC-6F21F8839147,Cambridge Core Extract 首四段、未讀全文 ↩

  32.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442–445 ↩

  33.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444–471 ↩

  34.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V2 講義 PDF 頁序 49–55、62–65/印刷頁 46–52、59–62,表 5、表 7 說明 ↩

  35. AI 擴充|SRC-6729E6331479,Mearsheimer 作者書頁與出版清單,未讀專書正文 ↩

  36. 作者正式主張|SRC-947E4A994F22,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 ↩2

  37. 作者正式主張|SRC-DC9D92A60333,Cambridge Core Extract 開頭,未讀全文 ↩

  38.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V2 講義 PDF 頁序 32–41、49/印刷頁 29–38、46 ↩

  39.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402–411 ↩

  40. 作者正式主張|SRC-ED0390081BC8,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

  41. 作者正式主張|SRC-7046E52B700C,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

  42. 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497–529、554–563 ↩

  43.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目錄段落 19–35、正文段落 344–558,圖 2 說明 ↩

  44.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67–563;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344–558、1301–1519;SRC-6D45B6072C80,PDF 頁序 7–16、61–65。 ↩

  45. 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344–558;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198–444。 ↩

  46.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67–197、445–563;SRC-6D45B6072C80,PDF 頁序 7–16、61–65。 ↩

  47.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405–444;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301–1519;SRC-0995AA37AB11,原刊 PDF 印刷頁 225–229,後續未逐頁詳讀。 ↩

  48. SRC-A74BE52DFD4F,出版社書頁、目錄及短引,未讀原著正文;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67–589;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344–558、1301–1557。 ↩

  4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67–563。 ↩

  5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68、DOCX 段落 69、DOCX 段落 70、DOCX 段落 71、DOCX 段落 72、DOCX 段落 73、DOCX 段落 74、DOCX 段落 75、DOCX 段落 76、DOCX 段落 77、DOCX 段落 78、DOCX 段落 80、DOCX 段落 81。 ↩

  5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84、DOCX 段落 85。 ↩

  5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87。 ↩

  5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89、DOCX 段落 90、DOCX 段落 91。 ↩

  5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94、DOCX 段落 95、DOCX 段落 96。 ↩

  5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98、DOCX 段落 99。 ↩

  5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01、DOCX 段落 102。 ↩

  5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04、DOCX 段落 105、DOCX 段落 106。 ↩

  58.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09、DOCX 段落 110、DOCX 段落 111、DOCX 段落 112、DOCX 段落 113、DOCX 段落 114、DOCX 段落 115、DOCX 段落 116、DOCX 段落 117、DOCX 段落 118。 ↩

  5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20、DOCX 段落 121、DOCX 段落 122、DOCX 段落 123、DOCX 段落 124、DOCX 段落 125。 ↩

  6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27、DOCX 段落 128、DOCX 段落 130、DOCX 段落 131。 ↩

  6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33、DOCX 段落 134、DOCX 段落 135。 ↩

  6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37、DOCX 段落 138、DOCX 段落 139。 ↩

  6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41、DOCX 段落 142、DOCX 段落 143。 ↩

  6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45、DOCX 段落 146、DOCX 段落 147。 ↩

  6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49、DOCX 段落 150、DOCX 段落 151、DOCX 段落 152、DOCX 段落 153、DOCX 段落 154、DOCX 段落 155、DOCX 段落 156、DOCX 段落 157。 ↩

  6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59、DOCX 段落 176。 ↩

  6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78、DOCX 段落 180、DOCX 段落 181、DOCX 段落 182、DOCX 段落 183、DOCX 段落 184、DOCX 段落 185、DOCX 段落 186。 ↩

  68.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88、DOCX 段落 189。 ↩

  6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191、DOCX 段落 192、DOCX 段落 193、DOCX 段落 194、DOCX 段落 195、DOCX 段落 196、DOCX 段落 197、DOCX 段落 198、DOCX 段落 199、DOCX 段落 200、DOCX 段落 201。 ↩

  7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04。 ↩

  7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06、DOCX 段落 207、DOCX 段落 208。 ↩

  7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10、DOCX 段落 211、DOCX 段落 212、DOCX 段落 213、DOCX 段落 214。 ↩

  7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16、DOCX 段落 217、DOCX 段落 218、DOCX 段落 219、DOCX 段落 220、DOCX 段落 221、DOCX 段落 222。 ↩

  7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24、DOCX 段落 225、DOCX 段落 226、DOCX 段落 227、DOCX 段落 244。 ↩

  7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46、DOCX 段落 247、DOCX 段落 248、DOCX 段落 249、DOCX 段落 250、DOCX 段落 251、DOCX 段落 252、DOCX 段落 253、DOCX 段落 254、DOCX 段落 255、DOCX 段落 256、DOCX 段落 257、DOCX 段落 258。 ↩

  7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60、DOCX 段落 261、DOCX 段落 262、DOCX 段落 263、DOCX 段落 264、DOCX 段落 265、DOCX 段落 266、DOCX 段落 267、DOCX 段落 268、DOCX 段落 269、DOCX 段落 270、DOCX 段落 271、DOCX 段落 272、DOCX 段落 273、DOCX 段落 274、DOCX 段落 275、DOCX 段落 276。 ↩

  7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278、DOCX 段落 279、DOCX 段落 280、DOCX 段落 281、DOCX 段落 282、DOCX 段落 283、DOCX 段落 284、DOCX 段落 285、DOCX 段落 286、DOCX 段落 287、DOCX 段落 288、DOCX 段落 289、DOCX 段落 290、DOCX 段落 291、DOCX 段落 292、DOCX 段落 293、DOCX 段落 294、DOCX 段落 295、DOCX 段落 296、DOCX 段落 297、DOCX 段落 298。 ↩

  78.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00、DOCX 段落 301、DOCX 段落 302、DOCX 段落 303、DOCX 段落 304、DOCX 段落 305、DOCX 段落 306、DOCX 段落 307、DOCX 段落 308、DOCX 段落 309、DOCX 段落 310、DOCX 段落 311、DOCX 段落 312、DOCX 段落 313、DOCX 段落 314、DOCX 段落 315、DOCX 段落 316、DOCX 段落 317、DOCX 段落 318、DOCX 段落 319、DOCX 段落 320、DOCX 段落 321、DOCX 段落 322、DOCX 段落 323、DOCX 段落 324。 ↩

  7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26、DOCX 段落 327、DOCX 段落 328、DOCX 段落 329、DOCX 段落 330、DOCX 段落 331、DOCX 段落 332、DOCX 段落 333、DOCX 段落 334、DOCX 段落 335、DOCX 段落 336、DOCX 段落 337、DOCX 段落 338、DOCX 段落 339。 ↩

  8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42、DOCX 段落 343、DOCX 段落 344。 ↩

  8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47、DOCX 段落 348、DOCX 段落 349、DOCX 段落 350、DOCX 段落 351。 ↩

  8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53、DOCX 段落 354、DOCX 段落 355、DOCX 段落 356、DOCX 段落 357、DOCX 段落 358、DOCX 段落 359。 ↩

  8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61、DOCX 段落 362、DOCX 段落 363、DOCX 段落 364、DOCX 段落 365、DOCX 段落 379、DOCX 段落 380、DOCX 段落 381。 ↩

  8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83。 ↩

  8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85、DOCX 段落 386、DOCX 段落 387。 ↩

  8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89、DOCX 段落 390、DOCX 段落 391、DOCX 段落 392、DOCX 段落 393。 ↩

  8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95、DOCX 段落 396、DOCX 段落 397。 ↩

  88.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399、DOCX 段落 400、DOCX 段落 401。 ↩

  8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04。 ↩

  9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06。 ↩

  9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08。 ↩

  9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10、DOCX 段落 411。 ↩

  9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13、DOCX 段落 414、DOCX 段落 415、DOCX 段落 416、DOCX 段落 436、DOCX 段落 437、DOCX 段落 438。 ↩

  9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40。 ↩

  9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43、DOCX 段落 444、DOCX 段落 445、DOCX 段落 465、DOCX 段落 466、DOCX 段落 467、DOCX 段落 468、DOCX 段落 469、DOCX 段落 470、DOCX 段落 471、DOCX 段落 472。 ↩

  9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74、DOCX 段落 475、DOCX 段落 476、DOCX 段落 477、DOCX 段落 478、DOCX 段落 479、DOCX 段落 480、DOCX 段落 481。 ↩

  9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83、DOCX 段落 484、DOCX 段落 485、DOCX 段落 486、DOCX 段落 487、DOCX 段落 488、DOCX 段落 489、DOCX 段落 491、DOCX 段落 492、DOCX 段落 493。 ↩

  98.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95、DOCX 段落 496。 ↩

  99.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498。 ↩

  100.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00、DOCX 段落 501。 ↩

  101.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03、DOCX 段落 521、DOCX 段落 523、DOCX 段落 524、DOCX 段落 525、DOCX 段落 526、DOCX 段落 527、DOCX 段落 528、DOCX 段落 529、DOCX 段落 530。 ↩

  102.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32、DOCX 段落 533。 ↩

  103.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35、DOCX 段落 536、DOCX 段落 553。 ↩

  104.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55、DOCX 段落 556、DOCX 段落 557。 ↩

  105.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59、DOCX 段落 560。 ↩

  106.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62、DOCX 段落 563。 ↩

  107. SRC-8B400BD44075(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DOCX 段落 565。 ↩

  108.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46、DOCX 段落 347、DOCX 段落 348、DOCX 段落 349、DOCX 段落 350、DOCX 段落 351、DOCX 段落 352、DOCX 段落 353、DOCX 段落 354、DOCX 段落 355、DOCX 段落 356、DOCX 段落 357、DOCX 段落 358、DOCX 段落 359。 ↩

  109.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61、DOCX 段落 362、DOCX 段落 363、DOCX 段落 364。 ↩

  110.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66、DOCX 段落 367、DOCX 段落 368、DOCX 段落 369、DOCX 段落 370、DOCX 段落 371、DOCX 段落 372、DOCX 段落 373、DOCX 段落 374、DOCX 段落 375。 ↩

  111.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77、DOCX 段落 378、DOCX 段落 379。 ↩

  112.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81、DOCX 段落 382、DOCX 段落 383、DOCX 段落 384、DOCX 段落 385、DOCX 段落 386、DOCX 段落 387。 ↩

  113.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89、DOCX 段落 390、DOCX 段落 391、DOCX 段落 392、DOCX 段落 393、DOCX 段落 394、DOCX 段落 395、DOCX 段落 396。 ↩

  114.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98、DOCX 段落 399、DOCX 段落 400、DOCX 段落 401、DOCX 段落 402、DOCX 段落 403、DOCX 段落 404、DOCX 段落 405。 ↩

  115.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07、DOCX 段落 408、DOCX 段落 409、DOCX 段落 410、DOCX 段落 411、DOCX 段落 412、DOCX 段落 413、DOCX 段落 414、DOCX 段落 415。 ↩

  116.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17、DOCX 段落 418、DOCX 段落 419、DOCX 段落 420、DOCX 段落 421、DOCX 段落 422、DOCX 段落 423、DOCX 段落 424。 ↩

  117.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26、DOCX 段落 427、DOCX 段落 428、DOCX 段落 429、DOCX 段落 430、DOCX 段落 431、DOCX 段落 432、DOCX 段落 433、DOCX 段落 434、DOCX 段落 435。 ↩

  118.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37、DOCX 段落 438、DOCX 段落 439、DOCX 段落 440、DOCX 段落 441、DOCX 段落 442、DOCX 段落 443、DOCX 段落 444、DOCX 段落 445、DOCX 段落 446。 ↩

  119.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48、DOCX 段落 449、DOCX 段落 450、DOCX 段落 451、DOCX 段落 452、DOCX 段落 453、DOCX 段落 454、DOCX 段落 455、DOCX 段落 456。 ↩

  120.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58、DOCX 段落 459、DOCX 段落 460、DOCX 段落 461、DOCX 段落 462、DOCX 段落 463、DOCX 段落 464、DOCX 段落 465、DOCX 段落 466、DOCX 段落 467、DOCX 段落 468、DOCX 段落 469、DOCX 段落 470、DOCX 段落 471、DOCX 段落 472、DOCX 段落 473、DOCX 段落 474。 ↩

  121.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76、DOCX 段落 477、DOCX 段落 478、DOCX 段落 479、DOCX 段落 480。 ↩

  122.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82、DOCX 段落 483、DOCX 段落 484、DOCX 段落 485、DOCX 段落 486、DOCX 段落 487、DOCX 段落 488、DOCX 段落 489、DOCX 段落 490。 ↩

  123.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492、DOCX 段落 493、DOCX 段落 494、DOCX 段落 495、DOCX 段落 496、DOCX 段落 497、DOCX 段落 498、DOCX 段落 499、DOCX 段落 500、DOCX 段落 501、DOCX 段落 502、DOCX 段落 503、DOCX 段落 504、DOCX 段落 505、DOCX 段落 506。 ↩

  124.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508、DOCX 段落 509、DOCX 段落 510、DOCX 段落 511、DOCX 段落 512、DOCX 段落 513、DOCX 段落 514、DOCX 段落 515、DOCX 段落 516、DOCX 段落 517、DOCX 段落 518、DOCX 段落 519、DOCX 段落 520、DOCX 段落 521、DOCX 段落 522、DOCX 段落 523。 ↩

  125.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525、DOCX 段落 526、DOCX 段落 527、DOCX 段落 528、DOCX 段落 529、DOCX 段落 530、DOCX 段落 531、DOCX 段落 532、DOCX 段落 533、DOCX 段落 534、DOCX 段落 535、DOCX 段落 536、DOCX 段落 537、DOCX 段落 538、DOCX 段落 539、DOCX 段落 540、DOCX 段落 541、DOCX 段落 542、DOCX 段落 543。 ↩

  126.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545、DOCX 段落 546、DOCX 段落 547、DOCX 段落 548、DOCX 段落 549、DOCX 段落 550、DOCX 段落 551、DOCX 段落 552、DOCX 段落 553、DOCX 段落 554、DOCX 段落 555、DOCX 段落 556、DOCX 段落 557、DOCX 段落 558。 ↩

  127.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445–563;SRC-6D45B6072C80,PDF 頁序 7–16、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