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Walt(威脅平衡、守勢現實主義)
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是 1985 年〈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1987 年《The Origins of Alliances》及 1988 年〈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的作者。1985 年文章目前只核對了官方卷期目錄與作者出版清單;1987 年書只讀出版社介紹與目錄;1988 年文章只讀出版社摘要及書目。〔AI 擴充|SRC-43F072D497EA,JSTOR 卷期目錄與哈佛大學作者出版清單〕〔AI 擴充|SRC-D7443E48B5F2,De Gruyter Brill 書頁 About this book 與 Table of Contents〕〔AI 擴充|SRC-20A78D0A2D24,Cambridge Core Abstract 與 Information〕
他的威脅平衡命題問:國家結盟主要回應實力最強者,還是回應最具威脅者?1988 年論文摘要直接列出總體實力、地理接近、進攻能力、可感知意圖四項威脅因素,也列出伊朗、土耳其、印度與巴基斯坦四個個案。摘要所稱研究結果支持威脅平衡,仍待論文正文核對個案選取、測量與推論。〔作者正式主張|SRC-20A78D0A2D24,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第五堂筆記將他的研究安排在結構現實主義與肯尼斯・華爾茲的權力平衡討論之後,作為對結盟命題的補充與限定。這是筆記編者的理論關係整理,不能推論華特已否證華爾茲全套理論。兩人的英文姓氏 Walt 與 Waltz 也應在引用時分清。〔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530–559〕
跨堂融合:從權力分配到結盟方向
第五堂把華特(Stephen M. Walt)接在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權力平衡之後:若國家面對相同的能力分配,為何仍會選擇不同盟友?華特 1988 年論文摘要把競爭命題明列為制衡最強者、追隨強者與制衡最具威脅者,並以伊朗、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的結盟政策檢驗。這裡的被解釋結果是結盟方向;華爾茲的結構論處理較一般的體系壓力,因此不能拿某個結盟反例直接宣告整套結構現實主義已被推翻。〔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404、530–559〕〔AI 擴充|SRC-20A78D0A2D24,Walt 1988 Cambridge 摘要,未讀個案正文〕
華特把威脅分解為總體實力、地理接近、進攻能力和可感知意圖。前兩項使能力分配仍有位置,後兩項提醒研究者:同樣數量的武器,因可用於攻擊或被理解為敵意,可能導向不同的結盟判斷。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因而追問意圖如何測量、是否從既成結盟倒推威脅;這是筆記的研究設計問題,不是 1988 年摘要已完成的識別檢驗。把羅伯特・傑維斯的安全困境並讀,可見兩者都在意國家如何解讀他者行為,但傑維斯問合作何以受阻,華特問聯盟向誰形成;這是後來的概念比較。〔AI 擴充|SRC-20A78D0A2D24,Walt 1988 Cambridge 摘要〕〔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535–557〕〔AI 擴充|SRC-947E4A994F22,Jervis 1978 Cambridge 摘要〕
華特 1985 年文章、1987 年專書與 1988 年論文構成可追查的發表序列,但本 Wiki 對前兩項目前僅有卷期、出版社概述與目錄,對 1988 年也僅讀到摘要。故此處只把四項威脅因素與摘要明示的比較結果歸給華特,不替中東或西南亞各案寫出未核讀的因果細節。第三次大辯論筆記把他的命題放回現實主義內部,是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與作者原刊的證據層級須分開。〔AI 擴充|SRC-43F072D497EA,1985 年卷期目錄及作者出版清單〕〔AI 擴充|SRC-D7443E48B5F2,1987 年出版社概述與目錄〕〔AI 擴充|SRC-20A78D0A2D24,1988 年摘要〕〔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15–22〕
第五堂原稿章節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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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辯論原稿章節
四、Stephen Walt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國家不一定制衡最強大的國家?
假設國際體系中存在三個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甲國具有最強大的綜合國力,但距離丙國相當遙遠,也沒有明顯攻擊丙國的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乙國的綜合國力雖然不如甲國,卻與丙國接壤,具有可以直接攻擊丙國的軍事能力,而且曾經公開提出領土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如果我們只根據綜合實力判斷,甲國似乎是最值得制衡的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但從丙國的安全處境來看,乙國可能反而構成更加直接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那麼,丙國究竟應該制衡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Stephen Walt(1985;1987)認為,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過度重視綜合實力,可能不足以解釋國家實際的結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因此,他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主張國家結盟時,通常不只是制衡擁有最多權力的國家,而是制衡對自身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行為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在這套理論中,威脅程度受到四項因素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一,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綜合實力仍然重要,因為軍事、經濟、人口與其他可動員資源,決定一個國家具有多少潛在的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不過,擁有強大力量,不代表一定會將這些力量用來威脅所有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二,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由於軍事力量投射通常受到距離與地形影響,距離較近的強權往往更容易形成直接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即使某國綜合國力相對較弱,只要距離足夠接近,仍然可能對鄰國形成比遙遠強權更大的安全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三,攻擊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ie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實際攻擊能力並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某個國家可能具有龐大的經濟資源,卻缺乏將軍事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區的能力;另一個國家雖然總體實力較小,卻可能具有足以對周邊國家進行快速攻擊的軍事部署。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攻擊能力會影響國家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四,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即使兩個國家具有相近的實力與軍事能力,只要其中一國被認為具有明顯侵略意圖,其他國家便可能更傾向制衡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但意圖本身存在重要的認知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無法直接觀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內心,只能透過公開聲明、過去行為、軍事部署與外交互動推測其意圖。因此,威脅評估不只是對物質能力的測量,也涉及行為者如何理解他人的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這使威脅平衡論比單純的能力分配分析更加具體,卻也產生新的研究問題: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測量一個國家的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圖 2 Stephen Walt 威脅平衡論的四因素模型
資料來源:本文依 Walt(1985;1987)及本章第四、五節內容整理繪製。說明:威脅平衡論提供的是條件性的同盟形成解釋,並非「最強國家必然被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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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比較原節
原稿書目見參考文獻;第五堂原稿書目見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