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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現實主義

研究所導讀:七段理論分析

AI 擴充|讀者導引

以下七段是根據筆記編者原筆記與已登錄的有限原典閱讀範圍所作的研究設計整理。每段的來源與閱讀界線集中列於頁尾腳註。完整原稿、原圖、原表、引文及既有跨堂論述在下方逐字保留;這段導讀不代替原稿。

一、問題意識

同一個國家何以有時維持現狀、有時擴張、有時只展示聲望?筆記編者初版以 Morgenthau 的利益、權力、道德與審慎判斷重建這個外交政策問題。這種取徑的優勢是迫使研究者交代政策選擇的政治理由;若題目問的是不同國家在無政府體系中反覆形成何種均勢,則必須說明古典取徑為何可能不足。1

二、理論前提

初版把 Morgenthau 的思想整理成數項基本命題:政治有權力面向,國家利益可用權力概念分析,但利益的內容不能脫離時空情境;道德不能直接替代政治判斷,審慎與後果仍須納入。這裡逐條陳列的是筆記編者對 1954 年第二版「六原則」及後續章節的筆記重構;本庫只取得該版目錄與書目,六原則原文、措辭及頁碼待核。12

三、理論推導

權力不是一個足以自動預測所有政策的單一數字。研究者先問決策者如何界定利益與威脅,再問其如何比較可用資源、政策代價及履行承諾的後果,最後才推到具體外交選項。要檢驗此鏈,應在決策前找政策備忘錄、演說與內部評估,而非只在事後把已採政策稱作「符合國家利益」。1

四、國家行為模式

初版保留三種政策取向:維持現狀、增加權力與展示聲望。它們是不同問題下可能出現的取向,不是每一國必經的三階段。若政治人物使用道德語言支持某政策,應檢查其如何同時估計權力與後果;不能先驗地把道德語言視為毫無作用,也不能從口號直接推知政策動機。1

五、理論運作方式

可檢查的因果鏈

情境中的利益界定 → 權力與威脅評估 → 審慎比較可行手段及後果 → 維持現狀/擴張/聲望政策。

因果鏈的每一步都需要不同證據:利益界定看決策記錄,資源評估看相對能力,審慎比較看被放棄的選項。沒有事前證據時,只能說這是一個有解釋力的事後詮釋,不能宣稱已證實某位決策者遵循 Morgenthau 的六原則。1

六、理論評估

優勢是能呈現政策選擇的情境性與道德張力;限制是「利益」若隨結果任意改寫,就難與其他政策理論比較。可觀察的挑戰是:在對領導人的權力與利益評估、風險認知都有獨立資料時,這些變項仍不能區分不同政策。Tickner 對 Morgenthau 的女性主義重述提供另一種批評入口,但本庫目前只核公開摘要,不能逐點重建她的六條原文。13

七、小結

古典現實主義解決的是如何作政治判斷,不是單憑一個假設預報所有國家行為。若研究問題轉成體系層次的反覆規律,接著讀結構現實主義;若仍要解釋特定國家如何把外部壓力轉為政策,則讀新古典現實主義。1

文獻校讀與待核問題

AI 擴充|第一輪校讀紀錄

下列段落完整保留第一輪待審稿的學術論述、比較表、參考文獻與待核問題;所述原典閱讀範圍以當時的來源登錄為準,後續新增材料另見本頁其他章節。

古典現實主義

前期版本審查範圍(當時狀態)

本頁沿用原條目 NOTE ID,逐段核讀《現實主義初版》DOCX 的古典現實主義章抽取段落 128–343,前言段落 118–127 及結構章段落 344–558 用作邊界對照。DOCX 目錄把本章列在印刷頁 5–26,但 DOCX 頁碼未與實際版面逐頁核對,故正文只以抽取段落定位。已視覺核對古典現實主義圖 1;書目來源只核 1948 初版及 1954 第二版的館藏資訊與 Cristol 2009 摘要,未讀摩根索兩版正文。講義的理論模型是筆記編者編者重構,不能當作授課教師授課逐字稿或摩根索原圖。

問題意識與作品版本

古典現實主義在本課用於追問國際政治為何反覆出現權力競爭,以及政治領導人在權力、國家利益、道德目標與外交後果之間如何作判斷。講義以愛德華・卡爾對現狀受益者「共同利益」論述的質疑,銜接漢斯・摩根索對國家利益與權力政策的分析;這是編者的思想史並置,不表示兩人具有完全相同的理論或曾共同提出固定公理。讀者可另參卡爾《二十年危機》及第一次大辯論的分期爭議。45

摩根索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於 1948 年出版第一版;本課常引用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則是在 1954 年第二版加進全書的理論導論。兩個館藏書目可確認不同版本的出版身分;Cristol 2009 年論文的出版社摘要明言六原則不在初版而於第二版加入,並提醒讀者不要把導論抽離全書脈絡。這是版本史的二手交叉核對,不是已逐頁對讀 1948 與 1954 年兩版原件;以下涉及六原則的具體意思,仍以講義編者轉述為界。6789

權力、利益與政治判斷

講義以五個命題統整摩根索:政治存在權力競爭;國家利益須從權力關係理解;國家對現狀的態度與其利益位置有關;法律及抽象道德不能取代審慎的政治判斷;在利益衝突無法徹底消除時,外交、權力平衡與有限妥協仍有作用。「五命題」是筆記編者依六原則及其他文獻重編的教學架構,不是摩根索在書中正式列出的另一套原則。10

在講義對六原則的轉述中,「以權力界定利益」讓研究者不只依賴領導人宣稱的動機,還分析政策所處的相對權力關係;但權力與利益的具體內容可隨歷史、文化及政治環境改變。政治領域的自主性,是要求政治分析保留權力與利益的解釋邏輯,不表示外交完全不受經濟、法律或道德影響。這些意思目前只由講義核讀,不能附上未讀的 1954 原書頁碼或逐字引文。11

講義也將摩根索對道德的態度與「國家利益永遠可凌駕一切」區分:政治行動有道德意義,但抽象原則不能不經後果評估便直接變成政策;國家也不能把自身道德願望等同全人類的普遍法則。審慎(prudence)在這裡是衡量目標、能力、成本、反制及長期後果的判斷要求,不是國家實際都會遵守的行為定律,也不是與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聲望並列的第四類政策。這仍是講義的詮釋,摩根索相關原文未讀。12

講義把「和平變遷」放進權力與秩序問題:當能力與地位改變,既有規則未必能滿足不滿現狀者;外交與有限妥協可能處理衝突,但不保證和平。這一段可與和平變遷條目對讀,不能把古典現實主義縮成「凡權力變動皆應訴諸戰爭」。講義關於摩根索的和平變遷敘述尚待原書與相關作品核對。13

三種權力政策及編者模型

講義依《國家間政治》整理三種外交政策取向:維持現狀政策希望保存既有權力分配;帝國主義政策試圖改變既有權力關係、增加自身有利地位;聲望政策旨在使他者認識本國能力、決心與地位。分類關鍵是政策追求的權力目的,不是是否動武;聲望展示也可能服務於維持或改變現狀。講義舉例不等於已核對摩根索各版正文或獨立驗證個別國家案例。14

講義把「權力競爭背景 → 國家利益與相對地位評估 → 審慎判斷 → 三種政策取向 → 政策效果回饋利益評估」畫成圖 1。DOCX 段落 262–269 明白標示這是筆記編者的理論性重構,不是摩根索本人提出的固定決策流程;圖像也已視覺核對:回饋箭頭返回第二環節,第一環節列有「國際無政府狀態」等編者概括。故不能把圖上每一格稱為 1954 年六原則的原文、把第三環節當所有國家都遵守的經驗事實,或用圖替代原著。15

理論用途與限制

古典現實主義的這種讀法適合分析特定外交政策的政治目的、歷史處境、手段與後果,也能問強大軍事能力是否真的達成政治目標。講義援引 Kirshner 對中國崛起的策略討論、Zambernardi 對摩根索越戰批評的重讀,以及 Porter 對不確定性的研究,作為後人應用示例;三篇原文在本批未讀,不能用講義敘述來評定其個案證據。16

講義也轉述 Aron 對「權力是最終目標還是政策手段」的疑問:若相反政策都可事後稱為追求權力,概念就需明確化,才能產生有區辨力的解釋。講義因而把古典現實主義的用途分為解釋外交行動,以及評價政治判斷與倫理;兩者不應由單一預測標準衡量。Aron、Bain、Williams、Cozette 等人的相關原文在本批均未核讀,所以此處不替他們補未見的原文措辭。17

與結構現實主義相比,這份講義讓古典研究保留政治行動者、利益界定和審慎判斷;華爾茲則把問題轉到體系結構何以造成反覆結果。這是編者的比較架構,不能推成前者只談人性、後者只談無政府,或說後者把前者的所有研究價值取代。原人工頁也連到新古典現實主義及女性主義:Rose 1998 年的公開摘要將新古典取向置於古典與結構思想的交會,Tickner 1988 年作品的 2014 年重印章摘要則可確認其對摩根索六原則的女性主義重述;兩篇正文均未讀,不以摘要推定完整論證。181920

來源範圍與待核

本稿只對 DOCX 抽取段落 118–558、嵌入圖 1,以及已登錄的館藏書目和公開摘要作內容判斷。1948 與 1954 年《國家間政治》正文、Cristol 2009 年正文、講義援引之 Bain/Williams/Aron 等作品及應用個案原文仍待讀;1954 六原則的確切字句、三種權力政策在不同版本中的章節位置,均不能僅憑目前材料給出原著頁碼。圖 1 與正文的關係已核,章首裝飾圖及 DOCX 實際印刷分頁未核。21222324

校讀文獻與核對進度

  • 筆記編者(編)。(年代待查)。《國際關係理論筆記_現實主義_初版拷貝》[依授課教師授課筆記編製之未出版 DOCX;本稿以抽取段落定位]。
  • Cristol, J. (2009). Morgenthau vs. Morgenthau? “The six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contex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1(4), 238–244. https://doi.org/10.1080/10803920903136247
  • Morgenthau, H.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1st ed.). Alfred A. Knopf.[本稿只核館藏書目,未讀正文。]
  • Morgenthau, H. J. (1954).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2nd ed., rev. and enl.). Alfred A. Knopf.[本稿只核書目及目錄開頭,未讀六原則正文。]
  •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https://doi.org/10.1017/S0043887100007814
  • Tickner, J. A. (1988). 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ul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3), 429–440. https://doi.org/10.1177/03058298880170030801

審查重點

  • 確認 1948 第一版與 1954 第二版原件的目錄和六原則導論;在取得正文以前,保留目前的版本史證據層級。
  • 圖 1 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回饋箭頭屬編者模型,是否需要在正式條目中只保留文字描述,以免被誤當摩根索的六原則圖示?
  • 決定古典現實主義條目保留多少應用研究內容;Kirshner、Zambernardi、Porter、Aron、Bain、Williams、Cozette 原文仍未讀。

原稿嵌入與採納

初版原章已嵌自正式〈現實主義〉的相同章節。原始材料實讀與原典核對狀態依頁尾腳註。

跨堂整合:權力政治與外交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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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把古典現實主義置於戰間期和平方案與現實主義回應的脈絡,並以 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權力政策與道德問題作為核心。初版擴展了這個框架:它按問題意識、理論前提、政策推導、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聲望政策及理論評估逐節鋪陳。第五堂則從 Waltz 的體系論反看古典現實主義,指出兩種取向對解釋目標與抽象層次的選擇不同。這三份筆記合起來,既能說明古典論述本身,也能清楚界定其與結構論的分工。25

同一傳統內的兩種解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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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和初版都反覆處理權力、利益、道德與審慎判斷的關係;「把利益界定為權力」在筆記中用來辨認政治分析的問題,而不是說任何國家在任何情況下必定採取相同的擴張行為。初版進一步把維持、增加與顯示權力的政策形式分開,並以外交評估的次序解釋為何相似的權力關切可能形成不同政策。這是筆記編者對 Morgenthau 的整理與教學推導,原著六原則及各政策類型的確切文字仍須以指定版次逐段核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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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把 Morgenthau 與 Waltz 放在同一個問題上比較:前者藉政治判斷與歷史處境理解國家利益與外交選擇,後者尋找跨國家、跨時期的體系限制。這是筆記編者的概念對照,不是兩位作者在本批已核原著中彼此點名交鋒的證據。初版末章提醒讀者先辨認研究的分析層次,再決定需要外交政策分析、體系規律,或兩者之間的中介機制;這個研究設計建議屬筆記編者的重構,不能寫成 Morgenthau 自己提出的「五派餐具」模型。27

證據邊界與原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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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依第三堂的戰間期與六原則、初版的政策推導、第五堂的結構現實主義對照安排完整原節;原有理論關係文字、圖表與書目也保留。現有來源對 Morgenthau 1948 年第一版只核了書目與版本資訊,1954 年第二版只核館藏書目及目錄開頭,未通讀兩版六原則正文。故本稿可完整呈現筆記編者筆記,卻不能把相同段落升格成已逐頁核對的 Morgenthau 原典引述。28

原有條目與逐堂原節

理論關係

  • 所屬傳統:現實主義。
  • 教材下一章:結構現實主義;教材原章名為「新現實主義」,此處表示閱讀順序。
  • 思想承接:新古典現實主義;Rose(1998)指出此取向重新運用並系統化部分古典現實主義洞見。
  • 受到的批評與重構:女性主義;Tickner(1988)重新檢視 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原則。

連線依據:教材第39頁;Rose(1998);Tickner(1988)。

第三堂:第一次大辯論中的古典現實主義

原稿位置

第三堂相關原節完整保留於〈第一次大辯論〉;此處以嵌入呈現,不另存同段。原稿書目見該頁參考文獻。

參、現實主義的回應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6。26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最悠久且影響深遠的思想傳統之一。其基本關懷在於:當政治共同體彼此競爭,而又不存在一個能有效凌駕所有國家的中央權威時,權力、利益、安全與生存如何塑造國家行為。

這種問題意識並非始於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傳統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討論權力、恐懼與國家利益;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王論》中強調政治判斷不能完全從抽象道德推演;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以自然狀態說明缺乏共同最高權威時所產生的不安全與相互猜疑。非西方政治思想中,同樣可以找到與現實主義問題意識相近的內容。例如古印度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Arthaśāstra),詳細討論國家能力、外交策略、聯盟與權力競爭。這些思想後來經常被國際關係學者視為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來源。

真正使現實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學中的系統性理論取向,則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秩序危機密切相關。以下依時間,從洛奇的質疑、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到卡爾、齊默恩與摩根索,重建這條「理想—現實」的爭論軸線。凡標示「依其思想改寫」的對話,均為筆記編者為學習目的所做的情境重構,並非史料直接引文。

一、卡爾與《二十年危機》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0。27

(一)先聲:洛奇的質詢與 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19。28

國際聯盟的構想首先在美國參議院引發激烈爭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並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家,但他對國聯的批評已觸及後來現實主義反覆提出的問題:當國際承諾與國家自主決策發生衝突時,國家會選擇哪一邊?他在 1919 年反對國聯的參議院演說中直言:

“I think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Lodge, 1919)

美國參議院最終未批准《凡爾賽條約》,其原因涉及不同派系、保留條款以及威爾遜與參議院之間的政治衝突,不能單純歸因於洛奇一人。但這個問題已使威爾遜式構想面臨第一個難題:集體安全要求國家把共同利益納入決策,如果共同利益與本國利益衝突,國家為什麼仍會履行承諾?

1931 年的滿洲危機與 1935 年的衣索比亞危機,使國聯在面對重大侵略時的執行困境更加明顯。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共同規則」,而是當危機發生時,成員國是否願意為執行規則承擔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成本。1930 年代的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先後以集體安全與和平變遷為研究主題,爭論也逐漸從「要不要建立國際制度」推進到另一個問題:即使建立了制度,制度應該維護什麼樣的秩序?和平究竟等不等於維持現狀?

(二)卡爾的三項批判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9–20。2

1939 年,卡爾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試圖回答:為什麼一戰後建立的和平秩序,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向崩解?在卡爾看來,問題不只是國聯制度設計不夠完善,也不只是某些國家不守規則,而是戰間期部分思想本身建立在過度樂觀的假設上(Carr, 1946;原稿註 1 見下)。

第一,批判「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

就如前一個篇章提到的理想主義的六個相信一樣,十九世紀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相信,只要個人與國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長期而言便會形成共同利益。到了戰間期,類似邏輯被投射到國際政治:既然所有國家都希望和平,維護既有秩序似乎就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卡爾的反問是:

誰的和平?誰的秩序?誰從現狀中受益?

對已擁有有利領土、殖民地與國際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現狀自然符合其利益;但對不滿既有安排的國家而言,若「維護和平」實際上意味著「不得改變現狀」,它便未必被視為同樣有利。

原稿註 1: 本文引用《二十年危機》時統一採用 1946 年第二版(Carr, 1946),以避免與 1939 年初版頁碼混用;論及出版史時仍以 1939 年為初版年份(Carr, 1939)。

第二,把權力放回政治分析。

卡爾把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區分為軍事權力、經濟權力與支配輿論的權力(power over opinion)。這打破了「權力=軍隊」的狹義理解:國家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形成威懾,透過經濟資源影響他國選擇,也能透過宣傳與觀念塑造他人對國際秩序的理解。

第三,法律、制度與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結構。

卡爾並沒有主張國際法毫無作用;他反對的是把法律視為與政治權力無關、可以獨立於國家利益之外運作的規則體系。他真正關心的是:一套規則為什麼會被遵守?需要哪些政治條件才能長期維持?更精確的說法是: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確實具有作用,但其效力不能脫離權力分布、利益關係以及國家是否願意履約的政治條件來理解。

學界補充:《二十年危機》的版本定位

第三堂原稿註 1 指定 Carr 1946 年第二版為正文引用版本。館藏書目分別著錄 1939 年初版與 1946 年第二版,兩者頁數不同;目前未讀任一版原書。**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出版史及論點敘述,但所有「Carr 認為」的精確原典頁碼仍須待核,不能把後人文獻的頁碼移植到指定的 1946 年版。29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差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2。30

經過上述三項批判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理解,卡爾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戰間期理想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根本差異。如果將《二十年危機》的論述加以整理,雙方最重要的分歧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是如何理解權力與國家利益;第二則是如何理解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一)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1。31

表 3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之比較

比較面向現實主義(卡爾)戰間期理想主義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國際政治不能脫離權力關係;若只談原則或制度,卻不考慮權力分布,就難以解釋國家實際如何行動。相信理性、法律、國際組織與集體安全等制度,可以引導國家合作,逐步建立和平秩序。

表 3(續,原稿同一表)

比較面向現實主義(卡爾)戰間期理想主義
權力的角色權力是政治的重要構成,包括軍事、經濟與對輿論、觀念的影響力。分析國際關係時,必須考量各國掌握權力的差異。傾向強調規則、國際法與集體安全的作用,希望用制度約束武力,使權力不再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依據。
國家利益以國家中心利益為重要考量較相信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和平與繁榮,因此可以透過合作制度調和各國利益。
和平如何維持和平不能只靠善意或宣言,還需要面對各國實力與利益差異,並處理既有秩序是否符合各國期待。可藉由國際組織、國際法、裁軍與集體安全等安排,減少衝突並維持和平。

(二)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1–22。32

表 4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道德與政治之比較

比較面向理想/自由國際主義現實主義(卡爾)
道德與政治道德、法律與公共意見可以約束國家行為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理解,但政治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
道德與權力希望以共同規範限制權力的使用道德與權力彼此牽連,也可能相互衝突
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國家亦應受到和平、正義與國際責任等共同原則約束國家首先對自身國民負責,因此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國際承諾強調信守協議、尊重國際法,以建立信任與穩定秩序承諾能否維持,仍受到國家利益、權力分布與履約成本影響
普遍道德較相信可以建立跨國共同適用的道德與法律原則警惕優勢國家將自身特殊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或「普遍道德」
平等強調主權平等與規則的一致適用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權力、機會與實際能力上的平等

三、利益和諧、權力與國際法:卡爾不是「權力就是一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2–23。33

若只讀到上述三項批判,很容易把卡爾誤讀為犬儒的權力論者。但《二十年危機》的論證結構本身就包含對現實主義的限制:卡爾在批判烏托邦之後,隨即討論「現實主義的限制」,指出純粹的現實主義無法提供行動的目的、道德判斷的基礎與行動的意義。對卡爾而言,「烏托邦」(utopia)與「現實」(reality)、「道德」(morality)與「權力」(power)都不能被完全排除:只有烏托邦,會得到一套無法實現、甚至替特定利益服務而不自知的理想;只有現實,則會得到一種只能描述、甚至只能服從現狀的權力分析。如圖 4 所示,卡爾真正站立的位置是兩者之間的張力,而政治秩序與和平變遷正是在這個張力中形成的。

圖 4 卡爾的 reality—utopia 張力

**圖 4 文字對照:**圖的 reality 端列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及軍事、經濟、輿論支配力;utopia 端列道德(morality)、目的(purpose)、共同規範及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中央是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與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圖示兩端皆不能排除:只有 utopia 會成為無法實現的理想,只有 reality 則成為無目的、易替現狀辯護的權力分析。

因此,本文將卡爾所代表的論點重新整理如下。在權力與國家利益上,權力是政治不可消除的核心,而不同國家確實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研究國際政治不能忽視這一點。在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上,國家對其國民負有的責任使其道德標準不同於個人道德;普遍性的道德訴求常被優勢者用來包裝特殊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平等不必然是權利、機會與實力上的平等。但這些主張的目的不是取消道德,而是要求道德訴求必須面對權力與利益的檢驗。卡爾自己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一個無視現實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一個完全沒有理想的現實,也無法形成值得維持的政治秩序。

學界補充:批判利益和諧之後的建構問題

Peter Wilson 的細讀指出,Carr 對「利益自然和諧」的批評,並未排除透過政治及經濟安排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其問題還涉及權力與道德如何相互限制。**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已反對「權力就是一切」的簡化,此處以後人研究補出批判之後的制度建構問題;Carr 原典頁碼仍待按指定版核對。34

四、和平變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35

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以專章討論「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這是理解其思想的關鍵,也是本文連接題庫制度設計的核心概念。其邏輯可以整理為三個步驟。

第一,僅僅凍結現狀(status quo)不是和平;若一套秩序只要求「不得改變」,它保護的往往是現狀受益者的利益。

第二,權力與利益的分布必然會改變;若制度無法處理這些變化,不滿便會累積,最終可能以暴力方式尋找出口。

第三,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在「維持現狀」與「允許戰爭」之間二選一,而是設計能夠處理變化、又不必訴諸暴力的制度(Carr, 1946; Pelc, 2016)。

這也是現實主義與改革之間的轉折點:現實主義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改革的起點。先理解阻礙合作的權力、利益與執行條件,才知道要把哪些條件轉化為可操作的改革。

學界補充:和平變遷的共同議題

Rood 對 1930 年代思想脈絡的重讀提醒,和平變遷並非 Carr 一人的專有概念;它同時牽涉既有秩序如何回應變動的權力與正義要求。**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 Carr 三步驟仍照錄,但不能因他提出這套思考就把當時所有和平變遷方案都視為同一種綏靖政策。36

五、齊默恩的反質詢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24。37

《二十年危機》出版後不久,長期研究國聯與國際法治的齊默恩(Alfred Zimmern)在 1939 年 11 月 24 日的《The Spectator》發表書評〈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回應卡爾(Zimmern, 1939)。齊默恩的立場不能簡化成「只要建立國際組織,國家自然就會和平」;他在 1936 年的著作中已詳細檢討國聯與法治的實際運作(Zimmern, 1936)。齊默恩式的反擊可以整理成一個問題:指出理想主義不夠現實,並不等於現實主義已經提出了一套足以維持和平的方案。

下列兩段沿用原稿的情境對話;「依其思想改寫」指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不是齊默恩或卡爾的史料原話。 1

齊默恩(依其思想改寫):「卡爾先生,我同意我們不能忽略權力與國家利益。但承認權力存在,並不等於已經回答了權力應如何受到限制。如果某個強國認為侵略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依據什麼共同標準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卡爾(依其思想改寫):「我的批評不是要取消所有共同標準,而是反對把某些國家認可的秩序與道德,直接宣稱為所有國家的普遍共識。政治不能只靠抽象理想,但也不能只有權力而沒有共同目標。」

到這裡,爭論已經不再只是「理想 vs. 現實」,而變成一個更難的問題:在國家利益不同、權力高度不均的現實中,共同規則應如何設計,才有機會真正約束權力?

學界補充:Carr—Zimmern 的分歧位置

Rood 讀取 Zimmern 1939 年對 Carr 初版的書評,指出 Zimmern 並未全盤拒絕 Carr 對空泛理想論的批判;他更在意相對主義之後,正義與自由的判準如何成立。Rood 又指出 Carr 某些對 Zimmern 的引述可能略去原來脈絡。**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兩句「依其思想改寫」對話,但它們仍是筆記編者的重構,不可當作雙方直接引文;精確回應須待兩位作者原文核對。3

六、卡爾 1942《Conditions of Peace》:從診斷走向改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38

如果《二十年危機》是對戰間期秩序失敗的診斷,那麼卡爾在 1942 年出版的專書 《Conditions of Peace》便是第二步:在承認權力現實之後,戰後秩序應如何改革?(Carr, 1942)。卡爾在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映了十九世紀以自由民主、民族自決與自由放任經濟為支柱的秩序已經無法運作;戰後和平不能只是恢復戰前狀態,而必須正面處理就業、經濟安全與社會需求等問題,並在民族國家之外思考更大範圍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本文不需要完全接受卡爾的具體方案,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示範:現實主義的診斷可以、也應該通往制度改革的提案。

學界補充:《和平的條件》的兩地版本

1942 年《和平的條件》倫敦版館藏著錄正文 279 頁;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所列紐約版著錄正文 282 頁。Wilson 將該書讀作 Carr 從批判轉向戰後社會、經濟與制度重建。**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改革方向保留,但引用時須先固定倫敦版或紐約版,不能共用頁碼;本計畫尚未讀 Carr 原書。39

七、摩根索:權力、利益與道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6。40

1948 年,摩根索在《World Politics》創刊號發表〈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他一方面肯定卡爾揭露戰間期烏托邦思想侷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擔心,如果所有道德都被化約為權力與利益的產物,現實主義就會失去批判既存權力的標準。他的批評濃縮在一句話中:

“Thus the political moralist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utopian of power.”

如果我們把所有道德都還原成權力與利益,那麼研究者最後可能不再只是「分析權力」,而是不自覺地「接受權力」。

(Morgenthau, 1948a)

同年,摩根索出版《國家間政治》(Morgenthau, 1948b),把戰間期現實主義對權力、利益與國際制度的批判,進一步整理為較系統化的理論。他在後續版本中整理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Morgenthau, 1954)可以摘要為:

(一)現實主義六大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5。41

  1. 政治現實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現實主義相信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理論來反映這些客觀規律。
  1.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幫助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道路的主要路標。

  2. 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而客觀的,但也重視此概念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權力是目的,利益是實質,所以利益是主導政治行動的永恆標準。

  3. 現實主義瞭解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但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國家生存就是政治行動的最高道德原則,政策效果應是評價政策的唯一標準。

  4. 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所以不能以特定國家的道德準則適用於其他國家,把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等同於普遍適用的道德法則。

  5. 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的區別是真實且深刻的,因為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範疇的獨立性,堅持以權力界定利益。

(二)權力鬥爭的三種政策表現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5–26。42

摩根索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本質上都離不開權力競逐,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層次上,這種權力鬥爭通常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的政策取向:

保持權力 → 現狀政策(status quo)

維持某一特定歷史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為目標,但不必然反對任何變化,只是反對任何會導致國家間權力發生逆轉的變化。

增加權力 → 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試圖推翻現狀,取得區域優勢或成為區域帝國,甚至是世界帝國。具體可分為軍事、經濟、文化帝國主義。

顯示權力 → 威望政策(prestige)

使別國對自己實際、自認、假裝擁有的權力產生印象。具體的方法包括外交禮儀、炫耀武力。

學界補充:現實主義內部的道德批評

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評論 Carr 的多本著作。Wilson 對書評的討論指出,Morgenthau 肯定 Carr 對戰間期思想缺陷的揭示,卻質疑其道德判準過度隨權力與歷史處境變動。**對原稿的修正:**這是現實主義者彼此對道德與權力關係的分歧,不能簡化成「現實主義陣營共同勝利」;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措辭與頁碼待核。4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第三堂原稿參考文獻

AI 擴充

第三堂以六原則與政策分類提示古典現實主義對權力、利益和道德的關切;初版則把這些關切展開為可追蹤的外交政策分析步驟,分別討論維持現狀、增加權力與聲望展示。初版末章又用研究問題與層次選擇評估五派理論,這部分是筆記編者的教學模型,不是 Morgenthau 原著章節的直接延伸。29

跨堂原節完整保留:現實主義初版:古典現實主義與五派選用

以下原節沿原稿順序、引文與圖表完整保留;跨堂判讀見本頁前部。

來源 DOCX 段落 128–343;本頁下方原節。

壹、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國際政治始終無法擺脫權力鬥爭?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0

早在古希臘時期,修昔底德(Thucydides)便透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討論權力、恐懼與戰爭之間的關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則在《君王論》中提醒統治者,政治行為不能完全依靠道德理想;十七世紀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更透過自然狀態說明,當政治行動者缺乏共同權威時,即使彼此沒有私人恩怨,也可能因為恐懼與不確定性而產生衝突。

這些思想家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不願意直接將道德理想等同於政治現實。然而,直到二十世紀,現實主義才逐漸從政治思想發展為具有系統性解釋企圖的國際關係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兩位人物,便是 E. H. Carr 與 Hans J. Morgenthau。

1939 年,​Carr 出版《二十年危機》(The Twenty Years’ Crisis),向戰間期盛行的理想主義提出批判。他認為,當國際社會高舉和平、正義與共同利益的旗幟時,研究者不能只關心這些目標在道德上是否值得追求,更必須進一步追問:究竟是誰有能力制定規則?誰能從既有的國際秩序中獲益?而那些不滿現狀的國家,為什麼應該接受這套安排?

在 Carr 看來,所謂普遍利益,有時可能只是既有優勢國家將自身利益包裝成普遍原則的結果。因此,國際政治不能單純從法律制度或道德理想出發加以理解,還必須分析不同國家所處的權力地位,以及它們對現有秩序具有什麼樣的利益。

1948 年,​Morgenthau 出版《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進一步將權力、利益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整理為具有系統性的政治現實主義。相較於 Carr 著重批判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理想主義,​Morgenthau 更希望從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權力競爭,建立一套理解國家行為的普遍性分析架構。

然而,​Morgenthau 並不只是希望證明國際政治存在權力競爭。他同樣關心政治領導人如何理解國家利益,以及當國家必須在不同外交政策之間作出選擇時,究竟應該如何判斷不同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

因此,​Morgenthau 真正想回答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概括,大概就是:

為什麼無論國家採取什麼政治制度、由什麼領導人統治,國際政治始終會出現權力競爭,而國家又應該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追求自身利益?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

二、理論前提:Morgenthau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1

Morgenthau 在《國家間政治》1954 年第二版中,正式提出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Six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六大原則不僅是理解 Morgenthau 思想的重要起點,也提供後世學者整理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依據。

然而,​Jonathan Cristol(2009)提醒,若只將六大原則從原著中抽離,容易忽略 Morgenthau 對外交、歷史與政治判斷的重視,進而將古典現實主義簡化成一套認為國家永遠追求權力最大化的理論。因此,本文將參考 Morgenthau 的六大原則,以及 Bain(2000)、​Williams(2004)等學者對其理論的重新詮釋,將古典現實主義整理成五個基本命題。

(一)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場權力鬥爭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2

Morgenthau 認為,政治世界存在某些具有持續性的客觀規律,而這些規律與人性密切相關。在他的理解中,人類不僅追求自身安全,也具有追求權力、影響他人甚至支配他人的傾向。當人類組織成政治共同體,並以國家的形式相互競爭時,這種權力欲望便可能表現在國際政治之中。

因此,​Morgenthau 將國際政治理解為一場持續的權力鬥爭。國家不僅會因為遭到外部威脅而追求權力,也可能為了聲望、地位與擴大影響力而參與競爭。換句話說,權力不只是國家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也可能成為政治行動者重視的目標本身。

這與後來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存在重要差異。Waltz 主要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結構推導國家的自助行為,而 Morgenthau 則將權力競爭的根源部分歸因於人性及政治本身的特徵。

即使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只要政治行動者依然具有追求權力與利益的傾向,權力競爭便不容易完全消失。因此,古典現實主義不需要假定某種特定的國際權力分配,才能解釋政治行動者為什麼可能發生衝突。

不過,後世學者也對這項人性假定提出質疑。若國家的權力競爭最終來自人類普遍具有的支配欲望,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選擇積極擴張,有些國家卻願意克制甚至放棄部分權力?

如果所有政治行為都可以歸因於追求權力,那麼這套解釋是否會因為過於廣泛,而失去區分不同政治行為的能力?

這個問題將成為後來結構現實主義試圖重新建立理論的重要背景。

(二)國家利益必須透過權力加以理解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3

Morgenthau 的第二個重要命題,是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Interest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

他認為,研究者在解釋外交政策時,不能完全依賴政治領導人所宣稱的動機,也不能因為某項政策具有道德目標,就直接認定該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實現道德理想。

例如,當一個國家宣布自己將透過軍事介入維護區域和平時,古典現實主義者除了關心其行動是否具有國際法上的正當性,也會進一步分析這項行動是否有助於維持勢力範圍、保護重要資源、鞏固盟友或防止競爭對手擴張。

這並不是說政治領導人所提出的道德理由一定是虛假的,而是提醒我們,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行為,必須放回權力與利益的關係中才能得到較完整的理解。

然而,​Morgenthau 並未將國家利益視為一成不變的概念。他在第三項原則中指出,以權力界定利益雖然具有普遍意義,但權力與利益的具體內容仍然會受到歷史、文化與政治環境影響。

對某些國家而言,領土與軍事控制可能是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對其他國家而言,經濟、外交影響力或國際地位,也可能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意義。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強調國家追求權力與利益,卻不能因此直接推論所有國家在任何時代都必然採取相同的擴張政策。

此外,​Morgenthau 在第六項原則中特別強調政治領域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Political Sphere)。

所謂政治自主性,並不是指政治完全不受法律、經濟或道德因素影響,而是認為研究者在分析政治行為時,必須保留政治本身的解釋邏輯,不能將政治直接化約為其他領域的問題。

例如,一項外交政策可能在經濟上具有相當高的收益,卻同時使國家在軍事或外交上更加依賴其他強權。因此,若研究者只以經濟效益判斷政策是否成功,便可能忽略它對國家權力與政治自主所造成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不只是描述國家通常會追求什麼,也是在提供研究者一項分析政治行為的核心概念。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能夠從政治的角度,重新檢視國家所宣稱的外交目標,以及其政策是否真正符合自身利益。

(三)國際秩序建立在權力分配之上,國家對現狀的態度取決於自身利益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4

如果政治本質上涉及權力競爭,而國家又以權力界定自身利益,那麼國際秩序自然不可能完全脫離權力分配。

這項命題特別能夠連結 Carr 與 Morgenthau 的思想。

Carr 認為,對已經取得優勢地位的國家來說,維持和平與國際秩序往往符合自身利益;但對不滿現狀的國家而言,同一套秩序卻可能代表不公平的權力安排。

Morgenthau 則將這項問題進一步帶入國家外交政策的分類,指出國際政治中存在希望維持既有權力關係的國家,以及試圖改變權力分配的國家。

因此,當我們研究某個國家是否支持既有國際秩序時,不能只看它是否遵守國際法、是否支持國際制度,還必須分析它目前在國際權力分配中處於什麼地位,以及維持現狀究竟是否符合它的利益。

例如,一個已經在特定區域取得優勢的國家,可能主張所有國家都應該維持既有領土安排與安全秩序;但對於認為這套安排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而言,相同的國際秩序卻可能代表其權力與地位受到限制。

因此,對既有秩序的支持與反對,未必完全來自國家是否認同某種政治理念,也可能與它在現有權力分配中的利益密切相關。

不過,國家對現狀的態度也不是永遠不變。

隨著相對實力、國際地位與利益需求發生變化,原本支持現狀的國家可能逐漸對既有秩序感到不滿,而原本試圖挑戰現狀的國家,也可能在取得有利地位後,轉而成為秩序的維護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政治並不是一群永遠具有相同目標的國家相互競爭,而是一場隨著權力分配變化,不斷重新調整彼此利益與地位的政治過程。

不過,這並不表示權力分配能夠完全決定國家對現狀的態度。國家如何理解自身利益、是否願意接受既有政治安排,以及政治領導人對外交機會的判斷,同樣可能影響最終政策。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雖然重視權力分配,卻不必然將國家行為視為國際結構自動產生的結果。

(四)國際法與道德無法取代權力政治,外交決策必須經過審慎判斷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5

古典現實主義經常被批評為忽略道德,甚至認為國家只要能夠增加權力,就可以不計代價地採取任何行動。但這樣的理解並不完全符合 Morgenthau 的思想。

Morgenthau 並不否認政治行動具有道德意義,而是認為抽象的道德原則,不能在未考慮實際政治環境的情況下,直接轉化為外交政策。

即使一項政策的目的在於實現和平或正義,仍然必須考量採取行動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

因此,他特別強調審慎(Prudence)的重要性。

政治領導人不僅必須判斷政策是否符合國家利益,更需要考慮政策是否有能力實現預定目標,以及它是否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

例如,當某個國家希望透過軍事介入阻止他國侵犯人權時,即使這項政策具有值得支持的道德目的,仍然必須進一步評估軍事行動是否真的能夠改善當地政治情況,以及它是否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戰爭、社會分裂或政治失序。

這並不代表道德目的本身不重要,而是說明良好的政治意圖,未必能夠保證政策產生良好的政治結果。

此外,​Morgenthau 在第五項原則中,特別反對將某個國家的道德訴求,直接等同於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法則。

這項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國家可能認為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只是符合自身利益,更代表全人類都應該支持的正義。如果政治領導人將自身國家的利益與普遍道德完全等同,便可能失去理解其他國家利益與立場的能力。

結果,原本應該透過外交協商處理的利益衝突,可能逐漸被理解為正義與邪惡之間不可妥協的對抗。

William Bain(2000)在重新檢視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時,便特別強調政治判斷、歷史脈絡與道德思考的重要性。Michael C. Williams(2004)也指出,​Morgenthau 並未將政治簡化成暴力競爭,而是同樣重視政治觀念、公共辯論與道德判斷。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認為外交政策應該永遠選擇增加權力最多的方案,而是認為國家必須在權力、利益、道德與政策後果之間,作出符合現實條件的政治判斷。

這也意味著,審慎並不是與維持現狀、帝國主義或聲望政策並列的第四種外交政策,而是政治領導人評估政策目標與手段時,應該遵循的重要判斷原則。

(五)國家無法完全透過制度消除利益衝突,因此權力平衡與外交調整具有重要性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6

即使國際制度與國際法能夠約束部分國家行為,也不代表它們可以徹底消除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

尤其當既有國際規則與權力分配逐漸不符合某些國家的利益時,單純要求所有國家遵守現有制度,未必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對 Morgenthau 而言,國際法與國際制度雖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們能否有效運作,仍然受到國際權力關係與國家利益的影響。

因此,國際政治不能只依靠法律規範或制度安排來維持秩序,也必須考慮不同國家是否願意接受現有的權力分配,以及當國際環境改變時,既有秩序能否進行必要調整。

這個問題特別涉及 Morgenthau 所關心的「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

當國際權力分配持續改變,原本具有優勢的國家可能逐漸失去相對地位,而新興強權則可能要求取得更多政治權力與國際影響力。如果既有秩序無法回應這些變化,國家間的利益衝突便可能逐漸累積,甚至演變成軍事對抗。

因此,如何在不爆發戰爭的情況下,調整國家之間的利益與地位,便成為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難題。

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缺乏能夠強迫所有國家接受權力重新分配的共同權威,和平變遷在實務上往往極為困難。

因此,​Morgenthau 重視外交談判、權力平衡與有限妥協的作用,希望透過政治家的判斷與外交技巧,避免國家間的利益衝突直接演變成全面戰爭。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權力平衡必然能夠維持和平,也不代表外交談判一定能夠消除衝突。相反地,權力平衡可能受到國家實力變化與外交政策失誤影響,而外交妥協也可能因為缺乏互信、對方具有侵略意圖,或國家對核心利益存在根本分歧而難以成功。

因此,外交談判與有限妥協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有效的政策,而是國家在無法徹底消除權力競爭時,可以用來管理衝突的重要政治手段。

綜合以上五個命題,可以發現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並不是簡單地主張國家應該追求更多權力,而是認為國家處於一個持續存在權力競爭、利益衝突與政治不確定性的環境,因此必須透過對權力、利益與政策後果的判斷,決定自身的外交行為。

不過,這些命題還沒有直接告訴我們,國家究竟會選擇什麼樣的外交政策。若要進一步理解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方式,便必須分析國家如何根據自身的權力地位與利益目標,形成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

三、理論推導:國家如何從權力競爭形成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7

整理完上述五個基本命題後,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推導:如果我們接受 Morgenthau 對政治世界的理解,那麼為什麼不同國家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首先,既然政治世界中始終存在權力競爭,而國家又必須以權力界定自身利益,那麼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便不能只考慮自己希望達成什麼目標,還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權力與利益。

當甲國的政策目標與乙國相互衝突時,即使雙方都認為自己的行動符合正義,仍然可能因為利益不相容而產生政治對抗。因此,國家必須透過對自身能力與國際權力關係的理解,判斷不同政策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

其次,當各國具有不同的相對權力與國際地位時,它們對既有國際秩序的態度便可能出現差異。

已經從現有權力分配中獲得利益的國家,較可能希望維持現狀;相反地,認為既有權力關係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則可能試圖改變現狀。

因此,國家的政策目標並非完全相同,而是與它在現有權力分配中的地位,以及希望維持或改變何種權力關係密切相關。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只要不滿現狀,就必然採取戰爭或擴張行動。

因為國家即使具有改變權力關係的目標,也必須面對自身實力的限制,以及其他國家可能採取的反制。當軍事擴張可能造成嚴重損失時,國家可能暫時選擇外交協商;而當維持現狀的成本逐漸提高時,原本支持既有秩序的國家,也可能重新調整自身政策。

此外,國家不只可能希望維持或改變實際的權力分配,也可能希望讓其他國家認識自身的實力與政治地位。

例如,即使某個國家已經具有相當強大的軍事能力,也不代表其他國家一定會正確認識它的實力。因此,國家可能透過軍事展示、外交儀式或其他象徵性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對自身權力與決心的判斷。

這使國家除了維持或增加權力以外,也可能將顯示權力作為重要的外交政策取向。

綜合上述推導,可以發現 Morgenthau 並不是從權力競爭直接得出國家必須無限制擴張的結論,而是進一步區分國家對既有權力關係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標。

如果將上述關係整理成簡化的分析模式,便可以得到以下推導:

政治世界存在權力競爭 → 國家以權力界定利益 → 依自身實力與國際權力關係評估利益 → 形成保持、增加或顯示權力的政策目標。

不過,這裡還必須區分兩個問題:研究者如何解釋國家的外交政策,以及政治領導人應該如何作出外交決策。

前者是解釋性的分析問題。研究者可以透過觀察某項政策所追求的權力目的,判斷它究竟是在維持現狀、改變權力關係,還是展示自身的權力。

因此,分析政策時不能只依靠政治領導人宣稱的動機,而必須進一步檢視政策實際追求的目標,以及它與既有權力關係之間的聯繫。

後者則涉及 Morgenthau 對審慎判斷的重視。

對 Morgenthau 而言,即使研究者能夠辨認某項政策的權力目的,也不代表這項政策必然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國家可能因為錯誤理解自身能力、低估其他國家的反制,或將抽象道德目標直接轉化為政治行動,而採取不符合自身長期利益的政策。

因此,政治領導人不僅需要知道自己希望維持、增加或顯示什麼樣的權力,還應該進一步評估政策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目標,以及它可能付出的政治、軍事與道德代價。

這便是審慎判斷在古典現實主義中的重要位置。

不過,審慎並不是所有國家必然遵循的決策程序,而是 Morgenthau 用來評價政治決策的一項重要原則。

換句話說,古典現實主義可以解釋國家為什麼採取某種權力政策,也能夠進一步評估政治領導人是否以適當手段追求其目標,但不能因此將所有國家行為都視為審慎計算的結果。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推導具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它透過權力與利益理解國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另一方面,它透過政治判斷與政策後果,評估不同外交策略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利益。

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說明,​Morgenthau 究竟如何將國家的權力政策分成不同類型。

四、國家行為模式:保持權力、增加權力與顯示權力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8

Morgenthau 在《國家間政治》中,將國家追求權力的對外政策區分成三種基本取向,分別為保持權力(Keeping Power)、增加權力(Increasing Power)與顯示權力(Demonstrating Power),並對應維持現狀政策(Policy of the Status Quo)、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與聲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

這三種分類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使抽象的權力與利益概念,轉化為可以實際用來分析外交政策的行為類型。

(一)保持權力:維持現狀政策(Policy of the Status Quo)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9

維持現狀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存既有的國際權力分配。

對於已經在國際體系中取得有利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既有秩序有助於保障自身利益,因此國家可能採取外交、軍事與制度性措施,防止競爭對手改變權力關係。

例如,某個國家已經在特定區域擁有相對優勢,並透過同盟、外交協定與軍事部署維持自身地位。當另一個國家試圖挑戰既有秩序時,前者可能透過軍事嚇阻、外交施壓或結盟進行反制。

雖然這些行動可能被描述為維護和平,但從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它們同時也具有維持既有權力分配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維持現狀政策並不代表國家永遠不會使用武力。

如果某個國家為了阻止競爭對手改變現有權力安排而發動軍事行動,它仍然可能屬於維持現狀政策。因此,判斷政策類型的關鍵並不是國家是否使用武力,而是其最終希望維持或改變何種權力關係。

同樣地,維持現狀政策也不代表國家反對所有政治變化。國家可能接受有限的外交調整、條約修正或制度改革,只要這些行動沒有根本改變其希望維持的權力關係,仍然可能符合維持現狀政策的基本取向。

因此,維持現狀應被理解為一項相對於既有權力分配的政策目標,而不是對一切變化的全面反對。

(二)增加權力: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0

帝國主義政策與維持現狀政策相對,其核心在於試圖改變既有的權力分配,使國際權力關係朝有利於本國的方向重新安排。

例如,一個國家可能不滿既有的領土安排、國際地位或勢力範圍,因而希望透過軍事征服、政治控制或其他方式提高自身權力。

當這些政策的目標不只是維持安全,而是進一步推翻或改變既有權力關係時,便可能符合 Morgenthau 所討論的帝國主義政策特徵。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帝國主義與一般的政策修正。

國家要求調整條約、重新談判貿易安排,或試圖提高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並不必然等同於 Morgenthau 意義下的帝國主義。是否構成帝國主義政策,仍然需要進一步分析其改變既有權力分配的目標、程度與手段。

因此,​Morgenthau 所討論的帝國主義政策,並不是指國家只要增加軍事力量、擴大經濟影響力,便必然屬於帝國主義,而是特別關心國家是否企圖透過改變既有權力關係,取得更有利的國際地位。

同樣地,帝國主義政策也不必然等同於道德上具有負面意義的行動。這項分類主要是分析國家的權力目標,而不是直接對某項政策進行道德評價。

因此,研究者若要判斷某個國家是否採取帝國主義政策,不能只根據它是否使用武力,也不能只根據它是否提出改變現狀的要求,而必須進一步分析它希望重新安排何種權力關係。

(三)顯示權力:聲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1

相較於維持現狀與帝國主義政策,聲望政策更關心的是國家如何讓其他國家認識自己的權力。

即使某個國家已經具有強大的軍事與經濟能力,也不代表其他國家必然會正確理解它的實力與決心。因此,國家可能透過外交儀式、軍事展示、國際活動或其他象徵性行動,提高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聲望。

例如,當一個國家舉行大型閱兵或軍事演習時,這項行動未必直接改變實際的權力分配,卻可能影響其他國家對其軍事能力與政策決心的判斷。

同樣地,國家也可能透過高規格外交接待、國際會議或展示自身的國際地位,強化其他國家對其重要性的認知。

因此,聲望政策的核心不只是增加國家所擁有的物質能力,而是透過改變其他國家對自身實力與地位的認識,產生有利的政治效果。

不過,聲望政策並不是與另外兩種政策完全獨立的目標。

維持現狀的國家可以透過展示權力來嚇阻挑戰者,試圖擴張的國家也可以利用聲望降低其他國家反抗的可能性。因此,聲望政策往往是服務於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的手段。

綜合而言,三種權力政策的區別,主要取決於國家希望維持、改變或展示何種權力關係。然而,這三種取向並不代表所有外交行動都只能被歸入單一、互不重疊的類型。

尤其聲望政策可能同時服務於維持現狀或帝國主義的目標。因此,研究者在分析實際外交政策時,不應只根據國家使用的外交或軍事手段進行分類,而應進一步判斷這些行動所追求的權力目的,以及它們是否可能產生與原先目標不同的政治效果。

這也顯示,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家行為分類,並不是單純依據國家是否使用武力,而是透過對權力目的的辨識,理解不同外交政策的政治意義。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家利益評估到外交政策選擇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2

經由上述分析,本文將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整理為四個主要環節。

首先,政治中的權力競爭構成國家思考外交政策的重要背景;其次,國家必須依據自身能力、國際權力關係與歷史環境,評估其所處的權力地位並界定利益;接著,政治領導人應透過審慎判斷,衡量不同政策的成本、風險與可能後果;最後,國家可能採取維持現狀、帝國主義或聲望政策。

這些政策行動也可能改變既有的國際權力關係,使國家必須重新評估自身的利益與政策選擇。

因此,模型中的回饋機制,應由外交政策行動所產生的國際政治效果,重新回到第二階段的國家利益評估,而不是回到第一階段重新產生政治的基本前提。

不過,這套模型並不是 Morgenthau 本人提出的固定決策流程,而是筆記編者依據其權力、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分類所建立的分析性重構。

尤其審慎判斷應被理解為政治領導人應該遵循的重要決策原則,而不是所有國家必然具有的行為特徵。研究者仍然需要區分國家實際採取的政策,以及政治領導人是否作出了符合審慎原則的選擇。

圖 1 Morgenthau 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Morgenthau(1954)、​Bain(2000)與 Williams(2004)等文獻整理繪製。

六、理論評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外交政策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3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古典現實主義不僅重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競爭,也關心國家利益如何被界定,以及政治領導人如何在不同外交政策之間作出判斷。

然而,當我們試圖評估一套理論的價值時,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它能夠考慮多少因素,而是:面對什麼樣的研究問題,古典現實主義能夠提供其他理論較難提供的解釋?

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放在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間比較。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著重國際體系如何限制國家行為;守勢現實主義則特別重視安全困境、攻防條件,以及何時擴張可能反而損害國家安全;攻勢現實主義關注大國追求權力優勢與區域霸權的結構性誘因;至於新古典現實主義,則進一步將國內政治、國家制度與領導人認知納入解釋,分析體系壓力如何轉化為具體外交政策(Rose, 1998)。

相較之下,古典現實主義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只關心國家受到什麼壓力、為什麼採取某項行動,也重視政治領導人如何判斷國家利益,以及不同外交策略能否真正實現政治目的。

首先,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適合分析國家面對權力變化時,為什麼仍然具有不同的外交政策選擇。

Jonathan Kirshner(2012)對美國應該如何回應中國崛起的研究,便提供了重要的比較案例。Kirshner 指出,攻勢現實主義傾向從大國間的結構性競爭,推導出美國應該積極限制中國崛起的戰略主張;然而,如果回到古典現實主義的思想傳統,便會發現權力變化並不必然要求國家採取同一種外交策略。

對古典現實主義而言,新興強權的崛起確實可能改變既有國際權力分配,並使其他國家產生安全疑慮。然而,承認這項變化具有潛在危險,並不代表積極遏制就必然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

研究者仍然需要分析具體歷史條件、國際政治環境,以及不同政策選項可能造成的後果。

例如,當某個國家面對崛起強權時,如果立即採取高度敵對的遏制政策,便可能促使對方將自身安全與國際地位視為受到威脅,進而採取更加強硬的反制措施。

相反地,如果國家能夠在維持必要安全準備的同時,承認新興強權部分合理的政治利益,便可能降低雙方直接衝突的風險。

不過,這也不代表古典現實主義必然支持外交妥協。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者必須比較不同策略所造成的政治後果,而不是直接從國際結構推導出唯一正確的外交政策。

因此,​Kirshner 的研究顯示,古典現實主義的一項重要優勢,在於即使承認權力變化具有結構性影響,仍然保留對不同政治選擇進行分析與評價的空間。

其次,古典現實主義也特別適合研究,為什麼某些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最後仍然可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失敗。

Lorenzo Zambernardi(2011)重新分析 Morgenthau 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批評,便提供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Zambernardi 指出,​Morgenthau 對美國越戰政策的反對,不只是因為軍事介入可能造成嚴重損失,而是涉及三項重要的政治問題:對普遍主義式國際政治理解的批評、政治秩序所具有的社會基礎,以及軍事手段取代政治工作的危險。

對 Morgenthau 而言,美國即使擁有強大的軍事能力,也不代表它能夠直接透過軍事力量,改變越南社會的政治結構,或建立具有穩定社會支持的政治秩序。

因為政治秩序的形成,不只依賴軍事控制,也涉及政治正當性、社會關係與民眾對政府的認同。

因此,當政治領導人試圖透過軍事優勢解決具有深刻社會與政治根源的問題時,便可能高估軍事力量的作用,卻低估政治目的本身所需要的條件。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提醒我們,軍事力量可以影響戰場結果,卻未必能夠直接創造政治正當性、社會支持與穩定秩序。

因此,研究者不能只問國家擁有多少權力,也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些權力能否被有效轉化為政治成果?

這正是古典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另一項優勢。它要求研究者區分政治目的與政策手段,並評估國家追求權力的方式,是否反而損害自己原本希望維護的利益。

此外,古典現實主義對政治判斷的重視,也使它特別適合處理高度不確定的外交與安全問題。

Patrick Porter(2016)在〈認真看待不確定性:古典現實主義與國家安全〉(Taking Uncertainty Seriously: Classical Real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中,便研究英國2010年的《戰略國防與安全審查》,分析政府如何理解未來威脅與戰略不確定性。

Porter 指出,政府即使承認未來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仍然可能過度相信自身的威脅預測與政策管理能力。這種情況使國家一方面宣稱未來充滿未知,另一方面卻又假定自己具有足夠能力預測與控制未來的安全環境。

因此,​Porter 借用 Clausewitz 與 Morgenthau 的思想,主張良好的安全政策不應只追求預測得更加準確,也應該審慎評估自身假設可能出錯的風險,並保留在未知情境下調整策略的能力。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將古典現實主義的審慎判斷,運用於現代國家安全政策的分析。

當研究者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戰略環境時,真正重要的問題可能不只是國家是否能夠正確預測未來威脅,而是它能否避免過度相信自己的判斷,以及是否能夠在政策失敗或國際環境改變時,重新調整自身策略。

綜合上述三項研究,可以發現古典現實主義具有三種相當重要的分析價值。

首先,​Kirshner(2012)的研究顯示,古典現實主義可以用來比較大國面對權力變化時的不同戰略選擇;其次,​Zambernardi(2011)說明它有助於評估軍事手段是否真正能夠實現政治目的;最後,​Porter(2016)則顯示,古典現實主義可以用來分析高度不確定環境下的政治判斷與戰略風險。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最具有分析價值的情況,往往不是研究者希望從少數結構變項推導大量國家的共同規律,而是希望深入理解特定外交政策的政治目的、歷史脈絡、策略選擇與可能後果。

不過,這並不代表古典現實主義在所有國際關係研究中,都比其他現實主義具有更高的解釋力。

相反地,它對權力與國家利益的理解,也面臨一項重要的方法論批評。

Raymond Aron(1966)對 Morgenthau 的一項重要質疑,便在於權力究竟是國家追求的最終目的,還是實現其他政治目標的手段,並沒有獲得充分區分。

如果權力只是國家實現其他政治目標的工具,那麼研究者仍然需要進一步解釋,不同國家究竟希望透過權力達成什麼目的;但如果權力本身就是所有國家的最終目標,那麼研究者又必須說明,為什麼不同國家會採取如此不同的外交政策。

例如,當一個國家選擇軍事擴張時,研究者可以將其解釋為追求更多權力;但當另一個國家選擇外交妥協時,也可以主張該國是為了維持自身利益與權力地位,而採取克制政策。

如果兩種相反的行動都能夠被同一套理論合理解釋,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判斷,這套理論是否真的具有解釋能力?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面臨一項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如果權力與國家利益的概念過於廣泛,研究者便可能只能在事件發生後提出合理解釋,卻難以在事件發生之前,明確指出國家在什麼條件下較可能採取特定政策。

因此,若要將古典現實主義運用於實證研究,研究者便需要進一步界定權力的具體意義、國家利益的內容,以及哪些可以觀察的條件會影響國家政策選擇。

否則,古典現實主義便可能因為能夠解釋過多政治現象,而難以形成具有明確區辨能力的經驗命題。

然而,這也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完全以預測能力,評價一套國際關係理論的價值?

對 Morgenthau 而言,國際政治研究不僅涉及如何解釋國家行為,也包含政治領導人應該如何理解國家利益,以及研究者是否應該對不合理的外交政策提出批判。

Bain(2000)與 Williams(2004)對 Morgenthau 的重新研究,便特別強調政治判斷、道德責任與公共政治討論的重要性。

Murielle Cozette(2008)更進一步指出,​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不只具有解釋國際政治的目的,也包含對既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的重要面向。對 Morgenthau 而言,研究者不應只是描述政治領導人如何使用權力,也應該在必要時對掌權者提出批評,指出其政策可能存在的錯誤與危險。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其實同時具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價值。

第一種是解釋性的價值,也就是透過權力與國家利益,理解國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形成條件;第二種則是規範性與批判性的價值,也就是透過審慎、歷史判斷與政治倫理,評估國家是否以適當的手段追求政治目的。

這兩種價值並不完全相同,也不能直接使用同一套標準加以評估。

如果研究者希望比較大量國家在相似國際環境下的共同反應,那麼能否提出可比較、可檢驗的因果命題便十分重要;但若研究者希望分析特定外交決策的政治目的、手段與後果,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歷史脈絡與審慎判斷,則可能具有相當高的分析價值。

不過,這並不表示古典現實主義在分析具體外交政策時,就必然比其他現實主義更適合。

尤其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並進一步嘗試將這些因素轉換成較為明確的因果機制(Rose, 1998; Rathbun, 2008)。因此,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不同國家在相似體系壓力下為何採取不同政策,新古典現實主義可能更適合建立可比較、可檢驗的研究設計。

相對而言,古典現實主義的特殊價值,則是在承認國際政治存在權力競爭與結構限制的同時,仍然強調政治判斷的必要性,並要求研究者評估政策手段與政治目的之間的關係。

對古典現實主義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國家為什麼採取這項政策」,還包括「這項政策是否能夠達成國家利益,以及是否存在更審慎的替代選擇」。

這也提醒我們,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不應被簡化為新理論是否比舊理論更進步,而應該回到研究目的本身:我們究竟希望透過理論解釋什麼,又希望獲得什麼樣的知識?

七、小結:古典現實主義留下了什麼問題?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4

綜合而言,​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可以從五個基本命題加以理解:

(一)國際政治始終存在權力競爭

(二)國家利益必須以權力界定

(三)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態度受到自身權力與利益影響

(四)道德與法律不能取代政治判斷,外交決策必須考慮實際後果

(五)在制度無法徹底消除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權力平衡、外交談判與有限妥協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基於上述命題,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可能採取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與聲望政策等不同的權力政策,而研究者可以透過分析國家所追求的權力目的,理解不同外交政策之間的差異。

不過,對 Morgenthau 而言,理解國家為什麼採取某項政策,並不代表這項政策必然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政治領導人仍然需要考慮自身能力、國際權力關係,以及政策可能造成的長期後果,才能避免因為錯誤理解國家利益,而採取損害自身安全的行動。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是對國際權力競爭的描述,也是一套要求政治行動者正視權力限制,並透過審慎判斷管理衝突的政治思想。

然而,這套理論也留下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如果國家行為受到人性、國家利益、歷史環境與政治判斷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們究竟能不能建立一套更精簡的理論,用來解釋不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如果每一次戰爭都需要重新研究領導人的野心,每一次結盟都需要重新分析國家的歷史,每一次外交政策又都必須回到個別政治家的判斷,那麼國際關係研究究竟能不能超越對個別事件的描述,進一步建立具有一般性的理論?

不過,這並不是說 Morgenthau 完全缺乏建立普遍性理論的企圖。相反地,他已經試圖透過權力與國家利益,建立一套理解國際政治的共同分析架構。

真正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是:當理論同時考慮人性、歷史、國家利益與政治判斷時,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區分國家內部因素與國際體系本身的作用?又應該如何透過更精簡的概念,解釋不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1979 年,​Kenneth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試圖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的答案。

Waltz 認為,研究者若想建立一套國際政治理論,就不能只是將所有可能影響國家行為的因素全部納入分析,而必須透過抽象與簡化,辨識能夠解釋國際體系共同規律的關鍵因素。

因此,他將研究視角從國家內部轉向國際體系,試圖透過排列原則、單位的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建立一套以國際結構為核心的解釋架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Morgenthau 與 Waltz 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前者強調人性、後者強調無政府狀態,更在於兩人對理論應該解釋什麼,以及應該如何建立因果解釋,具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如果古典現實主義主要提醒我們,國際政治始終存在權力競爭,而政治領導人必須在權力、利益與政策後果之間作出判斷,那麼 Waltz 進一步希望回答的便是:即使我們不研究每個國家的歷史與政治領導人,是否仍然能夠從國際體系本身的結構,解釋國際政治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這也將帶領我們進入下一個理論: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Neorealism / Structural Realism)。

延伸閱讀連結

跨五派選理論原章 現實主義家族共用書目

原稿文獻集中於參考文獻與參考文獻。

AI 擴充

初版著重古典現實主義自身如何連接利益判斷與政策選擇;第五堂換了一個比較座標,問 Waltz 建構體系理論後哪些問題可以得到更一般的解釋、哪些問題仍需外交判斷。這是編者後設比較,而非已由 Morgenthau 1948 與 Waltz 1979 原著全文核定的直接書面交鋒。以下保留第五堂原節的完整論證與例子。45

跨堂原節完整保留:第五堂:Morgenthau 與 Waltz 的解釋任務比較

以下原節沿原稿順序、引文與圖表完整保留;跨堂判讀見本頁前部。

原節: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原節:一、從結構條件到國家行為:無政府、自助與生存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原節:六、與古典現實主義對照:Waltz 究竟改變了什麼?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AI 擴充

第五堂的古典/結構對照在原候選中包含完整相關段落,但未複製該堂章末書目;此處連同第五堂主頁的原稿書目一併保留。來源著錄的存在不會提高任何作者原典的已讀範圍。46

跨堂原節完整保留:第五堂原稿參考文獻

以下原節沿原稿順序、引文與圖表完整保留;跨堂判讀見本頁前部。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證據界線與註腳

這些題目的論證層次與反證設計是 AI 擴充,不代表筆記編者已在原稿採取同一判斷。下方腳註準確區分原筆記、原典部分閱讀、摘要/目錄及待核頁碼;不以筆記中的引註宣稱原典全文已讀。

資格考練習題

題 1:古典現實主義能否把道德判斷納入國家利益分析?

**論點/作答骨架:**界定權力概念與利益的時空性,使用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及初版第壹章討論審慎,再以卡爾《二十年危機》比較權力與規範的張力。

文獻: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卡爾《二十年危機》 作品及頁碼的實讀界線見本頁腳註。

**反駁:**若「審慎」可替所有政策辯護,模型失去可反駁性;兩本原書指定版本的未讀頁碼須標待核。12

題 2:Morgenthau 的三種權力政策是可檢驗的解釋,還是事後分類?

**論點/作答骨架:**先選可比較案例,預先界定利益與資源、列政策前可得證據,再看維持現狀、擴張、聲望選擇是否與預期相符。

**文獻:**待補:本題尚無可用 Wiki 文獻連結。 作品及頁碼的實讀界線見本頁腳註。

**反駁:**同一政策可能有多重動機,須與結構約束及國內政治解釋競爭。1

Footnotes

  1. 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30–343;初版古典章的七節、圖表與書目在本稿後部完整保留。新七段是 AI 的研究設計整理,不是 Morgenthau 逐字主張。 ↩ ↩2 ↩3 ↩4 ↩5 ↩6 ↩7 ↩8 ↩9

  2.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54 第二版,SRC-DEC1C6C4DD74;目前僅讀書目、目錄開頭與公開註腳,未讀六原則正文。1948 第一版 SRC-25139700188E 僅書目,兩版不可混用頁碼。 ↩ ↩2

  3. Tickner 1988 原刊與 2014 重印,SRC-8CC9D5D6EDF5;來源登錄目前僅書目/公開摘要,批評細節待全文核。 ↩

  4.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28–138、162–174 ↩

  5.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19–23 ↩

  6. AI 擴充|SRC-25139700188E,Open Library 第一版 Book Details 與 Edition Identifiers,未讀正文 ↩

  7. AI 擴充|SRC-DEC1C6C4DD74,Open Library 第二版書目與 Google Books 目錄開頭,未讀正文 ↩

  8. 後人詮釋|SRC-867D8AD24502,Taylor & Francis 出版社公開摘要,未讀正文 ↩

  9.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34、139–141 ↩

  10.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40–149、150–161、162–174、175–200、324–330 ↩

  11.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50–161 ↩

  12.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75–188、218–227 ↩

  13.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89–200 ↩

  14.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229–260 ↩

  15.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261–269,嵌入圖 1 image5.png 已視覺核對 ↩

  16.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270–301 ↩

  17.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303–323 ↩

  18.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334–343、544–550 ↩

  19. 作者正式主張|SRC-DCB23F26FF3F,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

  20. AI 擴充|SRC-8CC9D5D6EDF5,Oxford 2014 重印章 Abstract,未讀原刊及重印正文 ↩

  21. 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抽取段落 118–558,圖 1 說明 ↩

  22. AI 擴充|SRC-25139700188E,第一版館藏書目 ↩

  23. AI 擴充|SRC-DEC1C6C4DD74,第二版館藏書目與目錄開頭 ↩

  24. 後人詮釋|SRC-867D8AD24502,出版社摘要 ↩

  25. 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18–25;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28–343、1301–1519;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435–438。 ↩

  26. 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20–25;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28–343;SRC-25139700188E,1948 年第一版書目與版本資訊,未讀正文。 ↩

  27.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435–438;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301–1519。 ↩

  28. 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18–25;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28–343、1301–1519;SRC-25139700188E,1948 第一版書目資訊,未讀正文;SRC-DEC1C6C4DD74,1954 第二版書目與目錄開頭,未讀六原則正文。 ↩

  29. 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20–25;SRC-48228735872E,DOCX 段落 128–343、1301–1519。 ↩

  30.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30、DOCX 段落 131、DOCX 段落 132、DOCX 段落 133、DOCX 段落 134、DOCX 段落 135、DOCX 段落 136、DOCX 段落 137、DOCX 段落 138。 ↩

  31.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40、DOCX 段落 141。 ↩

  32.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43、DOCX 段落 144、DOCX 段落 145、DOCX 段落 146、DOCX 段落 147、DOCX 段落 148、DOCX 段落 149。 ↩

  33.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51、DOCX 段落 152、DOCX 段落 153、DOCX 段落 154、DOCX 段落 155、DOCX 段落 156、DOCX 段落 157、DOCX 段落 158、DOCX 段落 159、DOCX 段落 160、DOCX 段落 161。 ↩

  34.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63、DOCX 段落 164、DOCX 段落 165、DOCX 段落 166、DOCX 段落 167、DOCX 段落 168、DOCX 段落 169、DOCX 段落 170、DOCX 段落 171、DOCX 段落 172、DOCX 段落 173、DOCX 段落 174。 ↩

  35.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76、DOCX 段落 177、DOCX 段落 178、DOCX 段落 179、DOCX 段落 180、DOCX 段落 181、DOCX 段落 182、DOCX 段落 183、DOCX 段落 184、DOCX 段落 185、DOCX 段落 186、DOCX 段落 187、DOCX 段落 188。 ↩

  36.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190、DOCX 段落 191、DOCX 段落 192、DOCX 段落 193、DOCX 段落 194、DOCX 段落 195、DOCX 段落 196、DOCX 段落 197、DOCX 段落 198、DOCX 段落 199、DOCX 段落 200、DOCX 段落 201、DOCX 段落 202。 ↩

  37.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04、DOCX 段落 205、DOCX 段落 206、DOCX 段落 207、DOCX 段落 208、DOCX 段落 209、DOCX 段落 210、DOCX 段落 211、DOCX 段落 212、DOCX 段落 213、DOCX 段落 214、DOCX 段落 215、DOCX 段落 216、DOCX 段落 217、DOCX 段落 218、DOCX 段落 219、DOCX 段落 220、DOCX 段落 221、DOCX 段落 222、DOCX 段落 223、DOCX 段落 224、DOCX 段落 225、DOCX 段落 226、DOCX 段落 227、DOCX 段落 228。 ↩

  38.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30、DOCX 段落 231。 ↩

  39.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33、DOCX 段落 234、DOCX 段落 235、DOCX 段落 236、DOCX 段落 237、DOCX 段落 238、DOCX 段落 239、DOCX 段落 240。 ↩

  40.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42、DOCX 段落 243、DOCX 段落 244、DOCX 段落 245、DOCX 段落 246、DOCX 段落 247、DOCX 段落 248、DOCX 段落 249。 ↩

  41.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51、DOCX 段落 252、DOCX 段落 253、DOCX 段落 254、DOCX 段落 255、DOCX 段落 256、DOCX 段落 257、DOCX 段落 258、DOCX 段落 259、DOCX 段落 260。 ↩

  42.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62、DOCX 段落 263、DOCX 段落 264、DOCX 段落 265、DOCX 段落 266、DOCX 段落 267、DOCX 段落 268、DOCX 段落 269。 ↩

  43.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271、DOCX 段落 272、DOCX 段落 273、DOCX 段落 274、DOCX 段落 275、DOCX 段落 276、DOCX 段落 277、DOCX 段落 278、DOCX 段落 279、DOCX 段落 280、DOCX 段落 281、DOCX 段落 282、DOCX 段落 283、DOCX 段落 284、DOCX 段落 285、DOCX 段落 286、DOCX 段落 287、DOCX 段落 288、DOCX 段落 289、DOCX 段落 290、DOCX 段落 291、DOCX 段落 292、DOCX 段落 293、DOCX 段落 294、DOCX 段落 295、DOCX 段落 296、DOCX 段落 297、DOCX 段落 298、DOCX 段落 299、DOCX 段落 300、DOCX 段落 301、DOCX 段落 302、DOCX 段落 303、DOCX 段落 304、DOCX 段落 305、DOCX 段落 306、DOCX 段落 307、DOCX 段落 308、DOCX 段落 309、DOCX 段落 310、DOCX 段落 311、DOCX 段落 312、DOCX 段落 313、DOCX 段落 314、DOCX 段落 315、DOCX 段落 316、DOCX 段落 317、DOCX 段落 318、DOCX 段落 319、DOCX 段落 320、DOCX 段落 321、DOCX 段落 322、DOCX 段落 323。 ↩

  44. SRC-48228735872E(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DOCX 段落 325、DOCX 段落 326、DOCX 段落 327、DOCX 段落 328、DOCX 段落 329、DOCX 段落 330、DOCX 段落 331、DOCX 段落 332、DOCX 段落 333、DOCX 段落 334、DOCX 段落 335、DOCX 段落 336、DOCX 段落 337、DOCX 段落 338、DOCX 段落 339、DOCX 段落 340、DOCX 段落 341、DOCX 段落 342、DOCX 段落 343。 ↩

  45.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435–438;SRC-25139700188E,1948 第一版書目資訊,未讀正文;SRC-A74BE52DFD4F,出版社書頁、目錄及短引,未讀原著正文。 ↩

  46. SRC-8B400BD44075,DOCX 段落 564–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