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ley Bull(英國學派、傳統主義)

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是 1966 年〈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的作者,該文是第二次大辯論可直接定位的核心文本。1969 年 Knorr 與 Rosenau 編的《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將它重印為第二章,並在前言記錄其發表後引起多位學者回應。〔AI 擴充|SRC-D0E66542F994,Cambridge Core Information〕〔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選集前言及目錄/預覽 PDF 頁序 6、8〕

在公開可見的重印篇開頭,Bull 將「古典途徑」界定為從哲學、歷史與法律出發、明確倚賴研究者判斷的理論化方式;他也承認重要的一般命題可能無法得到嚴格證明。相對的,他把「科學途徑」界定為追求邏輯或數學證明、或嚴格經驗驗證的研究抱負。這些定義可直接從重印篇開頭核對,詳見布爾〈古典途徑〉及傳統主義。〔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0–22/預覽 PDF 頁序 29–31〕

第四堂筆記把 Bull 的批評分成七個教學主題,包括研究者判斷、模型與現實、測量、預測及規範問題;筆記明說這是筆記編者按 Bull 論證所作的分類。現有出版社預覽只到重印篇開頭印刷頁 22,故不能把七項標題當作已逐頁核對的 Bull 原文。〔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86–112、145–149〕〔AI 擴充|SRC-D0E66542F994,actual_read_scope〕

Bull 與英國學派有重要關聯,但此處的「古典途徑」是一種研究方式的分類,不能直接等同英國學派全部實質主張。Bull 在可見開頭列出多位具有不同立場的古典研究作者,並承認科學研究者彼此也不一致;把他寫成單純反對數學或證據,會壓平其方法論問題。〔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0–22/預覽 PDF 頁序 29–31〕

跨堂融合:判斷、模型與可檢驗的政治知識

第四堂把布爾(Hedley Bull)的 1966 年文章放在傳統研究途徑對科學化的反擊之中,第五堂則把爭點接到「理論如何簡化現實」。兩堂合讀時,問題並非是否使用證據,而是哪些重要的國際政治命題能接受嚴格證明,哪些仍須在歷史、法律與政治判斷中審慎提出。布爾在原刊可公開閱讀的開頭把古典途徑界定為倚賴研究者判斷,並承認一般命題的暫定性;本 Wiki 仍未逐頁核對該文後半。〔AI 擴充|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段落 51–85〕〔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84–87〕〔AI 擴充|SRC-D0E66542F994,Bull 1966 原刊摘錄 及選集重印頁 20–22〕

這場爭論有可直接定位的作者往返。卡普蘭(Morton A. Kaplan)在同年稍後的〈The New Great Debate〉註 9 點名布爾對其 1957 年模型「未完全演繹」的質疑,回指自己前言對理論不完整性的承認;他要保衛的是較有紀律、能接受公開檢查的建模嘗試。這是卡普蘭對布爾具體批評的直接回應。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再追問:若一個模型必須刪去現實中的若干因素,研究者應如何說明刪取標準,才能使簡化有解釋力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精確?〔AI 擴充|SRC-EA81D7FD320A,Kaplan 1966 原刊 Extract 與註 9〕〔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84–87〕

到第五堂的肯尼斯・華爾茲,爭論轉成體系理論能否以少量結構變項說明不同國家反覆出現的行為;到第九堂的羅伯特・基歐漢,問題又轉成制度研究應如何比較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這條閱讀路線是跨時期的後來比較,不是布爾曾與華爾茲或基歐漢直接交鋒的證據。基歐漢 1988 年摘要對兩種途徑的比較,也不能代替其論文全文或布爾對制度研究的立場。〔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94–100〕〔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6〕〔AI 擴充|SRC-3EA2B04E8CA4,Keohane 1988 出版社摘要〕

第四堂原稿相關章節

貳、傳統主義的反擊:Hedley Bull

眼看數學模型、量化資料與科學驗證逐漸成為新一代學者追求的研究典範,堅守古典研究傳統的學者終於坐不住了。1966 年,英國國際關係學者 Hedley Bull 在《World Politics》發表〈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率先向科學派開出第一槍(Bull, 1966)。他想回答的問題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1–53〕

當我們把複雜的國際政治轉換成可以測量的數據與數學模型時,究竟是在更深入地理解世界,還是反而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1–53〕

一、如何定義古典研究途徑?

Bull(1966)指出,當時國際關係研究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途徑。所謂古典研究途徑(classical approach),是一種源自哲學、歷史與法律的理論化方式,其特徵在於明確依賴研究者的判斷,並承認許多關於國際政治的一般性命題無法被嚴格證明;所謂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則追求一種命題建立在邏輯或數學證明、或嚴格經驗驗證程序之上的國際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古典途徑並不是要求學者只能回頭閱讀霍布斯或康德。依 Bull 的定義,它至少包含三項特徵。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首先,它以哲學、歷史與法律為基礎,認為理解國際政治必須掌握事件背後的歷史脈絡、政治思想與制度規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其次,它重視研究者的判斷與洞察力:國家利益、領導人意圖與外交決策等問題往往無法完整轉換為數學公式,因此研究中的個性化成分比重較高,帶有相當程度的「技藝」性質。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最後,它承認理論知識具有不確定性,許多重要的國際政治判斷無法獲得決定性的科學證明,研究結論應保持開放。表1整理兩種途徑的主要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表1 古典研究途徑與科學研究途徑之比較

比較面向古典研究途徑(Bull)科學研究途徑
知識基礎哲學、歷史、法律邏輯或數學證明、嚴格的經驗驗證
研究者判斷明確承認並依賴判斷希望透過程序與資料降低個人判斷的影響
理想的理論形式對國際社會、秩序與規範的整體理解明確概念、可檢驗命題、一般化的因果規律
嚴謹性的標準證據交代清楚、論證連貫、回應反證操作化、可重複檢查、可公開驗證
對不確定性的態度承認重要命題難以決定性證明透過系統性檢驗逐步降低不確定性
代表性工具外交史、思想史、國際法、個案判斷統計、系統模型、博弈論、模擬
最擔心的危險為了可測量而刪掉重要的政治現實知識無法被他人檢驗,只剩研究者的權威

注:本表為分析上的理念型對照,並非主張所有學者都完整符合某一欄的描述;最後兩列亦為下文論證的預告。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二、Bull 對科學研究途徑的七項批評

以下七項為本文依 Bull(1966)論證所作的主題式歸納,每一項依「核心命題—代表例子—小結」的順序呈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86–87〕

(一)可被科學驗證的問題,不等於所有值得研究的問題

Bull 首先質疑科學派對知識標準的界定:當理論必須透過經驗觀察、數學推導或假設檢驗才算成立時,研究範圍也會隨之縮小。國際政治中許多最根本的問題恰恰無法單靠經驗資料取得確定答案,例如:國家是否有權為了維護國際秩序而干涉另一個國家?當國家安全與國際道德衝突時,政治領導人應如何選擇?這些問題當然可以藉助歷史案例分析,但同時涉及政治哲學、國際法與規範判斷。小結:方法的邊界,不應成為問題的邊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88–89〕

(二)科學研究無法真正排除研究者的判斷

科學派希望透過客觀資料與明確程序降低研究者判斷的影響,但 Bull 指出,即使是看似客觀的數學模型,其建立過程仍然充滿判斷。研究軍備競賽時,究竟要以軍費、兵力與武器數量作為解釋變數,還是要納入領導人對敵國意圖的認知、國家身分與歷史記憶?模型中的國家是否具有固定偏好、是否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否掌握充分資訊,也不是公式自行決定的,而是研究者事先設定的假設。小結:判斷不會消失,只會從結論被移到假設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0–91〕

(三)普遍規律與精確預測的能力可能被高估

國際政治並不是一個可以任意控制條件、反覆進行相同實驗的環境。每一場戰爭與外交危機,都同時受到權力分布、歷史經驗、政治制度、領導人判斷與技術發展的影響,而這些條件本身會隨時間改變。Bull 並不反對追求一般性理論,他質疑的是國際政治能否被化約為精確、穩定且具高度預測能力的普遍規律。小結:一般性的解釋,不等於對特定事件的精確預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延伸閱讀/方法進展:類實驗法與「不可控制的歷史」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Bull 的質疑在半個世紀後得到一種折衷的回應:社會科學或許無法真正控制歷史,卻可以利用歷史與制度偶然創造的「自然變異」,建立近似實驗的比較。202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肯定了自然實驗與因果推論方法的貢獻;2024 年 Acemoglu、Johnson 與 Robinson 因制度與國家繁榮的研究獲獎,其研究正是把殖民歷史等差異,運用在制度效應這類傳統上被認為難以實驗化的宏觀問題上。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這些發展並沒有「判定」Bull 錯了,反而顯示:科學途徑後來之所以進步,很大程度是因為它更認真地面對歷史的不可控制性,並承認研究設計比單純堆疊數據更重要。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四)模型的邏輯一致性,不等於解釋現實的能力

這一項直接觸及科學派最重視的模型建構。數學模型的優勢在於可以先設定明確假設,再推演不同條件下的結果;但對 Bull 而言,問題不在模型能不能算,而在於模型算得通,是否就等於世界真的照這套邏輯運作。這裡必須區分兩件事:一是模型的內部一致性,也就是在既定假設下推論是否合乎邏輯;二是模型的經驗解釋力,也就是它能否說明現實世界的政治現象。Bull 擔心,當研究者把大量精力投入模型的形式化與精緻化時,可能逐漸忘記這兩者並不是同一件事。小結:模型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不是現實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案例側欄:模型擬合得很好 ≠ 能預測改變模型條件的歷史斷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Ward(1984)以動態模型分析美蘇軍備競賽,模型對冷戰時期的歷史資料呈現相當良好的擬合,也捕捉到雙方軍備互動的持續性。從模型內部看,一切都非常漂亮,頗有「震驚武林」的氣勢;然而七年之後,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真慘但還好不是博論)——改變的不是模型的參數,而是模型賴以成立的條件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這個例子的重點不是嘲笑模型「算錯」:Ward 並未宣稱冷戰會永遠持續,也沒有預測蘇聯不會解體。它提醒的是,一套模型在既有條件下描述得愈精確,愈容易讓人忘記它是以「舊世界繼續運作」為前提;那些改變條件本身的歷史轉折——內部改革、經濟困境、領導人選擇——往往不在模型之內。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五)對測量的過度迷戀,可能讓問題遷就方法

Bull 對科學派最著名的批評之一,是所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對測量的過度迷戀」(a fetish for measurement)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Bull, 1966)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當研究者過度重視量化,便可能傾向選擇容易取得資料、容易操作化的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國家安全時,軍費支出、兵力規模與裝備數量相對容易量化;歷史記憶、國家身分、政治文化與領導人對威脅的認知,則難以用單一指標呈現。然而,一項因素是否容易測量,與它是否具有重要的因果影響,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小結:應該根據問題選擇方法,而不是根據方法挑選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六)嚴謹性不等於數學化

Bull 並不否認研究應該嚴謹。相反地,他認為古典研究同樣必須接受嚴格的理性與證據要求,只是嚴謹性(rigor)不必然等同於量化(quantification)。一位外交史學者若能清楚交代證據來源、建立連貫的論證,並認真處理與自身觀點相衝突的史料,他的研究同樣可以具有高度的學術嚴謹性;反過來說,一份使用大量數學符號的研究,也可能在概念界定與證據處理上相當鬆散。小結:嚴謹是一種研究態度,而不是一種符號形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7–108〕

(七)脫離歷史與哲學,會失去反省自身假設的能力

最後,Bull 把批評推向更根本的層次:當研究愈來愈專注於模型、統計技術與研究程序時,學者是否仍然願意檢討這些方法背後的基本假設?博弈論可以假設國家具有既定偏好,再推導 Nash 均衡;但國家的偏好從何而來?國家利益真的可以視為固定不變嗎?這些問題已不是模型內部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哲學與歷史理解的問題。小結:歷史與哲學不只是研究方法,更是一門學科檢查自身預設的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表2將七項批評加以摘要。可以看出,這七點並非七個彼此獨立的抱怨,而是從「研究範圍」一路推進到「研究預設」:先問科學方法能處理哪些問題,再問它是否真能排除判斷、能否預測、能否代表現實,最後追問它是否還保有反省自身的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表2 Bull 對科學研究途徑的七項批評摘要(本文歸納)

項目核心命題代表例子一句小結
(一)可被驗證的問題 ≠ 值得研究的問題干涉的正當性、安全與道德的衝突方法的邊界不應成為問題的邊界
(二)科學無法排除研究者判斷軍備競賽模型的變數選擇與偏好假設判斷只是被移到假設裡
(三)普遍規律與預測能力可能被高估條件不斷變化、無法重複實驗的歷史一般解釋 ≠ 精確預測
(四)邏輯一致 ≠ 解釋現實Ward(1984)的美蘇軍備競賽模型模型是工具,不是現實
(五)對測量的過度迷戀軍費易測、國家身分難測依問題選方法,而非依方法選問題
(六)嚴謹不等於數學化謹慎處理反證的外交史研究嚴謹是態度,不是符號
(七)脫離歷史與哲學便難以反省預設博弈論中偏好從何而來歷史與哲學是學科的自我檢查機制

注:標題與分項為本文依 Bull(1966)之論證所作的主題式歸納,並非原文標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三、Bull 真正的問題意識:方法應服務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七項批評,可以發現 Bull 並不是單純反對數學、統計或科學研究。他質疑的是:科學派是否把一套原本用來理解國際政治的工具,提升為判斷所有政治知識是否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這場爭論最根本的問題,因而不只是量化與質化何者優越,而是國際關係研究應如何在方法的精確性、知識的可檢驗性,以及政治現實的複雜性之間取得平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對 Bull 而言,研究方法必須服務於研究問題,而不能反過來要求政治現實遷就既有的方法。歷史、哲學與法律所提供的知識,未必能轉化為精確的數學模型,卻仍是理解國際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然而,Bull 的批評也讓古典途徑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反問:如果古典研究高度依賴學者的歷史理解、政治判斷與洞察力,那麼當兩位學者研究同一段歷史卻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時,我們究竟應該依據什麼標準判斷誰的解釋更可靠?這個問題,正是科學派反擊的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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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原稿參考文獻見參考文獻(第四堂原稿)。

第五堂原稿相關章節

第五堂講義以 Kaplan 和 Bull 的方法論爭論承接本頁議題,原稿保存在結構現實主義。〔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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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第五堂原稿參考文獻見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