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
與其他理論的關係
本筆記沿用課堂的「科學主義」名稱,指國際關係研究中的科學研究取向。 以下區分直接論戰、後續方法關聯與後續批評;每條線均保留作者與年份。
一、第二次大辯論的直接交鋒
- 傳統主義
- 關係:直接論戰。
- 代表文獻:Bull(1966);Kaplan(1966)。
- 核心問題:國關研究如何使用歷史判斷、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不同方法能回答哪些問題?
二、後續理論的方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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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理論建構與系統分析。
- 閱讀入口:Waltz(1979),以及第四堂筆記對 Kaplan 與 Waltz 的比較。
- 比較問題:國際體系的「結構」與國家互動的「過程」如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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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模型與條件分析。
- 代表文獻:Jervis(1978),〈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 比較問題:攻守優勢、辨識能力與相互預期,如何影響安全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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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假設、推導與經驗評估。
- 閱讀入口:Mearsheimer(2006)訪談。
- 比較問題:起始假設如何導出權力競爭?歷史案例與反例如何影響理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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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合作模型與制度研究。
- 代表文獻:Axelrod、Keohane(1985),〈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 比較問題:未來互動、利益結構、參與者數量與制度,如何改變合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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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部分取向對科學研究的承諾。
- 代表文獻:Wendt(1999),《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二章。
- 比較問題:觀念、身分與社會結構,如何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 範圍:此處限定於 Wendt 的相關主張;科學實在論屬於科學哲學立場。
三、後續的知識觀與研究目的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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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的後續對話。
- 代表文獻:Tickner(1997),〈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 比較問題:誰的經驗進入理論?哪些知識與證據被研究標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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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研究目的與歷史立場的比較。
- 代表文獻:Cox(1981),〈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 比較問題:研究是在既有秩序內解決問題,還是追問秩序如何形成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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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對特定科學觀的後續批評;批判/後結構相關閱讀。
- 閱讀入口:Ashley(1984),〈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 比較問題:理論如何把國家與國際結構當成既定對象?這些前提有哪些歷史與政治效果?
- 範圍:保留 Ashley 此文的具體論點,不概括為所有後現代取向的共同立場。
研究導讀與證據界線
定義與範圍
在第二次大辯論的語境中,「科學主義」主要指國際關係的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希望使理論命題的概念、推理和證據更明確,以便其他研究者檢查。Bull 在可見的重印篇開頭將其概括為以邏輯或數學證明,或嚴格的經驗驗證程序支持命題;他也說明使用 scientific 是為了避免 scientistic 的先入為主貶義。因此本條目不以「迷信科學」替代當時參與者的自我描述。〔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1969 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1–22/預覽 PDF 頁序 30–31〕
此途徑不能縮成「只做統計」或與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完全畫上等號。Bull 在開頭同時列舉 Kaplan 的體系理論、博弈論、Schelling 的談判研究、溝通與聯盟模型等;Knorr 與 Rosenau 也指出自稱科學的作者,對抽象理論、量化資料和可檢驗假設的重視並不一致。第四堂筆記因此把行為主義當作科學化浪潮的一部分,而不是所有形式模型的總稱。〔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1969 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1–22/預覽 PDF 頁序 30–31〕〔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選集導論印刷頁 13–15/預覽 PDF 頁序 22–24〕〔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34–44〕
Kaplan 與體系模型
Morton A. Kaplan 的 1966 年〈The New Great Debate〉在標題上直接把「傳統主義與科學」提出為爭論。出版社可見的開頭摘錄概述傳統派對科學途徑的質疑,包含政治目的、直覺與模型和現實的落差;但其餘正文未讀,不能將第四堂筆記所列五項「科學派願景」當作 Kaplan 親自列出的正式五原則。〔作者正式主張|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Extract 與 Information〕〔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Kaplan 1957 年《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權力平衡、鬆散兩極、緊密兩極、普遍、階層、單位否決等六模型,嘗試把國際體系的規則與變化條件說得更清楚。目前原書只核對書目及第 34 頁搜尋片段,模型規則與案例仍依第四堂筆記暫記。六模型不等於六個必然發生的未來,也不應把同時代描述與反事實模型混寫。〔AI 擴充|SRC-57826507A581,Open Library 書目及 Google Books 第 34 頁片段〕〔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18–220、234–266〕
第四堂筆記將 Kaplan 的模型置於雙重檢查:歷史研究會問分類是否刪去重要脈絡,較嚴格的系統分析則會問變項、規則與可檢驗性是否足夠清楚。這是有用的教學比較,但筆記所引 Hoffmann、Masters、Waltz 等著作尚未逐一讀取。且 Kaplan 1966 年註 9 清楚說明,1957 年書在序言中已自限為初步、尚不完整的理論;據此不宜指稱他宣稱建立完全演繹理論卻失敗。〔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21–270〕〔作者正式主張|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References 註 9〕
博弈論與後續合作研究
博弈論(game theory)是科學途徑的一種工具,將行動者、策略、報酬和相互預期明確化。第四堂筆記以囚徒困境、懦夫博弈及零和/非零和作教學示例:零和與非零和描述報酬關係,具體博弈則另有各自的選擇結構;非零和不等於所有人都會受益。筆記所設報酬數字是示意,不是國家效用的經驗測量。〔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64–185〕
Oye 1985 年文章的出版社摘要將合作條件概括為報酬結構、未來互動與參與者數量;Axelrod 與 Keohane 同年文章摘要則加入議題連結、互惠、知覺與制度。這些研究可連到新自由制度主義,說明形式分析並非只研究衝突,但它們是 1966 年論戰之後的發展,不能倒置為 Kaplan 本人的主張。兩文只讀到摘要,尚無正文頁碼可引用。〔作者正式主張|SRC-88B810E1928B,Cambridge Core Abstract〕〔作者正式主張|SRC-E51FADFFA092,Cambridge Core Abstract〕
方法選擇與其他理論
科學研究途徑的優點在於讓假設、分類與反證條件更容易公開討論;風險在於可形式化或易測量的東西可能壓倒未被模型納入的政治脈絡。Knorr 與 Rosenau 的選集導論指出兩種途徑都離不開研究者判斷,差別較在判斷被放在研究流程的哪個位置,而非一邊有判斷、另一邊完全沒有。這可用來與傳統主義作方法比較。〔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選集導論印刷頁 14–15、18–19/預覽 PDF 頁序 23–24、27–28〕
結構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某些作品都能與形式、因果或可檢驗性問題比較,但它們有不同的理論內容、發表年代和知識觀。第四堂筆記以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方法四層作比較閱讀;這是後來的教學框架,不表示上述理論均是 1966 年的同一「科學派」或均採相同方法。〔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72–300、355–377〕
核對界線
Bull 1966 只讀公開重印開頭;Kaplan 1966 只讀出版社摘錄與註 9;Kaplan 1957 只讀書目及第 34 頁片段;Oye 與 Axelrod/Keohane 1985 只讀出版社摘要。第四堂 DOCX 的圖表已於下方原稿段落依原位嵌入;報酬與模型數字的外部原典依據尚未逐格核對,不能把講義矩陣當成 Kaplan 1957 書的原典段落或經驗統計結果。〔AI 擴充|SRC-D0E66542F994,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EA81D7FD320A,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57826507A581,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88B810E1928B,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E51FADFFA092,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4E3833DEFA87,actual_read_scope〕
研究導讀參考文獻
- Axelrod, R., & Keohane, R. O. (1985).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1), 226–254. DOI 10.2307/2010357。僅讀出版社摘要。
- Bull, H. (1966).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18(3), 361–377. DOI 10.2307/2009761。僅讀 1969 年重印篇開頭。
- Kaplan, M.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ley. Open Library 書目。僅核書目與第 34 頁搜尋片段。
- Kaplan, M. A. (1966).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9(1), 1–20. DOI 10.2307/2009840。僅讀出版社摘錄與註 9。
- Knorr, K., & Rosenau, J. N. (Eds.). (1969).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書目。僅讀前言、目錄及導論選段。
- Oye, K. A. (1985).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38(1), 1–24. DOI 10.2307/2010349。僅讀出版社摘要。
- 筆記編者(編,無日期)。《授課教師國際關係筆記:第四堂》(未出版課堂筆記,DOCX)。私人課堂資料。以抽取段落定位;原稿圖像於下文依原位嵌入,與外部原典的對應仍待核。
第四堂原稿相關章節
壹、問題意識:國際政治究竟能不能成為一門「科學」?
一、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與行為革命
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逐漸興起一股強調經驗研究、科學方法與理論檢驗的學術潮流。愈來愈多學者主張,社會科學應當明確界定概念、提出可供檢驗的假設,並透過系統性的資料蒐集、量化分析與模型建構,尋找社會現象中反覆出現的一般規律。經濟學逐漸數學化,心理學發展出行為研究,社會學則愈來愈依賴調查與統計;在這股浪潮下,政治學也出現了一場被稱為「行為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的學術轉向。相較於傳統政治學偏重正式制度、法律規範與政治哲學,行為主義者主張把研究重心轉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及其背後的因果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這場轉向的速度相當驚人。Dahl(1961)在回顧行為研究途徑時,以「一場成功抗議的紀念碑墓誌銘」為題,意思是:行為主義原本是少數人對既有研究方式的抗議,但到了 1960 年代初期,它的許多主張已經被政治學主流吸收,抗議本身反而功成身退。換言之,強調經驗證據、研究設計與理論檢驗,已經從「新潮流」逐漸變成「新常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到了 1950 至 1960 年代,這股浪潮大規模進入國際關係學界。愈來愈多學者嘗試把複雜的國際政治轉化為可以測量的數據、可以驗證的假設,以及能夠推演國家行為的理論模型。Singer(1961)討論分析層次問題時便提醒:研究者選擇從國際體系或從國家出發,會直接影響他所能看見的因果關係。這種對分析單位、研究設計與方法選擇的高度自覺,正是科學化浪潮帶進國際關係的新習慣。研究者相信,既然自然科學能夠透過觀察與實驗找出世界運作的規律,國際關係或許也能循著相同的道路,逐漸揭開戰爭、衝突與合作背後的因果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然而,當一群學者試圖用數字與模型重新解釋國際政治時,另一群長期浸淫於歷史、哲學與國際法的學者提出了質疑:國際政治真的能像自然科學一樣被精確測量與預測嗎?當我們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簡化成幾個變數時,是否反而遺漏了真正決定國家行為的政治判斷、歷史脈絡與道德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二、第二次大辯論究竟在爭什麼?
第一次大辯論爭論的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何者更能解釋世界;到了第二次大辯論,爭論的焦點轉移了。學者們爭的不再主要是「世界是什麼樣子」,而是「我們憑什麼說自己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連研究這個世界的方法本身,都成了必須接受檢驗的對象。因此,第二次大辯論真正的問題可以濃縮為一句話:什麼才算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1966 年,Bull 與 Kaplan 先後在《World Politics》發表文章,分別為古典研究途徑與科學研究途徑辯護,使這場爭論有了最具代表性的兩份文本。三年後,Knorr 與 Rosenau(1969)把雙方及其他學者的論辯編為《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書名即可看出,這場爭論並未以一方勝出告終,而是被學界承認為一組「相互競爭的研究途徑」,成為學科必須持續面對的議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概念界線:本文如何使用「第二次大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一,本文為教學目的使用「第二次大辯論」整理傳統與科學兩種研究取向,不把所有學者視為界線固定、成員明確的兩大陣營。許多學者同時使用歷史與模型,也有學者在不同時期改變立場。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二,較準確的對立是古典/傳統研究途徑(classical/traditional approach)與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行為主義是 1950—60 年代科學化浪潮的重要組成,但系統理論、博弈論與形式模型不宜全部狹義地稱為「行為主義」。本文提到「行為主義」時,專指以可觀察行為與經驗資料為核心的研究取向;泛指整個科學化陣營時,則使用「科學途徑」或「科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三,傳統主義不等於詮釋主義,科學途徑也不等於「只做統計、只做量化」。第二次大辯論主要涉及知識標準與研究方法,與後來實證主義—詮釋主義(positivism–interpretivism)的哲學爭論有所重疊,但並非一一對應(詳見第伍章)。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如圖1所示,本文的論證將沿著一條路線前進:先說明科學化浪潮如何進入國際關係;接著讓 Bull 代表傳統途徑提出質疑,再讓 Kaplan 與博弈論代表科學途徑回應;然後把時間撥回 1957 年,以 Kaplan 的六種國際體系作為科學化企圖的實際案例與壓力測試;最後以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重新理解整場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圖1 第二次大辯論論證路線圖
三、本堂核心:現實複雜性 vs. 知識可檢驗性
如果把整場辯論壓縮成一組張力,那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高度複雜、充滿歷史偶然、政治判斷與道德問題,研究者不應為了方便研究而把它們刪除;但知識若要成為知識,又必須能被他人檢查、批評與修正,不能只是研究者個人的洞見。傳統途徑擔心前者被犧牲,科學途徑擔心後者被放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之辯 就是國際關係的方法論戰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也因此本文追問兩個彼此牽制的問題:科學化會不會刪掉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現實?而如果只靠歷史智慧與研究者判斷,我們又如何知道那些判斷是可靠的?以下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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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原稿參考文獻見參考文獻(第四堂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