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Mearsheimer(攻勢現實主義)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是《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作者。其官方書頁與出版清單分別列出 2001 年原版及 2014 年更新版;本條尚未讀到任一版本正文,故不把書中論證標成已由原著逐頁核對。〔AI 擴充|SRC-6729E6331479,作者官方書頁與 Publications 清單,僅書目〕
筆記編者編寫的第三次大辯論講義,以米爾斯海默說明攻勢現實主義:它從無政府狀態、大國攻擊能力、意圖不確定、生存目標及理性行動者五項假定,重構恐懼、自助與改善相對權力地位的誘因,進而討論區域霸權與防止其他地區出現霸權的策略。這是筆記編者對其理論的整理,不能作為米爾斯海默 2001 年書中確切措辭或頁碼的替代品。〔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28、54、57〕
講義將他的取徑與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Jervis 等人代表的守勢現實主義對讀,是為了比較無政府狀態如何形成不同的權力與安全預期。三者在此是教學上的分析性並列;攻勢與守勢取徑又常被視為結構現實主義傳統內部的發展。〔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9–55〕
參考文獻
- 筆記編者(編)。(年代待查)。《授課教師國際關係_第三次大辯論_V2拷貝》[未出版課堂講義 PDF;授課教師授課]。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僅核對書目;未讀正文。]
跨堂融合:生存壓力與權力上限
第三次大辯論講義與現實主義初版,從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生存目標出發,向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追問:當其他大國的未來意圖無法確定,達到「足夠安全」之後,理性的國家為何應停止改善相對地位?兩份筆記把這個問題寫成攻勢現實主義的核心,並展開區域霸權與阻止他區霸權的推演。這些具體推演仍標為筆記編者的筆記重構;作者官方書頁目前只核對《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版本資訊,未核對 2001 年原書章節。〔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25–31〕〔AI 擴充|SRC-48228735872E,初版 DOCX 攻勢現實主義章〕〔AI 擴充|SRC-6729E6331479,作者官網 2001/2014 版本書目、未讀原書正文〕
另有一篇可直接閱讀的作者文本作為獨立佐證:米爾斯海默〈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2010,頁 381–396)的印刷頁 387–388,明說大國缺少能保證安全的世界政府,因而以遠超潛在對手的實力和區域霸權降低受攻擊風險;同文又以跨海投射困難說明全球霸權的限制。這裡引用的是2010 年原刊全文的相應頁,不能反向宣稱已讀其 2001 年專書相同段落。它使筆記的「追求更多權力」有一處可核對的作者文本,也提示權力追求有地理與投射能力的條件。〔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25–28〕〔AI 擴充|SRC-6729E6331479,2001 年著作僅書目〕〔AI 擴充|SRC-CEE2CBA30C0A,Mearsheimer 2010 原刊 PDF 印刷頁 387–388,實讀該兩頁〕
與羅伯特・傑維斯並讀時,要分清兩個不同問題:傑維斯 1978 年摘要問安全政策何時引起對方反制、何時仍可合作;米爾斯海默的筆記重構則問大國在長期意圖不確定下為何偏向累積優勢。兩者都承認無政府與不確定性,但從中抽取的機制與可檢驗結果不同。此為本 Wiki 的後來理論比較,不是兩位作者在這兩篇已讀文本中互相點名批評。〔AI 擴充|SRC-947E4A994F22,Jervis 1978 摘要〕〔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25–37〕〔AI 擴充|SRC-CEE2CBA30C0A,Mearsheimer 2010 原刊 PDF 印刷頁 387–388〕
原稿閱讀:攻勢取徑與三派比較
原稿位置
第三次大辯論及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的相關原章仍各完整存於正式主頁;此處嵌入,不複製段落。
參、攻勢現實主義:為什麼生存會使大國追求霸權?
攻勢現實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本章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如果國家永遠無法確定其他國家是否會在未來攻擊自己,那麼理性的國家究竟有什麼理由,在取得某種程度的權力後就停止擴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一、問題意識:國家究竟應該追求多少權力?
在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中,國家以生存為最低限度的目標,因此權力是保障安全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國家應該無限制追求的最終目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然而,John J. Mearsheimer(2001)提出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如果國家永遠無法確定其他國家是否會在未來攻擊自己,那麼理性的國家究竟有什麼理由,在取得某種程度的權力後就停止擴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假設甲國目前已經具有足以防禦乙國的軍事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對甲國而言,這似乎代表自身安全已經獲得保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但是,假如十年後乙國的經濟與軍事能力快速增加,或者乙國出現新的政治領導人,甲國又如何確定自己現在所具有的安全優勢,未來仍然存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Mearsheimer 認為,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也不能保證國際權力分配永遠不會改變,因此相對權力優勢本身便具有重要的安全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這使攻勢現實主義與 Waltz 的原始結構理論產生重要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Waltz 主要希望解釋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權力平衡;Mearsheimer 則進一步提出,大國具有改善自身相對權力地位、甚至追求區域霸權的強烈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二、Mearsheimer 的五項基本假定
Mearsheimer(2001)在《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將攻勢現實主義建立在五項假定之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第一,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國際政治缺乏能夠可靠保障所有大國生存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國家必須自行面對安全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第二,大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攻擊性軍事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大國不只是具有保護自身的能力,也具有對其他大國造成傷害、破壞甚至征服的潛在軍事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不過,具有攻擊能力並不等於已經具有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第三,大國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即使某個國家現在表現友善,也不能保證它未來不會改變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因此,對理性的國家而言,其他大國始終可能構成潛在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第四,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國家可能同時追求經濟利益、國際聲望與意識形態目標,但如果喪失生存能力,其他目標便可能失去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第五,大國是理性行動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國家會評估自身所面對的環境,考慮其他國家的可能反應,並在不同策略之間進行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值得注意的是,這五項假定個別成立時,都不必然使國家採取侵略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例如,單純具有攻擊能力,並不代表國家一定會發動戰爭;希望維持生存,也不代表國家必然追求霸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Mearsheimer 真正的理論主張,是當五項條件共同成立時,國家便可能產生一套具有競爭性的行為邏輯。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三、理論推導:從恐懼、自助到權力極大化
Mearsheimer 將五項基本假定共同作用後所產生的結果,整理為三項重要的國家行為邏輯:恐懼(Fear)、自助(Self-help)與權力極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首先,由於國家具有互相傷害的能力,又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因此大國會擔心其他行為者可能威脅自身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這便形成恐懼。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6〕
其次,由於不存在可以可靠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大國不能完全將自身安全交給其他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這使自助成為國家行為的重要邏輯。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最後,當國家同時面對恐懼與自助壓力時,便有理由認為增加自身相對權力,有助於降低未來遭到其他國家威脅的可能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因此,大國會持續尋找改善自身相對權力地位的機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不過,這裡仍然需要區分誘因與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具有權力擴張的誘因,不代表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立即擴張,更不代表發動戰爭必然是理性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因為戰爭可能造成高昂成本,也可能引發其他強權制衡。因此,大國即使具有追求權力的動機,仍然需要評估具體的戰略機會與行動後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這項區分很重要,否則攻勢現實主義便會被錯誤理解成「所有大國都必然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四、權力極大化的終點:區域霸權
既然大國持續追求相對權力,那麼這項追求是否存在終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Mearsheimer 認為,對大國而言,最理想的安全處境,是取得足以壓倒周邊競爭者的霸權地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因為當一個國家成功取得區域霸權時,其他區域內的國家便比較難以直接挑戰它的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但是,他也指出,全球霸權與區域霸權具有不同的可行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由於廣闊海洋會限制大規模陸軍跨海投射與持續征服的能力,也就是他所強調的「海洋的阻隔力量」(Stopping Power of Water),大國通常難以直接控制全球所有主要地區。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因此,對已經取得區域霸權的國家而言,更重要的目標可能是阻止其他地區出現新的區域霸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7〕
Mearsheimer 以美國在西半球建立優勢,以及美國如何回應歐洲與亞洲強權崛起的歷史為重要案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在這套理論中,美國不一定必須直接征服其他地區,卻有理由避免歐洲或亞洲出現足以與自己競爭的區域霸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因此,區域霸權的追求與阻止其他區域霸權的出現,構成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要戰略邏輯。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五、大國如何改善相對權力地位?
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也討論大國可能採取的不同戰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首先,當國家希望改善自身相對權力地位時,可能透過戰爭取得領土、資源與其他戰略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其次,國家也可能使用訛詐(Blackmail),透過威脅使用武力迫使其他國家讓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兩者的差異,在於訛詐希望在不實際發動戰爭的情況下取得利益,而戰爭則需要直接承擔軍事衝突的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此外,大國也可能採取誘捕(Bait and Bleed)與耗竭(Bloodletting)等策略,透過其他國家之間的衝突,削弱自己的潛在競爭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誘捕主要是設法促使競爭者陷入彼此之間的戰爭;耗竭則是在戰爭已經發生時,設法使競爭者持續消耗資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另一方面,當大國面對其他強權的擴張時,也可能採取制衡(Balancing)或推卸責任(Buck-passing)。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前者指國家透過自身能力或同盟,直接限制威脅者的權力;後者則是希望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因此,攻勢現實主義並不是只有軍事侵略一種政策選擇,而是分析國家如何在不同戰略機會與成本條件下,改善或維持相對權力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8〕
圖 5 Mearsheimer 攻勢現實主義的體系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說明:本文依 Mearsheimer(2001)《大國政治的悲劇》所進行的理論性重構,非原著提出的正式模型。原稿圖片完整保留;圖中區分「獲取權力的策略」與「制止侵略者的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六、本週延伸:明居正的「一霸四強」與後冷戰霸權體系
如果 Mearsheimer 關心的是大國為什麼追求區域霸權,那麼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便是:當某個國家已經取得顯著的霸權優勢時,它究竟應該如何維持自己的地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明居正(2013)在《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中,便透過「一霸四強」的分析架構,研究蘇聯解體後的國際權力格局。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形成兩極競爭。但當蘇聯在1991年解體後,原有的兩極結構也隨之瓦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這時便出現一個問題:沒有蘇聯作為勢均力敵的對手,是否代表美國已經不需要持續參與大國權力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明居正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可以透過一個霸權與四個主要強權之間的互動加以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其中,美國構成「一霸」,歐盟、俄羅斯、中國與日本則是「四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9〕
這個架構與一般所稱的「一超多強」具有相似之處,但明居正不只是描述國際體系中存在一個超級強權,而是進一步分析霸權如何透過經營不同強權之間的關係,維持自身在國際秩序中的優勢地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他特別討論兩種霸權戰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第一,掌握主動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在霸權與其他強權的雙邊互動中,美國可以運用自身的軍事、經濟、制度與外交優勢,盡可能掌握關係發展的主導地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例如,霸權不一定需要在所有地區都直接使用武力,而可以透過同盟、外交安排與政策調整,影響其他強權的戰略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第二,分而治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如果其他強權之間存在不同利益與矛盾,霸權便可能利用這些差異,避免其他強權形成足以挑戰自身地位的聯合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因此,霸權除了關心自己的絕對實力,也必須關心其他強權之間是否形成新的合作與競爭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圖 6 明居正「一霸四強」示意圖
資料來源:原稿「明居正老師 一霸四強示意圖」;依明居正(2013)。說明:此為明居正針對後冷戰特定歷史時期提出的分析架構,不能直接視為當前國際權力分配的最新測量結果,亦非 Mearsheimer 本人提出的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在這套架構中,美國的戰略不只是與某一個強權競爭,也包括管理多個強權彼此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不過,這裡必須保留兩項理論上的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0〕
首先,「一霸四強」是明居正對特定後冷戰歷史時期的分析架構,不應直接被視為所有時期都成立的國際結構類型。尤其是歐盟與主權國家在軍事指揮、政策統一性與資源動員上具有重要差異,將其當作單一強權,需要額外的分析假定。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其次,明居正的研究雖然與 Mearsheimer 具有相似的霸權競爭問題意識,卻不能直接被當成攻勢現實主義的必然推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Mearsheimer 主要希望從國際體系的基本條件,推導大國追求相對權力的誘因;明居正則進一步結合特定歷史格局與大國戰略互動,分析霸權維持優勢的可能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兩者最值得比較的地方,在於它們都重視霸權與相對權力,卻具有不同的理論抽象程度與研究目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七、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限制:增加權力必然提高安全嗎?
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優勢,在於它能夠從相對簡約的基本假定出發,推導出大國追求權力優勢與區域霸權的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但是,這套理論也面臨一個重要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如果所有大國都具有改善相對權力的誘因,為什麼它們並不總是採取最具擴張性的戰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更進一步說,如果某個國家透過擴張增加軍事能力,卻同時引發其他國家結盟制衡,那麼這種權力增加,究竟是改善還是削弱自身的安全處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例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具有相當強大的軍事與工業能力,卻也因其外交與軍事政策受到周邊強權高度警戒。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擴張,使其他國家相信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最後形成對該國更加不利的力量組合,那麼權力增加便可能產生自我挫敗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不過,這個案例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攻勢現實主義錯誤。研究者仍然必須比較,如果德國採取不同政策,是否真的會具有更高的安全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權力與安全之間的關係,可能受到其他國家的反應、軍事條件與歷史環境影響,而不一定是簡單的線性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這便是守勢現實主義希望進一步處理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1〕
第肆章 CHAPTER 4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三次大辯論
肆、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一、問題意識:國家究竟應該擁有多少權力,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生存?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28
前一節討論守勢現實主義時,我們已經知道,國家追求安全並不代表應該無限制地增加權力。R. Jervis(1978)透過安全困境與攻防平衡的研究指出,即使國家沒有侵略意圖,也可能因為軍事能力與意圖的不確定性,使自身追求安全的行動被其他國家視為威脅,進而引發軍備競賽與政治對抗。然而,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受到進攻與防禦何者具有優勢,以及攻擊性與防禦性軍事姿態能否區分等條件影響。
因此,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增加權力並不必然能夠改善國家安全。當某個國家過度擴張軍事力量時,其他國家可能因為感到威脅而採取制衡措施,使原本希望增加安全的國家,反而面對更加強大的敵對聯盟。相反地,在防禦具有優勢、國家又能夠相互辨識防禦性政策的情況下,適度克制軍事擴張、降低其他國家的恐懼,反而可能有助於維持安全與促進合作。
不過,這套理論也留下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如果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未來的意圖,那麼究竟應該擁有多少權力,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生存?
即使某個國家目前已經具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也不代表它在未來仍然能夠維持安全。當國際權力分配隨著時間改變,原本實力較弱的國家可能逐漸崛起,而目前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也可能因為領導人更替、利益變化或國際環境改變,在未來成為新的威脅。既然國家無法預先確定這些變化,那麼僅僅維持現有權力,是否真的足以保障長期安全?
John J. Mearsheimer 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與守勢現實主義不同的答案。他認為,國際體系不只會迫使國家自行保障生存,更會形成強烈的權力擴張誘因。因為國家既無法確定其他大國未來是否具有敵意,也無法依靠任何共同最高權威永久保障安全,所以對大國而言,最理想的情況並不是單純取得足以抵抗眼前威脅的力量,而是盡可能取得相對權力優勢,使其他國家缺乏威脅自身生存的能力。
2001 年,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系統性地提出 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他延續了 Waltz 對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國家生存目標的重視,卻對國家應該如何保障安全提出不同的推論。相較於守勢現實主義強調擴張可能產生的反制成本,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只要增加相對權力的預期收益高於成本,大國便具有利用有利機會擴張權力的誘因,而取得區域霸權則是大國在現實地理條件下可能達成的最高安全地位。
不過,這裡必須注意,Mearsheimer 並不是主張國家天生具有侵略性,也不是認為所有戰爭都能增加國家安全。相反地,他試圖說明,即使大國沒有侵略野心,只希望維持自身生存,也可能因為國際體系的限制,而產生主動擴張與追求權力優勢的誘因。至於是否真的採取軍事行動,仍然取決於國家的實力、地理條件、擴張成本及其他強權可能採取的反應。
這正是攻勢現實主義所要解釋的悲劇:當每個國家都希望透過增加自身權力來保障安全時,國家之間反而可能陷入持續的權力競爭,使彼此難以獲得永久的安全。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核心分歧,並不是國家是否應該追求生存,而是兩者對權力與安全之間的關係具有不同預期。前者強調增加權力可能產生的反制效果,以及何時克制與合作有助於安全;後者則強調國家無法確定未來威脅,因此在條件允許時,取得更大的相對權力通常是保障生存的重要途徑。
不過,Mearsheimer 究竟如何證明,國家即使只以生存為目標,仍然會具有追求權力極大化的誘因?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攻勢現實主義的五項基本假定,以及它如何從國際體系的結構條件,推導大國的行為邏輯。
二、理論前提:Mearsheimer 如何從五項基本假定理解國際政治?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29
Mearsheimer(2001)在《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二章中,提出攻勢現實主義的五項基本假定(Five Bedrock Assumptions),分別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攻擊性軍事能力、意圖不確定性、生存目標與理性行動者。
這五項假定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們描述了大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更在於 Mearsheimer 認為,單獨接受其中任何一項假定,都不必然能夠推導出國家應該採取侵略性政策;但當五項假定共同成立時,便會形成促使大國相互恐懼、依賴自助並追求權力極大化的強烈誘因。
(一)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攻勢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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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勢現實主義的第一項基本假定,是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
這裡的無政府並不是指國際社會完全沒有秩序,而是指國家之上不存在能夠有效壟斷強制力,並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在國內政治中,政府至少在制度上具有制定與執行法律的權力;但在國際政治中,即使存在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外交協定,也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在所有情況下,強制所有國家接受共同的政治安排。
這項假定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高度一致性。兩位學者都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理解國家安全競爭的重要起點。然而,無政府狀態本身並不直接代表國家必須擴張領土或發動戰爭,它只是說明國家不能完全依靠國際社會保障自身生存。
因此,若要從無政府狀態進一步推導權力擴張,仍然必須加入其他條件。
(二)大國具有一定的攻擊性軍事能力(Offensive Military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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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假定是,大國至少具備一定程度的攻擊性軍事能力,使它們有能力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甚至威脅其他國家的生存。
這項假定強調的是軍事能力,而不是侵略意圖。即使某個國家目前沒有發動戰爭的打算,只要它擁有能夠傷害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其他國家就不能完全排除未來遭到攻擊的可能性。
例如,當某個國家持續擴充海軍、空軍或飛彈力量時,即使它宣稱軍事建設完全出於防衛目的,周邊國家仍然可能擔心這些力量未來被用於改變區域權力關係。這並不代表軍事擴張必然具有侵略性,而是說明在缺乏可靠安全保證的情況下,軍事能力本身就可能成為其他國家評估威脅的重要依據。
因此,只要大國具有一定的攻擊能力,彼此就必須考慮遭到武力攻擊的風險。然而,軍事能力不等於攻擊意圖,而這也將引出第三項基本假定。
(三)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Uncertainty about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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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假定是,國家永遠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現在及未來的意圖。
即使某個國家目前表現友善、遵守協定,或反覆宣稱自己沒有侵略野心,也不代表它在未來實力增加、領導人更替或國際環境改變後,仍然會維持相同的政策。
這裡必須區分能力與意圖。國家的軍事能力可以透過軍費、兵力、武器系統與工業基礎等資料進行評估,但政治意圖不僅難以直接觀察,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
因此,即使國家相信某個競爭對手目前沒有侵略意圖,也無法完全排除對方未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
這並不是說國家永遠無法對其他國家的意圖進行判斷,而是說明這種判斷具有不確定性,且難以成為永久可靠的安全保證。
當其他國家既擁有攻擊能力,又可能在未來改變意圖時,大國便不能僅憑當前的友善關係決定自身的長期安全政策。
(四)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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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假定是,生存是大國最重要的目標。
國家可能追求經濟繁榮、意識形態傳播、國際聲望或其他政治利益,但如果國家失去自身的生存能力,便無法繼續追求這些目標。因此,保障領土完整與政治自主,構成大國制定安全政策時最根本的考量。
這項假定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沒有將國家天生具有侵略欲望當成理論出發點,而是將生存視為最基本的政治目標。
然而,兩者在進一步推導時存在重要差異。
對 Waltz 而言,國家過度追求權力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制衡,因此增加權力並不必然增加安全;但對 Mearsheimer 而言,由於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取得更大的相對權力通常意味著更強的生存保障。
這也使攻勢現實主義開始從共同的生存目標,推導出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競爭邏輯。
(五)大國是理性行動者(Rational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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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假定是,大國通常具有理性行動能力,能夠評估外部環境,並思考不同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
這裡的理性並不是指政治領導人永遠不會犯錯,也不是說國家必然具有完整資訊,而是指國家能夠根據對自身利益與國際環境的判斷,選擇它認為較有利於生存的策略。
因此,大國在考慮軍事擴張、結盟或發動戰爭時,不只會評估當前的權力分配,也會考慮其他國家可能採取的反應,以及政策對長期安全所造成的影響。
例如,即使某個國家具有攻擊其他國家的軍事能力,也不代表它必然會立即發動戰爭。如果戰爭可能引發其他大國介入、造成嚴重軍事損失,或使自身陷入不利的長期競爭,理性的政治領導人便可能暫時選擇克制。
因此,攻勢現實主義雖然認為國家具有擴張誘因,卻不代表擴張必然是任何情況下最合理的政策。
綜合以上五項假定,可以發現 Mearsheimer 的理論並不需要假設國家具有邪惡的人性或天生的侵略野心。相反地,當國際體系缺乏共同最高權威、大國擁有攻擊能力、無法確定彼此意圖,又必須依靠理性策略保障生存時,即使各國都只希望避免遭到侵略,也可能逐漸將取得更多相對權力視為維護安全的重要方式。
然而,這五項基本假定究竟如何形成具體的國家行為?接下來便需要進一步討論 Mearsheimer 所提出的理論推導。
三、理論推導:五項假定如何使國家追求權力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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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rsheimer(2001)認為,五項基本假定共同作用後,會產生三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行為邏輯,分別是恐懼(Fear)、自助(Self-help)與權力極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這三項概念並不是彼此獨立的政策類型,而是用來說明:為什麼即使以生存為目標的大國,也會不斷尋求改善自身的相對權力地位。
(一)恐懼(Fear):為什麼大國必須防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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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大國具有一定的攻擊能力,卻又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時,就必須考慮其他國家可能對自身安全造成的威脅。
即使某個國家目前沒有採取敵對行動,也不代表它在未來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時,不會重新評估自身利益並改變政策。
因此,國家不能只觀察其他國家當前是否具有侵略意圖,也必須評估它們未來可能具備什麼能力,以及這些能力可能如何被使用。
這使大國之間的關係始終存在某種程度的恐懼與不信任。不過,Mearsheimer 並不是認為所有大國在任何時候都具有相同程度的恐懼,而是認為恐懼的強弱會隨著權力分配、地理條件及攻擊能力而有所不同。
例如,當兩個實力相近的大國位於同一地區,且具有直接攻擊彼此的能力時,它們通常比受到廣大海洋阻隔的國家,更容易面臨直接的軍事威脅。
因此,恐懼並不是單純來自國家對其他民族或政治制度的偏見,而是與軍事能力、意圖不確定性及國際權力關係密切相關。
(二)自助(Self-help):為什麼國家不能依賴其他國家保障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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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國際體系缺乏能夠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時,大國即使擁有盟友或加入國際組織,也不能將自身生存完全交由其他國家負責。
這便形成攻勢現實主義的自助邏輯。
自助並不代表國家不能進行合作,也不代表結盟毫無價值。相反地,國家可以透過同盟、外交談判與共同軍事行動改善自身安全,但仍然必須考慮盟友未來可能改變立場,甚至因自身利益而拒絕提供協助。
因此,當國家面臨重大安全威脅時,最終仍然需要依靠自身所掌握的權力,以及它能否有效運用這些權力,維持生存。
這也說明,攻勢現實主義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同樣強調自助,卻在自助的最佳策略上提出不同理解。
Waltz 著重國家如何透過制衡回應結構壓力;Mearsheimer 則進一步追問,在自助體系中,國家為什麼不應該在有利的條件下,盡可能增加自身相對權力,以降低未來遭到其他國家威脅的可能性?
這便進入攻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推論。
(三)權力極大化(Power Maximization):為什麼更多權力被視為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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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rsheimer 認為,既然國家無法確定未來的威脅,也無法依靠其他國家永久保障安全,那麼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取得足以使其他國家無法輕易挑戰自身生存的相對權力優勢。
因此,大國不只關心自己擁有多少權力,更關心自己相對於其他大國究竟有多強。
例如,即使某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能力持續增加,如果競爭對手的實力成長得更快,該國的相對權力地位仍然可能下降。相反地,即使某項政策沒有立即增加本國的絕對實力,只要能夠顯著削弱競爭對手,也可能改善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位置。
這便是攻勢現實主義重視相對權力的重要原因。
不過,權力極大化並不等於國家應該不計代價地發動戰爭。因為戰爭本身可能消耗大量資源,也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結盟反制,甚至使原本處於優勢的國家陷入更加不利的處境。
因此,Mearsheimer 所主張的並不是國家應該在所有情況下擴張,而是當增加相對權力的機會出現,且預期收益大於可能成本時,理性的大國通常具有利用這些機會的誘因。
從這個角度來看,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差異,並不只是前者主張戰爭、後者主張和平,而是兩者對於增加權力究竟會改善還是損害國家安全,具有不同的理論預期。
(四)從權力極大化到霸權追求:為什麼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仍然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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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多相對權力通常有助於保障生存,那麼國家究竟應該追求多少權力?
Mearsheimer 的答案是,對大國而言,最理想的安全地位是取得霸權,使其他國家缺乏足以威脅自身的能力。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y)與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
Mearsheimer 認為,由於海洋具有阻礙陸上軍事力量投射的作用,即使某個國家已經在自身地區取得優勢,也很難跨越廣大海洋,對其他地區的主要強權建立全面統治。他將這種地理限制稱為海洋的阻止力量(Stopping Power of Water)。
因此,全球霸權在現實條件下極難實現,而區域霸權則是大國較有可能追求並取得的權力地位。
對 Mearsheimer 而言,美國在十九世紀逐漸取得北美洲的主導地位,便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案例。相較之下,拿破崙時期的法國、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雖然都曾經試圖取得區域優勢,卻沒有成功建立持久的區域霸權。
然而,取得區域霸權並不代表權力競爭就此結束。因為當某個大國在自身地區取得優勢後,仍然可能擔心其他地區出現新的霸權國,進而威脅自己的國際地位。
因此,區域霸權國除了維持自身地區的優勢,也會傾向阻止其他大國在不同地區取得相似地位。
此外,Mearsheimer 也指出,大國可能追求更多經濟財富、優勢的陸上軍事力量與核武優勢,因為這些條件都有助於改善其相對權力與安全地位。
綜合而言,攻勢現實主義的推導可以整理為:國際無政府狀態與攻擊能力、意圖不確定性、生存目標及理性行動共同形成恐懼與自助壓力,使大國具有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而當地理與軍事條件允許時,區域霸權便成為大國可能追求的最高安全地位。
不過,這套理論並不預測每個國家都會成功建立霸權,也不代表所有國家都會立即發動擴張戰爭。國家究竟會透過什麼方式追求權力,仍然需要考慮戰略機會、軍事條件與其他大國可能採取的反應。
四、國家行為模式:大國如何擴張權力與維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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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大國具有追求權力極大化的誘因,那麼國家在實際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究竟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Mearsheimer(2001)在《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五章〈生存策略〉(Strategies for Survival)中,區分了大國增加權力、阻止侵略者改變均勢,以及面對威脅時可能採取的其他政策選項。
這些策略並不是彼此完全獨立的外交目標,而是國家在不同權力條件下,為了改善或維持自身相對權力地位,可能採取的行動方式。
(一)獲取權力的策略
1. 戰爭(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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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國家透過直接使用軍事力量,改變既有權力分配的策略。
對攻勢現實主義而言,當國家具有足夠軍事優勢,並認為戰爭可能帶來重要的相對權力收益時,便可能選擇發動戰爭,以奪取領土、削弱競爭對手,或改變原有的國際權力關係。
例如,當某個國家認為鄰近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價值,而其他國家又缺乏有效抵抗能力時,便可能認為透過軍事行動取得控制權,有助於改善自身長期安全。
不過,Mearsheimer 並不認為戰爭永遠是最好的選項。戰爭可能造成嚴重的人員與資源損失,也可能使其他大國聯合反制。因此,即使國家具有擴張誘因,也必須評估戰爭是否能夠真正改善自身的相對權力地位。
換句話說,攻勢現實主義所重視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國家是否能夠透過戰爭獲得有利的權力變化。
2. 訛詐(Black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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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直接發動戰爭,訛詐是透過軍事威脅迫使其他國家讓步的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需要立即使用武力,而是利用自身的軍事優勢,使對方相信如果拒絕接受要求,就可能遭受更嚴重的損失。
例如,當某個國家具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時,可能透過威脅使用武力,迫使實力較弱的國家調整外交政策、接受領土要求或放棄某些政治利益。
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訛詐的吸引力在於,國家可能不必承擔全面戰爭的成本,就能夠取得有利的政治成果。
然而,這項策略也存在限制。尤其當被威脅者本身也是大國時,它可能認為接受要求將進一步削弱自身安全,因此寧願抵抗,也不願直接讓步。
因此,訛詐雖然可能比戰爭具有較低成本,卻不代表它在任何情況下都容易成功。
3. 誘捕(Bait and Bl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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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捕是指國家試圖促使兩個競爭對手彼此爆發長期而代價高昂的戰爭,使雙方在衝突中消耗實力,而自己則避免直接承擔主要戰爭成本。
這項策略的核心目的,不一定是直接增加本國的絕對軍事能力,而是透過削弱其他國家,改善自身的相對權力地位。
例如,當甲國與乙國存在嚴重的安全競爭,而丙國希望兩者實力同時下降時,丙國便可能試圖加劇甲乙之間的矛盾,誘使雙方發生軍事衝突。
不過,誘捕策略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因為即使成功促成戰爭,也無法保證雙方一定會長期消耗。如果其中一國迅速擊敗對手,反而可能因此取得更大的權力,形成對第三國更加嚴重的威脅。
因此,Mearsheimer 認為,誘捕雖然符合相對權力競爭的邏輯,但在實際操作上並不容易成功。
4. 耗竭(Bloodl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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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竭與誘捕具有相似的戰略目的,都是希望競爭對手在戰爭中消耗實力,但兩者的重要差異,在於國家是否試圖主動促成戰爭。
誘捕是設法讓其他國家開始戰爭;耗竭則是在其他國家已經發生戰爭後,試圖使衝突持續,增加敵對國家的軍事、經濟與政治成本。
例如,當某個競爭對手已經陷入長期戰爭時,第三國可能透過間接支持其敵人,或採取其他延長衝突的措施,使競爭對手持續消耗資源。
對攻勢現實主義而言,這種策略的作用,在於即使沒有直接取得新的領土或軍事力量,國家仍可能透過其他強權的損失,提高自身的相對權力地位。
不過,耗竭同樣可能造成不可預期的後果,包括衝突擴大、其他國家介入,以及原本處於弱勢的一方最終取得優勢。因此,它仍然是一種必須考量成本與風險的策略。
(二)制止侵略者的策略
1. 建立均勢(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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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個大國快速擴張,並可能對其他國家的生存構成威脅時,其他國家便可能採取制衡策略,以阻止其進一步改變國際權力分配。
這裡的制衡並不代表國家已經放棄追求權力,而是因為競爭對手的擴張可能使自身相對地位下降,因此國家必須先阻止威脅持續增加。
制衡主要可以區分為內部制衡與外部制衡。
(1)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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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制衡是指國家透過自身資源,增加軍事與經濟能力,以改善相對權力地位。
例如,提高國防預算、擴充軍備、發展軍事科技及強化軍事動員能力,都可能成為內部制衡的重要方式。
(2)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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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制衡則是指國家透過與其他國家建立或強化同盟,集中共同力量,以對抗實力較強或快速擴張的競爭對手。
例如,當單一國家無法有效抵抗某個強權時,便可能與其他同樣感到威脅的國家合作,透過軍事協調、同盟條約與聯合防衛,提高抵抗能力。
不過,Mearsheimer 特別強調,制衡雖然可以遏止侵略者,卻不代表國家在面對威脅時,一定會立即採取制衡行動。因為制衡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也可能使國家直接承擔與強權衝突的風險。
因此,大國還可能採取另一種策略。
2. 推卸責任(Buck-p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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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卸責任是指國家希望由其他強權承擔對抗侵略者的主要成本,自己則盡可能避免直接介入。
例如,當某個地區出現快速擴張的強權時,其他國家雖然同樣認為它具有威脅,卻可能希望鄰近國家先行抵抗,而不是立即投入自身軍事資源。
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推卸責任具有一定吸引力。因為如果其他國家成功阻止侵略者,推卸責任的國家便可以在不承擔主要戰爭成本的情況下,維持自身安全與相對實力。
然而,這項策略同樣具有風險。如果其他國家未能有效抵抗,侵略者便可能取得更大的權力,使原本希望保持距離的國家,最後必須面對更加強大的威脅。
因此,Mearsheimer 認為,大國在面對危險的競爭對手時,往往必須在制衡與推卸責任之間進行選擇。當其他國家具有足夠能力承擔主要防衛責任時,推卸責任可能較具吸引力;但當其他國家無法有效阻止侵略者時,國家便可能被迫直接進行制衡。
(三)應避免的策略
1. 姑息(Appea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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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是指國家透過向具有威脅性的強權讓出部分權力或利益,希望對方因此感到安全,進而降低其擴張動機。
從表面上來看,姑息似乎是一種避免戰爭的策略。因為如果國家可以透過有限讓步,換取競爭對手停止擴張,便可能避免付出昂貴的軍事成本。
然而,Mearsheimer 對這種策略抱持高度懷疑。
依照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當大國具有持續追求相對權力的誘因時,其他國家的讓步不一定會使它停止擴張,反而可能讓它取得更多權力,並在未來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姑息雖然可能暫時降低衝突,卻也可能進一步改變權力分配,使讓步國陷入更不利的安全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姑息並不等於一般的外交談判或互惠妥協,而是特別指向對方讓出權力,卻無法確保其擴張動機因此消失的情況。
2. 扈從(Bandwag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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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從是指國家選擇與實力較強或具有威脅性的強權合作,甚至加入其陣營,希望藉此避免遭到攻擊,或取得部分政治與軍事利益。
然而,對攻勢現實主義而言,扈從存在一個根本問題:當弱勢國家與強權合作時,強權通常更有能力取得大部分收益,使雙方的相對權力差距可能進一步擴大。
因此,即使扈從能夠帶來某些短期利益,也可能使國家更加依賴原本具有威脅性的強權。
Mearsheimer 認為,扈從與姑息通常不是大國面對威脅時最有利的選擇。因為兩者都可能使權力分配更加有利於競爭對手,而不是改善自身的相對安全。
因此,雖然他在原典中討論這兩種策略,但不能將它們理解成與制衡、推卸責任同樣受到攻勢現實主義支持的政策選擇。
(四)特殊角色: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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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策略,Mearsheimer 也特別重視地理條件對大國行為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便是離岸平衡者。
離岸平衡者通常與主要大陸強權之間存在海洋阻隔,使它不容易直接遭受大陸強權的陸上軍事攻擊,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戰略距離。
對這類國家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讓其他地區的大國彼此制衡,避免任何單一強權在重要區域取得霸權。如此一來,離岸平衡者便不需要長期投入大量陸上軍事力量,也能降低其他區域對自身安全構成的威脅。
然而,當某個大國即將取得區域霸權,而當地國家又無法有效阻止時,離岸平衡者便可能介入,以防止新的霸權國形成。
Mearsheimer 特別以英國與美國的歷史經驗說明這種戰略角色。英國在歐洲大陸長期關心權力均勢,避免單一大陸強權支配歐洲;美國則在取得西半球優勢後,持續關注歐洲與東北亞的權力分配,避免其他大國在這些地區建立相似的霸權地位。
因此,離岸平衡並不是與戰爭、制衡或推卸責任平行的另一種基本政策,而是一種受到地理位置與權力地位影響的戰略角色。離岸平衡者可以在不同情況下選擇推卸責任、支持當地制衡,或在必要時直接介入。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發現攻勢現實主義雖然強調大國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卻不代表國家只能透過戰爭擴張。相反地,大國可能透過軍事威脅、利用其他國家的戰爭、結盟制衡或推卸責任等不同策略,改善自身的相對權力地位。
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某種行動表面上具有攻擊性或防禦性,而是它在特定國際條件下,究竟能否改善國家的相對權力與長期安全。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到區域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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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將 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整理成四個主要環節。
首先,國際無政府狀態、攻擊性軍事能力、意圖不確定性、生存目標與理性行動者,共同構成大國所面對的基本國際環境;其次,這些條件使大國產生恐懼與自助壓力,並形成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接著,國家依據自身實力、地理位置與戰略機會,選擇增加權力或防止其他國家取得優勢的策略;最後,當國家具有足夠實力與有利條件時,便可能追求區域霸權,並進一步阻止其他地區出現新的霸權國。
不過,這套推導不能被理解成所有大國都會依照固定順序,從恐懼逐漸走向戰爭與霸權。Mearsheimer 的理論重點,是說明國際結構如何持續提供擴張誘因,而不是認為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立即採取侵略行動。
因此,本模型應該呈現五項假定如何共同產生權力極大化的誘因,再透過不同國家策略,影響相對權力分配與霸權競爭。其中,海洋阻隔、其他大國的制衡能力及擴張成本等條件,會影響區域霸權是否可能達成,而政策行動所造成的權力變化,也可能重新改變國家所面對的戰略環境。
圖 4 Mearsheimer 攻勢現實主義的體系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Mearsheimer(2001)整理繪製。
六、理論評估:攻勢現實主義作為國際政治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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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攻勢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雖然具有相似的理論起點,卻試圖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著重國際結構如何促使國家出現相似行為,並使均勢在國際體系中反覆形成;Mearsheimer 則進一步關心,為什麼大國即使只是希望維持自身生存,仍然可能積極增加權力、挑戰既有秩序,甚至追求區域霸權。
然而,評估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價值,不能只看它能否解釋某個國家曾經發動戰爭,也不能因為某個大國選擇克制,就立即認為理論已經被推翻。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面對什麼樣的研究情境,攻勢現實主義能夠提供比其他現實主義更有用的解釋?而當國家沒有按照理論預期追求權力時,我們又應該如何評估這套理論?
首先,攻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優勢,在於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大國即使沒有面臨立即的生存威脅,仍然可能積極追求權力擴張。
這項優勢特別適合應用於研究大國崛起與區域霸權形成的問題。因為當研究者觀察某個國家持續擴張軍事力量、增加戰略影響力或試圖排除區域內其他強權時,若只從當前是否存在直接威脅出發,未必能夠完整理解其行為。
相較之下,攻勢現實主義提醒我們,國家在評估安全時,不只關心當前是否可能遭到攻擊,也會考慮未來的相對權力分配。即使眼前沒有明確威脅,只要取得更多權力有助於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國家便可能具有擴張誘因。
Colin Elman(2004)對美國取得路易斯安那領土的研究,便提供了一個重要案例。他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延伸攻勢現實主義:路易斯安那購地與美國的區域霸權崛起〉,試圖分析美國為什麼能夠在十九世紀逐漸取得北美洲的主導地位。
Elman 並沒有直接接受 Mearsheimer 對區域霸權形成的全部解釋。相反地,他認為,如果大國普遍具有阻止其他國家取得區域霸權的誘因,那麼研究者便需要進一步回答:為什麼法國當時沒有阻止美國取得路易斯安那,反而願意出售這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土?
透過對路易斯安那購地的因果歷程分析,Elman 指出,法國之所以願意出售領土,與其自身的領土戰略及其他政治目標有關。換句話說,美國能夠擴張,並不只是因為自身具有追求區域霸權的誘因,也與其他強權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缺乏足夠意願進行有效阻止有關。
Elman 因此主張,成功取得區域霸權的條件,比 Mearsheimer 原本的論述更加嚴格。區域霸權的形成,不只取決於擴張國是否具有足夠力量,也取決於其他大國是否存在強烈的制衡動機,以及它們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這項研究的價值,在於它不只利用攻勢現實主義解釋美國的歷史擴張,更進一步檢驗理論對區域霸權形成的因果推論。因此,當研究者希望理解某個大國為什麼能夠取得區域優勢,以及其他強權為什麼沒有及時阻止時,攻勢現實主義便可以提供具有比較價值的分析起點。
其次,攻勢現實主義也特別適合分析崛起大國與既有強權之間的安全競爭。
Mearsheimer(2010)在〈風暴將至:中國對美國亞洲權力的挑戰〉(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中,便將攻勢現實主義應用於中國崛起及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地位。
他認為,如果中國持續增加經濟與軍事力量,便可能逐漸具有在東亞追求區域霸權的能力。對中國而言,排除其他強權在周邊地區的軍事影響,可以減少自身所面臨的外部安全威脅;但對已經取得西半球區域霸權的美國而言,若中國進一步主導亞洲,便可能形成新的強大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可能具有阻止中國取得區域霸權的戰略誘因。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 Mearsheimer 並不需要先假設中國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或侵略性意識形態,便可以從經濟成長、軍事能力變化與相對權力分配,推導出中美競爭可能加劇的原因。
換句話說,即使中國與美國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兩者的安全競爭仍然可能來自國際結構所產生的權力誘因,而不是單純來自意識形態衝突。
不過,這項研究也具有明確的限制。Mearsheimer 所提出的是一套有條件的理論預期,而不是已經獲得完全驗證的歷史結論。中國是否追求區域霸權、美國會採取什麼程度的反制,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將如何回應,都需要透過具體的政策與歷史資料進一步檢驗。
此外,即使我們觀察到中美競爭加劇,也不能立即認定攻勢現實主義已經獲得證實,因為其他理論同樣可能從威脅認知、國內政治、國家身分或國際制度等因素,提出不同的解釋。
因此,攻勢現實主義在研究大國崛起時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預先宣布某場戰爭必然發生,而是提供一套可以事先推導的因果預期:當崛起大國逐漸具備挑戰區域權力分配的能力時,既有強權與周邊國家可能如何調整安全政策?
不過,攻勢現實主義也面臨一項非常重要的批評:如果大國普遍具有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為什麼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許多具有擴張能力的國家,並沒有積極利用所有有利機會增加權力?
這個問題直接涉及攻勢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
Brandon Valeriano(2009)在〈攻勢現實主義的悲劇:對侵略性權力政治模型的檢驗〉(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Testing Aggressive Power Politics Models)中,便嘗試透過系統性的經驗研究,檢驗攻勢現實主義對大國侵略性行為的預測。
研究結果對攻勢現實主義提出了不利的證據。Valeriano 指出,在其所使用的資料、模型與操作化方式下,攻勢現實主義對大國行為的解釋表現,並不如以規範或具體爭端議題為基礎的替代理論。
這項批評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只是指出某一個歷史案例與理論預期不同,而是嘗試以可以比較的經驗資料,直接評估攻勢現實主義是否具有一般性的解釋能力。
不過,這並不代表 Valeriano 已經推翻所有版本的攻勢現實主義。因為任何經驗檢驗都涉及變項操作化、案例選擇與因果模型設定,而 Mearsheimer 的理論也包含許多有關軍事能力、擴張成本與地理限制的條件。因此,研究者仍然需要判斷,理論所主張的擴張誘因,究竟應該如何轉換成可以觀察與檢驗的國家行為。
除了經驗證據的爭議,攻勢現實主義的另一項限制,在於它可能過度強調增加權力對安全的正面效果,而低估某些擴張行為可能產生的反制。
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家即使可以透過擴張增加部分軍事與領土利益,也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恐懼與制衡,使自身安全反而下降。因此,增加相對權力是否真的能夠改善長期安全,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能直接成立的推論。
Taliaferro(2001)對守勢現實主義的重新整理,便特別強調攻防平衡、國家的安全環境,以及擴張所造成的成本與風險。這些因素使國家未必總是因為取得更多權力就更加安全,也使研究者有必要區分,在什麼條件下擴張有利於生存,又在什麼條件下克制反而更符合國家利益。
同樣地,Jonathan Kirshner(2012)在比較古典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對中國崛起的分析時,也對 Mearsheimer 提出批評。他認為,攻勢現實主義容易從大國權力變化推導出較為強硬的戰略預期,卻可能忽略具體歷史環境、政治判斷與不同政策選項所造成的後果。
對 Kirshner 而言,即使我們承認中國崛起會改變國際權力分配,也不能因此直接推論,積極遏制中國就必然是美國最有利的政策。研究者仍然需要考慮外交政策是否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應,以及某項政策是否反而加速自己希望避免的安全競爭。
這項批評也揭示攻勢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之間的重要差異。前者試圖從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誘因,推導大國追求權力與霸權的傾向;後者則更重視特定外交政策是否符合政治目的,以及政治領導人是否能夠透過審慎判斷管理權力競爭。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分析為什麼崛起大國具有擴張誘因,或為什麼既有強權可能試圖阻止新的區域霸權出現時,攻勢現實主義具有相當明確的解釋優勢。但如果研究問題進一步轉向某項擴張政策是否理性、領導人為什麼選擇特定戰略,或不同國家為什麼在相似的權力條件下採取不同政策,攻勢現實主義便可能需要其他理論提供補充。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攻勢現實主義最有分析價值的情況,通常是研究者希望理解大國的相對權力競爭、區域霸權追求,以及崛起強權與既有強權之間的戰略對抗。它能夠在不預先假設國家具有侵略性人性的情況下,解釋為什麼單純以生存為目標的大國,也可能具有擴張權力的誘因。
然而,這套理論的限制,同樣來自它對國際結構與權力極大化的強調。當研究者希望進一步判斷,為什麼有些國家積極擴張、有些國家選擇克制,以及增加權力是否必然改善安全時,便需要更仔細地考察攻防條件、地理障礙、國家認知與政治決策等因素。
因此,攻勢現實主義的核心優勢,不是能夠預測所有國家都會發動戰爭,而是能夠在大國權力變化的情境下,提出一套關於擴張誘因、霸權追求與制衡反應的結構性解釋。
這也說明,不同現實主義理論的價值,並不在於哪一派永遠具有較高的解釋力,而在於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究竟需要哪一種因果機制才能獲得更完整的理解。
七、小結:攻勢現實主義解決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問題?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4
綜合而言,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可以從五項基本假定加以理解:首先,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其次,大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攻擊性軍事能力;第三,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第四,生存是大國最重要的目標;最後,大國具有理性思考與選擇策略的能力。
當這五項假定共同成立時,大國便可能因為恐懼與不確定性而依賴自助,進一步形成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當地理與軍事條件允許時,取得區域霸權便可能成為大國追求的最高安全地位,而已經取得區域霸權的國家,也會具有阻止其他地區出現新霸權國的戰略動機。
不過,攻勢現實主義並不主張國家必須在任何情況下發動戰爭。相反地,大國可能根據自身的權力地位、軍事能力、地理條件與其他國家的反應,在戰爭、訛詐、誘捕、耗竭、制衡與推卸責任等不同策略之間進行選擇。
這使攻勢現實主義能夠補充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某些大國不只是回應既有威脅,也會主動尋求改善相對權力地位,甚至嘗試改變整個區域的權力分配。相較於守勢現實主義強調過度擴張可能引發制衡與安全困境,攻勢現實主義則更重視國際體系如何使大國具有持續追求權力優勢的誘因。
然而,這套理論也留下了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大國普遍受到相似的國際結構限制,並具有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為什麼它們在面對相似的國際環境時,仍然可能採取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
例如,當兩個國家都面臨崛起強權所造成的安全壓力時,其中一個國家可能積極擴充軍備、建立同盟,甚至考慮採取預防性的軍事行動;另一個國家卻可能選擇外交協商、經濟合作或有限妥協。同樣地,即使某個國家具備增加相對權力的機會,也不代表它必然具有足夠的國內政治支持、財政資源或行政能力,將這些機會轉化為實際的外交行動。
這便產生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國際結構所提供的誘因,是否足以直接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還是說,國家即使面對相似的體系壓力,也會因為領導人的認知、國內政治制度、社會力量與國家動員能力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策反應?
事實上,攻勢現實主義並非完全忽略這些因素。Mearsheimer 同樣承認地理條件、軍事能力、擴張成本與戰略機會會影響國家的行為。然而,他的理論重點仍然在於說明國際結構如何使大國具有追求權力優勢的共同誘因,而不是完整解釋各國如何透過國內政治過程,將這些誘因轉化成具體外交政策。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進一步理解特定國家的外交決策時,便可能需要一套能夠同時考慮國際體系壓力與國家內部條件的理論。
Gideon Rose(1998)所提出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便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另一種分析方向。他指出,國家的外交政策雖然受到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影響,但這些結構性因素並不會直接、毫無阻礙地轉化為外交政策,而是需要經過決策者的認知與國家內部政治結構的中介。
換句話說,國際結構可能告訴我們國家面對什麼樣的機會與限制,卻不一定能夠直接告訴我們,國家如何理解這些機會與限制,又為什麼最終選擇某一項特定政策。
因此,如果攻勢現實主義試圖回答的是「為什麼國際結構會促使大國追求更多權力」,那麼新古典現實主義進一步關心的便是:為什麼面對相似國際結構壓力的國家,最終仍然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這也將帶領我們進入最後一個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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