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辯論
發布版與來源界線
本頁以筆記編者第三堂原稿為主體。原稿來源以每節註記與頁尾腳註追溯;新研究以「學界補充」標示,證據界線列於文末。本頁依第三輪授權發布,原典證據狀態仍按實讀範圍記載。
爭點總覽
六個閱讀問題
**核心爭點:**戰爭能否藉規則、制度與共同利益的培養而減少?這些安排須如何面對權力分布、國家利益與安全競爭?這是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組織材料的問題線索,並非兩個成員固定的學派曾共同提出的一道命題。1
**分歧來源:**焦點包含對既有秩序中利益是否和諧的假定、對法律與權力因果關係的理解,以及改革方案能否處理秩序變遷;不能只寫成「重視道德」對「重視權力」。2
**關鍵交鋒:**Zimmern 於 1939 年書評回應 Carr 初版,Morgenthau 於 1948 年書評討論 Carr 多本著作,屬當事人文本的直接評論;本計畫對前者僅核原刊目錄、後者僅讀出版社摘錄,精確措辭與頁碼待核。Wilson(1998)與 Rood(2026)的重新比較屬後人詮釋。34
**後人如何改寫:**Wilson 與 Quirk、Vigneswaran 質疑整齊的「理想主義輸給現實主義」起源故事。戰間期思想差異與戰後學科敘事的形成,應分成兩個研究對象。56
**現在的狀態:**制度如何約束權力、秩序如何和平調整、道德標準如何批評權力,仍是不同理論持續回答的問題;本稿不宣稱有一場單一勝負。78
筆記編者分析(摘自原稿):「以實然為起點,以應然為目的。」這是筆記編者原稿的結語,不歸給授課教師或任何戰間期學者。8
原稿逐節內容(筆記編者編寫)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7。9
壹、問題意識:戰爭為什麼發生,和平如何可能?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7。1
一、一戰與國際關係學科化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4。10
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戰的鐘聲響起,歐洲終於結束長達四年的血腥戰爭。然而,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苦難的終結。無數年輕人長眠於法國北部與比利時的戰壕之中,倖存者則帶著殘缺的身軀與破碎的心靈回到家鄉。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西線無戰事》中借敘事者之口寫道:
「戰爭已經毀掉了我們的一切。」(The war has ruined us for everything.) (Remarque, 1929)
上引文是筆記編者原稿的轉引;本計畫未核雷馬克作品的指定譯本原文。11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龐大的軍民傷亡,也使歐洲原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遭受嚴重衝擊。這場浩劫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兩個問題: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國家之間的衝突演變成如此大規模的戰爭?
人類又該如何避免歷史重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戰爭起源、國家互動與國際和平的學術需求日益迫切。1919 年,英國威爾斯的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設立國際政治學系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政治講座,便體現了戰後學界希望透過系統性研究理解戰爭與和平的努力。
可是,對戰爭成因的診斷不同,對和平的處方自然也會不同。有些人認為,一戰證明了舊有權力政治的失敗:既然國家競逐軍備、權力與利益最終導致災難,就應建立更完善的國際法、國際組織與集體安全制度,限制國家的任意行動。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樣的期待過度樂觀:國際政治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國家缺乏善意,而在於國家必須面對權力、利益與安全競爭;只要國際體系缺乏一個能約束所有國家的最高權威,國家就很難完全放棄自我保全的考量。隨著戰間期局勢惡化,這兩種思考逐漸形成尖銳對立,並在後來的學科史中被概括為「第一次大辯論」(The First Great Debate)。
二、第一次大辯論的傳統敘事與史學爭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4–5。12
在進入分析之前,必須先處理一個史學上的保留(historiographical caveat)。傳統教科書常把 1919 至 1939 年描寫為「理想主義主導,後遭現實主義擊敗」的整齊故事。然而,Peter Wilson(1998)明確指出,所謂「第一次大辯論」在相當程度上是後來建構的學科神話;Schmidt(1998)與 Osiander(1998)重新閱讀戰間期文獻後發現,被歸為「理想主義者」的學者彼此立場差異甚大,且多數人並非天真地否認權力; Ashworth(2002)更直接追問這場辯論是否真的發生;Quirk 與 Vigneswaran(2005)則追溯了「第一次大辯論」這一敘事如何在戰後逐步被建構成學科的起源故事。
因此,本文不主張 1919—1939 年真的存在兩個界線清楚、成員固定的陣營進行過一場正式辯論。本文仍使用「理想—現實」作為分析軸線,是因為它能有效整理戰間期確實存在的幾組爭議:權力與道德、維持現狀與和平變遷、國際制度與國家自助、共同利益與利益衝突。同樣地,本文把理想—現實之爭視為「應然與實然張力」的一種重要表現,而不是把兩者完全等同。
此外,本文刻意區分三個常被混用的名稱:戰間期的理想主義(idealism)或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1980 年代以後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與之對話的結構現實主義。後文所討論的絕對利得與相對利得之爭,成熟的理論形式主要出現在後兩者之間(Grieco, 1988; Powell, 1991),不宜直接倒灌成 1919 年的原始爭論。
圖 1 將本文涉及的思想節點依時間排列。如圖 1 所示,這條「理想—現實」軸線不是一場單次辯論,而是一段從 1917 年延伸到 1948 年、不斷改變問題焦點的對話:從「如何建立新秩序」,到「國家是否願意履行承諾」,再到「和平是否等於維持現狀」,最後到「承認權力之後如何保有批判權力的標準」。
圖 1 1917—1948 理想—現實思想發展時間線

**圖 1 文字對照:**1917 年 Wilson《Peace without Victory》;1918 年十四點和平原則;1919–1920 年 Lodge 與參議院的國際聯盟辯論;1930 年代滿洲、衣索比亞危機與國際研究會議(ISC)的集體安全/和平變遷議題;1939 年 Carr《二十年危機》與 Zimmern 書評;1942 年 Carr《Conditions of Peace》;1948 年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及其 Carr 書評。圖例區分戰間期自由國際主義論述、制度實驗與爭論場域、現實主義批判與體系化。
學界補充:學科史的二次建構
Quirk 與 Vigneswaran 將問題從「戰間期有沒有兩個固定陣營」推向「後來的學者如何讓這套二分成為通用的學科起源故事」。出版社摘要把敘事擴散的時段放在 1950 至 1990 年代;本計畫尚未讀論文正文,不能據此指定哪個作者在何年完成關鍵轉折。**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已指出「第一次大辯論」有神話性,此處進一步區分戰間期的實際爭論與戰後學科史對爭論的分類。5
學界補充:陣營邊界的限制
Peter Wilson 對戰間期文本的研究指出,「理想主義」不是成員與主張都一致的自稱學派;Carr 所批判的「烏托邦」亦集合了不同議程。**對原稿的修正:**原稿以理想/現實作教學主軸時,不能把所有制度改革者都讀成相同的反權力論者,也不能把後來的分類倒置為當事人的共同身分。6
三、本週的核心: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5–7。13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辯,就是應然與實然辯論。
具體而言,理想或自由國際主義告訴我們值得追求的秩序是什麼,例如共同利益、和平與較高的絕對收益;現實主義迫使我們正視理性的行動者為什麼可能到不了那裡,例如自助(self-help)、權力差異、不確定性、相對利得、背叛風險與執行問題;制度設計則不是要消滅自助,而是重新安排報酬(payoff)、資訊、監督、權力與預期,使最好的自助方式恰好成為合作。表 1 先以問題意識的層次比較兩種傳統,作為後文的索引。
表 1 理想/自由國際主義與現實主義:問題意識比較

| 比較面向 | 理想/自由國際主義 | 現實主義(古典) |
|---|---|---|
| 核心提問 | 應該建立何種秩序,才能避免下一場戰爭? | 在權力與利益競爭中,哪些改革真正能實現? |
| 對戰爭成因的診斷 | 秘密外交、軍備競賽、排他性經濟、民族與疆界矛盾等可被改變的制度條件 | 缺乏最高權威下的安全競爭、權力分布與利益衝突 |
| 對國際制度的看法 | 制度可以改變國家行為與預期 | 制度的效力取決於權力分布與國家履約意願 |
| 對道德的看法 | 道德與公共意見可進入國際政治 | 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理解,但不必然被取消 |
表 1(續,原稿同一表)

| 比較面向 | 理想/自由國際主義 | 現實主義(古典) |
|---|---|---|
| 對變遷的看法 | 國際政治可以進步 | 秩序必須處理權力變化,否則不滿累積(和平變遷) |
| 常見誤讀 | 「天真相信人性本善」 | 「國家必然背叛」「權力就是一切」 |
注:本表為分析上的理念型對照,並非主張歷史上存在兩個成員固定的陣營。
要回答「如何避免戰爭」,必須先知道戰爭為何發生;也因此,兩種傳統對一戰成因的不同診斷,導向了不同的和平方案。以下先從理想主義的立論談起。
貳、理想主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18。14
理想主義的興起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破壞密切相關。戰爭結束前後,政治人物與學者開始追問:究竟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才能避免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再次發生?
一、威爾遜與十四點和平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9。15
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具有政治學學術背景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早在 1917 年 1 月 22 日對參議院的演說中,他便主張戰後秩序不應只是重新建立另一種權力平衡,而應以「community of power」取代「balance of power」,以「organized common peace」取代「organized rivalries」(Wilson, 1917)。一年後的 1918 年 1 月 8 日,他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後來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在列出各點之前,他先說明美國參戰的理由與戰爭目的(以下為原稿轉錄的史料英文;中文為筆記編者翻譯,原典實讀界線見後文):
We entered this war because violations of right had occurred which touched us to the quick and made the life of our own people impossible unless they were corrected and the world secured once for all against their recurrence. What we demand in this war, therefore, is nothing peculiar to ourselves. It is that the world be made fit and safe to live in; and particularly that it be made safe for every peace-loving nation which, like our own, wishes to live its own life, determine its own institutions, be assured of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by the other peoples of the world as against force and selfish aggression.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re in effect partners in this interest, and for our own part we see very clearly that unless justice be done to others it will not be done to us. The programme of the world’s peace, therefore, is our programme; and that programme, the only possible programme, as we see it, is this:(Wilson, 1918)16
筆記編者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是因為權利遭到侵犯,而且這些侵犯深深傷害了我們;如果不加以糾正,如果世界不能一勞永逸地防止這類事情再次發生,我們自己的人民便無法正常生活。因此,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所要求的,並不是只屬於我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我們所要求的是,使這個世界成為適合而安全的居所;尤其要讓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能安全生存——像我們一樣,能夠過自己的生活、決定自己的制度,並在面對武力與自私侵略時,得到世界其他人民公正而公平的對待。世界所有人民在這項利益上實際都是共同夥伴;就我們而言,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正義不能施予他人,也就不會施予我們。因此,世界和平的方案就是我們的方案;而在我們看來,唯一可能的方案如下:
十四點的內容可摘譯如下(筆記編者翻譯):
-
公開締結和平公約,並以公開方式達成;此後不得再有任何形式的秘密國際諒解,外交應始終坦率進行,並置於公眾視野之下。
-
在領海以外的海洋上,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應享有絕對的航行自由;但為執行國際公約而採取國際行動,致使全部或部分海域封閉者,不在此限。
-
盡可能消除一切經濟障礙,並在所有同意和平且共同維護和平的國家之間,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
提供並取得充分保證,使各國軍備裁減至符合國內安全所需的最低程度。
-
對一切殖民地主張進行自由、開放且絕對公正的調整;在決定所有這類主權問題時,當地居民的利益,必須與其權利有待判定之政府的合理主張具有同等分量。
-
撤離全部俄國領土,並以使世界其他國家能最充分、最自由合作的方式處理涉及俄國的一切問題,讓俄國能不受阻礙地獨立決定自身的政治發展與國家政策。
-
比利時必須獲得撤軍並恢復原狀,不得企圖限制她與其他自由國家同樣享有的主權。
-
所有法國領土都應獲得解放,被侵占的地區應予恢復;普魯士於 1871 年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上對法國造成的不公,應得到糾正。
-
義大利的疆界應依照清楚可辨認的民族界線重新調整。
-
奧匈帝國境內各民族應獲得最自由的自治發展(autonomous development)機會。
-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應獲撤軍,被占領土應予恢復;塞爾維亞應獲得自由而安全的出海通道;巴爾幹各國的關係應依歷史上既有的歸屬與民族界線,透過友好協商確定,並以國際保證保障其政治與經濟獨立及領土完整。
-
鄂圖曼帝國中的土耳其部分應獲得有保障的主權;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應獲得生命安全與不受干涉的自治發展機會;達達尼爾海峽應在國際保障下永久開放。
-
應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其領土包括無可爭議由波蘭人口居住的地區,並擁有自由而安全的出海通道。
-
必須依據特定公約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家聯合組織(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對大國與小國一視同仁地提供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相互保障。
在此必須先保留一項修正:十四點不應被簡化為「民族自決十四點」。Throntveit(2011)指出,「self-determination」一詞並未出現在 1918 年 1 月 8 日的演說中;威爾遜當時更常使用的是 self-government 與 autonomous development 等概念。十四點所採取的手段本身也不一致:有些是恢復原有國家領土,有些是修改疆界,有些要求自治,只有少數才是建立新國家。後來廣為流傳的「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是戰後政治論述與歷史記憶的產物,與演說文本本身必須區分。
學界補充:十四點中的自治與獨立並不相同
官方演說的第十點與第十二點使用「自治發展」的語言,第十三點則明言建立獨立的波蘭國家;第五至十三點也分別涉及殖民地主張、撤軍與疆界。**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對十四點的民族政治解讀須逐條處理,不宜把每一處自治安排都等同於獨立建國;演說本身也不足以證明巴黎和會的實施效果。17
二、國際—國家—社會三層次的戰爭診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3。18
在十四點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引入授課教師老師「國際關係」114 學年度課程中所整理的國家發生戰爭之十七種可能原因,從中選取與戰間期理想主義問題意識及十四點較具直接關聯的因素,包括溝通失敗與相互認知錯誤、經濟動機、軍備競賽、帝國主義的擴張、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民族統一運動,以及以武力解決衝突等。此處並把它們當作分析變項,用以檢視十四點究竟試圖回應何種戰爭問題。
層次分析法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國際現象應從何種分析單位加以解釋。Singer(1961)指出,選擇不同分析層次不只是研究上的便利,而會直接影響研究者所能觀察到的因果關係:從國際體系出發,較容易看見國家共同面臨的外部約束;轉向國家或更低層次,則較能解釋不同國家面對相似環境時為何採取不同政策。
然而,單純把戰爭原因歸類於國際、國家與社會三個層次,仍可能使各層次彼此割裂。因此,本文借用宋學文(2004)提出的「正—反—合」控制論模型。宋學文主張,層次分析不應只是選擇巨觀或微觀層次,而應處理「結構」與「單元」之間的動態關係:「正」著重結構如何制約單元,由巨觀向微觀分析;「反」觀察單元如何對結構產生回饋;「合」則分析兩者在持續互動中形成的過程與控制機制。本文並不把「正、反、合」直接等同於三個層次,而是把它當作描述層次間因果作用方向的方法。
(一)國際層次:溝通失敗、軍備競賽與安全互動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1。19
一戰前的歐洲並非處於完全缺乏規則的狀態。列強之間已存在大量外交協定、同盟安排與國際法規範,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亦試圖進一步規範使用武力的程序。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國際制度完全不存在」,而是既有制度不足以消除資訊不透明、軍備競賽、相互猜疑與安全衝突;這些因素彼此作用,使一場原本可能侷限於奧匈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區域危機,逐步擴張為歐洲全面戰爭(Stevenson, 1996; Mombauer, 2013)。
首先,「溝通失敗與相互認知錯誤」可以與十四點第一點的公開外交直接對照。1918 年 10 月,House 要求 Cobb 與 Lippmann 解釋十四點的具體含義,兩人明確指出第一點的目的在於排除秘密條約、秘密條款與秘密國際諒解;威爾遜隨後回覆,認為該備忘錄基本上正確反映了十四點的原則(House, Cobb, & Lippmann, 1918; Wilson, 1918b)。換言之,若國際承諾長期由少數外交菁英以秘密形式處理,各國便更難掌握彼此的義務、意圖與可能反應。
若借用後來的認知研究,Jervis(1976)所指出的問題有助於說明威爾遜為何把外交透明視為和平的條件:同一項軍事或外交行動,可能被行動者自己理解為防禦,卻被他國解讀為進攻;如果雙方都以最壞情境推測對方,就可能產生彼此強化的敵意與反制。
1914 年的七月危機正反映了這種問題。斐迪南大公遇刺後,奧匈帝國並未立即對塞爾維亞採取軍事行動,而是先尋求德國支持。7月5日,奧匈駐柏林大使 Szögyény- Marich 向維也納報告,德皇表示奧匈若對塞爾維亞採取強硬措施,可以依賴德國的充分支持,並判斷俄國當時尚未準備好投入戰爭(Szögyény-Marich, 1914)。所謂德國「空白支票」不能被視為一戰爆發的單一原因,但它顯示聯盟承諾與對他國能力的判斷,會直接改變決策者對風險的估算。因此,國際層次的「溝通失敗」不只是外交官沒有把話說清楚,還包括不透明的同盟承諾、對他國意圖的推測,以及危機期間對彼此底線的錯誤估算。
第二個因素是軍備競賽。最著名的例子是 1890 年代末開始加速的英德海軍競爭:德國在 Tirpitz 主導下推動大規模艦隊建設,英國則高度關注德國戰艦數量與建造速度; 1909 年前後,英國國內更出現一波明顯的海軍恐慌(naval scare)與擴軍壓力。Stevenson(1996)指出,一戰前的軍備競賽並不限於英德海軍,而逐漸擴展至陸軍、動員計畫與軍事預算,使外交危機發生在高度軍事化的環境中。軍備競賽的關鍵不在於「武器越多必然導致戰爭」,而在於它的互動性:一國出於自保擴軍,另一國無法確定其意圖,便以自己的擴軍回應,後者又成為前者進一步擴軍的理由。Glaser(2000)也提醒,軍備競賽同時受外部安全壓力、國家政策與國內政治影響,不能被視為完全獨立的單一變項。
德國史料甚至呈現國際軍備競爭與國內政治的交織。1900 年德國帝國海軍局的內部備忘錄指出,海軍局新聞辦公室的任務之一,就是利用報紙、演講、教授與海軍協會等管道,向民眾宣傳建立強大艦隊的必要性,並持續提醒民眾注意其他國家海軍的成長與世界市場的競爭(von Heeringen, 1900)。這說明國際軍備競爭可以被政府轉化為國內政治動員的資源。也因此,十四點第四點要求各國軍備降低至符合國內安全所需的最低程度;其假設不是所有軍事力量都應消失,而是若國家安全長期建立在不斷累積相對軍力之上,各國的自保措施反而可能產生集體不安全。
第三,「以武力解決衝突」在七月危機中有直接的史料證據。1914 年 7 月 23 日,奧匈向塞爾維亞提出限時 48 小時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接受了相當多的要求,但對涉及奧匈官員直接在其境內參與調查等可能侵犯主權的條款有所保留,並表示若奧匈仍不滿意,可將爭議交付海牙國際法庭或列強處理;美國外交官 Vopicka 在當時送回華盛頓的報告中亦指出,塞爾維亞拒絕的是其認為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部分(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14)。然而,奧匈仍認定回覆不令人滿意,並於 7 月 28 日宣戰,其宣戰聲明表示為了保護其權利與利益,認為有必要訴諸武力(Austria-Hungary, 1914b)。這份史料的重要性在於:戰爭並不是在外交完全不存在的情況下突然發生;危機中存在外交往返與仲裁可能性,但政府最終仍把武力視為可接受的政策手段。
十四點第十四點的意義正在於此。本文把「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理解為對「國家最終自行使用武力處理重大衝突」的制度性回應。依「正」的概念,國際層次呈現的是由上而下的制約:資訊不透明、聯盟承諾、軍備競賽與安全不確定性,會改變國家所面對的選擇環境,使擴軍、動員與強硬外交顯得必要。
(二)國家層次:經濟利益、帝國擴張與武力政策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1–12。20
若僅以國際環境解釋一戰,仍有一個明顯問題:處於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並未做出相同的政策選擇。國際壓力可以創造限制與誘因,但不能代替政府決策。因此,國家層次關注的是:政府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又如何把經濟、帝國、安全與領土要求轉化為具體政策。
在經濟動機方面,1897 年德國外交國務秘書 Bülow 在帝國議會發表著名的「陽光下的地盤」(a place in the sun)演說,主張德國不能在具發展前景的地區被排除於列強競爭之外(Bülow, 1897)。這段史料不能被簡化為「德國為了經濟利益發動一戰」,但它顯示在帝國德國的官方政治語言中,商業利益、國家聲望、殖民競爭與海權已被結合進國家利益的概念。十四點第二點的海洋自由與第三點的消除經濟壁壘,可被視為對此類競爭方式的回應;House、Cobb 與 Lippmann(1918)的備忘錄也把第三點理解為建立非歧視性的經濟條件。較嚴謹的說法是:威爾遜並非認為經濟因素是一戰唯一的原因,而是把排他性商業安排與差別性經濟待遇視為需要降低的國際摩擦來源。
帝國維持與擴張則提供更直接的國家層次案例。1908 年 10 月,奧匈皇帝 Franz Joseph 正式宣布將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納入哈布斯堡君主國主權之下(Franz Joseph I, 1908)。從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這項吞併阻斷了波士尼亞未來與塞爾維亞結合的政治想像。對維也納而言,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之所以危險,不只因為塞爾維亞是敵對鄰國,更因為它可能吸引帝國內部的南斯拉夫人口,挑戰多民族帝國的內部凝聚。1912 至 1913 年巴爾幹戰爭後,塞爾維亞取得大量新領土(Svirčević, 2013),更加深了奧匈的疑慮。1914 年的最後通牒開頭即把問題界定為威脅帝國領土完整的顛覆活動,並要求塞爾維亞壓制反奧出版物、解散民族主義團體、修改教育內容(Austria- Hungary, 1914a)。這些指控不能直接當成客觀事實,但正因為它們是官方敘事,才特別適合用來分析維也納如何理解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
換句話說,民族主義不會自動變成國際戰爭,中間還存在國家層次的轉換:社會中的民族政治要求,經政府界定為國家安全問題,再由政府決定採取何種政策工具。七月危機中值得注意的是「政策選擇」而非「必然性」:德國選擇向奧匈提供支持;奧匈選擇提出限時極短、內容強硬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選擇接受大多數要求並保留涉及主權的部分;奧匈又選擇不以這些讓步作為繼續協商的基礎。Mombauer(2013)整理的外交與軍事文件亦顯示,維也納部分決策者早已考慮以軍事方式處理「塞爾維亞問題」,刺殺事件則提供了新的政策機會。這正是「反」的意義:一國的政策成為另一國所面對的新外部結構。
(三)社會層次: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民族統一運動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2–13。21
如果國際層次回答「國家處在什麼環境」,國家層次回答「政府如何做出選擇」,社會層次則追問:那些被政府稱為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政治要求,究竟從何而來?
一戰前的巴爾幹之所以特別適合作為案例,是因為當地的國家疆界與民族、語言及歷史認同並不重合。1908 年吞併危機後,塞爾維亞境內出現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民族防衛組織(Narodna Odbrana)亦在此背景下成立;1911 年,塞爾維亞軍官另組秘密團體「統一或死亡」(俗稱黑手會,Black Hand)(Newman, 2016)。到了 1914 年,部分民族政治力量已經激進化:Princip 在薩拉熱窩審判中自稱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表示希望南斯拉夫各民族統一並脫離奧地利統治(Owings, 1984)。這份證詞不能代表所有塞爾維亞人或塞爾維亞政府,但足以證明在部分激進青年與民族主義圈子中,打破既有帝國疆界已成為真實存在的政治想像。
同時,不能把青年波士尼亞、民族防衛組織、黑手會與塞爾維亞政府視為一個統一的行動者。巴爾幹戰爭的勝利在提升國家聲望的同時,也強化了文人政府與軍方激進派之間原有的政治張力(Bataković, 2013)。若忽略國家內部差異,就容易把「社會民族主義」直接等同於「國家發動戰爭的意志」。
民族主義因此不是一條單向因果鏈。它可以從社會產生,經由動員進入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又可能反過來重塑社會:1908 年的吞併刺激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1914 年國際敵對升高後,戰時動員與敵我區分又進一步強化民族認同。十四點第八至十三點集中處理民族、自治、疆界與國家重建問題,正回應這一層次。House、Cobb 與 Lippmann(1918)的備忘錄在處理奧匈、波蘭與巴爾幹問題時,詳細討論了各地錯綜的民族分布,顯示威爾遜陣營並非天真地相信民族疆界可以完全重合,而是在自治、領土調整、國家獨立與國際保障之間尋找組合。Moravcsik(1997)後來的自由主義理論也以類似方式指出,國家偏好應被視為國內與跨國社會力量經政治過程形成的結果,而非由國際體系直接給定。
學界補充:三層模型的署名界線
第三堂筆記提及授課教師在另一門「國際關係」114 學年度課程整理的十七種可能戰爭原因;本計畫未取得那門課的講義或錄音。從中選取項目、歸入國際/國家/社會三層,再對照十四點,是筆記編者在這份第三堂筆記中的重構。**對原稿的修正:**此模型可用於分析,不應被署為授課教師本堂完整講授的分類,更不能歸為威爾遜自己的理論。22
三、正—反—合跨層次反饋模型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3–15。23
若分析到此為止,層次分析仍只是一種分類工具。宋學文(2004)模型真正的價值,在於要求研究者回答:不同層次如何相互作用?若把這套方法運用於一戰,最核心的命題並不是「國際因素+國家因素+社會因素=戰爭」,而是:社會、國家與國際三個層次可能形成一個彼此強化的循環,使原本可控制的衝突逐漸升高到戰爭程度。
「反」的方向可以從 1908 年波士尼亞危機開始:奧匈的吞併政策刺激塞爾維亞社會的民族主義;民族統一要求進入塞爾維亞國家政治;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中的擴張又進入國際層次,降低了奧匈的安全感。「正」的方向則在 1914 年刺殺之後反向作用:德國的支持與俄國是否介入等國際因素,改變了奧匈政府的成本—效益計算,使最後通牒與軍事政策更為強硬。「正」並不是說國際結構機械式地逼迫奧匈宣戰,而是說國際環境改變了國家所看見的選項與成本。
「合」則說明兩個方向並沒有在某一點停止。奧匈的最後通牒與宣戰立即產生新的國際環境:俄國必須判斷是否支持塞爾維亞,德國必須重新評估俄國反應,法國與英國又必須重新思考自身承諾;國際危機升高後,國家將他國描述為威脅,社會中的敵我區分與民族榮譽論述更容易被強化,進而縮小政策妥協的空間。如圖 2 所示,這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強化循環:每一個節點的輸出,都成為下一個節點的輸入。
圖 2 第一次世界大戰跨層次自我強化循環

**圖 2 文字對照:**社會層次的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與利益要求,推動國家層次的領土、帝國、經濟與軍事強硬政策;政策進入國際層次後,聯盟互動、軍備競賽、猜疑與安全衝突使外部威脅與安全焦慮升高;國家因而再採更強硬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社會敵我認同與民族主義又被強化。圖中心標為「自我強化循環(正-反-合)」。
英德海軍競賽提供了另一個清楚的反饋案例:國內的世界強國想像支持德國擴張海軍;英國警戒並反制;德國感受到更高的外部威脅;國內支持擴軍的聲音進一步上升(von Heeringen, 1900)。Tirpitz(1919)戰後的回憶錄也描述了英國海軍措施如何在德國國內引起反感、增加擴軍的政治壓力;但回憶錄具有明顯的自我辯護性質,本文只將其作為與 1900 年備忘錄相互對照的輔助材料,而非單獨的因果證據。
四、十四點如何試圖切斷戰爭循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5–16。24
以此架構重新閱讀十四點,可以發現它並非十四項彼此孤立的戰後政策,而可以理解為一套試圖在不同節點介入上述循環的制度設計。表 2 將條文、所回應的戰爭機制與分析層次加以對照。
表 2 威爾遜十四點:條文—戰爭機制—分析層次對照

| 條文 | 主要內容 | 回應的戰爭機制 | 分析層次 | 預期作用 |
|---|---|---|---|---|
| 第 1 點 | 公開外交 | 溝通失敗、錯誤認知、秘密同盟承諾 | 國際 | 降低資訊不透明,提高可預測性 |
| 第 4 點 | 裁減軍備 | 軍備競賽、安全困境式互動 | 國際 | 阻斷「擴軍—反制—再擴軍」循環 |
| 第 14 點 | 國家聯合組織 | 以武力解決衝突 | 國際 | 在「自保」與「動武」之間加入共同處理機制 |
| 第 2、3 點 | 海洋自由、非歧視貿易 | 排他性經濟競爭 | 國家 | 降低經濟利益轉為零和衝突的可能 |
| 第 5—7 點 | 殖民地調整、恢復主權、撤軍 | 帝國擴張、征服既成事實 | 國家 | 降低以征服追求利益的正當性 |
| 第 8—13 點 | 疆界調整、自治發展、新國家 | 民族主義、分離與統一運動 | 社會 | 緩和民族認同與政治疆界的矛盾 |
注:分類為本文依宋學文(2004)模型所做的分析性重讀,並非威爾遜本人的分類。
在國際層次,公開外交、裁軍與國際組織形成一組彼此連接的邏輯:公開外交降低不透明,裁軍降低軍事安全競爭,國際組織降低國家直接以單方面武力處理爭端的必要性。在國家層次,威爾遜並沒有要求國家放棄國家利益,而是試圖重新規範國家可以用什麼方式追求利益;國家在循環中扮演「轉換器」的角色,社會要求與國際壓力都必須經由政府才會轉化為對外行為。在社會層次,第八至十三點以自治、疆界調整與新國家的不同組合,嘗試降低民族認同與既有帝國疆界之間的張力。
如圖 3 所示,十四點所期待的並不是戰爭因素從此完全消失,而是防止某一層次的衝突自動成為下一層次更嚴重衝突的燃料。這與傳統權力平衡思維最大的差異在於:威爾遜不滿足於重新配置各大國的力量分布,而希望改變國家互動、追求利益以及處理民族政治的方式(Wilson, 1917; Kennedy, 2001)。
圖 3 威爾遜十四點的跨層次抑制模型

**圖 3 文字對照:**圖題為「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跨層次抑制模型」,副標是「從戰爭的自我強化循環到衝突的抑制性循環」。社會端以第 8–13 點的自治、邊界調整與新政治共同體降低民族矛盾進入強硬國家政策的壓力;國家端以第 2、3、5–7 點的開放經濟秩序、反征服與恢復主權降低零和擴張、占領誘因;國際端以第 1、4、14 點的公開外交、裁軍與國家聯合組織降低秘密承諾、不信任、軍備競賽及訴諸武力。
這裡形成一條貫穿全文的主線:如果衝突是由特定制度與誘因所產生,那麼和平改革的問題就是——能否改變產生衝突的條件?本文第肆章的題庫賽局,將以形式模型重新回答這個問題。
五、理想主義留下的遺產與限制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6–18。25
這種對「國際政治可以被改造」的信念,成為戰間期改革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共同特徵之一。Bull(1972)回顧戰間期國際關係思想時,將這群思想家的共同傾向概括為對「進步」(progress)的信念。依其整理,可歸納為六項相信:
-
相信導致一戰的國際體系能被改造成一種完全和平正義的世界秩序
-
相信覺醒後的民主主義意識將發揮巨大影響
-
相信理想主義會有越來越多的呼應
-
相信國際聯盟(乃至國際組織)能夠發展並發揮功效
-
相信進步人士的和平努力與啟蒙工作能夠奏效
- 並相信理想主義者的職責是消除愚昧與偏見,揭示通往和平之路
本文認為理想主義為世界留下的遺產至少有五項。第一,公眾與人民力量進入國際政治,外交不必永遠只是少數政府菁英的專利。第二,國際問題不再只是封閉的外交技術問題,而成為公民可以理解、批判與參與的公共議題。第三,規則、教育、制度與資訊可能影響行動者的偏好、認知與利益。更精確地說,戰間期改革思想的重要遺產之一,是拒絕把國家偏好與國際環境視為完全固定不變;制度、社會力量、教育與公共意見可能影響政治選擇。第四,道德仍是評估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政治不只要回答「誰有力量」,還必須回答「這些力量應該服務什麼目的」。第五,國家間的部分利益可以調和,共同利益不必然是幻覺。
但這些遺產同時也是限制所在。理想主義首先追問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改造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接下來將反問:在一個由權力、利益與安全競爭構成的世界裡,這些改革究竟有多少能真正實現?
參、現實主義的回應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6。26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最悠久且影響深遠的思想傳統之一。其基本關懷在於:當政治共同體彼此競爭,而又不存在一個能有效凌駕所有國家的中央權威時,權力、利益、安全與生存如何塑造國家行為。
這種問題意識並非始於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傳統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討論權力、恐懼與國家利益;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王論》中強調政治判斷不能完全從抽象道德推演;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以自然狀態說明缺乏共同最高權威時所產生的不安全與相互猜疑。非西方政治思想中,同樣可以找到與現實主義問題意識相近的內容。例如古印度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Arthaśāstra),詳細討論國家能力、外交策略、聯盟與權力競爭。這些思想後來經常被國際關係學者視為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來源。
真正使現實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學中的系統性理論取向,則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秩序危機密切相關。以下依時間,從洛奇的質疑、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到卡爾、齊默恩與摩根索,重建這條「理想—現實」的爭論軸線。凡標示「依其思想改寫」的對話,均為筆記編者為學習目的所做的情境重構,並非史料直接引文。
一、卡爾與《二十年危機》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0。27
(一)先聲:洛奇的質詢與 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19。28
國際聯盟的構想首先在美國參議院引發激烈爭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並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家,但他對國聯的批評已觸及後來現實主義反覆提出的問題:當國際承諾與國家自主決策發生衝突時,國家會選擇哪一邊?他在 1919 年反對國聯的參議院演說中直言:
“I think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Lodge, 1919)
美國參議院最終未批准《凡爾賽條約》,其原因涉及不同派系、保留條款以及威爾遜與參議院之間的政治衝突,不能單純歸因於洛奇一人。但這個問題已使威爾遜式構想面臨第一個難題:集體安全要求國家把共同利益納入決策,如果共同利益與本國利益衝突,國家為什麼仍會履行承諾?
1931 年的滿洲危機與 1935 年的衣索比亞危機,使國聯在面對重大侵略時的執行困境更加明顯。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共同規則」,而是當危機發生時,成員國是否願意為執行規則承擔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成本。1930 年代的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先後以集體安全與和平變遷為研究主題,爭論也逐漸從「要不要建立國際制度」推進到另一個問題:即使建立了制度,制度應該維護什麼樣的秩序?和平究竟等不等於維持現狀?
(二)卡爾的三項批判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9–20。2
1939 年,卡爾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試圖回答:為什麼一戰後建立的和平秩序,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向崩解?在卡爾看來,問題不只是國聯制度設計不夠完善,也不只是某些國家不守規則,而是戰間期部分思想本身建立在過度樂觀的假設上(Carr, 1946;原稿註 1 見下)。
第一,批判「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
就如前一個篇章提到的理想主義的六個相信一樣,十九世紀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相信,只要個人與國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長期而言便會形成共同利益。到了戰間期,類似邏輯被投射到國際政治:既然所有國家都希望和平,維護既有秩序似乎就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卡爾的反問是:
誰的和平?誰的秩序?誰從現狀中受益?
對已擁有有利領土、殖民地與國際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現狀自然符合其利益;但對不滿既有安排的國家而言,若「維護和平」實際上意味著「不得改變現狀」,它便未必被視為同樣有利。
原稿註 1: 本文引用《二十年危機》時統一採用 1946 年第二版(Carr, 1946),以避免與 1939 年初版頁碼混用;論及出版史時仍以 1939 年為初版年份(Carr, 1939)。
第二,把權力放回政治分析。
卡爾把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區分為軍事權力、經濟權力與支配輿論的權力(power over opinion)。這打破了「權力=軍隊」的狹義理解:國家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形成威懾,透過經濟資源影響他國選擇,也能透過宣傳與觀念塑造他人對國際秩序的理解。
第三,法律、制度與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結構。
卡爾並沒有主張國際法毫無作用;他反對的是把法律視為與政治權力無關、可以獨立於國家利益之外運作的規則體系。他真正關心的是:一套規則為什麼會被遵守?需要哪些政治條件才能長期維持?更精確的說法是: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確實具有作用,但其效力不能脫離權力分布、利益關係以及國家是否願意履約的政治條件來理解。
學界補充:《二十年危機》的版本定位
第三堂原稿註 1 指定 Carr 1946 年第二版為正文引用版本。館藏書目分別著錄 1939 年初版與 1946 年第二版,兩者頁數不同;目前未讀任一版原書。**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出版史及論點敘述,但所有「Carr 認為」的精確原典頁碼仍須待核,不能把後人文獻的頁碼移植到指定的 1946 年版。29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差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2。30
經過上述三項批判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理解,卡爾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戰間期理想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根本差異。如果將《二十年危機》的論述加以整理,雙方最重要的分歧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是如何理解權力與國家利益;第二則是如何理解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一)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1。31
表 3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之比較

| 比較面向 | 現實主義(卡爾) | 戰間期理想主義 |
|---|---|---|
|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 | 國際政治不能脫離權力關係;若只談原則或制度,卻不考慮權力分布,就難以解釋國家實際如何行動。 | 相信理性、法律、國際組織與集體安全等制度,可以引導國家合作,逐步建立和平秩序。 |
表 3(續,原稿同一表)

| 比較面向 | 現實主義(卡爾) | 戰間期理想主義 |
|---|---|---|
| 權力的角色 | 權力是政治的重要構成,包括軍事、經濟與對輿論、觀念的影響力。分析國際關係時,必須考量各國掌握權力的差異。 | 傾向強調規則、國際法與集體安全的作用,希望用制度約束武力,使權力不再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依據。 |
| 國家利益 | 以國家中心利益為重要考量 | 較相信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和平與繁榮,因此可以透過合作制度調和各國利益。 |
| 和平如何維持 | 和平不能只靠善意或宣言,還需要面對各國實力與利益差異,並處理既有秩序是否符合各國期待。 | 可藉由國際組織、國際法、裁軍與集體安全等安排,減少衝突並維持和平。 |
(二)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1–22。32
表 4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道德與政治之比較

| 比較面向 | 理想/自由國際主義 | 現實主義(卡爾) |
|---|---|---|
| 道德與政治 | 道德、法律與公共意見可以約束國家行為 | 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理解,但政治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 |
| 道德與權力 | 希望以共同規範限制權力的使用 | 道德與權力彼此牽連,也可能相互衝突 |
| 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 | 國家亦應受到和平、正義與國際責任等共同原則約束 | 國家首先對自身國民負責,因此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
| 國際承諾 | 強調信守協議、尊重國際法,以建立信任與穩定秩序 | 承諾能否維持,仍受到國家利益、權力分布與履約成本影響 |
| 普遍道德 | 較相信可以建立跨國共同適用的道德與法律原則 | 警惕優勢國家將自身特殊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或「普遍道德」 |
| 平等 | 強調主權平等與規則的一致適用 | 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權力、機會與實際能力上的平等 |
三、利益和諧、權力與國際法:卡爾不是「權力就是一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2–23。33
若只讀到上述三項批判,很容易把卡爾誤讀為犬儒的權力論者。但《二十年危機》的論證結構本身就包含對現實主義的限制:卡爾在批判烏托邦之後,隨即討論「現實主義的限制」,指出純粹的現實主義無法提供行動的目的、道德判斷的基礎與行動的意義。對卡爾而言,「烏托邦」(utopia)與「現實」(reality)、「道德」(morality)與「權力」(power)都不能被完全排除:只有烏托邦,會得到一套無法實現、甚至替特定利益服務而不自知的理想;只有現實,則會得到一種只能描述、甚至只能服從現狀的權力分析。如圖 4 所示,卡爾真正站立的位置是兩者之間的張力,而政治秩序與和平變遷正是在這個張力中形成的。
圖 4 卡爾的 reality—utopia 張力

**圖 4 文字對照:**圖的 reality 端列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及軍事、經濟、輿論支配力;utopia 端列道德(morality)、目的(purpose)、共同規範及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中央是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與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圖示兩端皆不能排除:只有 utopia 會成為無法實現的理想,只有 reality 則成為無目的、易替現狀辯護的權力分析。
因此,本文將卡爾所代表的論點重新整理如下。在權力與國家利益上,權力是政治不可消除的核心,而不同國家確實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研究國際政治不能忽視這一點。在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上,國家對其國民負有的責任使其道德標準不同於個人道德;普遍性的道德訴求常被優勢者用來包裝特殊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平等不必然是權利、機會與實力上的平等。但這些主張的目的不是取消道德,而是要求道德訴求必須面對權力與利益的檢驗。卡爾自己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一個無視現實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一個完全沒有理想的現實,也無法形成值得維持的政治秩序。
學界補充:批判利益和諧之後的建構問題
Peter Wilson 的細讀指出,Carr 對「利益自然和諧」的批評,並未排除透過政治及經濟安排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其問題還涉及權力與道德如何相互限制。**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已反對「權力就是一切」的簡化,此處以後人研究補出批判之後的制度建構問題;Carr 原典頁碼仍待按指定版核對。34
四、和平變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35
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以專章討論「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這是理解其思想的關鍵,也是本文連接題庫制度設計的核心概念。其邏輯可以整理為三個步驟。
第一,僅僅凍結現狀(status quo)不是和平;若一套秩序只要求「不得改變」,它保護的往往是現狀受益者的利益。
第二,權力與利益的分布必然會改變;若制度無法處理這些變化,不滿便會累積,最終可能以暴力方式尋找出口。
第三,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在「維持現狀」與「允許戰爭」之間二選一,而是設計能夠處理變化、又不必訴諸暴力的制度(Carr, 1946; Pelc, 2016)。
這也是現實主義與改革之間的轉折點:現實主義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改革的起點。先理解阻礙合作的權力、利益與執行條件,才知道要把哪些條件轉化為可操作的改革。
學界補充:和平變遷的共同議題
Rood 對 1930 年代思想脈絡的重讀提醒,和平變遷並非 Carr 一人的專有概念;它同時牽涉既有秩序如何回應變動的權力與正義要求。**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 Carr 三步驟仍照錄,但不能因他提出這套思考就把當時所有和平變遷方案都視為同一種綏靖政策。36
五、齊默恩的反質詢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24。37
《二十年危機》出版後不久,長期研究國聯與國際法治的齊默恩(Alfred Zimmern)在 1939 年 11 月 24 日的《The Spectator》發表書評〈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回應卡爾(Zimmern, 1939)。齊默恩的立場不能簡化成「只要建立國際組織,國家自然就會和平」;他在 1936 年的著作中已詳細檢討國聯與法治的實際運作(Zimmern, 1936)。齊默恩式的反擊可以整理成一個問題:指出理想主義不夠現實,並不等於現實主義已經提出了一套足以維持和平的方案。
下列兩段沿用原稿的情境對話;「依其思想改寫」指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不是齊默恩或卡爾的史料原話。 1
齊默恩(依其思想改寫):「卡爾先生,我同意我們不能忽略權力與國家利益。但承認權力存在,並不等於已經回答了權力應如何受到限制。如果某個強國認為侵略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依據什麼共同標準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卡爾(依其思想改寫):「我的批評不是要取消所有共同標準,而是反對把某些國家認可的秩序與道德,直接宣稱為所有國家的普遍共識。政治不能只靠抽象理想,但也不能只有權力而沒有共同目標。」
到這裡,爭論已經不再只是「理想 vs. 現實」,而變成一個更難的問題:在國家利益不同、權力高度不均的現實中,共同規則應如何設計,才有機會真正約束權力?
學界補充:Carr—Zimmern 的分歧位置
Rood 讀取 Zimmern 1939 年對 Carr 初版的書評,指出 Zimmern 並未全盤拒絕 Carr 對空泛理想論的批判;他更在意相對主義之後,正義與自由的判準如何成立。Rood 又指出 Carr 某些對 Zimmern 的引述可能略去原來脈絡。**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兩句「依其思想改寫」對話,但它們仍是筆記編者的重構,不可當作雙方直接引文;精確回應須待兩位作者原文核對。3
六、卡爾 1942《Conditions of Peace》:從診斷走向改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38
如果《二十年危機》是對戰間期秩序失敗的診斷,那麼卡爾在 1942 年出版的專書 《Conditions of Peace》便是第二步:在承認權力現實之後,戰後秩序應如何改革?(Carr, 1942)。卡爾在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映了十九世紀以自由民主、民族自決與自由放任經濟為支柱的秩序已經無法運作;戰後和平不能只是恢復戰前狀態,而必須正面處理就業、經濟安全與社會需求等問題,並在民族國家之外思考更大範圍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本文不需要完全接受卡爾的具體方案,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示範:現實主義的診斷可以、也應該通往制度改革的提案。
學界補充:《和平的條件》的兩地版本
1942 年《和平的條件》倫敦版館藏著錄正文 279 頁;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所列紐約版著錄正文 282 頁。Wilson 將該書讀作 Carr 從批判轉向戰後社會、經濟與制度重建。**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改革方向保留,但引用時須先固定倫敦版或紐約版,不能共用頁碼;本計畫尚未讀 Carr 原書。39
七、摩根索:權力、利益與道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6。40
1948 年,摩根索在《World Politics》創刊號發表〈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他一方面肯定卡爾揭露戰間期烏托邦思想侷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擔心,如果所有道德都被化約為權力與利益的產物,現實主義就會失去批判既存權力的標準。他的批評濃縮在一句話中:
“Thus the political moralist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utopian of power.”
如果我們把所有道德都還原成權力與利益,那麼研究者最後可能不再只是「分析權力」,而是不自覺地「接受權力」。
(Morgenthau, 1948a)
同年,摩根索出版《國家間政治》(Morgenthau, 1948b),把戰間期現實主義對權力、利益與國際制度的批判,進一步整理為較系統化的理論。他在後續版本中整理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Morgenthau, 1954)可以摘要為:
(一)現實主義六大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5。41
- 政治現實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現實主義相信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理論來反映這些客觀規律。
-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幫助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道路的主要路標。
-
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而客觀的,但也重視此概念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權力是目的,利益是實質,所以利益是主導政治行動的永恆標準。
-
現實主義瞭解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但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國家生存就是政治行動的最高道德原則,政策效果應是評價政策的唯一標準。
-
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所以不能以特定國家的道德準則適用於其他國家,把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等同於普遍適用的道德法則。
-
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的區別是真實且深刻的,因為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範疇的獨立性,堅持以權力界定利益。
(二)權力鬥爭的三種政策表現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5–26。42
摩根索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本質上都離不開權力競逐,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層次上,這種權力鬥爭通常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的政策取向:
保持權力 → 現狀政策(status quo)
維持某一特定歷史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為目標,但不必然反對任何變化,只是反對任何會導致國家間權力發生逆轉的變化。
增加權力 → 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試圖推翻現狀,取得區域優勢或成為區域帝國,甚至是世界帝國。具體可分為軍事、經濟、文化帝國主義。
顯示權力 → 威望政策(prestige)
使別國對自己實際、自認、假裝擁有的權力產生印象。具體的方法包括外交禮儀、炫耀武力。
學界補充:現實主義內部的道德批評
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評論 Carr 的多本著作。Wilson 對書評的討論指出,Morgenthau 肯定 Carr 對戰間期思想缺陷的揭示,卻質疑其道德判準過度隨權力與歷史處境變動。**對原稿的修正:**這是現實主義者彼此對道德與權力關係的分歧,不能簡化成「現實主義陣營共同勝利」;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措辭與頁碼待核。4
肆、結語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32。43
一、第一次大辯論真的結束了嗎?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7
傳統敘事認為,國聯未能阻止 1930 年代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使戰間期自由國際主義的期待受到嚴重衝擊,戰後現實主義則取得學界主導地位。然而,如第壹章所述,今日學界已不再把這段歷史簡單理解為「理想主義輸了,現實主義贏了」(Wilson, 1998; Schmidt, 1998; Ashworth, 2002)。一方面,所謂的理想主義者從來不是一個一致的學派;另一方面,現實主義也沒有因二戰爆發就證明所有國際制度都是錯的——1945 年後建立的聯合國,本身就是權力政治與國際制度的結合。
因此,第一次大辯論真正留下的問題不是「誰是正確的」,而是:如果理想主義提醒我們國際秩序應該往哪裡走,現實主義提醒我們國際政治實際受到哪些條件限制,那麼人類應如何在應然與實然之間,建立一套既值得追求、又真正能夠運作的秩序?
從 1918 年的威爾遜,到 1939 年的卡爾,再到 1948 年的摩根索,這個問題始終沒有消失。對我們來說,這場跨越百年的辯論顯然也還沒有結束——因為我們期末考還要互相出題。
二、該如何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解決今年的題庫之爭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32。8
在討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究竟如何理解,甚至如何「解決」今年的題庫之爭以前,本文先暫時把理論標籤放在一旁,回答一個更基礎的問題:如果全班十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動者,在既有規則之下,究竟有哪些策略結果可以自我維持?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筆記編者先以形式模型進行推導,再使用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 Opus 5.5 Max 協助進行策略枚舉與數值驗算。
完整計算過程:原稿另指向「囚徒困境是否不可解 .pdf」;本頁未取得該計算文件。44
整體而言,這次研究可以歸納出三個核心結果。
首先,我們用賽局理論證明,原本的題庫制度確實可能產生一個典型的「個別理性,集體不理性」結果。
從全班角度來看,十組各出一題時,總題庫只有十題,因此這是全班福利最高的 social optimum。問題在於,social optimum 並不等於 Nash equilibrium。只要某一組在其他九組仍維持低出題量的情況下,增加一題所得到的私人收益仍然高於它自己承擔的成本,那麼它就有誘因單方面增加題數。
圖 5 個人最佳反應如何形成集體軍備競賽機制圖

**圖 5 文字對照:**固定加分池 P → 某組出題量 qᵢ 增加 → 該組出題份額 qᵢ/Q 上升 → 其他組相對加分被稀釋 → 其他組為免相對落後也擴張出題 → 全班總題庫 Q 膨脹 → 備考成本增加、班平均可能下降 → 各組相對份額重新拉平,但邊際再出題誘因仍在。圖中心以「Individual Rationality ↓ Collective Inefficiency」概括個別理性與集體低效率。
圖 6 個人理性誘因與集體福利外溢之雙層模型

**圖 6 文字對照:**個別決策層次:qᵢ 增加 → qᵢ/Q 上升 → Bonusᵢ 增加,形成私人邊際收益。中間箭頭標示對集體的「負外部性」。集體結果層次:Q=∑qᵢ 增加 → 全班備考成本 aQ 增加 → 社會福利 W=P-(10a+c)Q 下降;圖將此列為社會邊際成本。這些符號來自原圖的教學模型,並非本計畫重現完整十組計算的結果。
第二,我們進一步發現,原始模型雖然可能出現很多 Nash equilibrium,但大部分只是不同組別排列所造成的「排列型多重均衡」。
例如,在某一均衡狀態下,可能是五組多出一題、另外五組少一題;換一批組別之後,在數學上雖然變成另一個 equilibrium profile,但整體題庫規模、全班福利與制度結果其實沒有本質差異。
因此,我們進一步在模型中加入一個「門檻型共同利益」:
也就是,低題庫除了減少本科準備成本之外,還可能帶來一些額外的共同收益。其中可以想像兩個來源。
第一,如果題庫維持在較小規模,學生就可以把節省下來的時間投入其他科目,而不需要把大量時間消耗在同一科不斷擴張的題庫上。
第二,如果題庫過度膨脹導致本班整體表現下降,而書卷獎、成績排名、獎學金或其他資源又涉及跨班級競爭,那麼班內各組原本只是為了爭取相對加分而進行的競爭,最後反而可能造成整個班級對外的相對損失。
也就是:
班內相對利益競爭 → 班級對外共同損失。
加入這個門檻型共同利益之後,賽局的性質發生了關鍵改變。
同一套制度、同一組參數之下,可以同時存在兩個完全不同、但都能自我維持的 Nash equilibrium:
低題數、高福利的合作均衡與高題數、低福利的軍備競賽均衡。
原稿接著寫「獵鹿賽局中的: 、 」,但原 PDF 正文公式位置空白,待重現,目視也沒有可讀符號。由圖 7 可判讀示意賽局的合作與軍備結果分別為 (C, C) 與 (D, D);這只是據原圖所作的 AI 校勘判讀,不能補寫成原稿此句已有的符號。45
圖 7 囚徒困境與獵鹿賽局

原圖中央箭頭說明:制度改變 payoff 結構,把唯一高題數均衡的囚徒困境示意轉為有合作與高題數兩個純策略均衡的獵鹿/保證賽局示意。
圖 7 左:囚徒困境(原圖報酬逐格轉錄)
| A\B | C | D |
|---|---|---|
| C | (3, 3) | (0, 4) |
| D | (4, 0) | (1, 1);唯一純策略 Nash 均衡 |
圖 7 右:獵鹿/保證賽局(原圖報酬逐格轉錄)
| A\B | C | D |
|---|---|---|
| C | (3, 3);純策略 Nash 均衡 | (0, 2) |
| D | (2, 0) | (1, 1);純策略 Nash 均衡 |
原圖下注:上述是示意 payoff,並非原始十組題庫模型的直接估計值;原圖以綠色標出純策略 Nash 均衡。矩陣與均衡字樣已逐格目視原 PDF 頁序 29;完整十組計算文件仍未取得,不可把示意值當成該模型的已驗證參數。
這才是真正具有理論意義的「實質雙重 Nash equilibrium」。
原本的問題因此從一個以背叛誘因為核心的 social dilemma,轉化成 Stag Hunt/ coordination problem。
換句話說,原始制度下的問題在於:即使其他組都願意合作,單一組別仍可能因為增加出題能提高自身相對收益,而具有背叛合作的誘因,因此合作本身並不穩定。經過制度修正、加入門檻型共同利益之後,最佳回應的結構開始改變:當其他組都合作時,維持合作也成為自己的最佳選擇;但當其他組都已陷入高題數軍備競賽時,單獨降低出題又不足以恢復共同利益,因此繼續軍備反而仍是較合理的選擇。
此時,合作不再是不可能,而是轉化成一個協調問題:關鍵不再只是「我要不要背叛」,而是「我是否相信其他人也會和我一起停留在合作均衡」。
第三,前述研究結果進一步把問題從「合作能不能存在」,推向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合作均衡與軍備競賽均衡都可以自我維持,那麼行動者最後究竟會走向哪一個?這就是所謂的 equilibrium selection。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才真正有重新進場的必要,因為賽局理論已經告訴我們:合作不是不可能,軍備競賽也不是必然,兩條道路都可能是理性選擇。假設合作均衡的報酬是〈原稿留白〉,而軍備競賽均衡只有〈原稿留白〉,那麼從共同利益來看,前者顯然更值得追求。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判斷哪一個結果比較好,而是:如何讓所有人真的走到〈原稿留白〉,並且在抵達之後,不會再次掉回〈原稿留白〉?
此四處在原 PDF 頁序 30 目視亦為空白,待重現;圖 7 的示意報酬不可倒填為原稿句中的已給數值。46
本組因此提出的答案是:
以實然為起點,以應然為目的。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未必只能被放在天秤的兩端。現實主義提醒我們,政治世界從來不是一張乾淨的白紙。權力存在、利益存在,猜疑與自助(self-help)也不會因為我們嚮往和平便自行消失;但這並不意味著,承認現實之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現實投降。
回頭閱讀 Carr 對戰間期理想主義的批判,其真正重要之處,也許不在於告訴我們「不要再相信理想」,而在於提醒我們:任何值得追求的理想,都必須找到能夠在現實世界中站立的方式。
既然我們知道行動者會追求自身利益,就不必假裝利益不存在;既然我們知道國家會自助,也不必期待它們突然放棄安全考量。真正值得追問的反而是:能不能利用我們對這些「實然」條件的理解,重新安排制度、誘因與彼此的預期,使合作不再只是道德上的呼籲,而成為行動者基於自身利益也願意選擇的道路?
因此,現實主義不必是改革的終點,它反而可以成為改革的起點。
知道人會自助,不代表我們只能接受軍備競賽;正因為我們知道人會自助,我們才更有可能設計出一套制度,使最理性、最安全的 self-help,恰好就是 cooperation。
然而,制度或許只能讓合作開始,卻未必足以讓合作長久。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傾向借用建構主義作為連接「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橋樑。合作若能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動中被實踐,原本只是策略性的選擇,便可能逐漸累積成穩定的期待;當「我希望你合作」慢慢變成「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相信你會合作」,猜疑所留下的空間便可能一點一點縮小。
圖 8 國家之間相互建構的過程(原稿此處誤植為「圖 7」;筆記編者 2026-11-17 確認改號)

**圖 8 文字對照:**制度框架呈現國家 A 與國家 B 各自的身分、利益,以及「由 A 和 B 共有並構成其的間主觀理解與期望」。過程依序為:(1) 激發行動的刺激;(2) A 對局勢的定義;(3) A 的行動;(4) B 對 A 行動的解讀與 B 自身對局勢的定義;(5) B 的行動。行動與理解再回饋至制度與下一輪過程。
而當這種期待不斷被新的合作經驗所證實,行動者對彼此的理解也可能隨之改變。昔日必須時刻提防的對手,未必永遠只能是對手;原本建立在戒備之上的關係,也可能逐漸向更接近 Kantian culture of anarchy 的方向移動。
這並不意味著 self-help 從此消失。
國家仍然會在意自己的安全,行動者仍然會追求自己的利益,世界也不會因為一次合作便突然成為烏托邦。真正發生改變的,是 self-help 的意義、強度與形式:自助不再必然意味著「只有讓自己比別人更強才能安全」,而可能逐漸轉化為「透過與他人合作,我反而更能保障自己」。
於是,從實然走向應然的道路,並不是跨過一道鴻溝,而更像是在現實之中一寸一寸鋪出來的。
今天,我們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那麼下一步,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走嗎?
參考文獻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37。47
範圍與性質
下列書目逐項整理自第三堂 PDF 頁序 33–37(原稿印刷頁 31–35)。「列於原稿」不表示本計畫已讀這些作品;實讀範圍見本節粗體註記及來源登錄。
合併書目與實讀界線
前期 AI 校讀稿的書目已併入本節;粗體實讀註記是後加的核對狀態,不屬於筆記編者原稿。原稿未列而校讀稿使用的 Rood(2026)另列於字母順序位置。
中文部分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48
- 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43(2),171–196。
英文部分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4–37。49
-
Ashworth, L. M. (2002). Did the realist–idealist great debate really happen?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1), 33–51. https://doi.org/10.1177/0047117802016001004
-
Austria-Hungary. (1914a). Austro-Hungarian note to Serbia [Ultimatum of July 23, 1914]. In A. Mombauer (Ed. & Tran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 (2013).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Austria-Hungary. (1914b). Declaration of war on Serbia [July 28, 1914]. In A. Mombauer (Ed. & Tran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 (2013).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Axelrod, R., & Keohane, R. O. (1985).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1), 226–254. https://doi.org/10.2307/2010357
-
Bagnoli, M., & Lipman, B. L. (1989).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Fully implementing the core through private contribu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6(4), 583–601. https://doi.org/10.2307/2297502
-
Bataković, D. T. (2013). Storm over Serbia: The rivalry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1911–1914). Balcanica, 44, 307–356. https://doi.org/10.2298/BALC1344307B
-
Bull, H. (1972).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In B.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pp. 30–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ülow, B. von. (1897, December 6). Bernhard von Bülow on Germany’s “place in the sun” [Speech].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https://germanhistorydocs.org/en/wilhelmine-germany-and-the-first-world-war-1890-1918/bernhard-von-buelow-on-germanys-place-in-the-sun-1897
-
Bulow, J. I., Geanakoplos, J. D., & Klemperer, P. D. (1985). Multimarket oligopoly: Strategic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3), 488–511. https://doi.org/10.1086/261312
-
Carlsson, H., & van Damme, E. (1993). Global games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 Econometrica, 61(5), 989–1018. https://doi.org/10.2307/2951491
-
Carr, E. H. (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cmillan. 僅核書目;初版原文待取得。
-
Carr, E. H. (1942). Conditions of peace. Macmillan. 僅核倫敦版書目;原文待取得。
-
Carr, E. H. (194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Macmillan. 僅核書目;二版原文待取得。
-
Cooper, R., & John, A. (1988). Coordinating coordination failures in Keynesian model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3), 441–463. https://doi.org/10.2307/1885539
-
Franz Joseph I. (1908, October 5). Proclamation on the annex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roclam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8/d30
-
Glaser, C. L. (2000).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rms rac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251–27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olisci.3.1.251
-
Grieco, J.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85–507.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27715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3859), 1243–124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62.3859.1243
-
Harsanyi, J. C., & Selten, R. (1988). A general theory of 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games. MIT Press.
-
House, E. M., Cobb, F. I., & Lippmann, W. (1918, October 29). [Interpretation of President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Supplement 1, The World War (Vol. 1).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Supp01v01/d340
-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https://doi.org/10.2307/2009958
-
Kandori, M., Mailath, G. J., & Rob, R. (1993). Learning, mutation, and long run equilibria in games. Econometrica, 61(1), 29–56. https://doi.org/10.2307/2951777
-
Kennedy, R. A. (2001). Woodrow Wilson, World War I, and an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Diplomatic History, 25(1), 1–32. https://doi.org/10.1111/0145-2096.00247
-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nrad, K. A. (2009). Strategy and dynamics in contes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dge, H. C. (1919, August 12).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Speech].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19014813/
-
Mombauer, A. (Ed. & Trans.). (2013).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ravcsik, A. (1997).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4), 513–553. https://doi.org/10.1162/002081897550447
-
Morgenthau, H. J. (1948a).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 World Politics, 1(1), 127–134. https://doi.org/10.2307/2009162 僅讀出版社摘錄。
-
Morgenthau, H. J. (1948b).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
Morgenthau, H. J. (1954).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2nd ed.). Alfred A. Knopf.
-
Nash, J. F. (1950).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6(1), 48–49. https://doi.org/10.1073/pnas.36.1.48
-
Nash, J. (1951).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of Mathematics, 54(2), 286–295. https://doi.org/10.2307/1969529
-
Newman, J. P. (2016). Black Hand. In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https://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article/black-hand/
-
Oliver, P., Marwell, G., & Teixeira, R. (1985).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 Interdependence,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522–556. https://doi.org/10.1086/228313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iander, A. (1998). Rereading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R theory: Id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3), 409–432. https://doi.org/10.1111/0020-8833.00090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 (199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1), 1–22. https://doi.org/10.2307/2585925
-
Owings, W. A. D. (1984). The Sarajevo trial.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
Palfrey, T. R., & Rosenthal, H. (1984).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discrete public goods: A strategic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4(2), 171–193. https://doi.org/10.1016/0047-2727(84)90023-9
-
Pelc, K. J. (2016). What would E. H. Carr say?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ddress peaceful political change. In T. V. Paul (Ed.), Accommodating rising powe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70–8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316460191.004
-
Powell, R. (1991).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1303–1320. https://doi.org/10.2307/1963947
-
Quirk, J., & Vigneswaran, D. (2005).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ifice: The story of a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1(1), 89–107.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05006315 僅讀出版社摘要與書目;正文待核。
-
Remarque, E. M. (1929).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A. W. Wheen, Trans.). Little, Brown.
-
Rood, T. (2026). E. H. Carr and Alfred Zimmern: Utopia, reality, and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 45–74. https://doi.org/10.1017/S1752971925100109 已讀相關章節;2025 線上首發 PDF 自印頁 1–30。
-
Schelling, T.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W. W. Norton.
-
Schmidt, B. C. (1998). Lessons from the past: Reassessing the interwar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3), 433–459. https://doi.org/10.1111/0020-8833.00091
-
Sen, A. K. (1967). Isolation, assurance and the social rate of discou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1(1), 112–124. https://doi.org/10.2307/1879675
-
Singer, J. 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1), 77–92. https://doi.org/10.2307/2009557
-
Skyrms, B. (2004). The stag hunt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on, D. (1996). 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 Europe, 1904–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virčević, M. (2013). The new territories of Serbia after the Balkan Wars of 1912–1913: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local authorities. Balcanica, 44, 285–306. https://doi.org/10.2298/BALC1344285S
-
Szögyény-Marich, L. (1914, July 5). [Telegram to Leopold von Berchtold]. In A. Mombauer (Ed. & Tran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 (2013).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Throntveit, T. (2011).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3), 445–481. https://doi.org/10.1111/j.1467-7709.2011.00959.x
-
Tirpitz, A. von. (1919). My memoirs. Dodd, Mead.
-
Tullock, G. (1980). Efficient rent seeking. In J. M. Buchanan, R. D. Tollison, & G. Tullock (E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pp. 97–112).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14). [Dispatches of Minister Charles J. Vopicka, Belgrade, July 1914].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 Supplement, The World Wa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Van Huyck, J. B., Battalio, R. C., & Beil, R. O. (1990). Tacit coordination games, strategic uncertainty, and coordination fail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1), 234–248.
-
von Heeringen, A. (1900). [Memorandum on the tasks of the News Bureau of the Imperial Naval Office].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
Waltz, K. N. (1981).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Adelphi Papers No. 17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Wilson, P. (1998). 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5), 1–16.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98000011 已讀公開 PDF 可見頁 1–15;正式版末頁待核。
-
Wilson, W. (1917, January 22). Address to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 world league for peace” [“Peace without victor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senate-the-united-states-world-league-for-peace
-
Wilson, W. (1918a, January 8).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e Fourteen Points”]. 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National Archives.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president-woodrow-wilsons-14-points 已讀官方公開轉錄全文。
-
Wilson, W. (1918b, October 30). [Telegram to Edward M. House approving the Cobb–Lippmann interpretation].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Supplement 1, The World War (Vol. 1).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Supp01v01/d348
-
Zimmern, A. (1936).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1918–1935. Macmillan.
-
Zimmern, A. (1939, November 24). 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 [Review of the book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by E. H. Carr]. The Spectator, 163(5813), 750. https://archive.spectator.co.uk/issue/24th-november-1939 僅核原刊目錄與後人引述;原評全文待取得。
前期校讀補充(舊版獨有內容保留)
版本說明
以下是前一版 AI 校讀稿,部分論述與上方筆記編者原稿重複;保留作為不同寫法的對照參考,不把它當成另一份原稿。其來源標記已改置腳註。
層次說明
以下段落為前版 Wiki 待審稿的研究性補充,仍保留其逐段來源性質與實讀範圍。它不替代上方筆記編者原稿,也不把原稿轉述升級為原典已核對。
這個名稱指的是什麼
「第一次大辯論」(First Great Debate)通常指戰間期國際關係思想中,對和平、權力、法律與國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傳統學科史把它敘述成「理想主義」(idealism)或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先行,後來由現實主義(realism)擊敗。然而,這個標籤把不同年代、不同目的的著作排成一場整齊的擂臺賽。把它當閱讀路線有用;若把它當成曾有兩個成員固定的學派正式交鋒,史實便會失真。50
彼得・威爾遜(Peter Wilson)的學科史研究指出,戰間期並不存在一個自覺且一致的「理想主義」陣營;卡爾(E. H. Carr)用「烏托邦」把一組差異很大的思想放在同一批判對象之下。這不是說戰間期沒有爭論,而是說實際爭論包含自由國際主義者彼此之間、現實主義者彼此之間,以及對和平變遷等具體問題的分歧。這一修正也使「理想主義輸、現實主義贏」不足以概括思想發展。51
奎克(Joel Quirk)與維格內斯瓦蘭(Darshan Vigneswaran)把學科史問題再推進一步:除了檢驗戰間期是否真的存在一場陣營分明的辯論,還追問後來的學者如何使這個故事成為通行的學科敘事。兩人 2005 年論文的出版社摘要指出,「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的鬥爭概念被抽離其原本的歷史脈絡,轉用於新的論述目的,因而在 1950 至 1990 年代逐步成為學科通說。這提醒讀者,「第一次大辯論」既是對過去的描述,也是後來學者建構的分類;本計畫目前只讀出版社摘要,尚不能據此指定是哪位作者、哪一年或哪篇著作完成了這項轉變。52
本條目因此沿用課堂筆記的「理想與現實」軸線,但把它明確界定為分析用的問題線索:一項和平方案應追求什麼,又需滿足哪些權力、利益與履約條件?戰間期的自由國際主義、1940 年代的古典現實主義,以及日後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並不是同一次辯論的同一組參賽者。尤其「絕對利得對相對利得」的成熟理論爭論屬較晚的研究,不能倒寫成 1919 年當事人的術語。53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結束後,「戰爭為何發生」與「和平如何維持」成為政治實踐與新興國際關係研究的共同問題。1919 年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設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政治講座,是這種戰後研究需求的制度表現。和平方案從一開始就有不同重點:有人希望以國際組織、國際法、公開外交與集體安全改變國家行為;有人追問,在權力不對等、利益衝突與沒有共同最高權威的環境中,這些安排何以能被執行。54
這個背景不應被寫成「制度全無,故而爆發戰爭」。一戰前已有外交協定、同盟及海牙會議等規範;問題包括同盟承諾與他國意圖的不透明、軍備互相刺激,以及政府在危機中是否仍選擇武力。課堂筆記以 1914 年七月危機、英德海軍競賽和奧匈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說明這些機制;這些個別歷史事件的檔案與專書引文尚待逐件核對,此處保留其分析意義而不宣稱已完成史料查證。55
威爾遜十四點與自由國際主義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 1918 年 1 月 8 日向國會提出「十四點」(Fourteen Points)。官方演說轉錄可直接核對:第一點主張公開締結和平協定;第二、三點分別關涉海洋航行與降低經濟障礙;第四點要求在國內安全所需範圍內裁減軍備;第十四點要求成立普遍性的國家聯合組織,互相保障大國與小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這些主張並非單靠一條道德宣言,而是把外交資訊、貿易、軍備與共同保障都納入和平安排。56
十四點的第五至十三點還涉及殖民地主張、撤軍、邊界、自治與建國。演說中的作法並不一致:例如第十與十二點使用「自治發展」(autonomous development)的語言,第十三點則要求獨立的波蘭國家。因此,把整篇演說簡稱為「民族自決十四點」會遮蔽不同地區所獲得的不同安排;演說文本也沒有把所有民族都承諾為獨立國家。這是從原文條目所作的限縮判讀,尚不能單憑演說判定其後巴黎和會的實際政策效果。57
由此形成的自由國際主義並非「認為權力不存在」的單一學說。其重要問題是:能否以規則、公共意見、經濟相互依存及組織化的合作,降低以戰爭處理爭端的機會?威爾遜的演說是政治方案;戰間期其他國際主義者對法律、自由貿易、福利與國際機關的看法各異,不能因同意改革就推定他們共享同一套因果理論。58
三層次的教學重讀
第三堂筆記引用授課教師老師另一門「國際關係」114 學年度課程所整理的十七種戰爭可能原因;本計畫只有筆記編者對那門課的間接筆記引述,未核對當時原講義或錄音。筆記編者在本篇第三堂筆記中從中選出溝通失敗、軍備競賽、經濟動機、帝國擴張、民族政治及以武力解決衝突等項目,再把它們放入「國際—國家—社會」三個層次。選取、分層並對照十四點的是筆記編者在筆記中的重構;不能把這套完整分類表直接署名為授課教師在本堂的授課或威爾遜本人的理論。5960
在國際層次,不透明的承諾、對他國意圖的猜測與軍備相互反制,可能使強硬政策顯得更有吸引力;筆記把公開外交、裁軍和國家聯合組織讀作對這三類困境的干預。在國家層次,政府須把商業、殖民、領土與安全要求轉化為外交決定;海洋自由、較少排他性的貿易與反對武力征服,是可供討論的對應方案。在社會層次,民族認同與帝國疆界的摩擦需經政府決策才成為對外政策;十四點對自治、邊界與新國家的不同安排,可被讀作降低此種摩擦的嘗試。這是分析性對照,並非威爾遜明言的戰爭成因模型,也不足以證明每一條措施後來真的有效。61
筆記又借用「正—反—合」的回饋語言說明因果方向:國際局勢改變政府可選的政策,政府政策又重塑國際環境;民族動員影響政府,政府政策亦可能加深社會中的敵我區分。奧匈、塞爾維亞與列強在 1914 年的互動因此被呈現為多層次的強化循環,而非一個原因單獨決定戰爭。這個模型屬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其具體史料與每條因果箭頭仍需分別驗證。62
卡爾的批判與其限度
愛德華・哈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 1939 年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1946 年出版第二版。兩版須分開引用:圖書館記錄顯示,1939 年初版的 1940 年重印本為前置 xv 頁、正文 312 頁另附一頁;1946 年第二版為前置 xii 頁、正文 243 頁另附一頁。第三堂筆記稱其正文採用第二版,但本計畫目前只核對版本書目,尚未直接讀到任一版全文;下述論點依筆記及後人研究暫寫,不能為 Carr 補上未核對的原典頁碼。63
筆記把 Carr 的批判概括為三條。第一,「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的說法可能把既有秩序受益者的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主張所有國家都愛好和平,並不能推導出所有國家都同樣受益於現有的和平安排。第二,權力不只等於軍隊,還包含經濟資源與對輿論的影響。第三,國際法律與機關是否發揮作用,不能脫離權力分配、利益差異與履約成本。這是筆記對 Carr 論證的整理;在原典取得前,不把它列為本計畫已核對的作者原話。64
Carr 的批評也不能化約為「權力就是一切」。威爾遜的細讀指出,Carr 既批評自然形成的利益和諧,也探問能否藉政治與經濟安排創造新的共同利益;他討論權力與道德之間難以消除的張力,並把和平變遷列為問題。這使 Carr 不是單純維持現狀的思想家。不過,威爾遜是在分析 Carr,並非 Carr 原典的替代品;其所引 1939 版頁碼仍待原書核對。65
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要問的是:當權力與利益分布改變,秩序能否不經戰爭而調整?若法律只凍結現狀,改革要求便可能持續累積;若只按強國要求立即改變,和平又可能成為姑息侵略的名義。Carr 將此問題放進權力、道德與制度的關係中;後來的研究則提醒,1930 年代多位作者都在討論和平變遷,其概念不能算作 Carr 一人所有,也不能在不辨處境下等同於綏靖。66
Carr 隨後出版《和平的條件》(Conditions of Peace, 1942)。威爾遜的研究把這本書讀作從《二十年危機》的批判轉向戰後社會、經濟與制度重建,並指出其中的跨國公共工程及歐洲機構構想。館藏書目顯示倫敦版為前置 xxiv 頁、正文 279 頁;摩根索 1948 年書評所列紐約版則為前置 xxiv 頁、正文 282 頁。本計畫未讀 Carr 1942 年原書,故具體政策與頁碼仍採二手核對,不能把兩地版本視為同一頁碼系統。67
齊默恩與摩根索如何回應
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 Zimmern)於 1939 年 11 月 24 日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刊出〈尋找烏托邦的現實主義者〉(“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評論 Carr 初版。原刊目錄與頁 750 的書目定位已找到,但本計畫尚未讀到原評全文。依提姆・魯德(Tim Rood)對該書評的細讀,齊默恩肯定 Carr 對若干空泛主張的批判,尤其同意其對威爾遜思想部分假設的質疑;他真正擔憂的是,若 Carr 的相對主義削弱了判斷正義與自由的標準,批判之後如何再建立值得追求的秩序。把齊默恩寫成「只相信國聯、不理會權力」會誤讀其回應。68
魯德進一步檢查 Carr 對齊默恩著作的引用及上下文,提出兩人對法律、權力和既有秩序的某些判斷其實較接近,Carr 的批判性引述有時遺漏了齊默恩原本的論證脈絡。這是魯德 2026 年研究的判斷;本計畫讀了其相關段落,尚未逐一核對 Carr 與齊默恩的全部原書,因此採「後人詮釋已讀、原典未核」的證據界線。69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8 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創刊號發表〈卡爾的政治科學〉(“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同時評論 Carr 的 1939、1942、1945 年著作。出版社只公開書目與首段摘錄;威爾遜據此文指出,摩根索肯定 Carr 揭示戰間期政治思想的缺陷,卻批評其道德概念過度受權力與歷史處境支配,因而難以從權力之外評判權力。這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對另一位現實主義者的批評,不應被畫成「摩根索替 Carr 完成對理想主義的勝利」。摩根索評論的精確措辭與頁碼仍待原文核對。70
課堂模型:從題庫競爭到合作
第三堂筆記最後以全班十組互出考題的制度作教學類比。筆記編者先把各組視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動者:若多出一題能提高本組相對成績,卻把準備成本分攤給全班,低題數的共同利益可能無法自行維持。筆記進而比較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與獵鹿賽局(stag hunt):若制度給予低題庫一項足夠的共同收益,合作與高題數競爭可能都成為均衡,問題遂從「單方有無背叛誘因」轉為「各方如何相信別人也會合作」。這是筆記編者的模型及條件性推論,並非授課教師、Carr 或威爾遜的原主張。71
該筆記提到另有完整計算文件,並記錄曾用大型語言模型協助策略枚舉與數值驗算;目前本文只見第三堂 PDF 中的敘述,部分公式和報酬值在文字抽取時遺失,尚未重現參數、收益矩陣與所有最佳回應。故「十組各出一題為社會最適」、「有兩個實質均衡」均應先讀作指定模型條件下的待重現主張,不能直接當成一般賽局定理或國際政治的經驗事實。72
筆記編者又把反覆合作與期待改變連到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制度可能先改變一次選擇的誘因,重複互動才有機會使「對方會合作」變成較穩定的期待。這是一個教學上的跨理論橋接,而不是「1919 年的理想主義已包含後來建構主義」的歷史命題。其效力取決於行動者互動、違約成本及身份與期待是否真的改變;目前未就建構主義原典另做核對。73
留下的問題與證據界線
第一次大辯論最適合作為一組持續開放的研究問題:制度是否可能約束權力?共同利益是現成的,還是必須藉政治與社會安排創造?規則要如何容納權力變化而不獎勵侵略?道德判斷又能否在理解國家利益之後保有批判力?從威爾遜的政治方案、Carr 的批判、齊默恩與摩根索的回應,到後人對「大辯論」敘事的修正,這些問題並沒有被一次勝負所關閉。74
既有 AI 校訂直接核對的原始史料限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十四點演說轉錄;Carr 三本指定版本只核對書目,齊默恩書評只核對原刊定位,摩根索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Wilson 1998 的公開 PDF 可見印刷頁 1–15,出版社著錄至頁 16,最後一頁仍待核對。課堂筆記所列七月危機史料、1917 年威爾遜演說、其他戰間期思想家與賽局計算,尚未由本稿逐一查驗。審查通過本篇文字,也不會自動把這些原典標成已核對。75
前期校讀稿使用的九筆文獻及其實讀界線已併入本頁唯一的〈參考文獻〉;上方前期校讀正文仍供對照。
證據與編輯待核問題
- 本條目把「理想與現實」保留為教學問題線索,並明確否定兩個固定陣營的史實敘事;這是否符合課堂原意?
- 第三堂筆記中的三層次架構、正反合回饋及題庫賽局均歸筆記編者分析。若有任何一段實際來自授課教師授課,請標示具體頁面與分界。
- 請提供或指認 Carr 1939 初版、1946 二版、1942 倫敦或紐約版、Zimmern 1939 書評及 Morgenthau 1948 書評的合法全文,才能把相應主張升級為原典已核對。
- 題庫賽局的「囚徒困境是否不可解.pdf」與圖像公式若可取得,應依原參數重現最佳回應、社會最適和均衡選擇。
證據界線與編輯待核問題
讀到哪裡
直接核對的原始史料限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十四點演說轉錄。Carr 1939 初版、1946 第二版及 1942 倫敦版目前只核書目;Zimmern 1939 書評只核原刊目錄;Morgenthau 1948 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Wilson(1998)公開 PDF 可見印刷頁 1–15,末頁待核;Rood(2026)已讀與本頁相關段落;Quirk 與 Vigneswaran(2005)只讀出版社摘要。原稿所引七月危機史料、1917 年威爾遜演說、其他戰間期著作及題庫模型原始計算,尚未逐件核對。已通過編輯審查不等於原典已核對。76
- 本條目把「理想與現實」保留為教學問題線索,並明確否定兩個固定陣營的史實敘事;這是否符合課堂原意?
- 第三堂筆記中的三層次架構、正反合回饋及題庫賽局均歸筆記編者分析。若有任何一段實際來自授課教師授課,請標示具體頁面與分界。
- 請提供或指認 Carr 1939 初版、1946 二版、1942 倫敦或紐約版、Zimmern 1939 書評及 Morgenthau 1948 書評的合法全文,才能把相應主張升級為原典已核對。
- 題庫賽局的「囚徒困境是否不可解.pdf」與圖像公式若可取得,應依原參數重現最佳回應、社會最適和均衡選擇。
資格考練習題
題 1:Carr 對利益和諧的批評,是否使制度改革不可能?
- **論點骨架:**先分辨「利益自然一致」與「透過政治安排創造共同利益」;再評估和平變遷如何處理現狀受益者與修正者。原稿卡爾三項批判及其 1942 年改革方向均須使用,Carr 原典頁碼標待核。
- 文獻:卡爾《二十年危機》(指定 1946 第二版,原典待取得)、卡爾《和平的條件》(倫敦/紐約版頁碼分開)、彼得・威爾遜(1998,印刷頁 12–14)。
- **可能反駁:**改革也可能只是強國利益的重新包裝;需指定何種證據顯示制度改變了弱國可得利益,而非僅改變論述。
題 2:「第一次大辯論」是歷史事件,還是後來的學科起源故事?
- **論點骨架:**把 1939 年 Zimmern 對 Carr 的書評及 1948 年 Morgenthau 的書評,與「理想主義/現實主義」二元敘事的戰後流通分開;前者是可定位的文本互動,後者是學科史待證命題。
- 文獻:阿爾弗雷德・齊默恩、愛德華・卡爾、漢斯・摩根索;Wilson(1998)與 Quirk、Vigneswaran(2005,僅摘要)。
- **可能反駁:**存在真實評論不等於存在陣營整齊的大辯論;反過來,敘事經後人建構,也不等於戰間期沒有任何交鋒。
題 3:如何以第三堂的三層次模型比較十四點方案與 Carr 的和平變遷?
- **論點骨架:**分辨國際、國家、社會層次的因果箭頭;逐條檢查十四點對透明、軍備、貿易與民族政治的干預,再問 Carr 如何處理權力變動與現狀利益。三層次模型署名筆記編者,不能當作威爾遜或授課教師原理論。
- 文獻: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官方演說、卡爾《二十年危機》(原典頁碼待核)、和平變遷、Rood(2026,相關段落)。
- **可能反駁:**從政策條文推得可能機制,不等於政策已奏效;須提出能區分制度效果與權力變化效果的歷史證據。
理論連結
核心爭論
來源與定位腳註
Footnotes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7/印刷頁 1–5;原節標題「壹、問題意識:戰爭為什麼發生,和平如何可能?」。 ↩ ↩2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9–20/印刷頁 17–18;原節標題「(二)卡爾的三項批判」。 ↩ ↩2 -
AI 擴充;SRC-A8B569689CA1;Rood(2026),Oxford PDF 自印頁 7–9、13–19、26–27;SRC-37BEAE1613DC,Zimmern 1939 書評僅核原刊目錄。 ↩ ↩2
-
AI 擴充;SRC-D6E5295C8B4F;Wilson(1998),印刷頁 7–8;SRC-211B9D73AC11,Morgenthau 1948,Cambridge 書評摘錄、元資料。 ↩ ↩2
-
AI 擴充;SRC-542BD6C87D6E;Quirk 與 Vigneswaran(2005),Cambridge Core 出版社摘要及書目,正文未讀。 ↩ ↩2
-
AI 擴充;SRC-D6E5295C8B4F;Wilson(1998),公開 PDF 可見印刷頁 1、7–10、14–15;末頁未讀。 ↩ ↩2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印刷頁 24;原節標題「一、第一次大辯論真的結束了嗎?」。 ↩ ↩2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32/印刷頁 24–30;原節標題「二、該如何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解決今年的題庫之爭」。 ↩ ↩2 ↩3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2(原稿正文)、33–37(原稿參考文獻);原節標題「原稿逐節內容(筆記編者編寫)」。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4/印刷頁 1–2;原節標題「一、一戰與國際關係學科化」。 ↩ -
性質:AI 擴充;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3/印刷頁 1(原稿引文)。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4–5/印刷頁 2–3;原節標題「二、第一次大辯論的傳統敘事與史學爭議」。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5–7/印刷頁 3–5;原節標題「三、本週的核心:」。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18/印刷頁 5–16;原節標題「貳、理想主義」。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9/印刷頁 5–7;原節標題「一、威爾遜與十四點和平原則」。 ↩ -
性質:原始史料;SRC-129B03B26672,演說導言。 ↩
-
AI 擴充;SRC-129B03B26672;美國國家檔案館官方十四點演說轉錄全文,第 V、VIII–XIII 點。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3/印刷頁 7–11;原節標題「二、國際—國家—社會三層次的戰爭診斷」。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1/印刷頁 7–9;原節標題「(一)國際層次:溝通失敗、軍備競賽與安全互動」。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1–12/印刷頁 9–10;原節標題「(二)國家層次:經濟利益、帝國擴張與武力政策」。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2–13/印刷頁 10–11;原節標題「(三)社會層次: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民族統一運動」。 ↩ -
AI 擴充;SRC-D6087A6E1AA6;第三堂筆記 PDF 頁序 9、15;另課講義未核。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3–15/印刷頁 11–13;原節標題「三、正—反—合跨層次反饋模型」。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5–16/印刷頁 13–14;原節標題「四、十四點如何試圖切斷戰爭循環」。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6–18/印刷頁 14–16;原節標題「五、理想主義留下的遺產與限制」。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6/印刷頁 16–24;原節標題「參、現實主義的回應」。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0/印刷頁 16–18;原節標題「一、卡爾與《二十年危機》」。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19/印刷頁 16–17;原節標題「(一)先聲:洛奇的質詢與 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 ↩ -
AI 擴充;SRC-7F9BB5E6199A(1939 版,僅書目);SRC-9478D05A13F1(1946 版,僅書目);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19 註 1。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2/印刷頁 18–20;原節標題「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差異」。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1/印刷頁 18–19;原節標題「(一)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1–22/印刷頁 19–20;原節標題「(二)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2–23/印刷頁 20–21;原節標題「三、利益和諧、權力與國際法:卡爾不是「權力就是一切」」。 ↩ -
AI 擴充;SRC-D6E5295C8B4F;Wilson(1998),公開 PDF 印刷頁 12–14;Carr 原典未讀。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印刷頁 21;原節標題「四、和平變遷」。 ↩ -
AI 擴充;SRC-A8B569689CA1;Rood(2026),Oxford PDF 自印頁 13、18、26–27(正式版頁 57、62、70–71);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2–15。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24/印刷頁 21–22;原節標題「五、齊默恩的反質詢」。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印刷頁 22;原節標題「六、卡爾 1942《Conditions of Peace》:從診斷走向改革」。 ↩ -
AI 擴充;SRC-3A6A1EADA31C,倫敦版館藏書目;SRC-211B9D73AC11,Cambridge 書評元資料;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7、12–14。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6/印刷頁 22–24;原節標題「七、摩根索:權力、利益與道德」。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5/印刷頁 22–23;原節標題「(一)現實主義六大原則」。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5–26/印刷頁 23–24;原節標題「(二)權力鬥爭的三種政策表現」。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6–32/印刷頁 24–30;原節標題「肆、結語」。 ↩ -
性質:AI 擴充;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6/印刷頁 24。 ↩
-
性質:AI 擴充;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9/印刷頁 27(原圖與正文)。 ↩
-
性質:AI 擴充;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9–30(圖 7 與正文)。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37(原稿參考文獻);原節標題「參考文獻」。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3(原稿參考文獻);原節標題「中文部分」。 ↩ -
SRC-D6087A6E1AA6,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34–37(原稿參考文獻);原節標題「英文部分」。 ↩ -
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7–8;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4 ↩
-
作者正式主張|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7–10、14–15 ↩
-
作者正式主張|SRC-542BD6C87D6E,Cambridge Core「Abstract」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4–6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3、18–19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9–12 ↩
-
原始史料|SRC-129B03B26672,演說第 I–IV、XIV 點;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7–8 ↩
-
AI 擴充|SRC-129B03B26672,演說第 V、VIII–XIII 點;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8 ↩
-
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9–10、14;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16–17 ↩
-
課堂內容|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9(對另一門課的間接引述)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9、15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9–16;SRC-129B03B26672,演說第 I–XIV 點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12–15 ↩
-
AI 擴充|SRC-7F9BB5E6199A,Open Library「Edition Notes/Pagination」;SRC-9478D05A13F1,Open Library「Edition Notes/Pagination」;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19 註 1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19–20 ↩
-
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2–14;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2–23 ↩
-
AI 擴充|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2–15;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13、18、26–27;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3 ↩
-
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7、12–14;SRC-3A6A1EADA31C,Open Library「Pagination」;SRC-211B9D73AC11,Cambridge「Review products」 ↩
-
後人詮釋|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7–9(正式版頁 51–53);SRC-37BEAE1613DC,The Spectator 1939-11-24 當期目錄;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3 ↩
-
作者正式主張|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1–2、13–19、26–27(正式版頁 45–46、57–63、70–71) ↩
-
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7–8;SRC-211B9D73AC11,Cambridge「Extract/Review products/Information」;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4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6–30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26–30;待重現:原始計算與圖像公式 ↩
-
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30–32 ↩
-
AI 擴充|SRC-129B03B26672,演說第 I–XIV 點;SRC-D6E5295C8B4F,印刷頁 1、7–15;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7–9、26–27 ↩
-
AI 擴充|SRC-D6087A6E1AA6,PDF頁序 7–37;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可見印刷頁 1–15;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1–30;SRC-211B9D73AC11,Cambridge「Extract」 ↩
-
證據範圍依
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3–37)、SRC-129B03B26672(演說全文)、SRC-D6E5295C8B4F(可見印刷頁 1–15)、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1–30)及本頁合併參考文獻的實讀說明;未讀材料保持未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