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th Waltz(結構現實主義)
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是 1979 年《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作者。出版社公開目錄顯示,該書先談定律與理論、還原論與體系途徑,再談政治結構、無政府秩序與權力平衡;本 Wiki 尚未讀到 1979 年全書正文。〔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書頁書目及 Table of Contents〕
第五堂筆記以他為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建構者,整理三項結構要素:排列原則、單位的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它進一步將無政府、自助與生存壓力連到制衡傾向,並指出能力分配的解釋不同於對特定國家政策的逐事預測。這些細節目前是筆記編者對華爾茲著作的重構,不能因出版社可見目錄便標為 1979 年原文已核對。〔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抽取段落 340–365、382–401〕
華爾茲 1997 年〈Evaluating Theories〉的出版社摘要,是對 Vasquez 同期批評的可見回應,主張評估理論應重視解釋,並質疑把預測結果當成終極標準。這能定位一場後續論辯,卻不能回填為 1979 年書的原句;1997 年文章正文也尚未讀取。另見史蒂芬・華特;華特(Walt)與華爾茲(Waltz)是不同作者。〔作者正式主張|SRC-7046E52B700C,Cambridge Core Abstract、未讀正文〕
跨堂融合:結構的界線與後續修正
第四堂的卡普蘭(Morton A. Kaplan)示範以模型整理國際體系,第五堂則讓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追問「什麼才算體系層次的解釋」。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把他的選擇寫成先區分單位屬性與結構,再以排列原則、單位功能及能力分配界定結構;在無政府體系中,國家內政差異不直接進入結構定義。這樣的簡化能比較反覆出現的制衡壓力,卻也限制了它對某個國家某次政策決定的說明。出版社可讀的《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目錄印證章節安排;具體機制仍以筆記重構標示,不能冒稱已逐頁核對 1979 年全書。〔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94–100、204–216、340–365〕〔AI 擴充|SRC-A74BE52DFD4F,Waveland Press 1979 年著作書頁之目錄、未讀正文〕
與漢斯・摩根索的比較顯出理論對象的轉移:第三堂與初版筆記討論古典現實主義的政治判斷、利益與審慎,第五堂則把反覆競爭的主因安在國家共同面對的無政府結構。這是筆記編者跨堂整理的差別,不能簡化成摩根索只談人性、華爾茲只談物質,尤其不能把不同版《Politics Among Nations》的引文混作同一處原典。後來羅伯特・傑維斯分析安全政策的相互回饋,史蒂芬・華特把結盟對象改寫為可感知威脅,約翰・米爾斯海默則追問大國應追求多少相對權力;他們各自改變的是機制、研究結果或權力目標,並非同一個反例的三種說法。〔AI 擴充|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4〕〔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382–404、530–559〕〔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25–37〕〔AI 擴充|SRC-48228735872E,初版 DOCX 段落 118–1540 的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章〕
華爾茲也成為可核證的直接批評對象。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1984 年〈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原刊開頭即點名華爾茲的「還原論」區分;在印刷頁 225–229,他先把新現實主義運動的國家中心起點、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與結構主義並列為批評對象;到頁 255–256 才具名批評華爾茲把國家當作先在單位、再把其外部連結說成自主結構。第 257 頁註 71 排除將這種理論批評讀成對華爾茲個人價值或動機的指控。筆記編者第九堂再將批評重構為:國家身分與無政府狀態是否被當成不需說明的前提。可登錄的直接批評限於結構概念與國家單位預設;目前未讀到華爾茲對阿什利的正文答辯。第九堂再用 Cox 與 Wallerstein 對照不同的「結構」含義;那張比較圖是筆記編者的筆記編排,屬後來的理論比較。〔AI 擴充|SRC-0995AA37AB11,Ashley 1984 Cambridge 原刊 PDF 印刷頁 225–229、255–257〕〔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104、111〕
原稿閱讀:第五堂與第三次大辯論
原稿位置
下列章節仍完整留在筆記編者第五堂與第三次大辯論主頁;此處以嵌入呈現,避免同段在學者頁另存一份。原典實讀範圍見各頁腳註與來源登錄。
第五堂:體系理論的建構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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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辯論:結構現實主義的後續修正
貳、結構現實主義:從 Waltz 的權力平衡到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
原 PDF 標題在此換行;原稿續行:「Walt 的威脅平衡」。〔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結構現實主義 威脅平衡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本章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為什麼個別國家不同,國際政治卻出現相似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一、Waltz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個別國家不同,國際政治卻出現相似規律?
原 PDF 標題在此換行;原稿續行:「規律?」。〔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Waltz(1979)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首先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解釋方式提出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他認為,許多研究將國際政治結果歸因於個別國家的制度、領導人、經濟結構或政治文化。這些因素固然可能影響外交政策,卻未必能夠解釋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為什麼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期間持續進行軍備競賽,當然可以研究兩國領導人的政治信念與國內政治制度。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在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實力相近的大國也經常出現軍備競爭,那麼只分析美蘇兩國內部,就可能無法提供足夠一般性的答案。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因此,Waltz 主張,必須區分還原論(Reductionism)與體系論(Systemic Theor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還原論主要從個別單位的特徵或行為解釋整體結果;體系論則進一步分析單位所處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如何透過限制與誘因,影響各單位的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這並不是說國家內部政治不重要,而是強調不同理論具有不同的解釋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Waltz 希望建立的,是一套解釋國際政治共同規律的體系理論,而不是一套能夠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政策的完整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二、國際結構的三個組成要素
Waltz 將政治結構界定為三個要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7〕
(一)排列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
在國內政治中,政府通常具有正式的最高權威,可以透過法律與行政制度約束其他行為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在國際政治中,國家之間不存在一個能夠全面保障安全、有效執行所有規則的共同最高權威,因此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Anarch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不過,無政府並不等於混亂,也不代表國際政治完全不存在法律、制度或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它真正指的是,國際體系缺乏一套能夠在所有重大安全衝突中,可靠地凌駕國家自主決策的中央權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二)單位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國內政治中的不同機關具有不同正式功能,例如立法、行政與司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即使實力存在巨大差異,基本上仍然必須自行承擔維持生存、處理外交與保障安全的功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因此,國家之間的重要差異,不在於它們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功能,而主要在於它們具有多少能力執行這些功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三)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當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軍事、經濟與綜合實力,國際體系便可能呈現不同的權力分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例如,當兩個主要強權取得顯著優勢時,國際體系可能呈現兩極結構;當數個大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實力時,則可能呈現多極結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在 Waltz 的理論中,能力分配是理解國際結構差異的重要因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此外,Waltz 也假定國家至少希望維持自身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但需要注意,生存是對國家行為動機的基本假定,並不是國際結構的第四個組成要素。無政府狀態、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才是結構定義的三個要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三、從無政府狀態到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
Waltz 的理論並不是在指出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後,就直接宣稱所有國家必然形成權力平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8〕
中間仍然存在一套因果推導。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首先,由於缺乏可靠的共同最高權威,國家無法將自身安全完全交由其他國家保障,因此必須採取自助(Self-help)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其次,在國際競爭中,無法適應安全環境的國家可能面臨失去權力、遭受控制,甚至喪失生存能力的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因此,競爭(Competition)會對國家產生選擇壓力,使某些無法有效維持安全的行為模式逐漸面臨不利後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同時,國家也會觀察其他行為者的有效策略,並透過學習與模仿調整自身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這便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在這些結構性壓力下,即使不同國家具有不同領導人與政治制度,它們仍然可能反覆出現相似的自助與制衡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例如,當某個強權快速增加軍事與經濟能力時,其他國家可能透過擴充本國軍備進行內部制衡,也可能透過結盟進行外部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圖 1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說明:本文依 Waltz(1979)所進行的理論性重構,非 Waltz 原著提出的正式圖示。原稿圖片完整保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9〕
長期而言,這些行為可能使國際體系反覆出現權力平衡傾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兩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一,權力平衡是否是國際體系反覆出現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二,某個國家在特定時間究竟會選擇制衡哪一個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前者是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希望解釋的問題;後者則涉及更加具體的同盟選擇與威脅判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這正是 Stephen M. Walt 開始修正權力平衡理論的地方。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四、Stephen Walt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國家不一定制衡最強大的國家?
假設國際體系中存在三個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甲國具有最強大的綜合國力,但距離丙國相當遙遠,也沒有明顯攻擊丙國的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乙國的綜合國力雖然不如甲國,卻與丙國接壤,具有可以直接攻擊丙國的軍事能力,而且曾經公開提出領土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如果我們只根據綜合實力判斷,甲國似乎是最值得制衡的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但從丙國的安全處境來看,乙國可能反而構成更加直接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那麼,丙國究竟應該制衡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Stephen Walt(1985;1987)認為,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過度重視綜合實力,可能不足以解釋國家實際的結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因此,他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主張國家結盟時,通常不只是制衡擁有最多權力的國家,而是制衡對自身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行為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在這套理論中,威脅程度受到四項因素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一,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綜合實力仍然重要,因為軍事、經濟、人口與其他可動員資源,決定一個國家具有多少潛在的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不過,擁有強大力量,不代表一定會將這些力量用來威脅所有國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0〕
第二,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由於軍事力量投射通常受到距離與地形影響,距離較近的強權往往更容易形成直接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即使某國綜合國力相對較弱,只要距離足夠接近,仍然可能對鄰國形成比遙遠強權更大的安全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三,攻擊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ie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實際攻擊能力並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某個國家可能具有龐大的經濟資源,卻缺乏將軍事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區的能力;另一個國家雖然總體實力較小,卻可能具有足以對周邊國家進行快速攻擊的軍事部署。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因此,攻擊能力會影響國家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第四,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即使兩個國家具有相近的實力與軍事能力,只要其中一國被認為具有明顯侵略意圖,其他國家便可能更傾向制衡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但意圖本身存在重要的認知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國家無法直接觀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內心,只能透過公開聲明、過去行為、軍事部署與外交互動推測其意圖。因此,威脅評估不只是對物質能力的測量,也涉及行為者如何理解他人的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這使威脅平衡論比單純的能力分配分析更加具體,卻也產生新的研究問題: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測量一個國家的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1〕
圖 2 Stephen Walt 威脅平衡論的四因素模型
資料來源:本文依 Walt(1985;1987)及本章第四、五節內容整理繪製。說明:威脅平衡論提供的是條件性的同盟形成解釋,並非「最強國家必然被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五、實際案例:冷戰時期的同盟形成
Walt 在《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1987)中,研究1955年至1979年間中東地區的同盟形成,並比較權力平衡、威脅平衡與扈從等不同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他特別指出,國家並不一定會與威脅最大的國家合作,反而經常傾向聯合其他國家,以防止某個行為者取得足以威脅自身的區域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此外,Walt(1988)也進一步分析伊朗、土耳其、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結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這些案例的重要性,不只是證明國家有時會制衡,也在於它們可以協助研究者比較不同理論的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如果傳統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家應該制衡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威脅平衡論則認為,國家應該制衡最具威脅的國家,那麼當兩者不是同一個對象時,便能夠形成具有區辨力的經驗檢驗。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Walt(1988)認為,威脅平衡論在這些案例中,比單純依靠實力分配的理論具有更好的解釋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2〕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國家必然制衡最大威脅。當抵抗成本過高、缺乏可依賴的盟友,或國家判斷無法有效對抗強權時,扈從仍然可能出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因此,威脅平衡論提供的是具有條件性的同盟形成解釋,而不是認為制衡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發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六、從理論修正理解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差異
Stephen Walt 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學術問題:他並沒有完全否定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卻認為原有的權力平衡理論不足以說明具體的同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因此,他保留了國家安全、制衡與國際權力關係的重要性,再加入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提出更加具體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這個例子正好可以帶入大理論(Grand Theory)與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社會學家 R. K. Merton(1968)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中,主張研究者不必一開始就試圖建立能夠解釋所有社會現象的龐大理論體系,而可以先針對相對明確的現象,建立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中程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所謂中程理論,並不是只描述單一案例,也不是提出幾個零散的工作假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它真正強調的是,研究者應該針對特定類型的現象,建立具有明確變數、因果關係及適用條件的理論,並透過經驗研究檢驗其解釋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相較之下,大理論通常具有更廣泛的理論企圖,希望透過少數基本假定,解釋某一個廣大政治領域中的共同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如果將這項區分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可以作為較廣泛的體系理論例子;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論,則可用來說明研究者如何針對同盟形成這個較明確的問題,提出更具體的因果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3〕
表 1 從 Waltz 到 Stephen Walt: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分析性比較
比較面向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 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研究問題 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自助、競爭與均勢? 國家為什麼與某些國家結盟,並制衡其他國家? 主要解釋因素 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 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侵略意圖 理論重心 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 特定同盟選擇與威脅反應 抽象程度 較高 較接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 主要優勢 簡約、具一般性 能夠提出較具體、可比較的預期 主要限制 難以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決策 需要測量意圖與威脅,適用範圍較明確
註:本表為本文根據兩套理論的解釋對象所作的分析性區分,並非主張兩位學者本人使用完全相同的大理論與中程理論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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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面向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 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研究問題 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自助、競爭 與均勢? 國家為什麼與某些國家結盟,並制衡 其他國家?
比較面向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 Walt 的威脅平衡論 主要解釋因素 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 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侵 略意圖 理論重心 國際體系中的共同規律 特定同盟選擇與威脅反應 抽象程度 較高 較接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 主要優勢 簡約、具一般性 能夠提出較具體、可比較的預期 主要限制 難以直接預測個別外交決策 需要測量意圖與威脅,適用範圍較明 確
這也呼應 David A. Lake(2011)的主張:國際關係研究不應只致力於捍衛某個完整學派,而應重視針對具體政治現象、具有明確適用條件的中程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不過,這並不表示中程理論一定比大理論更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大理論的價值,在於提供較一般性的研究起點;中程理論的價值,則在於能夠針對特定問題,進一步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兩者可以互補,但不應直接用同一套標準判斷其優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圖 3 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研究方法比較:以 Waltz 與 Stephen Walt 為例
資料來源:本文依表 1 及 Merton(1968)、Lake(2011)之討論整理。說明:本圖為分析性比較,不主張中程理論優於大理論,亦非兩位學者本人使用的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4〕
七、大理論與中程理論:概念從哪裡來?
■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需要重新區分理論的層次?
前一節提到,Stephen Walt 並沒有推翻 Waltz,而是針對同盟形成提出更具體的解釋。但這個說法其實引出一個更基本的方法論問題:當我們說某套理論是「大理論」、另一套理論是「中程理論」時,我們究竟是在比較什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如果沒有先釐清這組概念,讀者很容易產生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是把中程理論理解成「比較小、比較不重要」的大理論;第二種誤解,則是把任何一個具體的戰略名詞,例如制衡、推卸責任或扈從,都直接當成一套中程理論。這兩種理解,都會讓我們錯失理論建構真正的重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因此,以下先回到概念的原始來源,再說明它們如何被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 (二)大理論是什麼?
大理論通常具有較高的抽象程度與較廣泛的解釋企圖。它試圖透過少數基本假定與結構變數,說明某一個廣大政治領域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而不是逐一解釋每一個具體事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Waltz(1979)的結構現實主義,便是國際關係學者最常引用的例子。他透過排列原則、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界定國際結構,並以此解釋國家為什麼在不同時代與地區,反覆面對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壓力。這套理論可以協助研究者理解國家普遍面對的限制與誘因,卻不一定能直接預測某一個國家為什麼在特定時刻選擇某一個盟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這裡可以區分三個經常被混在一起的面向。第一是抽象程度,也就是理論概念距離可直接觀察的政治行為有多遠;第二是解釋範圍,也就是理論希望涵蓋多少類型的現象;第三是具體可檢驗性,也就是研究者能否從理論中推導出明確、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否定的預期。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高、解釋範圍越廣的理論,越需要經過額外的推導與條件設定,才能形成具體的可檢驗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稱為「大理論」,主要是一種教學上的分析性比較。國際關係學界並沒有一份所有學者共同接受的「大理論清單」,Waltz 本人也沒有使用 Merton 的分類界定自己的理論。同樣地,也不宜把所有現實主義流派都直接稱為嚴格意義的大理論。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雖然同樣具有一般性的理論企圖,但其中許多研究已經針對特定問題,提出條件性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5〕
學界對大理論的角色也有不同看法。Brooks(2017)便主張,明確的大理論化工作仍然有其價值,但尋找一套足以指引所有研究的單一總體理論,是方向錯誤的努力;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建立與評估中程理論。這與前述 Lake(2011)反對以學派壁壘主導研究的立場相互呼應,但它們仍然屬於學界爭論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所有學者的共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 (三)中程理論是什麼?
中程理論的概念,來自社會學家 R. K. Merton。Merton(1968, p. 39)將中程理論界定為介於兩端之間的理論:一端是研究者在日常研究中大量產生、雖然必要但相對零散的工作假說;另一端則是試圖建立統一理論,解釋所有社會行為、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規律的包羅萬象的系統性努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Merton(1968)認為,中程理論主要用來引導經驗研究。它當然涉及抽象概念,但這些抽象概念與可觀察資料足夠接近,因而可以被納入允許經驗檢驗的命題之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他所舉的例子,包括參考團體與相對剝奪理論,以及角色組(role-set)理論。這些理論都不是只描述單一事件,而是針對某一類社會現象,提出可以跨案例比較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若將這項概念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中程理論通常具有三項特徵。第一,它針對特定類型的政治現象,例如同盟形成、軍備競賽或霸權形成。第二,它清楚說明因果機制與適用條件。第三,它能夠提出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中程理論不是「低級的大理論」,也不等於任何一個具體的戰略概念。它的價值,在於把抽象的理論關懷,轉化為具有明確條件、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 (四)概念層級的區分:以「推卸責任」為例
為了避免把不同層次的概念混在一起,我們可以用「推卸責任」(Buck-passing)作為例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推卸責任本身是一種國家行為策略:當某個強權威脅體系安全時,國家希望由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自己則保留資源或避免直接衝突。Mearsheimer(2001)將推卸責任與制衡並列為大國回應其他強權擴張的主要選擇,並進一步討論兩者何時較可能出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
然而,單純指出「國家有時會推卸責任」,仍然不構成完整的中程理論。只有當研究者進一步說明:國家在什麼條件下比較可能推卸責任?為什麼這些條件會改變國家的成本與收益?我們又應該在歷史資料中觀察到哪些行為證據?這樣的解釋,才比較接近中程理論的建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6–17〕
下一節將介紹的 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不只描述推卸責任,而是試圖說明多極體系中的國家何時推卸責任、何時反而與盟友綁在一起。依照這個例子,可以將相關概念整理如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表 2 理論層級的區分:以「推卸責任」為例
概念層級 基本意義 以「推卸責任」為例 理論傳統(Research Tradition) 共享基本假定、核心問題與研究關懷的學術傳統,通常包含多套理論 現實主義:重視無政府狀態、國家生存與權力關係 較廣泛的理論架構 在理論傳統中提出一般性主張與核心因果邏輯的理論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針對特定類型現象,說明因果機制、適用條件與可檢驗預期 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對多極體系中推卸責任與連鎖牽連的條件性解釋 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 說明原因如何透過特定過程產生結果 若國家相信防禦具有優勢、進攻者難以迅速取勝,便會認為讓他國先承擔制衡成本的風險較低 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 描述國家可能採取的一類政策行為 推卸責任、制衡、連鎖牽連 可檢驗假說(Testable Hypothesis) 從理論推導、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否定的具體預期 在多極體系中,若主要國家普遍認為防禦具有優勢,推卸責任出現的可能性較高
註:本表為本文為教學目的所作的分析性區分,並非 Merton 或任何國際關係學者正式提出的分類;「理論傳統」一詞在科學哲學中另有較嚴格的用法,此處僅取其一般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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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層級 基本意義 以「推卸責任」為例 理論傳統 (Research Tradition) 共享基本假定、核心問題與研究關懷 的學術傳統,通常包含多套理論 現實主義:重視無政府狀態、國家生 存與權力關係 較廣泛的理論架 構 在理論傳統中提出一般性主張與核心 因果邏輯的理論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中程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針對特定類型現象,說明因果機制、 適用條件與可檢驗預期 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對多極 體系中推卸責任與連鎖牽連的條件性 解釋 因果機制 (Causal Mechanism) 說明原因如何透過特定過程產生結果 若國家相信防禦具有優勢、進攻者難 以迅速取勝,便會認為讓他國先承擔 制衡成本的風險較低 戰略概念 (Strategic Concept) 描述國家可能採取的一類政策行為 推卸責任、制衡、連鎖牽連 可檢驗假說 (Testable Hypothesis) 從理論推導、可以被經驗資料支持或 否定的具體預期 在多極體系中,若主要國家普遍認為 防禦具有優勢,推卸責任出現的可能 性較高
八、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四種互動關係
釐清概念之後,便可以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究竟如何互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最常見的說法,是「大理論提供方向,中程理論負責應用」。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錯誤,卻過度簡化了兩者的關係。以下透過四種互動方式說明:中程理論可能將原有理論具體化,也可能補充其不足、與其競爭,甚至回頭促成原有理論的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一)理論具體化:從一般原則發展出特定問題的預測
Waltz(1979)關心的是,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均勢與自助競爭。這是一個體系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Stephen Walt 的問題則不同。他希望解釋的是:為什麼國家選擇制衡某一個特定國家,而不是另一個國家?(Walt, 1985, 1987)這是一個同盟選擇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Walt 保留了國家安全與制衡的重要性,再加入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四項因素,提出威脅平衡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這項修正改變了三件事。第一,研究問題從「體系是否形成均勢」,轉向「國家選擇誰作為制衡對象」。第二,解釋變數從以能力分配為主,擴大為四項共同構成威脅的因素。第三,可觀察的行為預期也變得更加具體:研究者不再只是預期體系長期出現權力平衡,而是可以預期某個國家會與誰結盟、對抗誰,並將這項預期與實際的同盟紀錄相互比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需要注意的是,Walt 修正的,主要是以權力分配解釋具體同盟形成的結構性權力平衡論,而不是直接推翻 Waltz 整套體系理論。Waltz 的理論主要解釋體系結果,原本就不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為主要目標。因此,與其說威脅平衡論「證明 Waltz 錯誤」,不如說它把一項體系層次的一般主張,轉化成可以在同盟選擇上接受檢驗的具體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二)理論補充:大理論不足以區分不同結果時,加入條件變數
第二種互動,出現在原有理論能夠指出共同的結構壓力,卻無法區分幾種不同結果的時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Thomas J. Christensen 與 Jack Snyder(1990)在〈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中,便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們開宗明義地指出,當代的權力平衡理論已經過於簡約,以致難以提出確定的預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他們的出發點,是 Waltz 對多極體系的分析。依照 Waltz 的理論,多極體系中的國家可能犯下兩種方向相反的錯誤。第一種是連鎖牽連(Chain-ganging):由於盟友之間的安全高度相互依賴,任何一國一旦走向戰爭,便可能把盟友一併拖入;國家也難以用「不參戰」的威脅,約束行事魯莽的盟友。第二種是推卸責任(Buck-passing):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19〕
國家希望由其他國家承擔制衡威脅者的成本,自己則坐享其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問題在於,多極結構本身只告訴我們國家可能犯下其中一種錯誤,卻無法告訴我們究竟會出現哪一種。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因此,Christensen 與 Snyder 從 Jervis(1978)的安全困境研究中,借用了攻守條件這項變數。不過,他們強調的不是客觀的攻守平衡,而是領導人認知中的攻守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的推論大致如下。如果領導人相信進攻具有優勢,便會擔心盟友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擊潰,進而危及自身安全,因此傾向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使同盟成員彼此綁在一起,形成連鎖牽連。相反地,如果領導人相信防禦具有優勢,便會認為進攻者難以迅速取勝,即使暫時讓其他國家承擔制衡成本,自身安全也不至於立即受到威脅,因此更容易出現推卸責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以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進行比較。這兩個時期都屬於多極體系,歐洲大陸的地理也都呈現相互交錯的棋盤式格局,因此結構條件相當接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主要國家的軍事規劃普遍相信快速動員與先發攻擊具有決定性。在這種認知下,同盟成員傾向給予彼此無條件的支持;一旦危機爆發,各國便如同被鎖鏈連在一起般相繼捲入戰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許多領導人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戰經驗中,得出防禦具有優勢的結論。在這種認知下,面對納粹德國崛起的主要國家,傾向期待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未能及早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這兩個案例的重要性,在於它們讓研究者看到:結構相似,結果卻可能相反。原本的大理論可以提供共同的結構壓力,但研究者可能需要加入額外條件,才能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國際結構產生不同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同時,Christensen 與 Snyder 也指出,這兩個時期的攻守認知其實都是錯誤認知,其來源與文武關係,以及國家從關鍵歷史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有關。這使他們的解釋跨出了純粹的結構層次:認知變數雖然提高了理論的解釋力,卻也讓理論離 Waltz 原本簡約的體系理論更遠一步。這正是本節第(四)部分將討論的理論代價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也顯示中程理論並不嚴格屬於某一個學派。它以Waltz 的多極分析為起點,卻借用了 Jervis 的攻守變數,而攻守變數後來又成為守勢現實主義的重要研究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 (三)理論競爭:中程理論可能挑戰既有理論的預測
中程理論不一定只是為了支持原有的大理論。當研究者針對同一個政治現象提出不同的因果機制時,便可能形成相互競爭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以同盟形成為例,研究者可以比較兩種預期。權力平衡論認為,國家主要回應權力的集中,因此應該制衡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威脅平衡論則認為,國家主要回應由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共同構成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在許多案例中,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這時,兩套理論會得到相同的預測;即使觀察到國家制衡最強者,也無法判斷究竟是哪一套理論提供了較好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真正具有區辨力的情況,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並非最具威脅性的國家。例如在本章第四節的思想實驗中,甲國綜合國力最強,卻距離遙遠且沒有攻擊意圖;乙國實力較弱,卻與丙國接壤並提出領土要求。此時,權力平衡論預期丙國制衡甲國,威脅平衡論則預期丙國制衡乙國。只有在這類案例中,經驗結果才能真正支持一方、削弱另一方。Walt(1988)分析西南亞國家的同盟選擇,正是希望透過這種比較,評估兩套理論的解釋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競爭不是研究者各自尋找支持自己的案例,而是要找出不同理論會提出不同預測的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如果只挑選符合自己理論的案例,任何理論幾乎都能找到支持證據,研究者卻無從得知理論是否可能出錯。這也涉及研究設計中的三項基本要求。第一是可反駁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必須明確說明,觀察到什麼樣的結果會構成反證。第二是適用條件:研究者必須說清楚理論在哪些範圍內成立,否則一旦遇到反例,便可能隨意擴大或縮小適用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第三是經驗檢驗:理論邏輯即使相當嚴密,仍然需要透過歷史資料與案例比較,確認其預期是否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 (四)反向修正:中程理論的研究結果如何影響大理論?
前三種互動方式,大致都是從較廣泛的理論出發,發展出更具體的解釋。但理論發展並不只有這一個方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當某個中程理論不斷獲得經驗證據支持,而其預測又與原有理論存在落差時,研究者便可能回頭思考:原本較抽象的理論是否需要調整?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這種調整至少可能出現四種形式。第一,縮小適用範圍:研究者可能承認,原有理論主要適用於解釋體系層次的長期結果,而不直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第二,加入原本忽略的條件變數:例如 Christensen 與 Snyder 將攻守認知加入多極體系的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第三,修正原有的因果機制:例如威脅平衡論將國家回應的對象,從單純的權力集中改為綜合性的威脅評估。第四,發展新的研究取徑:當越來越多研究需要同時考慮體系壓力、領導人認知與國內政治,研究者也可能逐漸形成新的理論取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不過,修正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如果每遇到一個反例,就加入一個新的條件變數,原有理論的簡約性便會逐漸流失,甚至可能變得難以被否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正是 1990 年代末期學界的重要爭論。Vasquez(1997)援用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評估圍繞 Waltz 權力平衡命題的新傳統研究,認為這個研究綱領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變體、依賴輔助命題解釋反常現象,卻缺乏可被否證的核心理論與有力的研究發現,因而呈現退化的特徵。Waltz(1997)隨即在同一期期刊中撰文回應,對這種評估方式提出反駁。Legro 與 Moravcsik(1999)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批評,認為不少守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為了處理理論中的反常現象,反而削弱了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場爭論提醒我們,中程理論的累積,既可能讓一個研究傳統更加細緻,也可能使它失去原本的理論邊界。研究者因此需要不斷追問:新加入的條件,究竟是在說明原有理論的適用範圍,還是在替原有理論解釋掉不利的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因此,較合理的理解並不是一條由大理論單向產生中程理論的固定階層,而是一個可以反覆進行的理論發展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較廣泛的理論提供研究起點,中程理論形成可檢驗的命題,經驗研究可能支持、限制或挑戰這些命題,而累積的研究結果又可能促成理論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圖 4 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互動循環
資料來源:本文依 Merton(1968)、Walt(1987)、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及 Vasquez(1997)等文獻之討論所作的教學性理論重構,非任何學者提出的正式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圖中的回饋箭頭有兩條。較短的一條回到中程理論本身,代表經驗研究最常修正的是適用條件與因果機制;較長的一條回到較廣泛的理論架構,代表研究結果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可能進一步影響理論的基本主張。這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每一個反例都足以推翻一套大理論;但長期累積的研究結果,確實可能改變我們理解這套理論的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九、用「Skill」比喻理解中程理論及其限制
如果上述討論仍然有點抽象,或許可以借用《英雄聯盟》的英雄與技能系統作為比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較廣泛的理論,就像一位英雄的核心定位與玩法。它告訴我們這位英雄擅長處理什麼樣的局面:有些英雄擅長正面對抗,有些擅長控場,有些則擅長保護隊友。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定位」,便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普遍面對的競爭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中程理論則比較像面對不同情境時施放的 Skill。當問題變成「國家為什麼選擇與某國結盟」,研究者可能使用威脅平衡論;當問題變成「多極體系中的國家為什麼有時過度支持盟友,有時卻按兵不動」,研究者則可能使用 Christensen 與 Snyder 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不同的 Skill 針對不同情境,提供更具體的解釋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不過,這個比喻有四項重要限制,而這些限制本身,正是理解中程理論的重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一,中程理論不是大理論專屬的技能。在遊戲中,一個技能通常只屬於一位英雄;但在學術研究中,同一套中程理論可能同時與不同的理論傳統相容。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二,不同理論傳統可能共享或結合某些因果機制。Christensen 與 Snyder 的研究,便結合了 Waltz 的多極分析與 Jervis 的攻守變數。Sil 與 Katzenstein(2010)所提出的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 Eclecticism),也主張研究者可以針對具體問題,選擇性地結合來自不同研究傳統的理論概念與因果機制,而不必固守單一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三,使用中程理論不是為了讓大理論永遠正確。遊戲中的技能是用來幫助英雄贏得比賽;但在學術研究中,中程理論的檢驗結果也可能顯示原有理論的限制,甚至成為修正它的理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第四,中程理論仍然需要透過經驗資料檢驗。技能說明寫得再漂亮,實戰中打不中也沒有用;同樣地,一套中程理論的邏輯看起來再合理,仍然必須透過案例比較與歷史證據,確認其預期是否真的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換句話說,這個比喻只能幫助我們記住「理論有不同層次、針對不同問題」,卻不能取代對理論地位、適用條件與經驗證據的嚴格判斷。畢竟,國際政治研究不是一份遊戲攻略,也沒有一套保證獲勝的技能組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回到本章的問題:為什麼 Waltz 已經提出權力平衡理論,Stephen Walt 仍然需要發展威脅平衡論?答案並不是 Waltz 的理論完全錯誤,而是兩者回答的問題不同。當研究問題從體系層次的均勢規律,轉向國家選擇哪一個制衡對象時,研究者便需要更具體的變數、條件與可檢驗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至於當大理論無法充分解釋某個具體現象時,研究者究竟應該補充中程理論、比較不同理論,還是修正原有的理論假定,並沒有固定答案。它取決於反常現象是否反覆出現、是否落在原有理論的適用範圍之內,以及修正之後的理論是否仍然保有解釋力與可否證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3〕
十、小結:結構現實主義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從 Waltz 到 Stephen Walt,可以發現一套理論的發展,不一定是從原本的錯誤走向後來的正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Waltz 希望建立國際體系的共同規律,Stephen Walt 則希望解釋具體的同盟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兩者雖然都關心安全與制衡,但研究問題本來就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因此,當 Stephen Walt 加入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時,並不是單純證明Waltz 完全錯誤,而是指出:如果我們希望從體系性的均勢規律進一步解釋個別國家的同盟行為,便可能需要更多的因果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不過,結構現實主義仍然留下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Waltz 認為國家至少希望維持生存,權力只是保障生存的手段。但如果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強權的未來意圖,那麼國家究竟應該追求多少權力,才能真正保障自身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 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4〕
第參章 CHAPTER 3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5〕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三次大辯論
初版:五派比較中的華爾茲
筆記編者跨五派選理論原章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理論/現實主義家族/結構現實主義
第九堂:對理論界線的再追問
原稿書目與來源
第五堂書目見 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第三次大辯論書目見 參考文獻;第九堂書目見 參考文獻;初版書目見 參考文獻。 〔AI 擴充|SRC-8B400BD44075,正式頁書目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