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堂原稿・第1章

第一章第四次大辯論:我們如何認識國際政治?

第 一 章

第四次大辯論:我們如何認識國際政治?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一、問題意識:當不同理論連研究問題都不相同時,我們究竟在爭論什麼?

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回顧前面幾週的國際關係理論,我們已經接觸了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 義、守勢現實主義,以及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等不同的研究傳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這些理論雖然對國際政治提出不同的解釋,但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經常共享某些基本的研究問 題。例如,為什麼國家會發動戰爭?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否必然造成權力競爭?國家在什麼條件 下願意合作?國際制度究竟能否改變國家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不同學者可能對這些問題提出相反的答案,但至少仍然有相當程度的共同討論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例如,Waltz(1979)與 Keohane(1984)雖然對國際制度的作用、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國際結 構如何影響國家行為具有不同的看法,但兩者都試圖對國際政治中的行為模式提出具有一般性 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然而,到了1980年代,國際關係學界逐漸出現另一種更加根本的質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如果我們一直在討論國家為什麼追求某種利益,是否代表我們已經假定「國家利益」是一個可 以直接觀察、並且不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東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又或者,當研究者不斷分析國家如何追求安全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追問:究竟是誰決定什麼事 情屬於國家安全?為什麼軍事威脅經常被視為最重要的安全問題,但貧窮、勞動剝削、性別不 平等或殖民關係,卻可能長期被排除在傳統國際安全研究之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這些問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們不只是對既有理論提出不同答案,而是進一步質疑既有理 論究竟如何提出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假設今天有兩個國家,為了改善能源安全而決定共同建設一座跨境電網。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第一位研究者可能會問:兩國為什麼願意合作?各自可以得到多少經濟利益?如果其中一國擔 心對方中途退出,是否可以透過國際制度降低違約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第二位研究者則可能追問:為什麼這項工程被定義為「能源安全」?政府如何透過政策文件與 政治論述,使跨境電網被社會理解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又有哪些替代方案,因為沒有 被納入官方的安全定義而受到忽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第三位研究者可能進一步關心:誰擁有這座電網?誰負擔建設成本?誰取得主要收益?如果跨 境合作使某些企業獲得更大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卻讓地方居民承擔土地徵收或環境成本,那麼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評估這項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

這三位研究者面對的是同一個政治現象,卻提出了不同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第一位主要希望解釋國家合作的條件,第二位希望理解政治問題與國家利益如何被建構,第三 位則進一步檢視制度與政策背後的權力關係及分配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宣稱其中一套理論一定比其他理論更加正確,因為它們所要解釋的現象, 甚至用來判斷一項解釋是否具有說服力的標準,本來就不完全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這便帶出本週真正的問題意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當不同國際關係理論不僅對世界提出不同答案,甚至對什麼問題值得研究、什麼證據具有說服 力,以及研究者應該如何理解政治現象都存在分歧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比較這些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1980年代以後,國際關係學界對理性主義、反思取向、實證主義及後實證主義的討論,正是圍 繞這類問題逐漸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不過,在進入這場爭論以前,我們首先需要釐清一件事情:究竟什麼是第四次大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二、學科背景:第四次大辯論究竟從哪裡開始?

(一)國際關係的大辯論,並不是一部沒有爭議的學科發展史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教科書中,我們經常透過幾場大辯論,理解整個學科的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第一次大辯論通常被描述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第二次大辯論則是傳統主義與行 為主義之間的研究方法爭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到了1970年代,學者逐漸討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等不同研究典範所提供的解 釋,而這些討論也經常被稱為跨典範辯論(Inter-Paradigm Debate)。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但這些大辯論的歷史敘事,本身其實就具有爭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例如,Peter Wilson(1998)在〈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中,便對第一次大辯論的傳 統描述提出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他指出,教科書經常將戰間期的國際關係研究簡化成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一場明確論 戰,彷彿現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決定性的理論勝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然而,這種敘事未必能夠完整反映當時學者實際的思想差異與學術發展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換句話說,國際關係的大辯論不只是學科歷史,也是一種後來的研究者用來整理學科發展的敘 事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這並不代表大辯論的分類毫無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相反地,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時期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爭論,但如果我們將這些分類當成 完全客觀、沒有爭議的歷史事實,便可能忽略學科發展中更加複雜的思想互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

(二)為什麼有些文獻稱為第三次,有些卻稱為第四次?

這項問題在本週尤其重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圖 1 國際關係「大辯論」的分期與爭議

第一次大辯論 第二次大辯論 典範間辯論 1919–1940s 1950s–60s 1970s–80s Lapid(1989) 「第三次」 1980s–90s 部分教材 「第四次」 1988– 理想主義 vs 現實主義 傳統主義 vs 行為主義 現實主義/多元主義 /結構主義 實證主義 vs 後實證主義 理性主義 vs 反思主義 同一批爭論,因計數方式不同而被稱為第三或第四次 注意:「大辯論」的分期本身就有爭議。Lapid(1989)把實證/後實證之爭稱為第三次大辯論;部分教材把 1970–80 年代的典範間辯論算進去,因此稱 Keohane(1988)之後的理性主義/反思主義之爭為第四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1989年,Yosef Lapid 在《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發表〈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從文章標題便可以發現,Lapid 將當時關於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爭論稱為「第三次大辯 論」,而不是第四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但在部分國際關係課程的分類中,1970年代的跨典範辯論已經被計算為第三次大辯論,因此 1980年代後期的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爭論,便被安排在第四次大辯 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因此,兩種名稱的差異,未必代表學者正在討論完全不同的歷史現象,也可能只是不同教科書 對前面幾場大辯論採取不同的分類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此將第四次大辯論理解為一場所有參與者都同意其名稱、研究範圍與 雙方陣營的正式論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即使使用相同的「後實證主義」概念,不同學者對知識、權力、歷史、身分及研究方法的理 解,也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因此,本文沿用課堂「第四次大辯論」的名稱,主要是為了方便銜接前面幾週的學習脈絡,而 不是主張這是國際關係學界唯一正確的歷史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5〕 表 1 國際關係大辯論的常見教學分類

常見分類主要研究爭論代表性問題
第一次大辯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國際和平能否依靠法律、制度與道德原則?
第二次大辯論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國際政治應如何進行科學研究?
第三次大辯論(部分分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跨典範討論國際政治應該由哪些主要因素解釋?
第四次大辯論(部分分類)理性主義、反思取向、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爭國際政治的知識如何形成?什麼可以算作有效的解釋?

原稿表說:表1 國際關係大辯論的常見教學分類(跨章續編為表 1)

常見分類 主要研究爭論 代表性問題 第一次大辯論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國際和平能否依靠法律、制度與道德原 則? 第二次大辯論 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 國際政治應如何進行科學研究? 第三次大辯論(部分 分類)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 跨典範討論 國際政治應該由哪些主要因素解釋? 第四次大辯論(部分 分類) 理性主義、反思取向、實證主義與後 實證主義之爭 國際政治的知識如何形成?什麼可以算作 有效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註:本表為方便教學而整理的常見分類,並非所有國際關係學者共同接受的固定學科史。Lapid (1989)將後實證主義相關爭論稱為第三次大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這項分期爭議其實也提醒我們:當我們學習國際關係理論時,不只需要記住不同學者的主張, 也必須知道這些主張是在回應什麼問題,以及後來的學者如何重新整理它們的思想位置。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三、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國際制度究竟應該如何研究?

(一)Keohane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相同的國際制度,可以產生不同的研究問題?

1988年,R. O. Keohane 在〈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中,區分了理性主義 取向(Rationalistic Approach)與反思取向(Reflective Approach)。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Keohane 的出發點,是希望理解國際制度究竟如何運作、為什麼改變,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國家 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這與他過去在新自由制度主義中的研究具有直接關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對 Keohane 而言,國際制度的重要性,在於它可能透過資訊、監督、交易成本與行為預期,改 變國家之間的合作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但是,部分學者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只將制度理解成既有國家為了追求利益而建立的規則, 便可能忽略制度本身如何形成,以及它如何影響行動者理解自己的身分與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因此,Keohane 將兩種研究取徑放在一起討論,希望釐清它們各自能夠回答什麼問題,以及是 否存在進一步對話的可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二)理性主義取向:在既定偏好下,國家如何選擇策略?

理性主義取向的一項重要特徵,是研究者經常先設定行動者具有某些偏好或目標,再分析不同 制度與環境條件如何影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例如,假設甲國與乙國都希望透過經濟合作取得利益,但也都擔心另一方可能違反協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如果雙方無法確認對方是否願意履行承諾,即使合作對彼此都有利,仍然可能因為不信任而無 法達成協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制度便可能透過提供資訊、監督協議執行,以及建立重複互動的預期,降 低合作的不確定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因此,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提出具體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為什麼有些國際制度能夠降低違約風險?當制度具有較強的監督能力時,國家是否比較容易維 持合作?如果國家認為未來仍然需要與其他行為者互動,是否會提高遵守協議的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些問題的共同特徵,是它們將國家的偏好與策略選擇作為主要分析起點,進一步研究不同制 度安排如何改變行為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但這裡必須注意,理性主義並不是認為政治人物永遠不會犯錯,也不是認為國家在現實世界中 一定具有完整資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理性選擇分析通常是一種理論建構方式,研究者藉由明確設定偏好、資訊與策略條件,分析行 動者在不同環境下可能採取什麼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因此,理性主義的價值,在於它可以將複雜的政治互動整理成相對明確的策略問題,並提出具 有特定適用條件的因果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不過,這種做法也存在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如果研究者直接將某些國家利益視為既定條件,便可能無法回答這些利益究竟如何形成,以及 為什麼不同國家會對同一項制度賦予不同的政治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正是反思取向希望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三)反思取向:國家利益與制度意義,是否也需要被解釋?

Keohane(1988)所稱的反思取向,並不是指研究者只要反對理性選擇理論,就自動構成同一個 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它主要涉及一組共同關懷:政治行動者的身分、利益、制度與既有社會實踐,並不一定是可以 直接視為既定條件的研究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例如,同樣一項國際合作協議,對某個國家而言可能只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工具,對另一個 國家而言卻可能代表加入某個政治共同體,甚至改變它對自身國際地位的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作用便不只是改變國家追求利益的方式,也可能影響國家如何理解自己 應該追求什麼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項研究方向在 Alexander Wendt(1992)的建構主義研究中,可以看到相當清楚的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Wendt 在〈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中指出,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身並不必然導致特定 的自助競爭模式。國家之間的互動、共同理解與身分關係,也會影響無政府狀態對行動者具有 什麼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不過,這裡需要保留一項重要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Wendt 的建構主義雖然強調身分與利益的社會建構,但並不代表他完全放棄科學解釋或因果研 究。因此,不能直接把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及所有批判理論視為同一套後實證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回到 Keohane 的討論,反思取向的重要貢獻,是提醒研究者:我們可能不應該只把國家利益與 制度規則當成分析起點,而需要進一步研究它們如何透過歷史、社會實踐及行動者的共同理解 形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四)兩種取徑究竟在哪裡不同?

為了使這項差異更加具體,我們可以回到前面跨境電網的例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圖 2 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比較(Keohane, 1988)

面向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反思主義 Reflectivism 研究問題 既定偏好下,國家如何選擇策略與建立制度? 偏好、利益與制度意義是怎麼形成的? 本體論 行動者與利益先於互動而存在 行動者身分在實踐與論述中被構成 知識論 可觀察、可檢驗的因果解釋 詮釋、系譜與批判;知識具有立場 方法 賽局理論、統計、比較個案 論述分析、歷史詮釋、解構 代表 Waltz、Keohane Ashley、Walker、Cox、女性主義 主要限制 難以解釋利益與身分的變化 被批評缺乏可檢驗的研究綱領 本表依 Keohane(1988)的二分法整理。注意:Cox 與女性主義未必自認為「反思主義」,這個標籤主要是理 性主義一方的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假設甲國與乙國決定建立共同能源管理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理性主義研究者可能先假定兩國都希望維持能源供應穩定、降低建設成本,接著分析共同機構 的監督機制與決策規則,是否能夠提高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反思取向的研究者則可能進一步詢問,兩國究竟為什麼將「共同能源安全」理解成值得追求的 政治目標?政府、企業與國際組織如何透過長期互動,使共同能源管理逐漸被接受為合理的制 度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兩者面對的是同一個研究現象,但所關心的因果環節與政治意義不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表 2 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的主要差異

比較面向理性主義取向反思取向
主要問題行動者在既定偏好下如何選擇策略?偏好、身分與制度意義如何形成?
對偏好的處理經常將偏好視為分析起點經常將偏好的形成也視為研究對象
制度的角色改變資訊、誘因與策略互動可能參與形成身分、意義與正當性
主要研究材料政策選擇、制度規則、行為結果與互動紀錄制度歷史、政策文本、社會實踐、政治論述及互動
常見研究問題制度在什麼條件下促進合作?制度如何獲得正當性,並影響行動者對利益的理解?
主要研究挑戰是否過度將偏好與身分視為既定條件?如何提出具有說服力、可接受檢查的研究證據與分析程序?

原稿表說:表2 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的主要差異(跨章續編為表 2)

比較面向 理性主義取向 反思取向 主要問題 行動者在既定偏好下如何選擇策略? 偏好、身分與制度意義如何形成? 對偏好的 處理 經常將偏好視為分析起點 經常將偏好的形成也視為研究對象 制度的角 色 改變資訊、誘因與策略互動 可能參與形成身分、意義與正當性 主要研究 材料 政策選擇、制度規則、行為結果與互 動紀錄 制度歷史、政策文本、社會實踐、政治論述及互動 常見研究 問題 制度在什麼條件下促進合作? 制度如何獲得正當性,並影響行動者對利益的理解? 主要研究 挑戰 是否過度將偏好與身分視為既定條 件? 如何提出具有說服力、可接受檢查的研究證據與分析 程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註:本表為本文依 Keohane(1988)所進行的分析性整理,不代表每位理性主義或反思取向學 者都採取完全相同的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這張表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我們不能將兩種取徑的差異,直接理解成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之間 的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它們可以研究完全相同的國家政策,也可以使用相似的歷史資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真正不同的地方,是研究者選擇將哪些因素當成既定條件,哪些因素當成需要解釋的對象,以 及如何建立具有說服力的研究論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四、從研究方法到知識論: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究竟有什麼不同?

經過 Keohane 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第四次大辯論不只是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的爭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圖 3 研究的四個層次:從本體論到價值立場

本體論 Ontology 國際政治世界由什麼構成?物質權力、制度,還是觀念、論述與社會關係? 認識論 Epistemology 我們如何知道解釋可信?可觀察的因果驗證,還是對意義與權力的詮釋? 方法論 Methodology 如何建立論證?統計、賽局、比較個案、過程追蹤、論述分析、系譜學…… 價值立場 Axiology 研究能否價值中立?知識是否總是「為了某人、為了某種目的」? 第四次大辯論的爭點不只在方法,而是由下往上牽動:對世界由什麼構成的看法,會限制我們認為什麼算是可 信知識、該用什麼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如果我們將所有學術差異簡化成是否使用統計方法,便可能忽略這場辯論真正重要的知識論問 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要理解這些差異,我們需要先區分四個經常被一起討論、卻具有不同意義的概念:本體論、認 識論、方法論與規範性立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一)本體論(Ontology):國際政治世界究竟由什麼構成?

本體論主要涉及研究對象的存在性質。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例如,國家利益究竟是由國家本身具有的相對穩定需求所構成,還是會隨著歷史、制度與社會 互動而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國家是否可以被理解成具有相對一致偏好的行動者?又或者,國家內部的政治聯盟、社會力量 與不同身分認同,才是理解其對外行為的重要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這些問題都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政治現象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以國際無政府狀態為例,Waltz(1979)將無政府狀態視為國際政治結構的重要組成要素,並分 析它如何形成國家自助與競爭的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Wendt(1992)則進一步指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形成的自助關係,不一定是無政府性本身不 可避免的結果,也可能受到國家間互動與共同理解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這裡的爭論不只是兩位學者對國家行為提出不同預測,也涉及他們如何理解結構與社會互動的 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因此,本體論的核心問題可以整理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當我們說自己正在研究國際政治時,究竟認為哪些事物、關係與行動者構成了這個世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

(二)認識論(Epistemology):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提出的解釋是可信的?

即使兩位研究者都同意某個政治現象存在,也不代表他們對如何認識這項現象具有相同看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認識論關心的是,研究者究竟如何取得知識,以及什麼條件能夠使某個知識主張具有正當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例如,如果研究者認為制度設計會提高國家合作的可能性,便需要透過政策資料、歷史案例或 其他研究設計,檢查這項因果關係是否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但如果研究者希望理解某種國家身分如何透過政治論述形成,便可能需要透過歷史文本、政策 文件及社會實踐,說明不同政治意義如何被建立與維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這兩種研究都必須提供證據,但它們對證據如何支持結論,可能具有不同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因此,認識論並不只是研究者是否相信客觀世界存在,也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觀察、解釋、證 據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三)方法論(Methodology):研究者應該如何建立與檢驗論證?

方法論關心的是研究者應該如何進行研究,以及研究設計應該如何配合問題意識與知識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估計國際制度是否提高國家合作的可能性,便可能透過跨國統計、比較 研究或其他因果推論方法進行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如果研究者希望理解國家領導人如何在危機中逐漸改變對其他國家的看法,便可能透過過程追 蹤、外交文件及決策紀錄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如果研究者希望理解政治論述如何建立某種國家身分,則可能採取論述分析、歷史詮釋或其他 研究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但這裡必須特別注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量化研究不必然等於理性主義,質性研究也不必然等於後實證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同樣地,使用訪談或歷史文獻的研究者,也可能希望建立因果解釋;使用統計資料的研究者, 也可以研究規範、身分與社會觀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因此,不能單純根據研究者使用什麼資料分析工具,就直接判斷其知識論立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方法論必須與研究問題、理論假定及證據要求相互連結,才具有完整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四)價值與規範性立場(Axiology and Normativity):研究是否能夠完全排除價

值判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第四次大辯論還涉及另一個重要問題:政治研究是否能夠完全與價值判斷分離?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例如,當研究者將國家安全定義為軍事能力與領土完整時,這項研究選擇便可能使軍事威脅成 為主要分析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

但如果研究者將安全理解成人們能否免於暴力、貧窮與政治壓迫,研究對象與政策評估標準便 可能發生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因此,研究者選擇什麼問題、使用哪些分類,以及認為哪些政治結果值得解釋,都可能涉及特 定的價值判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R. Cox(1981)在〈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中,便區分問題解決理論 (Problem-Solving Theory)與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前者通常在既有制度及社會關係下,分析如何處理特定問題;後者則進一步追問既有秩序如何 形成、為誰服務,以及它可能如何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不過,這不代表批判研究可以只憑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就直接認定某項解釋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即使研究具有明確的批判目的,仍然必須提出可以接受檢查的歷史材料、理論論證及規範性理 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表 3 四項研究基礎概念的區分

概念核心問題研究例子
本體論(Ontology)世界由哪些行動者、關係與結構構成?國家利益是既定的,還是透過社會互動形成?
認識論(Epistemology)我們如何知道一項知識主張可信?什麼證據足以支持制度影響國家行為的結論?
方法論(Methodology)應如何設計研究並建立論證?使用統計、比較案例、過程追蹤或論述分析?
價值與規範立場(Axiology / Normativity)研究問題與評價標準涉及哪些價值?什麼應該被視為安全?誰的利益與經驗被納入研究?

原稿表說:表3 四項研究基礎概念的區分(跨章續編為表 3)

概念 核心問題 研究例子 本體論(Ontology) 世界由哪些行動者、關係 與結構構成? 國家利益是既定的,還是透過社會 互動形成? 認識論(Epistemology) 我們如何知道一項知識主 張可信? 什麼證據足以支持制度影響國家行 為的結論? 方法論(Methodology) 應如何設計研究並建立論 證? 使用統計、比較案例、過程追蹤或 論述分析? 價值與規範立場(Axiology / Normativity) 研究問題與評價標準涉及 哪些價值? 什麼應該被視為安全?誰的利益與 經驗被納入研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註:四者彼此相關,但不應混為同一概念;本表為本文的教學性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五、Lapid 的第三次大辯論:後實證主義究竟帶來了什麼?

(一)Lapid 的問題意識:國際關係研究是否過度相信單一的科學觀?

1989年,Yosef Lapid 在〈The Third Debate〉中,回顧國際關係理論面對後實證主義挑戰的情 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他的問題意識是,過去國際關係研究長期受到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科學觀影響,許多學者希望 透過明確變數、經驗觀察與一般化理論,逐漸累積對國際政治的可靠知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這項研究理想在行為主義與科學研究途徑中具有重要地位。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

然而,隨著社會科學對觀察、解釋與知識基礎的討論逐漸深化,學者開始質疑研究者是否能夠 完全脫離自身的概念與歷史背景,直接觀察一個不受理論影響的政治世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例如,當研究者將某個國家歸類為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時,這項分類是否只是對客觀事實的直 接描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還是說,研究者已經先採取某些民主概念與制度標準,才得以將不同政治體制歸入特定類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如果這些分類本身可能具有理論與歷史背景,那麼研究者便需要進一步檢查,自己的概念究竟 如何影響研究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這正是 Lapid 希望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二)從既定事實走向對研究前提的反思

Lapid(1989)特別關注本體論、認識論與價值基礎的重新檢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這意味著研究者不能只問某個理論是否可以解釋國家行為,也必須進一步追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為什麼我們將國家當成主要行動者?為什麼某些政治現象比較容易被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研 究者使用的概念與分類,是否本身就具有特定歷史與政治背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因此,後實證主義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促使研究者重新檢查自身研究所依賴的假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這種思考可以稱為反身性(Reflexivity)。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反身性並不是單純要求研究者在文章中寫下自己的價值觀,而是進一步檢視:自己的問題設 定、概念選擇、研究材料與知識生產方式,是否可能影響最終得到的結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例如,假設一位研究者希望比較不同國家的安全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如果他只使用軍事支出與武器數量作為安全指標,便可能得出某些軍事強國具有高度安全的結 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但如果另一位研究者納入戰爭傷亡、政治暴力、經濟脆弱性與人民日常生活的安全風險,便可 能對同一個國家的安全程度提出不同評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這不表示兩種測量一定有一種完全錯誤,而是提醒我們:不同概念與測量方式,可能對應不同 的研究問題,也可能使某些政治現象被看見,另一些則被忽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三)Lapid 並不是認為後實證主義已經取得全面勝利

不過,我認為閱讀 Lapid 時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把他簡化成單純支持後實證主義的學 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Lapid(1989)雖然肯定後實證主義為國際關係理論帶來重新思考知識基礎的可能性,卻也提醒 研究者,這些新的研究方向同樣可能面臨困難與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3〕

例如,如果研究者過度強調不同知識都受到歷史與社會背景影響,最後是否會陷入無法比較不 同解釋的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如果我們認為所有研究都具有特定立場,是否還有可能指出某項研究的證據較充分、推論較合 理,或解釋能力較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因此,Lapid 並不是宣稱後實證主義必然能夠取代所有既有理論,而是認為這場辯論的重要成 果,在於讓國際關係學界更加願意反思自己的理論假定與知識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這也為後來的學術批評留下空間。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六、Holsti 與 Biersteker 的批評:如果所有理論都有立場,我們還能比較理論好壞嗎?

原稿標題於此換行,續行原字:較理論好壞嗎?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一)Holsti:理論多元不等於放棄判斷標準

同樣在1989年,K. J. Holsti 發表〈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回應 Lapid 對後實證主義的討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Holsti 認為,國際政治現象本身具有高度複雜性,因此研究者很難期待某一套理論完全解釋所 有現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從這個角度來看,理論多元主義具有重要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不同研究傳統可以從不同問題出發,提供各自的分析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但 Holsti 也擔心,如果研究者過度強調所有知識都受到特定觀點影響,最後可能放棄對不同理 論進行嚴謹比較。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這便產生一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如果每套理論都可以宣稱自己只是從不同立場理解世界,那麼研究者究竟要如何區分具有說服 力的解釋,與單純缺乏證據的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例如,假設兩位學者對同一場戰爭提出不同的歷史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其中一位學者透過外交文件、軍事部署與政治領導人的決策紀錄,建立一套具有明確推導過程 的因果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另一位學者則只因為認為某個國家具有侵略性,就直接將戰爭歸因於該國的政治文化,卻沒有 提出充分的歷史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我們不能只因為兩位學者採取不同的理論立場,就認為兩種解釋具有相同的學術說服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因此,理論多元並不代表研究者可以放棄證據要求與論證標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4〕

(二)Biersteker:批判既有理論之後,我們還能提出什麼?

Thomas J. Biersteker(1989)在〈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也對 Lapid 的文章提出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他認為,Lapid 的研究確實有助於開啟國際關係學界對後實證主義的討論,但對後實證主義內部 的差異,以及學者應該如何評估不同研究主張的問題,仍然處理得不夠充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這項批評相當重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因為指出某套既有理論忽略了某些政治現象,與真正建立一套更有說服力的研究解釋,其實是 兩件不同的事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例如,研究者可能批評傳統國際安全研究過度重視國家軍事能力,忽略社會中的不同安全經 驗。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這項批評可以成立,也可能揭露重要的研究盲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但如果研究者希望進一步主張,某種制度或政治論述造成特定群體受到排除,便仍然需要提出 相應的歷史材料、文本證據或其他研究資料,說明這種排除究竟如何發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否則,即使研究者成功指出既有理論的限制,也不代表自己已經完成一套具有說服力的替代解 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因此,Biersteker 的批評提醒我們:後實證主義的價值,不只在於解構既有理論,也在於研究者 能否進一步建立更加具體、具有反思性且可以接受學術檢查的研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三)這場爭論真正留下了什麼問題?

如果將 Keohane、Lapid、Holsti 與 Biersteker 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四位學者並不是簡 單分成支持與反對後實證主義的兩個陣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Keohane 肯定反思取向提出的重要問題,但希望它能發展出更加清楚的研究綱領與經驗研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Lapid 強調後實證主義帶來重新思考本體論、認識論與價值基礎的可能性,但也提醒學界不要過 度樂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Holsti 認為理論多元具有價值,卻擔心相對主義可能使研究者失去比較不同理論的標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Biersteker 則進一步要求後實證主義研究者,不應停留在批評既有理論,而必須提出更加具體且 有說服力的替代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表 4 第四次大辯論的重要學術對話

學者代表文獻核心關懷
Lapid(1989)The Third Debate後實證主義如何促使國際關係研究反思知識基礎?
Holsti(1989)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理論多元是否可能導致喪失嚴謹的評估標準?
Biersteker (1989)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如何從理論批評走向具有說服力的替代研究?

原稿表說:表4 第四次大辯論的重要學術對話(跨章續編為表 4)

學者 代表文獻 核心關懷 Keohane(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理性取向與反思取向如何理解制度?能否形成 更清楚的研究綱領?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5〕

學者 代表文獻 核心關懷 Lapid(1989) The Third Debate 後實證主義如何促使國際關係研究反思知識基 礎? Holsti(1989)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理論多元是否可能導致喪失嚴謹的評估標準? Biersteker (1989)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 如何從理論批評走向具有說服力的替代研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資料來源:本文依上述學者原始文獻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這些爭論說明,第四次大辯論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研究者應不應該使用實證主義方法,而 是:當我們接受國際政治可以透過不同研究方式理解時,究竟應該使用什麼標準,評估不同研 究所提出的知識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七、不同研究取徑究竟應該如何評估?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一項研究是否具有學術說服力,不應該只取決於它採用量化 研究、歷史分析還是論述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清楚說明自己的研究問題、理論假定、證據材料與推論程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但這也不代表所有研究都應該採用完全相同的評估標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一)因果解釋型研究:核心問題是因果主張是否成立

如果研究者主張,某項國際制度可以提高國家合作的可能性,就必須進一步說明制度究竟透過 什麼機制影響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例如,它是透過提供資訊、降低交易成本、增加違約懲罰,還是改變行動者對未來互動的預 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此外,研究者還需要進一步檢查,是否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導致具有特定制度的國家比較容易 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如果原本就比較願意合作的國家,才會建立這些制度,那麼我們便不能只因為制度與合作同時 出現,就直接認定制度造成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因此,因果解釋型研究的重要要求,是建立清楚的因果機制,並盡可能排除具有競爭性的替代 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6〕

(二)詮釋型研究:核心問題是政治意義如何形成

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某種政治概念如何形成,便可能需要分析政策文本、歷史語境與社會實 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例如,如果我們希望理解「國家安全」在某個時期為什麼逐漸被用來描述能源供應問題,就需 要回到相關政策文件、政治人物的公開論述,以及國際環境與國內社會的變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但這類研究不能只因為找到幾段符合自己論點的文字,就認為詮釋已經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研究者仍然需要考慮文本出現的歷史脈絡、不同材料之間的關係,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同樣合理 的解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因此,詮釋型研究雖然不一定追求與因果推論完全相同的研究目標,仍然需要提出充分的材料 與可接受檢查的推論程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三)批判型研究:核心問題是既有秩序如何形成,並為誰服務

如果研究者希望批判既有國際秩序,便不只需要指出某些政治安排具有不平等結果,也需要進 一步分析這些不平等關係如何形成與維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例如,如果某項跨境能源合作使特定企業取得主要收益,而地方居民承擔較高成本,研究者便 需要分析相關制度如何分配權力、利益與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但這項分析仍然不能直接從「存在不平等」跳到「所有制度安排都只是支配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研究者需要進一步區分制度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制度設計者的政治目標,以及不同群體對制度 的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同時,如果研究具有明確的規範性批判,也應該說明自己究竟依據什麼標準判斷某項政治安排 不正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因此,批判研究不只是提出道德立場,而是需要將歷史、制度、權力關係與規範論證連結起 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綜合而言,不同研究取徑雖然具有不同的知識目標,卻都需要回答一個共同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研究者究竟憑什麼認為自己的主張具有說服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這項問題不一定存在完全相同的答案,但研究者至少應該清楚說明自己使用哪些證據、如何建 立論證,以及研究結果具有什麼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八、理論運作方式:從政治現象到可信知識的研究流程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認為可以將本週的研究方法問題整理成一個簡單的分析流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7〕

不過,這並不是 Keohane、Lapid 或 Biersteker 原文共同提出的正式模型,而是本文為了方便理 解不同研究取徑而建立的教學性重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一階段:確認研究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研究者首先必須明確界定自己希望解釋什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例如,我們究竟希望解釋國家為什麼進行跨境能源合作,還是希望理解跨境能源合作為什麼被 定義成國家安全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這兩個問題可能需要不同的理論與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二階段:檢查理論前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研究者需要確認自己將哪些概念視為既定條件,以及哪些現象需要進一步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例如,國家利益是研究的出發點,還是國家利益本身的形成才是研究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三階段:選擇知識目標與研究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如果研究希望建立因果解釋,便需要提出清楚的因果機制與可檢查的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如果研究希望分析政治意義如何形成,便需要選擇適合的歷史與文本材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如果研究希望批判制度中的權力關係,便需要進一步說明其歷史形成過程與規範評價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四階段:蒐集並分析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不同研究可以使用統計資料、外交文件、政策文本、訪談或其他材料,但都必須說明證據與主 張之間的關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五階段:檢查替代解釋與研究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研究者應該進一步思考,是否存在其他因果機制、不同的歷史解讀,或其他可能影響結論的因 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這一步尤其重要,因為研究不應只是尋找符合自己理論的證據,也需要檢查自己的解釋是否具 有不足之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第六階段:回到原始問題與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當研究結果與原本的理論預期不一致時,研究者便需要重新檢查理論假定、適用條件與研究方 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因此,研究不一定是從理論出發、蒐集資料,最後直接證明理論正確的單向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相反地,研究問題、理論、方法與證據之間,可能形成一個不斷相互修正的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這也讓我們重新理解第四次大辯論的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8〕

它並不是要求研究者從此放棄所有既有理論,而是提醒我們,理論不只是用來解釋國際政治的 工具,理論本身如何形成、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產生知識,也值得成為研究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九、小結:第四次大辯論究竟改變了什麼?

回顧本章,可以發現第四次大辯論並不是一場單純由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分成兩個陣營,最後 決定誰才具有真理的學術爭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國際關係學者開始更加系統性地反思,自己究竟如何提出研究問題、 選擇解釋因素,以及判斷什麼樣的研究結論具有說服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Keohane(1988)透過理性取向與反思取向的比較,指出國際制度研究除了分析既定偏好下的策 略選擇,也需要注意制度與主觀意義及既有社會實踐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Lapid(1989)則進一步提醒我們,國際關係研究不能只關心理論是否符合觀察到的政治現象, 也需要重新檢查本體論、認識論與價值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但 Holsti(1989)與 Biersteker(1989)的批評也指出,即使研究者承認知識具有不同的理論與 歷史背景,也不能因此放棄對證據、推論與研究品質的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因此,這場辯論真正留下的,不是某一套理論取得全面勝利,而是國際關係研究應該更加清楚 地區分三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首先,我們究竟希望解釋什麼政治現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其次,我們為什麼相信某套理論能夠提供合理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最後,我們又應該透過什麼證據與研究程序,判斷這項解釋是否具有說服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這也讓我想到,如果我們將國際關係理論比喻成觀察世界所使用的眼鏡,那麼前面幾週的學 習,主要是在比較不同眼鏡可以讓我們看見什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但到了本週,我們開始進一步追問:這副眼鏡的鏡片究竟是如何製造的?它是否會使某些東西 變得特別清楚,卻讓其他東西更加模糊?如果我們一直戴著同一副眼鏡,是不是可能逐漸忘 記,自己所看見的世界,也受到觀察方式的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當然,這不代表拿下眼鏡以後,我們就能夠直接看見一個完全不受任何觀點影響的世界,也不 代表所有眼鏡都同樣準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知道自己正在使用什麼工具,以及這些工具具有什麼能力與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不應只是提出一個看似完整的世界觀,而是要讓我們更有能力提出問 題、建立論證,並在面對新的證據與批評時,重新檢查原本的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9〕

不過,這裡還需要特別澄清:本週接下來將討論的整合理論、全球化理論、馬克思主義、依賴 理論、世界體系分析、批判理論、後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並不是全部誕生於1980年代的這場 大辯論,也不代表它們都屬於反思取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有些理論主要希望建立因果解釋,有些理論則試圖理解歷史結構如何形成,另外一些研究則更 加重視政治意義、權力關係與知識生產。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因此,接下來我們不應該先替這些理論貼上學派標籤,再強迫它們回答相同的問題,而應該先 理解每套理論的問題意識與分析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下一章將從整合理論開始,討論一個與前面現實主義研究不同、卻同樣重要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如果國家始終具有自己的政治利益,為什麼它們有時不只是願意合作,甚至願意將部分政治決 策權交給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便必須從 Mitrany 的功能主義,以及 Haas 的新功能主義談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

第一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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