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Morgenthau(古典現實主義)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是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作者。1948 年,他在《World Politics》創刊卷第 1 期發表〈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評論愛德華・卡爾;該文原刊頁 127–134 與 DOI 可由出版社書目核對。目前只讀到出版社公開摘錄,未讀完整評論。〔AI 擴充|SRC-211B9D73AC11,Cambridge Core 書目、開頭摘錄及 actual_read_scope〕
第三堂筆記把摩根索對卡爾的追問整理為:若把一切道德都還原為權力與利益,研究者是否還能批評既存權力?Peter Wilson 也把摩根索的評論放進對「第一次大辯論」的回顧中,說明現實主義內部對卡爾仍有分歧。具體批評措辭與頁碼仍待取得摩根索 1948 年全文後核對。〔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4/印刷頁 22〕〔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印刷頁 7–8〕
第三堂筆記接著介紹摩根索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及後續版本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此處的六項原則屬後續版本的整理,不能倒寫成 1948 年初版已具有同樣的編排;本 Wiki 亦未直接核對該書的版本文本。〔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4–25/印刷頁 22–23〕
在此脈絡中,摩根索並非簡單地與卡爾同屬一個沒有內部分歧的「現實主義陣營」。比較兩人對權力、道德及國家利益的處理,需要分清摩根索本人已核對的文章、後人的學科史說明與課堂筆記的重構。〔AI 擴充|SRC-211B9D73AC11,公開摘錄與未讀範圍〕〔AI 擴充|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印刷頁 7–8〕
跨堂融合:權力判斷與結構抽象
第三堂把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放在卡爾(E. H. Carr)之後,討論現實主義內部如何處理權力與道德;第五堂則以他和華爾茲的差異,顯示從政治判斷轉向體系結構的理論選擇。摩根索 1948 年〈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確實評論卡爾多部作品,但目前可直接閱讀的出版社摘錄只到文章開頭,足以核對作者、作品與問題背景,尚不足以逐句證成第三堂筆記轉述的後段道德批評。該批評因此維持「筆記編者分析」,不可寫成已核對的摩根索原話。〔AI 擴充|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4〕〔AI 擴充|SRC-211B9D73AC11,Morgenthau 1948 Cambridge 書目與開頭摘錄、原刊頁 127–134 未全文核對〕〔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382–401〕
筆記編者的初版筆記更長篇地比較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前者把利益、權力、審慎與具體政治脈絡放在分析中心,後者則先抽掉國家內部差異,尋找共同的結構壓力。這是兩種解釋工作的差別,不應把古典現實主義降為單一「人性使人好戰」命題,也不應將華爾茲讀成否認外交判斷的存在。不同版本《Politics Among Nations》的六原則尚未由本 Wiki 逐頁對讀;引用原則措辭或頁碼時仍須先確認版次。〔AI 擴充|SRC-48228735872E,初版 DOCX 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章〕〔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382–401〕〔AI 擴充|SRC-25139700188E,1948 第一版書目、未讀正文〕〔AI 擴充|SRC-DEC1C6C4DD74,第二版書目與目錄、未讀六原則正文〕
第九堂再從 Tickner 對權力與安全概念的性別批評觀察現實主義能看見什麼、遺漏什麼;這是後來作者的問題設定,不能回填成摩根索曾直接答覆 Tickner。阿什利 1984 年原刊則在與新現實主義的爭辯中重新討論古典現實主義的實踐性;兩者可幫讀者追問「現實主義」內部是否只容許一種知識觀,但它們與摩根索 1948 年評論卡爾是三種不同的文本關係。〔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109–111、124–127〕〔AI 擴充|SRC-0995AA37AB11,Ashley 1984 原刊 PDF 印刷頁 225–229,其他頁的已讀範圍詳來源登錄〕
原稿閱讀:古典現實主義與後續批評
原稿位置
筆記編者第三堂、第五堂、第九堂與《現實主義初版》的相關原節各在正式來源頁。此處嵌入,保留學者頁前部獨有的跨堂論證。
參、現實主義的回應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6。26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最悠久且影響深遠的思想傳統之一。其基本關懷在於:當政治共同體彼此競爭,而又不存在一個能有效凌駕所有國家的中央權威時,權力、利益、安全與生存如何塑造國家行為。
這種問題意識並非始於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傳統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討論權力、恐懼與國家利益;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王論》中強調政治判斷不能完全從抽象道德推演;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以自然狀態說明缺乏共同最高權威時所產生的不安全與相互猜疑。非西方政治思想中,同樣可以找到與現實主義問題意識相近的內容。例如古印度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Arthaśāstra),詳細討論國家能力、外交策略、聯盟與權力競爭。這些思想後來經常被國際關係學者視為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來源。
真正使現實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學中的系統性理論取向,則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秩序危機密切相關。以下依時間,從洛奇的質疑、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到卡爾、齊默恩與摩根索,重建這條「理想—現實」的爭論軸線。凡標示「依其思想改寫」的對話,均為筆記編者為學習目的所做的情境重構,並非史料直接引文。
一、卡爾與《二十年危機》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0。27
(一)先聲:洛奇的質詢與 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19。28
國際聯盟的構想首先在美國參議院引發激烈爭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並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家,但他對國聯的批評已觸及後來現實主義反覆提出的問題:當國際承諾與國家自主決策發生衝突時,國家會選擇哪一邊?他在 1919 年反對國聯的參議院演說中直言:
“I think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Lodge, 1919)
美國參議院最終未批准《凡爾賽條約》,其原因涉及不同派系、保留條款以及威爾遜與參議院之間的政治衝突,不能單純歸因於洛奇一人。但這個問題已使威爾遜式構想面臨第一個難題:集體安全要求國家把共同利益納入決策,如果共同利益與本國利益衝突,國家為什麼仍會履行承諾?
1931 年的滿洲危機與 1935 年的衣索比亞危機,使國聯在面對重大侵略時的執行困境更加明顯。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共同規則」,而是當危機發生時,成員國是否願意為執行規則承擔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成本。1930 年代的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先後以集體安全與和平變遷為研究主題,爭論也逐漸從「要不要建立國際制度」推進到另一個問題:即使建立了制度,制度應該維護什麼樣的秩序?和平究竟等不等於維持現狀?
(二)卡爾的三項批判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9–20。2
1939 年,卡爾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試圖回答:為什麼一戰後建立的和平秩序,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向崩解?在卡爾看來,問題不只是國聯制度設計不夠完善,也不只是某些國家不守規則,而是戰間期部分思想本身建立在過度樂觀的假設上(Carr, 1946;原稿註 1 見下)。
第一,批判「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
就如前一個篇章提到的理想主義的六個相信一樣,十九世紀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相信,只要個人與國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長期而言便會形成共同利益。到了戰間期,類似邏輯被投射到國際政治:既然所有國家都希望和平,維護既有秩序似乎就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卡爾的反問是:
誰的和平?誰的秩序?誰從現狀中受益?
對已擁有有利領土、殖民地與國際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現狀自然符合其利益;但對不滿既有安排的國家而言,若「維護和平」實際上意味著「不得改變現狀」,它便未必被視為同樣有利。
原稿註 1: 本文引用《二十年危機》時統一採用 1946 年第二版(Carr, 1946),以避免與 1939 年初版頁碼混用;論及出版史時仍以 1939 年為初版年份(Carr, 1939)。
第二,把權力放回政治分析。
卡爾把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區分為軍事權力、經濟權力與支配輿論的權力(power over opinion)。這打破了「權力=軍隊」的狹義理解:國家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形成威懾,透過經濟資源影響他國選擇,也能透過宣傳與觀念塑造他人對國際秩序的理解。
第三,法律、制度與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結構。
卡爾並沒有主張國際法毫無作用;他反對的是把法律視為與政治權力無關、可以獨立於國家利益之外運作的規則體系。他真正關心的是:一套規則為什麼會被遵守?需要哪些政治條件才能長期維持?更精確的說法是: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確實具有作用,但其效力不能脫離權力分布、利益關係以及國家是否願意履約的政治條件來理解。
學界補充:《二十年危機》的版本定位
第三堂原稿註 1 指定 Carr 1946 年第二版為正文引用版本。館藏書目分別著錄 1939 年初版與 1946 年第二版,兩者頁數不同;目前未讀任一版原書。**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出版史及論點敘述,但所有「Carr 認為」的精確原典頁碼仍須待核,不能把後人文獻的頁碼移植到指定的 1946 年版。29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差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2。30
經過上述三項批判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理解,卡爾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戰間期理想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根本差異。如果將《二十年危機》的論述加以整理,雙方最重要的分歧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是如何理解權力與國家利益;第二則是如何理解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一)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1。31
表 3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之比較
比較面向 現實主義(卡爾) 戰間期理想主義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 國際政治不能脫離權力關係;若只談原則或制度,卻不考慮權力分布,就難以解釋國家實際如何行動。 相信理性、法律、國際組織與集體安全等制度,可以引導國家合作,逐步建立和平秩序。 表 3(續,原稿同一表)
比較面向 現實主義(卡爾) 戰間期理想主義 權力的角色 權力是政治的重要構成,包括軍事、經濟與對輿論、觀念的影響力。分析國際關係時,必須考量各國掌握權力的差異。 傾向強調規則、國際法與集體安全的作用,希望用制度約束武力,使權力不再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依據。 國家利益 以國家中心利益為重要考量 較相信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和平與繁榮,因此可以透過合作制度調和各國利益。 和平如何維持 和平不能只靠善意或宣言,還需要面對各國實力與利益差異,並處理既有秩序是否符合各國期待。 可藉由國際組織、國際法、裁軍與集體安全等安排,減少衝突並維持和平。 (二)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1–22。32
表 4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道德與政治之比較
比較面向 理想/自由國際主義 現實主義(卡爾) 道德與政治 道德、法律與公共意見可以約束國家行為 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理解,但政治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 道德與權力 希望以共同規範限制權力的使用 道德與權力彼此牽連,也可能相互衝突 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 國家亦應受到和平、正義與國際責任等共同原則約束 國家首先對自身國民負責,因此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國際承諾 強調信守協議、尊重國際法,以建立信任與穩定秩序 承諾能否維持,仍受到國家利益、權力分布與履約成本影響 普遍道德 較相信可以建立跨國共同適用的道德與法律原則 警惕優勢國家將自身特殊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或「普遍道德」 平等 強調主權平等與規則的一致適用 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權力、機會與實際能力上的平等 三、利益和諧、權力與國際法:卡爾不是「權力就是一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2–23。33
若只讀到上述三項批判,很容易把卡爾誤讀為犬儒的權力論者。但《二十年危機》的論證結構本身就包含對現實主義的限制:卡爾在批判烏托邦之後,隨即討論「現實主義的限制」,指出純粹的現實主義無法提供行動的目的、道德判斷的基礎與行動的意義。對卡爾而言,「烏托邦」(utopia)與「現實」(reality)、「道德」(morality)與「權力」(power)都不能被完全排除:只有烏托邦,會得到一套無法實現、甚至替特定利益服務而不自知的理想;只有現實,則會得到一種只能描述、甚至只能服從現狀的權力分析。如圖 4 所示,卡爾真正站立的位置是兩者之間的張力,而政治秩序與和平變遷正是在這個張力中形成的。
圖 4 卡爾的 reality—utopia 張力
**圖 4 文字對照:**圖的 reality 端列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及軍事、經濟、輿論支配力;utopia 端列道德(morality)、目的(purpose)、共同規範及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中央是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與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圖示兩端皆不能排除:只有 utopia 會成為無法實現的理想,只有 reality 則成為無目的、易替現狀辯護的權力分析。
因此,本文將卡爾所代表的論點重新整理如下。在權力與國家利益上,權力是政治不可消除的核心,而不同國家確實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研究國際政治不能忽視這一點。在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上,國家對其國民負有的責任使其道德標準不同於個人道德;普遍性的道德訴求常被優勢者用來包裝特殊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平等不必然是權利、機會與實力上的平等。但這些主張的目的不是取消道德,而是要求道德訴求必須面對權力與利益的檢驗。卡爾自己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一個無視現實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一個完全沒有理想的現實,也無法形成值得維持的政治秩序。
學界補充:批判利益和諧之後的建構問題
Peter Wilson 的細讀指出,Carr 對「利益自然和諧」的批評,並未排除透過政治及經濟安排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其問題還涉及權力與道德如何相互限制。**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已反對「權力就是一切」的簡化,此處以後人研究補出批判之後的制度建構問題;Carr 原典頁碼仍待按指定版核對。34
四、和平變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35
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以專章討論「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這是理解其思想的關鍵,也是本文連接題庫制度設計的核心概念。其邏輯可以整理為三個步驟。
第一,僅僅凍結現狀(status quo)不是和平;若一套秩序只要求「不得改變」,它保護的往往是現狀受益者的利益。
第二,權力與利益的分布必然會改變;若制度無法處理這些變化,不滿便會累積,最終可能以暴力方式尋找出口。
第三,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在「維持現狀」與「允許戰爭」之間二選一,而是設計能夠處理變化、又不必訴諸暴力的制度(Carr, 1946; Pelc, 2016)。
這也是現實主義與改革之間的轉折點:現實主義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改革的起點。先理解阻礙合作的權力、利益與執行條件,才知道要把哪些條件轉化為可操作的改革。
學界補充:和平變遷的共同議題
Rood 對 1930 年代思想脈絡的重讀提醒,和平變遷並非 Carr 一人的專有概念;它同時牽涉既有秩序如何回應變動的權力與正義要求。**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 Carr 三步驟仍照錄,但不能因他提出這套思考就把當時所有和平變遷方案都視為同一種綏靖政策。36
五、齊默恩的反質詢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24。37
《二十年危機》出版後不久,長期研究國聯與國際法治的齊默恩(Alfred Zimmern)在 1939 年 11 月 24 日的《The Spectator》發表書評〈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回應卡爾(Zimmern, 1939)。齊默恩的立場不能簡化成「只要建立國際組織,國家自然就會和平」;他在 1936 年的著作中已詳細檢討國聯與法治的實際運作(Zimmern, 1936)。齊默恩式的反擊可以整理成一個問題:指出理想主義不夠現實,並不等於現實主義已經提出了一套足以維持和平的方案。
下列兩段沿用原稿的情境對話;「依其思想改寫」指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不是齊默恩或卡爾的史料原話。 1
齊默恩(依其思想改寫):「卡爾先生,我同意我們不能忽略權力與國家利益。但承認權力存在,並不等於已經回答了權力應如何受到限制。如果某個強國認為侵略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依據什麼共同標準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卡爾(依其思想改寫):「我的批評不是要取消所有共同標準,而是反對把某些國家認可的秩序與道德,直接宣稱為所有國家的普遍共識。政治不能只靠抽象理想,但也不能只有權力而沒有共同目標。」
到這裡,爭論已經不再只是「理想 vs. 現實」,而變成一個更難的問題:在國家利益不同、權力高度不均的現實中,共同規則應如何設計,才有機會真正約束權力?
學界補充:Carr—Zimmern 的分歧位置
Rood 讀取 Zimmern 1939 年對 Carr 初版的書評,指出 Zimmern 並未全盤拒絕 Carr 對空泛理想論的批判;他更在意相對主義之後,正義與自由的判準如何成立。Rood 又指出 Carr 某些對 Zimmern 的引述可能略去原來脈絡。**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兩句「依其思想改寫」對話,但它們仍是筆記編者的重構,不可當作雙方直接引文;精確回應須待兩位作者原文核對。3
六、卡爾 1942《Conditions of Peace》:從診斷走向改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38
如果《二十年危機》是對戰間期秩序失敗的診斷,那麼卡爾在 1942 年出版的專書 《Conditions of Peace》便是第二步:在承認權力現實之後,戰後秩序應如何改革?(Carr, 1942)。卡爾在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映了十九世紀以自由民主、民族自決與自由放任經濟為支柱的秩序已經無法運作;戰後和平不能只是恢復戰前狀態,而必須正面處理就業、經濟安全與社會需求等問題,並在民族國家之外思考更大範圍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本文不需要完全接受卡爾的具體方案,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示範:現實主義的診斷可以、也應該通往制度改革的提案。
學界補充:《和平的條件》的兩地版本
1942 年《和平的條件》倫敦版館藏著錄正文 279 頁;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所列紐約版著錄正文 282 頁。Wilson 將該書讀作 Carr 從批判轉向戰後社會、經濟與制度重建。**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改革方向保留,但引用時須先固定倫敦版或紐約版,不能共用頁碼;本計畫尚未讀 Carr 原書。39
七、摩根索:權力、利益與道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6。40
1948 年,摩根索在《World Politics》創刊號發表〈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他一方面肯定卡爾揭露戰間期烏托邦思想侷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擔心,如果所有道德都被化約為權力與利益的產物,現實主義就會失去批判既存權力的標準。他的批評濃縮在一句話中:
“Thus the political moralist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utopian of power.”
如果我們把所有道德都還原成權力與利益,那麼研究者最後可能不再只是「分析權力」,而是不自覺地「接受權力」。
(Morgenthau, 1948a)
同年,摩根索出版《國家間政治》(Morgenthau, 1948b),把戰間期現實主義對權力、利益與國際制度的批判,進一步整理為較系統化的理論。他在後續版本中整理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Morgenthau, 1954)可以摘要為:
(一)現實主義六大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5。41
- 政治現實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現實主義相信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理論來反映這些客觀規律。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幫助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道路的主要路標。
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而客觀的,但也重視此概念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權力是目的,利益是實質,所以利益是主導政治行動的永恆標準。
現實主義瞭解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但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國家生存就是政治行動的最高道德原則,政策效果應是評價政策的唯一標準。
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所以不能以特定國家的道德準則適用於其他國家,把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等同於普遍適用的道德法則。
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的區別是真實且深刻的,因為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範疇的獨立性,堅持以權力界定利益。
(二)權力鬥爭的三種政策表現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5–26。42
摩根索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本質上都離不開權力競逐,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層次上,這種權力鬥爭通常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的政策取向:
保持權力 → 現狀政策(status quo)
維持某一特定歷史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為目標,但不必然反對任何變化,只是反對任何會導致國家間權力發生逆轉的變化。
增加權力 → 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試圖推翻現狀,取得區域優勢或成為區域帝國,甚至是世界帝國。具體可分為軍事、經濟、文化帝國主義。
顯示權力 → 威望政策(prestige)
使別國對自己實際、自認、假裝擁有的權力產生印象。具體的方法包括外交禮儀、炫耀武力。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學界補充:現實主義內部的道德批評
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評論 Carr 的多本著作。Wilson 對書評的討論指出,Morgenthau 肯定 Carr 對戰間期思想缺陷的揭示,卻質疑其道德判準過度隨權力與歷史處境變動。**對原稿的修正:**這是現實主義者彼此對道德與權力關係的分歧,不能簡化成「現實主義陣營共同勝利」;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措辭與頁碼待核。4
六、與古典現實主義對照:Waltz 究竟改變了什麼?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3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他第一個發現國際政治充滿權力競爭。早在 Waltz 以前,古典現實主義就已經把權力、國家利益與政治衝突放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位置。
以 Hans Morgenthau 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重視人性中的權力追求、政治領袖的判斷,以及國家利益如何以權力的形式被理解。國際政治之所以反覆出現權力鬥爭,在一定程度上與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傾向有關。
但 Waltz 不滿意這種解釋方式。他認為,如果我們把國際衝突主要歸因於人性、政治領袖的野心或個別國家的特徵,就會很難說明:為什麼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與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仍然反覆出現相似的安全競爭?
因此,他把理論重心從單位層次提升到體系層次。對 Waltz 而言,即使國家領導人沒有侵略意圖,只要國際體系仍然缺乏中央政府,國家就必須承擔保障自身安全的責任。也因此,國家之間的競爭不一定需要以邪惡的人性或野心勃勃的領導人作為前提。
表4 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比較
比較面向 古典現實主義(Morgenthau) 結構現實主義(Waltz) 主要解釋重心 人性、權力政治、政治判斷與國家利益 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與能力分配 權力競爭的來源 政治生活與追求權力的傾向 無政府狀態造成的自助與安全競爭 國家追求權力的原因 權力是理解政治的重要核心概念 權力主要是保障生存與安全的重要手段 理論研究方式 歷史、政治哲學與外交判斷 抽象、簡約與體系性解釋 主要解釋目標 國家利益與權力政治的運作 不同國家為何反覆呈現相似的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參見 Morgenthau(1948)與 Waltz(1979)。
這並不是說古典現實主義完全不重視國際結構,也不代表 Waltz 完全否定領導人與國家內部因素。真正的差別在於:Morgenthau 希望從政治本身的權力性質理解國際關係,Waltz 則希望建立一套能夠獨立說明體系限制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理論。
可以理解為:Morgenthau(1948)重視權力、國家利益、外交判斷與歷史脈絡;Waltz(1979)則試圖將結構的獨立限制力抽離出來,解釋不同國家為何反覆呈現類似的自助與制衡傾向。這不是否定個人或國內政治,而是界定一套體系理論可以、以及不一定可以回答什麼問題。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三、J. Ann Tickner:現實主義的權力與安全概念是否具有性別偏見?
SPEAKERS | Hikma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7〕
圖 19 三位女性主義學者的問題意識
原稿圖說:圖 17 三位女性主義學者的問題意識(跨章續編為圖 19)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1989) J. Ann Tickner 1988 論文;Gender in IR (1992)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R (1994) 「個人的即國際的」 軍事基地、觀光、外交眷屬 香蕉種植園中的女性勞動 問:女性在哪裡? 重構 Morgenthau 六原則 權力≠只有支配 安全應納入經濟與生態 問:概念是否性別化? 後現代女性主義 質疑單一「女性」範疇 移情合作、知識位置 問:誰能代表女性說話? 三人代表不同取徑:Enloe 偏向經驗與田野,Tickner 對現實主義概念進行重構,Sylvester 帶有後現代女性主義 的知識論批判。 J. Ann Tickn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代表。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代表文獻: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ulation(1988)。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代表著作: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1992)。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一)問題意識:國際政治中的理性與權力是否具有性別化的意涵?
在傳統現實主義中,國家利益與權力是理解國際政治的重要概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例如,Morgenthau 認為,政治現實主義應以權力界定的利益(Interest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作為分析國際政治的重要原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這種觀點強調,政治領導人應該根據國家利益與權力關係作出判斷,而不能單純依靠抽象的道 德理想。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但 Tickner 認為,傳統現實主義對理性、權力與國家行為的理解,可能受到特定性別觀念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例如,政治領導人經常被期待具有理性、果斷、強勢與控制能力,而這些特質在許多社會文化 中又被連結到特定的男性氣質。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相對而言,合作、照顧、情感與相互依賴,則可能被視為較不符合傳統政治領導的特質。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Tickner 因此質疑,當國際關係理論將權力競爭與自主性視為政治的重要特徵時,是否已經反映 特定的性別化政治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二)重新理解 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
Tickner 在1988年的文章中,針對 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提出女性主義的重新詮 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8〕
她並不是單純否定現實主義對權力與衝突的關注,而是試圖說明,政治理論不應將某些與男性 氣質相關的特質視為普遍的人類政治特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例如,傳統現實主義重視權力競爭,但 Tickner 認為,權力不一定只能理解為控制他人的能力, 也可以涉及集體行動、合作與共同實現政治目標的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這並不表示女性主義認為國際政治不存在權力競爭,而是主張研究者不應預先將支配與競爭視 為權力的唯一形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三)從國家安全到更廣泛的安全概念
Tickner 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重新思考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概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在傳統現實主義中,安全通常與國家的生存、領土完整及軍事威脅密切相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但女性主義研究指出,國家的軍事安全不必然等同於所有人民的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例如,一個國家可能具有強大的軍事能力,卻仍然存在家庭暴力、性別暴力、經濟剝削及其他 危害個人生活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因此,如果安全研究只以國家是否受到外部軍事威脅作為衡量標準,就可能忽略其他形式的不 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Tickner 並不是主張國家軍事安全不重要,而是認為安全概念需要納入更廣泛的人類生活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四)傳統安全與女性主義安全觀的比較
無號比較表 7(原稿第 119 頁)
比較面向 傳統現實主義安全觀 女性主義安全觀 主要安全對象 國家 國家、個人與社會群體 主要威脅 外部軍事威脅 軍事、經濟、社會及性別化暴力 權力概念 強調控制、威懾與相對能力 同時關注支配、合作與賦權 分析重點 國家生存與國際權力競爭 不同群體如何經驗安全與不安全 核心問題 國家如何避免遭受外部攻擊? 誰獲得安全,又是誰承擔安全政策的成本?
比較面向 傳統現實主義安全觀 女性主義安全觀 主要安全對象 國家 國家、個人與社會群體 主要威脅 外部軍事威脅 軍事、經濟、社會及性別化暴力 權力概念 強調控制、威懾與相對能力 同時關注支配、合作與賦權 分析重點 國家生存與國際權力競爭 不同群體如何經驗安全與不安全 核心問題 國家如何避免遭受外部攻擊? 誰獲得安全,又是誰承擔安全政策的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這裡需要注意,女性主義安全研究並不是單一理論,也不是所有女性主義學者都採取相同的安 全定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但它們共同提醒我們:安全不是一個完全中立的概念。研究者如何界定安全對象,會直接影響 哪些威脅被納入分析,以及哪些群體的經驗被忽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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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國際政治始終無法擺脫權力鬥爭?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0
早在古希臘時期,修昔底德(Thucydides)便透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討論權力、恐懼與戰爭之間的關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則在《君王論》中提醒統治者,政治行為不能完全依靠道德理想;十七世紀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更透過自然狀態說明,當政治行動者缺乏共同權威時,即使彼此沒有私人恩怨,也可能因為恐懼與不確定性而產生衝突。
這些思想家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不願意直接將道德理想等同於政治現實。然而,直到二十世紀,現實主義才逐漸從政治思想發展為具有系統性解釋企圖的國際關係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兩位人物,便是 E. H. Carr 與 Hans J. Morgenthau。
1939 年,Carr 出版《二十年危機》(The Twenty Years’ Crisis),向戰間期盛行的理想主義提出批判。他認為,當國際社會高舉和平、正義與共同利益的旗幟時,研究者不能只關心這些目標在道德上是否值得追求,更必須進一步追問:究竟是誰有能力制定規則?誰能從既有的國際秩序中獲益?而那些不滿現狀的國家,為什麼應該接受這套安排?
在 Carr 看來,所謂普遍利益,有時可能只是既有優勢國家將自身利益包裝成普遍原則的結果。因此,國際政治不能單純從法律制度或道德理想出發加以理解,還必須分析不同國家所處的權力地位,以及它們對現有秩序具有什麼樣的利益。
1948 年,Morgenthau 出版《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進一步將權力、利益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整理為具有系統性的政治現實主義。相較於 Carr 著重批判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理想主義,Morgenthau 更希望從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權力競爭,建立一套理解國家行為的普遍性分析架構。
然而,Morgenthau 並不只是希望證明國際政治存在權力競爭。他同樣關心政治領導人如何理解國家利益,以及當國家必須在不同外交政策之間作出選擇時,究竟應該如何判斷不同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
因此,Morgenthau 真正想回答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概括,大概就是:
為什麼無論國家採取什麼政治制度、由什麼領導人統治,國際政治始終會出現權力競爭,而國家又應該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追求自身利益?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
二、理論前提:Morgenthau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1
Morgenthau 在《國家間政治》1954 年第二版中,正式提出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Six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六大原則不僅是理解 Morgenthau 思想的重要起點,也提供後世學者整理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依據。
然而,Jonathan Cristol(2009)提醒,若只將六大原則從原著中抽離,容易忽略 Morgenthau 對外交、歷史與政治判斷的重視,進而將古典現實主義簡化成一套認為國家永遠追求權力最大化的理論。因此,本文將參考 Morgenthau 的六大原則,以及 Bain(2000)、Williams(2004)等學者對其理論的重新詮釋,將古典現實主義整理成五個基本命題。
(一)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場權力鬥爭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2
Morgenthau 認為,政治世界存在某些具有持續性的客觀規律,而這些規律與人性密切相關。在他的理解中,人類不僅追求自身安全,也具有追求權力、影響他人甚至支配他人的傾向。當人類組織成政治共同體,並以國家的形式相互競爭時,這種權力欲望便可能表現在國際政治之中。
因此,Morgenthau 將國際政治理解為一場持續的權力鬥爭。國家不僅會因為遭到外部威脅而追求權力,也可能為了聲望、地位與擴大影響力而參與競爭。換句話說,權力不只是國家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也可能成為政治行動者重視的目標本身。
這與後來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存在重要差異。Waltz 主要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結構推導國家的自助行為,而 Morgenthau 則將權力競爭的根源部分歸因於人性及政治本身的特徵。
即使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只要政治行動者依然具有追求權力與利益的傾向,權力競爭便不容易完全消失。因此,古典現實主義不需要假定某種特定的國際權力分配,才能解釋政治行動者為什麼可能發生衝突。
不過,後世學者也對這項人性假定提出質疑。若國家的權力競爭最終來自人類普遍具有的支配欲望,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選擇積極擴張,有些國家卻願意克制甚至放棄部分權力?
如果所有政治行為都可以歸因於追求權力,那麼這套解釋是否會因為過於廣泛,而失去區分不同政治行為的能力?
這個問題將成為後來結構現實主義試圖重新建立理論的重要背景。
(二)國家利益必須透過權力加以理解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3
Morgenthau 的第二個重要命題,是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Interest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
他認為,研究者在解釋外交政策時,不能完全依賴政治領導人所宣稱的動機,也不能因為某項政策具有道德目標,就直接認定該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實現道德理想。
例如,當一個國家宣布自己將透過軍事介入維護區域和平時,古典現實主義者除了關心其行動是否具有國際法上的正當性,也會進一步分析這項行動是否有助於維持勢力範圍、保護重要資源、鞏固盟友或防止競爭對手擴張。
這並不是說政治領導人所提出的道德理由一定是虛假的,而是提醒我們,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行為,必須放回權力與利益的關係中才能得到較完整的理解。
然而,Morgenthau 並未將國家利益視為一成不變的概念。他在第三項原則中指出,以權力界定利益雖然具有普遍意義,但權力與利益的具體內容仍然會受到歷史、文化與政治環境影響。
對某些國家而言,領土與軍事控制可能是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對其他國家而言,經濟、外交影響力或國際地位,也可能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意義。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強調國家追求權力與利益,卻不能因此直接推論所有國家在任何時代都必然採取相同的擴張政策。
此外,Morgenthau 在第六項原則中特別強調政治領域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Political Sphere)。
所謂政治自主性,並不是指政治完全不受法律、經濟或道德因素影響,而是認為研究者在分析政治行為時,必須保留政治本身的解釋邏輯,不能將政治直接化約為其他領域的問題。
例如,一項外交政策可能在經濟上具有相當高的收益,卻同時使國家在軍事或外交上更加依賴其他強權。因此,若研究者只以經濟效益判斷政策是否成功,便可能忽略它對國家權力與政治自主所造成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不只是描述國家通常會追求什麼,也是在提供研究者一項分析政治行為的核心概念。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能夠從政治的角度,重新檢視國家所宣稱的外交目標,以及其政策是否真正符合自身利益。
(三)國際秩序建立在權力分配之上,國家對現狀的態度取決於自身利益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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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本質上涉及權力競爭,而國家又以權力界定自身利益,那麼國際秩序自然不可能完全脫離權力分配。
這項命題特別能夠連結 Carr 與 Morgenthau 的思想。
Carr 認為,對已經取得優勢地位的國家來說,維持和平與國際秩序往往符合自身利益;但對不滿現狀的國家而言,同一套秩序卻可能代表不公平的權力安排。
Morgenthau 則將這項問題進一步帶入國家外交政策的分類,指出國際政治中存在希望維持既有權力關係的國家,以及試圖改變權力分配的國家。
因此,當我們研究某個國家是否支持既有國際秩序時,不能只看它是否遵守國際法、是否支持國際制度,還必須分析它目前在國際權力分配中處於什麼地位,以及維持現狀究竟是否符合它的利益。
例如,一個已經在特定區域取得優勢的國家,可能主張所有國家都應該維持既有領土安排與安全秩序;但對於認為這套安排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而言,相同的國際秩序卻可能代表其權力與地位受到限制。
因此,對既有秩序的支持與反對,未必完全來自國家是否認同某種政治理念,也可能與它在現有權力分配中的利益密切相關。
不過,國家對現狀的態度也不是永遠不變。
隨著相對實力、國際地位與利益需求發生變化,原本支持現狀的國家可能逐漸對既有秩序感到不滿,而原本試圖挑戰現狀的國家,也可能在取得有利地位後,轉而成為秩序的維護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政治並不是一群永遠具有相同目標的國家相互競爭,而是一場隨著權力分配變化,不斷重新調整彼此利益與地位的政治過程。
不過,這並不表示權力分配能夠完全決定國家對現狀的態度。國家如何理解自身利益、是否願意接受既有政治安排,以及政治領導人對外交機會的判斷,同樣可能影響最終政策。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雖然重視權力分配,卻不必然將國家行為視為國際結構自動產生的結果。
(四)國際法與道德無法取代權力政治,外交決策必須經過審慎判斷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5
古典現實主義經常被批評為忽略道德,甚至認為國家只要能夠增加權力,就可以不計代價地採取任何行動。但這樣的理解並不完全符合 Morgenthau 的思想。
Morgenthau 並不否認政治行動具有道德意義,而是認為抽象的道德原則,不能在未考慮實際政治環境的情況下,直接轉化為外交政策。
即使一項政策的目的在於實現和平或正義,仍然必須考量採取行動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
因此,他特別強調審慎(Prudence)的重要性。
政治領導人不僅必須判斷政策是否符合國家利益,更需要考慮政策是否有能力實現預定目標,以及它是否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
例如,當某個國家希望透過軍事介入阻止他國侵犯人權時,即使這項政策具有值得支持的道德目的,仍然必須進一步評估軍事行動是否真的能夠改善當地政治情況,以及它是否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戰爭、社會分裂或政治失序。
這並不代表道德目的本身不重要,而是說明良好的政治意圖,未必能夠保證政策產生良好的政治結果。
此外,Morgenthau 在第五項原則中,特別反對將某個國家的道德訴求,直接等同於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法則。
這項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國家可能認為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只是符合自身利益,更代表全人類都應該支持的正義。如果政治領導人將自身國家的利益與普遍道德完全等同,便可能失去理解其他國家利益與立場的能力。
結果,原本應該透過外交協商處理的利益衝突,可能逐漸被理解為正義與邪惡之間不可妥協的對抗。
William Bain(2000)在重新檢視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時,便特別強調政治判斷、歷史脈絡與道德思考的重要性。Michael C. Williams(2004)也指出,Morgenthau 並未將政治簡化成暴力競爭,而是同樣重視政治觀念、公共辯論與道德判斷。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認為外交政策應該永遠選擇增加權力最多的方案,而是認為國家必須在權力、利益、道德與政策後果之間,作出符合現實條件的政治判斷。
這也意味著,審慎並不是與維持現狀、帝國主義或聲望政策並列的第四種外交政策,而是政治領導人評估政策目標與手段時,應該遵循的重要判斷原則。
(五)國家無法完全透過制度消除利益衝突,因此權力平衡與外交調整具有重要性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6
即使國際制度與國際法能夠約束部分國家行為,也不代表它們可以徹底消除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
尤其當既有國際規則與權力分配逐漸不符合某些國家的利益時,單純要求所有國家遵守現有制度,未必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對 Morgenthau 而言,國際法與國際制度雖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們能否有效運作,仍然受到國際權力關係與國家利益的影響。
因此,國際政治不能只依靠法律規範或制度安排來維持秩序,也必須考慮不同國家是否願意接受現有的權力分配,以及當國際環境改變時,既有秩序能否進行必要調整。
這個問題特別涉及 Morgenthau 所關心的「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
當國際權力分配持續改變,原本具有優勢的國家可能逐漸失去相對地位,而新興強權則可能要求取得更多政治權力與國際影響力。如果既有秩序無法回應這些變化,國家間的利益衝突便可能逐漸累積,甚至演變成軍事對抗。
因此,如何在不爆發戰爭的情況下,調整國家之間的利益與地位,便成為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難題。
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缺乏能夠強迫所有國家接受權力重新分配的共同權威,和平變遷在實務上往往極為困難。
因此,Morgenthau 重視外交談判、權力平衡與有限妥協的作用,希望透過政治家的判斷與外交技巧,避免國家間的利益衝突直接演變成全面戰爭。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權力平衡必然能夠維持和平,也不代表外交談判一定能夠消除衝突。相反地,權力平衡可能受到國家實力變化與外交政策失誤影響,而外交妥協也可能因為缺乏互信、對方具有侵略意圖,或國家對核心利益存在根本分歧而難以成功。
因此,外交談判與有限妥協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有效的政策,而是國家在無法徹底消除權力競爭時,可以用來管理衝突的重要政治手段。
綜合以上五個命題,可以發現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並不是簡單地主張國家應該追求更多權力,而是認為國家處於一個持續存在權力競爭、利益衝突與政治不確定性的環境,因此必須透過對權力、利益與政策後果的判斷,決定自身的外交行為。
不過,這些命題還沒有直接告訴我們,國家究竟會選擇什麼樣的外交政策。若要進一步理解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方式,便必須分析國家如何根據自身的權力地位與利益目標,形成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
三、理論推導:國家如何從權力競爭形成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7
整理完上述五個基本命題後,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推導:如果我們接受 Morgenthau 對政治世界的理解,那麼為什麼不同國家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首先,既然政治世界中始終存在權力競爭,而國家又必須以權力界定自身利益,那麼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便不能只考慮自己希望達成什麼目標,還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權力與利益。
當甲國的政策目標與乙國相互衝突時,即使雙方都認為自己的行動符合正義,仍然可能因為利益不相容而產生政治對抗。因此,國家必須透過對自身能力與國際權力關係的理解,判斷不同政策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
其次,當各國具有不同的相對權力與國際地位時,它們對既有國際秩序的態度便可能出現差異。
已經從現有權力分配中獲得利益的國家,較可能希望維持現狀;相反地,認為既有權力關係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則可能試圖改變現狀。
因此,國家的政策目標並非完全相同,而是與它在現有權力分配中的地位,以及希望維持或改變何種權力關係密切相關。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只要不滿現狀,就必然採取戰爭或擴張行動。
因為國家即使具有改變權力關係的目標,也必須面對自身實力的限制,以及其他國家可能採取的反制。當軍事擴張可能造成嚴重損失時,國家可能暫時選擇外交協商;而當維持現狀的成本逐漸提高時,原本支持既有秩序的國家,也可能重新調整自身政策。
此外,國家不只可能希望維持或改變實際的權力分配,也可能希望讓其他國家認識自身的實力與政治地位。
例如,即使某個國家已經具有相當強大的軍事能力,也不代表其他國家一定會正確認識它的實力。因此,國家可能透過軍事展示、外交儀式或其他象徵性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對自身權力與決心的判斷。
這使國家除了維持或增加權力以外,也可能將顯示權力作為重要的外交政策取向。
綜合上述推導,可以發現 Morgenthau 並不是從權力競爭直接得出國家必須無限制擴張的結論,而是進一步區分國家對既有權力關係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標。
如果將上述關係整理成簡化的分析模式,便可以得到以下推導:
政治世界存在權力競爭 → 國家以權力界定利益 → 依自身實力與國際權力關係評估利益 → 形成保持、增加或顯示權力的政策目標。
不過,這裡還必須區分兩個問題:研究者如何解釋國家的外交政策,以及政治領導人應該如何作出外交決策。
前者是解釋性的分析問題。研究者可以透過觀察某項政策所追求的權力目的,判斷它究竟是在維持現狀、改變權力關係,還是展示自身的權力。
因此,分析政策時不能只依靠政治領導人宣稱的動機,而必須進一步檢視政策實際追求的目標,以及它與既有權力關係之間的聯繫。
後者則涉及 Morgenthau 對審慎判斷的重視。
對 Morgenthau 而言,即使研究者能夠辨認某項政策的權力目的,也不代表這項政策必然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國家可能因為錯誤理解自身能力、低估其他國家的反制,或將抽象道德目標直接轉化為政治行動,而採取不符合自身長期利益的政策。
因此,政治領導人不僅需要知道自己希望維持、增加或顯示什麼樣的權力,還應該進一步評估政策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目標,以及它可能付出的政治、軍事與道德代價。
這便是審慎判斷在古典現實主義中的重要位置。
不過,審慎並不是所有國家必然遵循的決策程序,而是 Morgenthau 用來評價政治決策的一項重要原則。
換句話說,古典現實主義可以解釋國家為什麼採取某種權力政策,也能夠進一步評估政治領導人是否以適當手段追求其目標,但不能因此將所有國家行為都視為審慎計算的結果。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推導具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它透過權力與利益理解國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另一方面,它透過政治判斷與政策後果,評估不同外交策略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利益。
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說明,Morgenthau 究竟如何將國家的權力政策分成不同類型。
四、國家行為模式:保持權力、增加權力與顯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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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enthau 在《國家間政治》中,將國家追求權力的對外政策區分成三種基本取向,分別為保持權力(Keeping Power)、增加權力(Increasing Power)與顯示權力(Demonstrating Power),並對應維持現狀政策(Policy of the Status Quo)、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與聲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
這三種分類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使抽象的權力與利益概念,轉化為可以實際用來分析外交政策的行為類型。
(一)保持權力:維持現狀政策(Policy of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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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狀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存既有的國際權力分配。
對於已經在國際體系中取得有利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既有秩序有助於保障自身利益,因此國家可能採取外交、軍事與制度性措施,防止競爭對手改變權力關係。
例如,某個國家已經在特定區域擁有相對優勢,並透過同盟、外交協定與軍事部署維持自身地位。當另一個國家試圖挑戰既有秩序時,前者可能透過軍事嚇阻、外交施壓或結盟進行反制。
雖然這些行動可能被描述為維護和平,但從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它們同時也具有維持既有權力分配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維持現狀政策並不代表國家永遠不會使用武力。
如果某個國家為了阻止競爭對手改變現有權力安排而發動軍事行動,它仍然可能屬於維持現狀政策。因此,判斷政策類型的關鍵並不是國家是否使用武力,而是其最終希望維持或改變何種權力關係。
同樣地,維持現狀政策也不代表國家反對所有政治變化。國家可能接受有限的外交調整、條約修正或制度改革,只要這些行動沒有根本改變其希望維持的權力關係,仍然可能符合維持現狀政策的基本取向。
因此,維持現狀應被理解為一項相對於既有權力分配的政策目標,而不是對一切變化的全面反對。
(二)增加權力: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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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政策與維持現狀政策相對,其核心在於試圖改變既有的權力分配,使國際權力關係朝有利於本國的方向重新安排。
例如,一個國家可能不滿既有的領土安排、國際地位或勢力範圍,因而希望透過軍事征服、政治控制或其他方式提高自身權力。
當這些政策的目標不只是維持安全,而是進一步推翻或改變既有權力關係時,便可能符合 Morgenthau 所討論的帝國主義政策特徵。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帝國主義與一般的政策修正。
國家要求調整條約、重新談判貿易安排,或試圖提高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並不必然等同於 Morgenthau 意義下的帝國主義。是否構成帝國主義政策,仍然需要進一步分析其改變既有權力分配的目標、程度與手段。
因此,Morgenthau 所討論的帝國主義政策,並不是指國家只要增加軍事力量、擴大經濟影響力,便必然屬於帝國主義,而是特別關心國家是否企圖透過改變既有權力關係,取得更有利的國際地位。
同樣地,帝國主義政策也不必然等同於道德上具有負面意義的行動。這項分類主要是分析國家的權力目標,而不是直接對某項政策進行道德評價。
因此,研究者若要判斷某個國家是否採取帝國主義政策,不能只根據它是否使用武力,也不能只根據它是否提出改變現狀的要求,而必須進一步分析它希望重新安排何種權力關係。
(三)顯示權力:聲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1
相較於維持現狀與帝國主義政策,聲望政策更關心的是國家如何讓其他國家認識自己的權力。
即使某個國家已經具有強大的軍事與經濟能力,也不代表其他國家必然會正確理解它的實力與決心。因此,國家可能透過外交儀式、軍事展示、國際活動或其他象徵性行動,提高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聲望。
例如,當一個國家舉行大型閱兵或軍事演習時,這項行動未必直接改變實際的權力分配,卻可能影響其他國家對其軍事能力與政策決心的判斷。
同樣地,國家也可能透過高規格外交接待、國際會議或展示自身的國際地位,強化其他國家對其重要性的認知。
因此,聲望政策的核心不只是增加國家所擁有的物質能力,而是透過改變其他國家對自身實力與地位的認識,產生有利的政治效果。
不過,聲望政策並不是與另外兩種政策完全獨立的目標。
維持現狀的國家可以透過展示權力來嚇阻挑戰者,試圖擴張的國家也可以利用聲望降低其他國家反抗的可能性。因此,聲望政策往往是服務於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的手段。
綜合而言,三種權力政策的區別,主要取決於國家希望維持、改變或展示何種權力關係。然而,這三種取向並不代表所有外交行動都只能被歸入單一、互不重疊的類型。
尤其聲望政策可能同時服務於維持現狀或帝國主義的目標。因此,研究者在分析實際外交政策時,不應只根據國家使用的外交或軍事手段進行分類,而應進一步判斷這些行動所追求的權力目的,以及它們是否可能產生與原先目標不同的政治效果。
這也顯示,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家行為分類,並不是單純依據國家是否使用武力,而是透過對權力目的的辨識,理解不同外交政策的政治意義。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家利益評估到外交政策選擇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2
經由上述分析,本文將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整理為四個主要環節。
首先,政治中的權力競爭構成國家思考外交政策的重要背景;其次,國家必須依據自身能力、國際權力關係與歷史環境,評估其所處的權力地位並界定利益;接著,政治領導人應透過審慎判斷,衡量不同政策的成本、風險與可能後果;最後,國家可能採取維持現狀、帝國主義或聲望政策。
這些政策行動也可能改變既有的國際權力關係,使國家必須重新評估自身的利益與政策選擇。
因此,模型中的回饋機制,應由外交政策行動所產生的國際政治效果,重新回到第二階段的國家利益評估,而不是回到第一階段重新產生政治的基本前提。
不過,這套模型並不是 Morgenthau 本人提出的固定決策流程,而是筆記編者依據其權力、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分類所建立的分析性重構。
尤其審慎判斷應被理解為政治領導人應該遵循的重要決策原則,而不是所有國家必然具有的行為特徵。研究者仍然需要區分國家實際採取的政策,以及政治領導人是否作出了符合審慎原則的選擇。
圖 1 Morgenthau 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Morgenthau(1954)、Bain(2000)與 Williams(2004)等文獻整理繪製。
六、理論評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外交政策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3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古典現實主義不僅重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競爭,也關心國家利益如何被界定,以及政治領導人如何在不同外交政策之間作出判斷。
然而,當我們試圖評估一套理論的價值時,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它能夠考慮多少因素,而是:面對什麼樣的研究問題,古典現實主義能夠提供其他理論較難提供的解釋?
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放在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間比較。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著重國際體系如何限制國家行為;守勢現實主義則特別重視安全困境、攻防條件,以及何時擴張可能反而損害國家安全;攻勢現實主義關注大國追求權力優勢與區域霸權的結構性誘因;至於新古典現實主義,則進一步將國內政治、國家制度與領導人認知納入解釋,分析體系壓力如何轉化為具體外交政策(Rose, 1998)。
相較之下,古典現實主義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只關心國家受到什麼壓力、為什麼採取某項行動,也重視政治領導人如何判斷國家利益,以及不同外交策略能否真正實現政治目的。
首先,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適合分析國家面對權力變化時,為什麼仍然具有不同的外交政策選擇。
Jonathan Kirshner(2012)對美國應該如何回應中國崛起的研究,便提供了重要的比較案例。Kirshner 指出,攻勢現實主義傾向從大國間的結構性競爭,推導出美國應該積極限制中國崛起的戰略主張;然而,如果回到古典現實主義的思想傳統,便會發現權力變化並不必然要求國家採取同一種外交策略。
對古典現實主義而言,新興強權的崛起確實可能改變既有國際權力分配,並使其他國家產生安全疑慮。然而,承認這項變化具有潛在危險,並不代表積極遏制就必然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
研究者仍然需要分析具體歷史條件、國際政治環境,以及不同政策選項可能造成的後果。
例如,當某個國家面對崛起強權時,如果立即採取高度敵對的遏制政策,便可能促使對方將自身安全與國際地位視為受到威脅,進而採取更加強硬的反制措施。
相反地,如果國家能夠在維持必要安全準備的同時,承認新興強權部分合理的政治利益,便可能降低雙方直接衝突的風險。
不過,這也不代表古典現實主義必然支持外交妥協。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者必須比較不同策略所造成的政治後果,而不是直接從國際結構推導出唯一正確的外交政策。
因此,Kirshner 的研究顯示,古典現實主義的一項重要優勢,在於即使承認權力變化具有結構性影響,仍然保留對不同政治選擇進行分析與評價的空間。
其次,古典現實主義也特別適合研究,為什麼某些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最後仍然可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失敗。
Lorenzo Zambernardi(2011)重新分析 Morgenthau 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批評,便提供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Zambernardi 指出,Morgenthau 對美國越戰政策的反對,不只是因為軍事介入可能造成嚴重損失,而是涉及三項重要的政治問題:對普遍主義式國際政治理解的批評、政治秩序所具有的社會基礎,以及軍事手段取代政治工作的危險。
對 Morgenthau 而言,美國即使擁有強大的軍事能力,也不代表它能夠直接透過軍事力量,改變越南社會的政治結構,或建立具有穩定社會支持的政治秩序。
因為政治秩序的形成,不只依賴軍事控制,也涉及政治正當性、社會關係與民眾對政府的認同。
因此,當政治領導人試圖透過軍事優勢解決具有深刻社會與政治根源的問題時,便可能高估軍事力量的作用,卻低估政治目的本身所需要的條件。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提醒我們,軍事力量可以影響戰場結果,卻未必能夠直接創造政治正當性、社會支持與穩定秩序。
因此,研究者不能只問國家擁有多少權力,也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些權力能否被有效轉化為政治成果?
這正是古典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另一項優勢。它要求研究者區分政治目的與政策手段,並評估國家追求權力的方式,是否反而損害自己原本希望維護的利益。
此外,古典現實主義對政治判斷的重視,也使它特別適合處理高度不確定的外交與安全問題。
Patrick Porter(2016)在〈認真看待不確定性:古典現實主義與國家安全〉(Taking Uncertainty Seriously: Classical Real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中,便研究英國2010年的《戰略國防與安全審查》,分析政府如何理解未來威脅與戰略不確定性。
Porter 指出,政府即使承認未來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仍然可能過度相信自身的威脅預測與政策管理能力。這種情況使國家一方面宣稱未來充滿未知,另一方面卻又假定自己具有足夠能力預測與控制未來的安全環境。
因此,Porter 借用 Clausewitz 與 Morgenthau 的思想,主張良好的安全政策不應只追求預測得更加準確,也應該審慎評估自身假設可能出錯的風險,並保留在未知情境下調整策略的能力。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將古典現實主義的審慎判斷,運用於現代國家安全政策的分析。
當研究者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戰略環境時,真正重要的問題可能不只是國家是否能夠正確預測未來威脅,而是它能否避免過度相信自己的判斷,以及是否能夠在政策失敗或國際環境改變時,重新調整自身策略。
綜合上述三項研究,可以發現古典現實主義具有三種相當重要的分析價值。
首先,Kirshner(2012)的研究顯示,古典現實主義可以用來比較大國面對權力變化時的不同戰略選擇;其次,Zambernardi(2011)說明它有助於評估軍事手段是否真正能夠實現政治目的;最後,Porter(2016)則顯示,古典現實主義可以用來分析高度不確定環境下的政治判斷與戰略風險。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最具有分析價值的情況,往往不是研究者希望從少數結構變項推導大量國家的共同規律,而是希望深入理解特定外交政策的政治目的、歷史脈絡、策略選擇與可能後果。
不過,這並不代表古典現實主義在所有國際關係研究中,都比其他現實主義具有更高的解釋力。
相反地,它對權力與國家利益的理解,也面臨一項重要的方法論批評。
Raymond Aron(1966)對 Morgenthau 的一項重要質疑,便在於權力究竟是國家追求的最終目的,還是實現其他政治目標的手段,並沒有獲得充分區分。
如果權力只是國家實現其他政治目標的工具,那麼研究者仍然需要進一步解釋,不同國家究竟希望透過權力達成什麼目的;但如果權力本身就是所有國家的最終目標,那麼研究者又必須說明,為什麼不同國家會採取如此不同的外交政策。
例如,當一個國家選擇軍事擴張時,研究者可以將其解釋為追求更多權力;但當另一個國家選擇外交妥協時,也可以主張該國是為了維持自身利益與權力地位,而採取克制政策。
如果兩種相反的行動都能夠被同一套理論合理解釋,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判斷,這套理論是否真的具有解釋能力?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面臨一項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如果權力與國家利益的概念過於廣泛,研究者便可能只能在事件發生後提出合理解釋,卻難以在事件發生之前,明確指出國家在什麼條件下較可能採取特定政策。
因此,若要將古典現實主義運用於實證研究,研究者便需要進一步界定權力的具體意義、國家利益的內容,以及哪些可以觀察的條件會影響國家政策選擇。
否則,古典現實主義便可能因為能夠解釋過多政治現象,而難以形成具有明確區辨能力的經驗命題。
然而,這也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完全以預測能力,評價一套國際關係理論的價值?
對 Morgenthau 而言,國際政治研究不僅涉及如何解釋國家行為,也包含政治領導人應該如何理解國家利益,以及研究者是否應該對不合理的外交政策提出批判。
Bain(2000)與 Williams(2004)對 Morgenthau 的重新研究,便特別強調政治判斷、道德責任與公共政治討論的重要性。
Murielle Cozette(2008)更進一步指出,Morgenthau 的政治現實主義不只具有解釋國際政治的目的,也包含對既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的重要面向。對 Morgenthau 而言,研究者不應只是描述政治領導人如何使用權力,也應該在必要時對掌權者提出批評,指出其政策可能存在的錯誤與危險。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其實同時具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價值。
第一種是解釋性的價值,也就是透過權力與國家利益,理解國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形成條件;第二種則是規範性與批判性的價值,也就是透過審慎、歷史判斷與政治倫理,評估國家是否以適當的手段追求政治目的。
這兩種價值並不完全相同,也不能直接使用同一套標準加以評估。
如果研究者希望比較大量國家在相似國際環境下的共同反應,那麼能否提出可比較、可檢驗的因果命題便十分重要;但若研究者希望分析特定外交決策的政治目的、手段與後果,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歷史脈絡與審慎判斷,則可能具有相當高的分析價值。
不過,這並不表示古典現實主義在分析具體外交政策時,就必然比其他現實主義更適合。
尤其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並進一步嘗試將這些因素轉換成較為明確的因果機制(Rose, 1998; Rathbun, 2008)。因此,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不同國家在相似體系壓力下為何採取不同政策,新古典現實主義可能更適合建立可比較、可檢驗的研究設計。
相對而言,古典現實主義的特殊價值,則是在承認國際政治存在權力競爭與結構限制的同時,仍然強調政治判斷的必要性,並要求研究者評估政策手段與政治目的之間的關係。
對古典現實主義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國家為什麼採取這項政策」,還包括「這項政策是否能夠達成國家利益,以及是否存在更審慎的替代選擇」。
這也提醒我們,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不應被簡化為新理論是否比舊理論更進步,而應該回到研究目的本身:我們究竟希望透過理論解釋什麼,又希望獲得什麼樣的知識?
七、小結:古典現實主義留下了什麼問題?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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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可以從五個基本命題加以理解:
(一)國際政治始終存在權力競爭
(二)國家利益必須以權力界定
(三)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態度受到自身權力與利益影響
(四)道德與法律不能取代政治判斷,外交決策必須考慮實際後果
(五)在制度無法徹底消除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權力平衡、外交談判與有限妥協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基於上述命題,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可能採取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與聲望政策等不同的權力政策,而研究者可以透過分析國家所追求的權力目的,理解不同外交政策之間的差異。
不過,對 Morgenthau 而言,理解國家為什麼採取某項政策,並不代表這項政策必然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政治領導人仍然需要考慮自身能力、國際權力關係,以及政策可能造成的長期後果,才能避免因為錯誤理解國家利益,而採取損害自身安全的行動。
這使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是對國際權力競爭的描述,也是一套要求政治行動者正視權力限制,並透過審慎判斷管理衝突的政治思想。
然而,這套理論也留下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如果國家行為受到人性、國家利益、歷史環境與政治判斷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們究竟能不能建立一套更精簡的理論,用來解釋不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如果每一次戰爭都需要重新研究領導人的野心,每一次結盟都需要重新分析國家的歷史,每一次外交政策又都必須回到個別政治家的判斷,那麼國際關係研究究竟能不能超越對個別事件的描述,進一步建立具有一般性的理論?
不過,這並不是說 Morgenthau 完全缺乏建立普遍性理論的企圖。相反地,他已經試圖透過權力與國家利益,建立一套理解國際政治的共同分析架構。
真正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是:當理論同時考慮人性、歷史、國家利益與政治判斷時,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區分國家內部因素與國際體系本身的作用?又應該如何透過更精簡的概念,解釋不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1979 年,Kenneth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試圖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的答案。
Waltz 認為,研究者若想建立一套國際政治理論,就不能只是將所有可能影響國家行為的因素全部納入分析,而必須透過抽象與簡化,辨識能夠解釋國際體系共同規律的關鍵因素。
因此,他將研究視角從國家內部轉向國際體系,試圖透過排列原則、單位的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建立一套以國際結構為核心的解釋架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Morgenthau 與 Waltz 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前者強調人性、後者強調無政府狀態,更在於兩人對理論應該解釋什麼,以及應該如何建立因果解釋,具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如果古典現實主義主要提醒我們,國際政治始終存在權力競爭,而政治領導人必須在權力、利益與政策後果之間作出判斷,那麼 Waltz 進一步希望回答的便是:即使我們不研究每個國家的歷史與政治領導人,是否仍然能夠從國際體系本身的結構,解釋國際政治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
這也將帶領我們進入下一個理論: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Neorealism / Structural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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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五派選理論原章;各堂書目見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參考文獻 與 參考文獻。 〔AI 擴充|SRC-D6087A6E1AA6,正式頁書目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