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Hallett Carr(古典現實主義)

愛德華・哈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 E. H. Carr)是第一次大辯論敘事中的關鍵作者。他的《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初版於 1939 年出版,1946 年有第二版;兩版應作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處理,頁碼不能互借。本 Wiki 分別登錄兩版書目,但尚未讀到兩版原書正文。〔AI 擴充|SRC-7F9BB5E6199A,Open Library 1940 年初版重印書目〕〔AI 擴充|SRC-9478D05A13F1,Open Library 1946 年第二版書目〕

第三堂筆記把卡爾的戰間期批評整理為三項:質疑既得利益國家所說的「利益和諧」、把軍事以外的經濟與輿論權力納入分析,以及追問國際法與制度運作所需的權力和履約條件。這是筆記編者對《二十年危機》的課堂整理;在核對原書前,不能把這三項標題當作卡爾原文的章節分類。詳見卡爾《二十年危機》。〔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19–20/印刷頁 17–18〕

同一筆記提醒,卡爾的分析不能簡寫成「權力就是一切」:他也討論純粹現實主義的限制,以及和平變遷如何可能。Tim Rood 對卡爾與阿爾弗雷德・齊默恩的重讀進一步指出,將兩人固定為「現實」與「烏托邦」的完全對立,會遮蔽他們在維持秩序、道德與變遷上的部分共同關切。後一判斷屬 Rood 的學科史詮釋,不等於本 Wiki 已核對卡爾原文。〔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2–23/印刷頁 20–21〕〔後人詮釋|SRC-A8B569689CA1,Oxford 公開 PDF 自印頁 26–27/正式頁 70–71〕

卡爾 1942 年另出版卡爾《和平的條件》。Peter Wilson 將該書放在卡爾從戰間期秩序批判走向戰後政治、經濟改革的脈絡中;這使「卡爾只會否定國際制度」的讀法不完整,但具體政策主張仍待核對 1942 年原書。〔後人詮釋|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印刷頁 7、12–14〕〔AI 擴充|SRC-3A6A1EADA31C,Open Library 1942 年書目〕

閱讀邊界

目前《二十年危機》1939 與 1946 年版及《和平的條件》都只核對書目,未讀原典;上文對其論點的敘述依第三堂筆記、Wilson 1998 與 Rood 2026。若要使用卡爾的逐字引文或精確頁碼,須取得指定版本後重核。〔AI 擴充|SRC-7F9BB5E6199A,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9478D05A13F1,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3A6A1EADA31C,actual_read_scope〕

跨來源整合:卡爾的批判與秩序問題

卡爾在第三堂筆記中並非「擊敗理想主義」的戲劇角色,而是提出三個可以分別檢驗的追問:所謂利益和諧是否把既得利益說成普遍利益、軍事之外的權力如何運作、制度與法律要靠什麼政治條件維持。這是筆記編者對《二十年危機》的教學性整理,不等於已用卡爾 1939 或 1946 年原文核過每一個小標題。兩版書目已分開登錄,版本頁碼不能混用。〔AI 擴充|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19–23〕〔AI 擴充|SRC-7F9BB5E6199A,1939 年初版書目,未讀正文〕〔AI 擴充|SRC-9478D05A13F1,1946 年第二版書目,未讀正文〕

「批評戰間期秩序」與「否定一切共同規範」不能畫上等號。第三堂筆記把卡爾的權力批判接到和平變遷問題,Peter Wilson 1998 年的研究又把 1942 年《和平的條件》放在戰後改革的脈絡。兩份來源支持的是一條研究問題的延續:如果既有秩序並不公平,如何在不把權力抹去的情況下改變它?對 1942 年原書具體政策的精確敘述仍待原典核對。〔AI 擴充|SRC-D6087A6E1AA6,第三堂 PDF 頁序 22–24〕〔AI 擴充|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印刷頁 12–15〕〔AI 擴充|SRC-3A6A1EADA31C,1942 年書目,未讀正文〕

卡爾與阿爾弗雷德・齊默恩的關係不能只寫成兩個固定陣營的交鋒。Rood 對 1939 年書評和卡爾引用方式的重讀顯示,雙方對利益、正義與秩序變遷既有分歧,也有共享的難題;這是後人的文本比較。齊默恩書評原文與卡爾兩版原書尚未由本計畫對讀,因此此處不把 Rood 的結論升成卡爾逐字說法。〔AI 擴充|SRC-A8B569689CA1,Oxford PDF 自印頁 7–9、13–19、26–27〕〔AI 擴充|SRC-37BEAE1613DC,1939 年書評當期目錄,原評未讀〕

卡爾與漢斯・摩根索之間也有一個不同的爭點:承認權力對政治判斷的重要性之後,還能否保留批評權力的道德尺度?Wilson 1998 年記述摩根索 1948 年對卡爾的評價,可作為研究這條問題線的二手入口;摩根索書評目前只讀出版社摘錄及書目,不能把未見的後續評論寫成已核對的直接引語。〔AI 擴充|SRC-D6E5295C8B4F,公開 PDF 印刷頁 7–8〕〔AI 擴充|SRC-211B9D73AC11,Cambridge 公開摘錄與書目,未讀全文〕

第三堂原稿對應章節

參、現實主義的回應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6。26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最悠久且影響深遠的思想傳統之一。其基本關懷在於:當政治共同體彼此競爭,而又不存在一個能有效凌駕所有國家的中央權威時,權力、利益、安全與生存如何塑造國家行為。

這種問題意識並非始於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傳統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討論權力、恐懼與國家利益;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王論》中強調政治判斷不能完全從抽象道德推演;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以自然狀態說明缺乏共同最高權威時所產生的不安全與相互猜疑。非西方政治思想中,同樣可以找到與現實主義問題意識相近的內容。例如古印度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Arthaśāstra),詳細討論國家能力、外交策略、聯盟與權力競爭。這些思想後來經常被國際關係學者視為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來源。

真正使現實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學中的系統性理論取向,則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秩序危機密切相關。以下依時間,從洛奇的質疑、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到卡爾、齊默恩與摩根索,重建這條「理想—現實」的爭論軸線。凡標示「依其思想改寫」的對話,均為筆記編者為學習目的所做的情境重構,並非史料直接引文。

一、卡爾與《二十年危機》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20。27

(一)先聲:洛奇的質詢與 1930 年代的制度壓力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8–19。28

國際聯盟的構想首先在美國參議院引發激烈爭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並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家,但他對國聯的批評已觸及後來現實主義反覆提出的問題:當國際承諾與國家自主決策發生衝突時,國家會選擇哪一邊?他在 1919 年反對國聯的參議院演說中直言:

“I think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Lodge, 1919)

美國參議院最終未批准《凡爾賽條約》,其原因涉及不同派系、保留條款以及威爾遜與參議院之間的政治衝突,不能單純歸因於洛奇一人。但這個問題已使威爾遜式構想面臨第一個難題:集體安全要求國家把共同利益納入決策,如果共同利益與本國利益衝突,國家為什麼仍會履行承諾?

1931 年的滿洲危機與 1935 年的衣索比亞危機,使國聯在面對重大侵略時的執行困境更加明顯。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共同規則」,而是當危機發生時,成員國是否願意為執行規則承擔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成本。1930 年代的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先後以集體安全與和平變遷為研究主題,爭論也逐漸從「要不要建立國際制度」推進到另一個問題:即使建立了制度,制度應該維護什麼樣的秩序?和平究竟等不等於維持現狀?

(二)卡爾的三項批判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9–20。2

1939 年,卡爾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試圖回答:為什麼一戰後建立的和平秩序,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向崩解?在卡爾看來,問題不只是國聯制度設計不夠完善,也不只是某些國家不守規則,而是戰間期部分思想本身建立在過度樂觀的假設上(Carr, 1946;原稿註 1 見下)。

第一,批判「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

就如前一個篇章提到的理想主義的六個相信一樣,十九世紀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相信,只要個人與國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長期而言便會形成共同利益。到了戰間期,類似邏輯被投射到國際政治:既然所有國家都希望和平,維護既有秩序似乎就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卡爾的反問是:

誰的和平?誰的秩序?誰從現狀中受益?

對已擁有有利領土、殖民地與國際地位的國家而言,維持現狀自然符合其利益;但對不滿既有安排的國家而言,若「維護和平」實際上意味著「不得改變現狀」,它便未必被視為同樣有利。

原稿註 1: 本文引用《二十年危機》時統一採用 1946 年第二版(Carr, 1946),以避免與 1939 年初版頁碼混用;論及出版史時仍以 1939 年為初版年份(Carr, 1939)。

第二,把權力放回政治分析。

卡爾把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區分為軍事權力、經濟權力與支配輿論的權力(power over opinion)。這打破了「權力=軍隊」的狹義理解:國家可以透過軍事力量形成威懾,透過經濟資源影響他國選擇,也能透過宣傳與觀念塑造他人對國際秩序的理解。

第三,法律、制度與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結構。

卡爾並沒有主張國際法毫無作用;他反對的是把法律視為與政治權力無關、可以獨立於國家利益之外運作的規則體系。他真正關心的是:一套規則為什麼會被遵守?需要哪些政治條件才能長期維持?更精確的說法是: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確實具有作用,但其效力不能脫離權力分布、利益關係以及國家是否願意履約的政治條件來理解。

學界補充:《二十年危機》的版本定位

第三堂原稿註 1 指定 Carr 1946 年第二版為正文引用版本。館藏書目分別著錄 1939 年初版與 1946 年第二版,兩者頁數不同;目前未讀任一版原書。**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出版史及論點敘述,但所有「Carr 認為」的精確原典頁碼仍須待核,不能把後人文獻的頁碼移植到指定的 1946 年版。29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差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2。30

經過上述三項批判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理解,卡爾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戰間期理想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根本差異。如果將《二十年危機》的論述加以整理,雙方最重要的分歧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是如何理解權力與國家利益;第二則是如何理解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一)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0–21。31

表 3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之比較

比較面向現實主義(卡爾)戰間期理想主義
如何理解國際政治國際政治不能脫離權力關係;若只談原則或制度,卻不考慮權力分布,就難以解釋國家實際如何行動。相信理性、法律、國際組織與集體安全等制度,可以引導國家合作,逐步建立和平秩序。

表 3(續,原稿同一表)

比較面向現實主義(卡爾)戰間期理想主義
權力的角色權力是政治的重要構成,包括軍事、經濟與對輿論、觀念的影響力。分析國際關係時,必須考量各國掌握權力的差異。傾向強調規則、國際法與集體安全的作用,希望用制度約束武力,使權力不再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依據。
國家利益以國家中心利益為重要考量較相信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和平與繁榮,因此可以透過合作制度調和各國利益。
和平如何維持和平不能只靠善意或宣言,還需要面對各國實力與利益差異,並處理既有秩序是否符合各國期待。可藉由國際組織、國際法、裁軍與集體安全等安排,減少衝突並維持和平。

(二)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1–22。32

表 4 理想主義與卡爾現實主義:道德與政治之比較

比較面向理想/自由國際主義現實主義(卡爾)
道德與政治道德、法律與公共意見可以約束國家行為道德不能脫離權力與利益理解,但政治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
道德與權力希望以共同規範限制權力的使用道德與權力彼此牽連,也可能相互衝突
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國家亦應受到和平、正義與國際責任等共同原則約束國家首先對自身國民負責,因此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國際承諾強調信守協議、尊重國際法,以建立信任與穩定秩序承諾能否維持,仍受到國家利益、權力分布與履約成本影響
普遍道德較相信可以建立跨國共同適用的道德與法律原則警惕優勢國家將自身特殊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或「普遍道德」
平等強調主權平等與規則的一致適用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權力、機會與實際能力上的平等

三、利益和諧、權力與國際法:卡爾不是「權力就是一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2–23。33

若只讀到上述三項批判,很容易把卡爾誤讀為犬儒的權力論者。但《二十年危機》的論證結構本身就包含對現實主義的限制:卡爾在批判烏托邦之後,隨即討論「現實主義的限制」,指出純粹的現實主義無法提供行動的目的、道德判斷的基礎與行動的意義。對卡爾而言,「烏托邦」(utopia)與「現實」(reality)、「道德」(morality)與「權力」(power)都不能被完全排除:只有烏托邦,會得到一套無法實現、甚至替特定利益服務而不自知的理想;只有現實,則會得到一種只能描述、甚至只能服從現狀的權力分析。如圖 4 所示,卡爾真正站立的位置是兩者之間的張力,而政治秩序與和平變遷正是在這個張力中形成的。

圖 4 卡爾的 reality—utopia 張力

**圖 4 文字對照:**圖的 reality 端列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及軍事、經濟、輿論支配力;utopia 端列道德(morality)、目的(purpose)、共同規範及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中央是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與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圖示兩端皆不能排除:只有 utopia 會成為無法實現的理想,只有 reality 則成為無目的、易替現狀辯護的權力分析。

因此,本文將卡爾所代表的論點重新整理如下。在權力與國家利益上,權力是政治不可消除的核心,而不同國家確實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研究國際政治不能忽視這一點。在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上,國家對其國民負有的責任使其道德標準不同於個人道德;普遍性的道德訴求常被優勢者用來包裝特殊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平等不必然是權利、機會與實力上的平等。但這些主張的目的不是取消道德,而是要求道德訴求必須面對權力與利益的檢驗。卡爾自己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一個無視現實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一個完全沒有理想的現實,也無法形成值得維持的政治秩序。

學界補充:批判利益和諧之後的建構問題

Peter Wilson 的細讀指出,Carr 對「利益自然和諧」的批評,並未排除透過政治及經濟安排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其問題還涉及權力與道德如何相互限制。**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已反對「權力就是一切」的簡化,此處以後人研究補出批判之後的制度建構問題;Carr 原典頁碼仍待按指定版核對。34

四、和平變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35

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以專章討論「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這是理解其思想的關鍵,也是本文連接題庫制度設計的核心概念。其邏輯可以整理為三個步驟。

第一,僅僅凍結現狀(status quo)不是和平;若一套秩序只要求「不得改變」,它保護的往往是現狀受益者的利益。

第二,權力與利益的分布必然會改變;若制度無法處理這些變化,不滿便會累積,最終可能以暴力方式尋找出口。

第三,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在「維持現狀」與「允許戰爭」之間二選一,而是設計能夠處理變化、又不必訴諸暴力的制度(Carr, 1946; Pelc, 2016)。

這也是現實主義與改革之間的轉折點:現實主義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改革的起點。先理解阻礙合作的權力、利益與執行條件,才知道要把哪些條件轉化為可操作的改革。

學界補充:和平變遷的共同議題

Rood 對 1930 年代思想脈絡的重讀提醒,和平變遷並非 Carr 一人的專有概念;它同時牽涉既有秩序如何回應變動的權力與正義要求。**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 Carr 三步驟仍照錄,但不能因他提出這套思考就把當時所有和平變遷方案都視為同一種綏靖政策。36

五、齊默恩的反質詢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3–24。37

《二十年危機》出版後不久,長期研究國聯與國際法治的齊默恩(Alfred Zimmern)在 1939 年 11 月 24 日的《The Spectator》發表書評〈A Realist in Search of a Utopia〉回應卡爾(Zimmern, 1939)。齊默恩的立場不能簡化成「只要建立國際組織,國家自然就會和平」;他在 1936 年的著作中已詳細檢討國聯與法治的實際運作(Zimmern, 1936)。齊默恩式的反擊可以整理成一個問題:指出理想主義不夠現實,並不等於現實主義已經提出了一套足以維持和平的方案。

下列兩段沿用原稿的情境對話;「依其思想改寫」指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不是齊默恩或卡爾的史料原話。 1

齊默恩(依其思想改寫):「卡爾先生,我同意我們不能忽略權力與國家利益。但承認權力存在,並不等於已經回答了權力應如何受到限制。如果某個強國認為侵略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依據什麼共同標準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卡爾(依其思想改寫):「我的批評不是要取消所有共同標準,而是反對把某些國家認可的秩序與道德,直接宣稱為所有國家的普遍共識。政治不能只靠抽象理想,但也不能只有權力而沒有共同目標。」

到這裡,爭論已經不再只是「理想 vs. 現實」,而變成一個更難的問題:在國家利益不同、權力高度不均的現實中,共同規則應如何設計,才有機會真正約束權力?

學界補充:Carr—Zimmern 的分歧位置

Rood 讀取 Zimmern 1939 年對 Carr 初版的書評,指出 Zimmern 並未全盤拒絕 Carr 對空泛理想論的批判;他更在意相對主義之後,正義與自由的判準如何成立。Rood 又指出 Carr 某些對 Zimmern 的引述可能略去原來脈絡。**對原稿的修正:**保留原稿的兩句「依其思想改寫」對話,但它們仍是筆記編者的重構,不可當作雙方直接引文;精確回應須待兩位作者原文核對。3

六、卡爾 1942《Conditions of Peace》:從診斷走向改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38

如果《二十年危機》是對戰間期秩序失敗的診斷,那麼卡爾在 1942 年出版的專書 《Conditions of Peace》便是第二步:在承認權力現實之後,戰後秩序應如何改革?(Carr, 1942)。卡爾在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映了十九世紀以自由民主、民族自決與自由放任經濟為支柱的秩序已經無法運作;戰後和平不能只是恢復戰前狀態,而必須正面處理就業、經濟安全與社會需求等問題,並在民族國家之外思考更大範圍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本文不需要完全接受卡爾的具體方案,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示範:現實主義的診斷可以、也應該通往制度改革的提案。

學界補充:《和平的條件》的兩地版本

1942 年《和平的條件》倫敦版館藏著錄正文 279 頁;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所列紐約版著錄正文 282 頁。Wilson 將該書讀作 Carr 從批判轉向戰後社會、經濟與制度重建。**對原稿的修正:**原稿的改革方向保留,但引用時須先固定倫敦版或紐約版,不能共用頁碼;本計畫尚未讀 Carr 原書。39

七、摩根索:權力、利益與道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6。40

1948 年,摩根索在《World Politics》創刊號發表〈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E. H. Carr〉。他一方面肯定卡爾揭露戰間期烏托邦思想侷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擔心,如果所有道德都被化約為權力與利益的產物,現實主義就會失去批判既存權力的標準。他的批評濃縮在一句話中:

“Thus the political moralist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utopian of power.”

如果我們把所有道德都還原成權力與利益,那麼研究者最後可能不再只是「分析權力」,而是不自覺地「接受權力」。

(Morgenthau, 1948a)

同年,摩根索出版《國家間政治》(Morgenthau, 1948b),把戰間期現實主義對權力、利益與國際制度的批判,進一步整理為較系統化的理論。他在後續版本中整理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Morgenthau, 1954)可以摘要為:

(一)現實主義六大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4–25。41

  1. 政治現實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現實主義相信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理論來反映這些客觀規律。
  1.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幫助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道路的主要路標。

  2. 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而客觀的,但也重視此概念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權力是目的,利益是實質,所以利益是主導政治行動的永恆標準。

  3. 現實主義瞭解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但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國家生存就是政治行動的最高道德原則,政策效果應是評價政策的唯一標準。

  4. 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所以不能以特定國家的道德準則適用於其他國家,把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等同於普遍適用的道德法則。

  5. 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的區別是真實且深刻的,因為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範疇的獨立性,堅持以權力界定利益。

(二)權力鬥爭的三種政策表現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25–26。42

摩根索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本質上都離不開權力競逐,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層次上,這種權力鬥爭通常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的政策取向:

保持權力 → 現狀政策(status quo)

維持某一特定歷史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為目標,但不必然反對任何變化,只是反對任何會導致國家間權力發生逆轉的變化。

增加權力 → 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

試圖推翻現狀,取得區域優勢或成為區域帝國,甚至是世界帝國。具體可分為軍事、經濟、文化帝國主義。

顯示權力 → 威望政策(prestige)

使別國對自己實際、自認、假裝擁有的權力產生印象。具體的方法包括外交禮儀、炫耀武力。

學界補充:現實主義內部的道德批評

Morgenthau 1948 年書評評論 Carr 的多本著作。Wilson 對書評的討論指出,Morgenthau 肯定 Carr 對戰間期思想缺陷的揭示,卻質疑其道德判準過度隨權力與歷史處境變動。**對原稿的修正:**這是現實主義者彼此對道德與權力關係的分歧,不能簡化成「現實主義陣營共同勝利」;書評只讀出版社摘錄,措辭與頁碼待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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