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辯論

爭點總覽與前期研究稿補充

版本合併

以下完整保留前期研究稿的學術討論、書目與待核問題;後面依序是筆記編者原稿的逐節全文。原典證據狀態以各段及來源登錄為準。

辯論的問題與時間

「第二次大辯論」(Second Great Debate)是國際關係學科史用來整理傳統/古典研究途徑(classical or traditional approach)與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之間方法爭議的名稱。它問的是:研究國際政治時,歷史、法律、哲學與研究者判斷能提供怎樣的知識?理論命題又應如何接受公開檢查?第四堂筆記把這組張力概括為「現實複雜性」與「知識可檢驗性」,這是筆記編者的教學重構,不是當事人共同提出的一句定義。〔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38–50〕

這場爭議有可以定位的當事人文本: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於 1966 年 4 月在《World Politics》發表〈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莫頓・卡普蘭(Morton A. Kaplan)於同年 10 月在同刊發表〈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9 年 Klaus Knorr 與 James N. Rosenau 編成《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前言記錄 Bull 文章引發回應,目錄把 Bull、Kaplan 與其他作者並列。這些書目支持一段具體論戰史,不代表每位 1950–60 年代研究者都屬於兩個界線固定的陣營。〔AI 擴充|SRC-D0E66542F994,Cambridge Core Information〕〔AI 擴充|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Information〕〔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出版社預覽 PDF 前言及目錄,頁序 6、8〕

Knorr 與 Rosenau 在選集導論中明說「傳統」與「科學」是會掩蓋各自內部差異的簡化標籤;他們列舉的科學途徑包括抽象理論、可檢驗假設和量化資料等不同目標。Bull 在可見的重印篇開頭也提醒,系統理論、博弈論、溝通研究及和平研究的作者,並非共享同一套方法或政治立場。因此,把「科學途徑」直接縮成「只做統計的行為主義」,或把「傳統途徑」等同於後來的詮釋主義,都會縮窄當時的問題。〔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選集導論印刷頁 3–4、13–15/預覽 PDF 頁序 12–13、22–24〕〔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1–22/預覽 PDF 頁序 30–31〕〔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42–44〕

Bull:古典途徑可以知道什麼

Bull 在可見的原文重印開頭將「古典途徑」界定為源於哲學、歷史與法律、明確倚賴判斷的理論化方式;這不只是閱讀古典名著。他將「科學途徑」描述為希望以邏輯或數學證明,或嚴格經驗驗證,支持國際關係理論的命題。他特意使用 scientific 而非帶貶義的 scientistic,顯示其文章的對象是一種知識抱負,不應翻成對所有科學研究者品格的否定。詳見傳統主義與布爾〈古典途徑〉。〔作者正式主張|SRC-D0E66542F994,選集重印篇印刷頁 20–22/預覽 PDF 頁序 29–31〕

第四堂筆記把 Bull 對科學途徑的疑問整理成七項,包括可驗證問題與重要問題不完全重合、研究者判斷不會因模型而消失、形式推導與經驗解釋力不同,以及測量便利不等於政治重要。筆記明說這是它的主題式歸納,並非 Bull 原文的七個標題;本計畫只讀到 Bull 公開重印篇開頭,不能以此證成七項在原文的順序、措辭或例子。〔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86–112、145–149〕〔AI 擴充|SRC-D0E66542F994,actual_read_scope:重印篇印刷頁 20–22〕

Bull 的挑戰可以用一個研究設計問題來理解:若一項國際政治判斷依賴難以量化的法律正當性、歷史記憶或外交脈絡,研究者能否只因它不易操作化便排除它?這是第四堂筆記對 Bull 的概念提煉;不是 Bull 已核對原文中的逐字問句。另一方面,若古典研究依賴專家判斷,它也須說清史料、推理與可能反證,否則讀者只能相信作者權威。〔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89–91、106–110、147–149〕

Kaplan:科學途徑的回應與自身限度

Kaplan 1966 年文章的出版社公開摘錄列出傳統派常見批評:政治含有人類目的、形式模型可能與現實脫節、測量要求會避開重要議題,以及模型可能遺漏因素。這是 Kaplan 對對手論點的概述;本計畫尚未讀他的全文,因此不能把筆記裡「假設→資料→檢驗→修正」的整套教學流程直接當成 Kaplan 原文的完整方法宣言。〔作者正式主張|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Extract〕〔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54–160〕

1957 年《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將國際體系作為可比較的模型問題。第四堂筆記列出六種體系:權力平衡、鬆散兩極、緊密兩極、普遍、階層和單位否決;Google Books 可見該書第 34 頁的搜尋片段也列出六項,但本計畫未讀原書全文,不能宣稱已核對各體系的規則、歷史對應或預測成效。這六項是分析模型,也不應被寫成「必然發生的六種未來結局」。參看卡普蘭《國際政治中的體系與過程》。〔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18–220〕〔AI 擴充|SRC-57826507A581,Google Books 第 34 頁片段及 Open Library 書目〕

第四堂筆記後段用「歷史脈絡被抽掉」與「分類、變項和檢驗仍不夠清楚」兩個方向檢討六模型。這組壓力測試對閱讀有用,但筆記所引 Boulding、Hoffmann、Masters、Waltz 和 Wight 等批評,本稿尚未逐一讀其原文,因此不把各人的具體評語寫成已核對的直接批評。尤其「Kaplan 未達到自己宣稱的嚴格演繹標準」須修正:Kaplan 在 1966 年文章註 9 明確回顧,1957 年序言早已說該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完整演繹理論,而是初步理論。可批評模型的抽象程度與可檢驗性,但不能忽略作者的這項自我限縮。〔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21–270〕〔作者正式主張|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References 註 9〕

博弈論:同一方法爭點的延伸

博弈論把行動者、可選策略、偏好與相互預期寫得更明確,便於追問「在什麼條件下會合作或衝突」。第四堂筆記用囚徒困境、懦夫博弈及零和/非零和區分作示例,並提醒報酬矩陣是為講解而設定的序位數字,不能當成對國家實際效用的測量。這些是筆記的教學模型,不是 Bull 與 Kaplan 1966 年論文共享的範例或當時兩派的固定分類。〔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64–185〕

「非零和」只表示各方報酬不必嚴格相反,並不保證雙贏;囚徒困境與懦夫博弈則是不同的策略結構。筆記以古巴飛彈危機作懦夫博弈類比,也立即提醒模型不是事件全貌;此處保留方法論用途,不把該危機的細節視為已由本稿核對的外交史。〔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69–185〕

1985 年 Kenneth Oye 的論文摘要把無政府狀態下合作的條件分為報酬結構、未來互動的長度與參與者數量;同年 R. Axelrod 與 R. Keohane 的摘要補上知覺、議題連結、互惠與制度。這兩篇論文可說明博弈語言後來如何進入國際合作研究,但發表於 1966 年論戰之後,不能倒寫成 Bull 與 Kaplan 的直接交鋒。兩篇目前都只讀出版社摘要,具體模型推導尚未核對。〔作者正式主張|SRC-88B810E1928B,Cambridge Core Abstract〕〔作者正式主張|SRC-E51FADFFA092,Cambridge Core Abstract〕〔AI 擴充|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186–189〕

爭議之後

第四堂筆記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具體方法四層,整理研究者從「研究什麼」走到「怎樣研究」的選擇。這是筆記編者用於教學的後設架構,並非 Bull 與 Kaplan 在 1966 年就以四層表格自我定位。尤其不能把 Bull 直接等同詮釋主義,或把所有科學途徑都等同統計實證主義;各種研究設計的證據與推理規範仍須分別判斷。〔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72–300、355–377〕

Knorr 與 Rosenau 在 1969 年選集導論中主張兩種途徑可以相互利用:傳統研究的洞見可變成更清楚的假設,科學研究的結果亦可供歷史與法律判斷檢視。這是兩位編者的立場,不等於選集中每個作者已達成方法共識,更不代表辯論有一方被證偽。它保留了兩個持續可問的問題:模型為了檢查而刪去什麼重要脈絡?依賴判斷的研究又如何讓他人檢查?〔作者正式主張|SRC-6AFA9CCFDEFE,選集導論印刷頁 3–4、18–19/預覽 PDF 頁序 12–13、27–28〕〔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382–396〕

已讀範圍與待核問題

第四堂 DOCX 已抽出 420 個段落;本稿實際閱讀目錄及第 32–396 段的相關論證和部分教學表格,未逐圖檢查原 DOCX 排版,故一律以抽取段落定位。Bull 只讀出版社選集重印篇開頭頁 20–22;Kaplan 1966 只讀出版社摘錄和註 9;Kaplan 1957 只讀書目及一段搜尋片段;1969 選集只讀前言、導論選段與目錄;Oye、Axelrod/Keohane 只讀摘要。任何要引用這些作品後半章節、原刊頁碼或具體數學推導的地方,均須另取合法全文再核對。〔AI 擴充|SRC-4E3833DEFA87,actual_read_scope 及抽取段落 1–31、32–396〕〔AI 擴充|SRC-D0E66542F994,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EA81D7FD320A,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57826507A581,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6AFA9CCFDEFE,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88B810E1928B,actual_read_scope〕〔AI 擴充|SRC-E51FADFFA092,actual_read_scope〕

原稿與作者歸屬

本頁完整轉入筆記編者編寫的第四堂筆記,授課教師為授課教師。原 DOCX 的每一段論證、六張表、七張有號圖、兩個 Word 註解與全部參考文獻按原順序保留;下列封面插畫在原檔未編圖號。原文引述的外部文獻不因此視為本 Wiki 已讀原典。〔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全文〕

第四堂原稿逐節內容

壹、問題意識:國際政治究竟能不能成為一門「科學」?

一、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與行為革命

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逐漸興起一股強調經驗研究、科學方法與理論檢驗的學術潮流。愈來愈多學者主張,社會科學應當明確界定概念、提出可供檢驗的假設,並透過系統性的資料蒐集、量化分析與模型建構,尋找社會現象中反覆出現的一般規律。經濟學逐漸數學化,心理學發展出行為研究,社會學則愈來愈依賴調查與統計;在這股浪潮下,政治學也出現了一場被稱為「行為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的學術轉向。相較於傳統政治學偏重正式制度、法律規範與政治哲學,行為主義者主張把研究重心轉向可觀察的政治行為及其背後的因果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這場轉向的速度相當驚人。Dahl(1961)在回顧行為研究途徑時,以「一場成功抗議的紀念碑墓誌銘」為題,意思是:行為主義原本是少數人對既有研究方式的抗議,但到了 1960 年代初期,它的許多主張已經被政治學主流吸收,抗議本身反而功成身退。換言之,強調經驗證據、研究設計與理論檢驗,已經從「新潮流」逐漸變成「新常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到了 1950 至 1960 年代,這股浪潮大規模進入國際關係學界。愈來愈多學者嘗試把複雜的國際政治轉化為可以測量的數據、可以驗證的假設,以及能夠推演國家行為的理論模型。Singer(1961)討論分析層次問題時便提醒:研究者選擇從國際體系或從國家出發,會直接影響他所能看見的因果關係。這種對分析單位、研究設計與方法選擇的高度自覺,正是科學化浪潮帶進國際關係的新習慣。研究者相信,既然自然科學能夠透過觀察與實驗找出世界運作的規律,國際關係或許也能循著相同的道路,逐漸揭開戰爭、衝突與合作背後的因果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然而,當一群學者試圖用數字與模型重新解釋國際政治時,另一群長期浸淫於歷史、哲學與國際法的學者提出了質疑:國際政治真的能像自然科學一樣被精確測量與預測嗎?當我們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簡化成幾個變數時,是否反而遺漏了真正決定國家行為的政治判斷、歷史脈絡與道德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3–37〕

二、第二次大辯論究竟在爭什麼?

第一次大辯論爭論的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何者更能解釋世界;到了第二次大辯論,爭論的焦點轉移了。學者們爭的不再主要是「世界是什麼樣子」,而是「我們憑什麼說自己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連研究這個世界的方法本身,都成了必須接受檢驗的對象。因此,第二次大辯論真正的問題可以濃縮為一句話:什麼才算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1966 年,Bull 與 Kaplan 先後在《World Politics》發表文章,分別為古典研究途徑與科學研究途徑辯護,使這場爭論有了最具代表性的兩份文本。三年後,Knorr 與 Rosenau(1969)把雙方及其他學者的論辯編為《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書名即可看出,這場爭論並未以一方勝出告終,而是被學界承認為一組「相互競爭的研究途徑」,成為學科必須持續面對的議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概念界線:本文如何使用「第二次大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一,本文為教學目的使用「第二次大辯論」整理傳統與科學兩種研究取向,不把所有學者視為界線固定、成員明確的兩大陣營。許多學者同時使用歷史與模型,也有學者在不同時期改變立場。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二,較準確的對立是古典/傳統研究途徑(classical/traditional approach)與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行為主義是 1950—60 年代科學化浪潮的重要組成,但系統理論、博弈論與形式模型不宜全部狹義地稱為「行為主義」。本文提到「行為主義」時,專指以可觀察行為與經驗資料為核心的研究取向;泛指整個科學化陣營時,則使用「科學途徑」或「科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第三,傳統主義不等於詮釋主義,科學途徑也不等於「只做統計、只做量化」。第二次大辯論主要涉及知識標準與研究方法,與後來實證主義—詮釋主義(positivism–interpretivism)的哲學爭論有所重疊,但並非一一對應(詳見第伍章)。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如圖1所示,本文的論證將沿著一條路線前進:先說明科學化浪潮如何進入國際關係;接著讓 Bull 代表傳統途徑提出質疑,再讓 Kaplan 與博弈論代表科學途徑回應;然後把時間撥回 1957 年,以 Kaplan 的六種國際體系作為科學化企圖的實際案例與壓力測試;最後以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重新理解整場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46〕

圖1 第二次大辯論論證路線圖

三、本堂核心:現實複雜性 vs. 知識可檢驗性

如果把整場辯論壓縮成一組張力,那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高度複雜、充滿歷史偶然、政治判斷與道德問題,研究者不應為了方便研究而把它們刪除;但知識若要成為知識,又必須能被他人檢查、批評與修正,不能只是研究者個人的洞見。傳統途徑擔心前者被犧牲,科學途徑擔心後者被放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之辯 就是國際關係的方法論戰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也因此本文追問兩個彼此牽制的問題:科學化會不會刪掉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現實?而如果只靠歷史智慧與研究者判斷,我們又如何知道那些判斷是可靠的?以下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47–50〕

貳、傳統主義的反擊:Hedley Bull

眼看數學模型、量化資料與科學驗證逐漸成為新一代學者追求的研究典範,堅守古典研究傳統的學者終於坐不住了。1966 年,英國國際關係學者 Hedley Bull 在《World Politics》發表〈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率先向科學派開出第一槍(Bull, 1966)。他想回答的問題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1–53〕

當我們把複雜的國際政治轉換成可以測量的數據與數學模型時,究竟是在更深入地理解世界,還是反而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1–53〕

一、如何定義古典研究途徑?

Bull(1966)指出,當時國際關係研究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途徑。所謂古典研究途徑(classical approach),是一種源自哲學、歷史與法律的理論化方式,其特徵在於明確依賴研究者的判斷,並承認許多關於國際政治的一般性命題無法被嚴格證明;所謂科學研究途徑(scientific approach),則追求一種命題建立在邏輯或數學證明、或嚴格經驗驗證程序之上的國際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古典途徑並不是要求學者只能回頭閱讀霍布斯或康德。依 Bull 的定義,它至少包含三項特徵。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首先,它以哲學、歷史與法律為基礎,認為理解國際政治必須掌握事件背後的歷史脈絡、政治思想與制度規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其次,它重視研究者的判斷與洞察力:國家利益、領導人意圖與外交決策等問題往往無法完整轉換為數學公式,因此研究中的個性化成分比重較高,帶有相當程度的「技藝」性質。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 最後,它承認理論知識具有不確定性,許多重要的國際政治判斷無法獲得決定性的科學證明,研究結論應保持開放。表1整理兩種途徑的主要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表1 古典研究途徑與科學研究途徑之比較

比較面向古典研究途徑(Bull)科學研究途徑
知識基礎哲學、歷史、法律邏輯或數學證明、嚴格的經驗驗證
研究者判斷明確承認並依賴判斷希望透過程序與資料降低個人判斷的影響
理想的理論形式對國際社會、秩序與規範的整體理解明確概念、可檢驗命題、一般化的因果規律
嚴謹性的標準證據交代清楚、論證連貫、回應反證操作化、可重複檢查、可公開驗證
對不確定性的態度承認重要命題難以決定性證明透過系統性檢驗逐步降低不確定性
代表性工具外交史、思想史、國際法、個案判斷統計、系統模型、博弈論、模擬
最擔心的危險為了可測量而刪掉重要的政治現實知識無法被他人檢驗,只剩研究者的權威

注:本表為分析上的理念型對照,並非主張所有學者都完整符合某一欄的描述;最後兩列亦為下文論證的預告。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54–85〕

二、Bull 對科學研究途徑的七項批評

以下七項為本文依 Bull(1966)論證所作的主題式歸納,每一項依「核心命題—代表例子—小結」的順序呈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86–87〕

(一)可被科學驗證的問題,不等於所有值得研究的問題

Bull 首先質疑科學派對知識標準的界定:當理論必須透過經驗觀察、數學推導或假設檢驗才算成立時,研究範圍也會隨之縮小。國際政治中許多最根本的問題恰恰無法單靠經驗資料取得確定答案,例如:國家是否有權為了維護國際秩序而干涉另一個國家?當國家安全與國際道德衝突時,政治領導人應如何選擇?這些問題當然可以藉助歷史案例分析,但同時涉及政治哲學、國際法與規範判斷。小結:方法的邊界,不應成為問題的邊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88–89〕

(二)科學研究無法真正排除研究者的判斷

科學派希望透過客觀資料與明確程序降低研究者判斷的影響,但 Bull 指出,即使是看似客觀的數學模型,其建立過程仍然充滿判斷。研究軍備競賽時,究竟要以軍費、兵力與武器數量作為解釋變數,還是要納入領導人對敵國意圖的認知、國家身分與歷史記憶?模型中的國家是否具有固定偏好、是否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否掌握充分資訊,也不是公式自行決定的,而是研究者事先設定的假設。小結:判斷不會消失,只會從結論被移到假設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0–91〕

(三)普遍規律與精確預測的能力可能被高估

國際政治並不是一個可以任意控制條件、反覆進行相同實驗的環境。每一場戰爭與外交危機,都同時受到權力分布、歷史經驗、政治制度、領導人判斷與技術發展的影響,而這些條件本身會隨時間改變。Bull 並不反對追求一般性理論,他質疑的是國際政治能否被化約為精確、穩定且具高度預測能力的普遍規律。小結:一般性的解釋,不等於對特定事件的精確預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延伸閱讀/方法進展:類實驗法與「不可控制的歷史」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Bull 的質疑在半個世紀後得到一種折衷的回應:社會科學或許無法真正控制歷史,卻可以利用歷史與制度偶然創造的「自然變異」,建立近似實驗的比較。202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肯定了自然實驗與因果推論方法的貢獻;2024 年 Acemoglu、Johnson 與 Robinson 因制度與國家繁榮的研究獲獎,其研究正是把殖民歷史等差異,運用在制度效應這類傳統上被認為難以實驗化的宏觀問題上。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這些發展並沒有「判定」Bull 錯了,反而顯示:科學途徑後來之所以進步,很大程度是因為它更認真地面對歷史的不可控制性,並承認研究設計比單純堆疊數據更重要。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2–96〕

(四)模型的邏輯一致性,不等於解釋現實的能力

這一項直接觸及科學派最重視的模型建構。數學模型的優勢在於可以先設定明確假設,再推演不同條件下的結果;但對 Bull 而言,問題不在模型能不能算,而在於模型算得通,是否就等於世界真的照這套邏輯運作。這裡必須區分兩件事:一是模型的內部一致性,也就是在既定假設下推論是否合乎邏輯;二是模型的經驗解釋力,也就是它能否說明現實世界的政治現象。Bull 擔心,當研究者把大量精力投入模型的形式化與精緻化時,可能逐漸忘記這兩者並不是同一件事。小結:模型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不是現實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案例側欄:模型擬合得很好 ≠ 能預測改變模型條件的歷史斷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Ward(1984)以動態模型分析美蘇軍備競賽,模型對冷戰時期的歷史資料呈現相當良好的擬合,也捕捉到雙方軍備互動的持續性。從模型內部看,一切都非常漂亮,頗有「震驚武林」的氣勢;然而七年之後,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真慘但還好不是博論)——改變的不是模型的參數,而是模型賴以成立的條件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這個例子的重點不是嘲笑模型「算錯」:Ward 並未宣稱冷戰會永遠持續,也沒有預測蘇聯不會解體。它提醒的是,一套模型在既有條件下描述得愈精確,愈容易讓人忘記它是以「舊世界繼續運作」為前提;那些改變條件本身的歷史轉折——內部改革、經濟困境、領導人選擇——往往不在模型之內。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97–101〕

(五)對測量的過度迷戀,可能讓問題遷就方法

Bull 對科學派最著名的批評之一,是所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對測量的過度迷戀」(a fetish for measurement)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Bull, 1966)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當研究者過度重視量化,便可能傾向選擇容易取得資料、容易操作化的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國家安全時,軍費支出、兵力規模與裝備數量相對容易量化;歷史記憶、國家身分、政治文化與領導人對威脅的認知,則難以用單一指標呈現。然而,一項因素是否容易測量,與它是否具有重要的因果影響,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小結:應該根據問題選擇方法,而不是根據方法挑選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2–106〕

(六)嚴謹性不等於數學化

Bull 並不否認研究應該嚴謹。相反地,他認為古典研究同樣必須接受嚴格的理性與證據要求,只是嚴謹性(rigor)不必然等同於量化(quantification)。一位外交史學者若能清楚交代證據來源、建立連貫的論證,並認真處理與自身觀點相衝突的史料,他的研究同樣可以具有高度的學術嚴謹性;反過來說,一份使用大量數學符號的研究,也可能在概念界定與證據處理上相當鬆散。小結:嚴謹是一種研究態度,而不是一種符號形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7–108〕

(七)脫離歷史與哲學,會失去反省自身假設的能力

最後,Bull 把批評推向更根本的層次:當研究愈來愈專注於模型、統計技術與研究程序時,學者是否仍然願意檢討這些方法背後的基本假設?博弈論可以假設國家具有既定偏好,再推導 Nash 均衡;但國家的偏好從何而來?國家利益真的可以視為固定不變嗎?這些問題已不是模型內部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哲學與歷史理解的問題。小結:歷史與哲學不只是研究方法,更是一門學科檢查自身預設的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表2將七項批評加以摘要。可以看出,這七點並非七個彼此獨立的抱怨,而是從「研究範圍」一路推進到「研究預設」:先問科學方法能處理哪些問題,再問它是否真能排除判斷、能否預測、能否代表現實,最後追問它是否還保有反省自身的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表2 Bull 對科學研究途徑的七項批評摘要(本文歸納)

項目核心命題代表例子一句小結
(一)可被驗證的問題 ≠ 值得研究的問題干涉的正當性、安全與道德的衝突方法的邊界不應成為問題的邊界
(二)科學無法排除研究者判斷軍備競賽模型的變數選擇與偏好假設判斷只是被移到假設裡
(三)普遍規律與預測能力可能被高估條件不斷變化、無法重複實驗的歷史一般解釋 ≠ 精確預測
(四)邏輯一致 ≠ 解釋現實Ward(1984)的美蘇軍備競賽模型模型是工具,不是現實
(五)對測量的過度迷戀軍費易測、國家身分難測依問題選方法,而非依方法選問題
(六)嚴謹不等於數學化謹慎處理反證的外交史研究嚴謹是態度,不是符號
(七)脫離歷史與哲學便難以反省預設博弈論中偏好從何而來歷史與哲學是學科的自我檢查機制

注:標題與分項為本文依 Bull(1966)之論證所作的主題式歸納,並非原文標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09–145〕

三、Bull 真正的問題意識:方法應服務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七項批評,可以發現 Bull 並不是單純反對數學、統計或科學研究。他質疑的是:科學派是否把一套原本用來理解國際政治的工具,提升為判斷所有政治知識是否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這場爭論最根本的問題,因而不只是量化與質化何者優越,而是國際關係研究應如何在方法的精確性、知識的可檢驗性,以及政治現實的複雜性之間取得平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對 Bull 而言,研究方法必須服務於研究問題,而不能反過來要求政治現實遷就既有的方法。歷史、哲學與法律所提供的知識,未必能轉化為精確的數學模型,卻仍是理解國際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然而,Bull 的批評也讓古典途徑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反問:如果古典研究高度依賴學者的歷史理解、政治判斷與洞察力,那麼當兩位學者研究同一段歷史卻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時,我們究竟應該依據什麼標準判斷誰的解釋更可靠?這個問題,正是科學派反擊的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46–149〕

參、科學派的回應:從 Kaplan 到博弈論

正如同所有故事一樣,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當一套理論或研究方法長期佔據學科核心位置之後,後來的挑戰者往往不只是想證明自己也有一席之地,而是恨不得把前一代的權威直接請下神壇。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0–152〕

Bull 的文章刊出後,同年稍晚,Morton A. Kaplan 便在同一本期刊發表〈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從科學研究的立場正面回應傳統途徑(Kaplan, 1966)。標題中的「The New Great Debate」,也使這篇文章成為後來理解「第二次大辯論」的重要文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0–152〕

一、Kaplan:你的「政治智慧」憑什麼值得相信?

如果說 Bull 的問題是:「科學方法會不會因為追求精確,而忽略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問題?」那麼 Kaplan 的反問便是:「如果我們大量依賴歷史經驗、研究者判斷與政治智慧,我們究竟憑什麼知道這些判斷是對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假設偉國老師與必榮老師研究同一場古巴飛彈危機。偉國老師認為,核武嚇阻使美蘇雙方保持克制,因此「核武有助於維持和平」;必榮老師則認為,危機本身已證明核武使世界處於極端危險之中,因此「核武提高了災難性戰爭的風險」。如果兩人最後都只說:「這是我研究外交史多年之後得到的政治判斷。」問題就出現了——讀者究竟要依據什麼標準,判斷哪一個解釋比較可靠?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Kaplan(1966)一派的回應,並不是要求完全排除研究者的判斷,而是要求研究者把判斷轉化為更明確、可以接受公共檢驗的理論命題。你不能只說「我覺得事情是這樣」,而必須進一步說清楚:在什麼條件下,你預期什麼結果會發生?什麼樣的證據可以支持你的理論?又在什麼情況下,你願意承認原本的理論需要修正?換言之,爭點不在於「有沒有判斷」,而在於「判斷能不能被別人檢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二、從歷史判斷走向可檢驗理論

因此,科學派所追求的研究邏輯可以簡化為一條鏈:假設 → 資料 → 檢驗 → 修正理論。這正是小學三年級自然課就學過的科學方法,只是這一次,大家決定把它拿來研究國際政治。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在這條鏈上,研究者先觀察(observation)與描述(description)政治現象,再尋求解釋(explanation);當理論逐漸成熟後,還可以嘗試提出條件式的預測(prediction)。這裡最重要的不是科學派一定要成功預測未來,而是理論必須足夠清楚,清楚到其他研究者能夠檢查、批評,甚至發現它在哪些條件下並不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這也是兩種途徑最核心的分歧。傳統途徑擔心,政治世界過於複雜,若為了方便研究而壓縮成幾個變數,最後可能把真正重要的歷史脈絡全部砍掉;科學途徑則反過來擔心,若每一次理論受到挑戰時,都可以用一句「歷史太複雜了」打發,那麼這個理論還有沒有被證明錯誤的可能?把這組張力放進課堂案例,雙方大概會這樣交鋒: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傳統派:「你們最喜歡去脈絡化。把一棵樹的枝枝葉葉全部砍掉,只剩下一根樹幹,然後宣布:你看,世界上的樹其實都差不多。」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科學派:「可是如果每次都說每棵樹都有自己的土壤、自己的氣候,所以不能比較,那傳統主義最後除了告訴我們『每件事都不一樣』之外,還能產生什麼一般性的知識?回答我!Look in my eyes!」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問題並不在於哪一邊一定正確,而在於研究者如何在「不要把歷史砍得只剩骨頭」與「不要把每件事都說成天下無雙」之間取得平衡。科學化浪潮進入國際關係後,最能體現這種「先砍枝葉、再看樹幹」研究邏輯的工具,便是博弈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三、博弈論與國際關係

(一)從 von Neumann 到 Schelling

博弈論的數學基礎通常追溯至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rn(1944)的《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冷戰初期,RAND Corporation 成為博弈論研究的重要基地,Merrill Flood 與 Melvin Dresher 在 1950 年前後設計出後來被稱為「囚徒困境」的策略情境。若要在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中選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推廣者,答案應該是 Thomas C. Schelling:他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把博弈論運用到核武、軍備競賽、外交談判與有限戰爭等問題(Schelling, 1957, 1958),而《The Strategy of Conflict》(Schelling, 1960)更成為冷戰戰略研究的經典;他也在 2005 年因這些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5–167〕

博弈論最重要的觀念,是把政治理解為一種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我的最佳選擇不只由「我想要什麼」決定,還取決於「我認為你會做什麼」;而你的選擇,又取決於你如何預測我的行動。因此,一國即使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也不代表它已經知道應該採取什麼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5–167〕

(二)先分清層級:零和與非零和

學習博弈論時最常見的錯誤,是把「囚徒困境、Chicken、零和、非零和」當成四種同一層次的博弈。事實上,如圖2所示,零和與非零和是較高層級的分類,依據的是報酬結構;囚徒困境、Chicken 與獵鹿博弈則是具體的博弈形式,而且三者都屬於非零和博弈。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圖2 博弈論基本分類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假設雙方利益完全對立,一方增加多少,另一方便失去多少。完全不可分割的領土爭奪最接近這種理念型:甲國多控制一平方公里,乙國就少控制一平方公里。早期戰略思考確實深受零和邏輯影響,但 Snidal(1985)提醒,博弈論真正的優勢不是拿一套模型硬套所有政治問題,而是提供多種不同的博弈結構,讓研究者依照利益衝突的程度、資訊條件與互動環境選擇合適的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則放棄「一方所得必然等於另一方損失」的假定。必須特別注意:非零和並不等於雙贏,它只表示雙方利益並非完全相反,結果可能是雙方都得利、雙方都受損,或得利程度不同。Schelling(1960)的重要貢獻之一,正是把博弈論的注意力從純粹衝突轉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衝突」的混合動機情境。這也帶出一個方法論提醒:不能因為研究的是「競爭」,就預先假設它一定是零和;如果一開始就把對方所有的得利都定義為自己的損失,最後得到「雙方必然衝突」的結論,很可能只是把答案偷偷寫進了模型假設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三)囚徒困境:背叛誘因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核心是背叛誘因。如圖3所示,無論對方選擇合作或背叛,背叛對自己而言都比較有利:對方合作時,背叛得 4、合作得 3;對方背叛時,背叛得 1、合作得 0。因此背叛是雙方各自的優勢策略,(D, D) 成為唯一的 Nash 均衡;但 (D, D) 的 (1, 1) 明顯劣於雙方原本可以得到的 (3, 3)。這就是「個別理性,集體不理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圖3 囚徒困境報酬矩陣

原圖報酬逐格轉錄;列為國家 A,欄為國家 B。

國家 A /國家 BC 合作D 背叛
C 合作(3, 3)(0, 4)
D 背叛(4, 0)(1, 1)

原圖標示 (C, C) 為 Pareto-superior、(D, D) 為 Nash equilibrium;背叛是各方的優勢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C, C)=Pareto-superior/集體較佳結果;(D, D)=Nash equilibrium;紅色箭頭表示由 (C, C) 出發的單方面背叛誘因。報酬數字為示意性的序位報酬,不是實際國家效用測量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放到國際政治中,軍備控制是最經典的例子。兩國可能都希望降低軍事支出與戰爭風險,也都知道彼此限制軍備可以帶來共同利益;但如果一國先裁軍、另一國卻不遵守承諾,先裁軍的一方便可能陷入安全劣勢。問題因此不只是「大家願不願意和平」,而是在沒有共同政府保證對方履約的情況下,合作如何可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四)懦夫博弈:誰先退讓

懦夫博弈(Chicken Game)的邏輯與囚徒困境不同。最經典的故事是兩輛車迎面高速駛來,誰先轉向誰就是「懦夫」;但如果兩人都為了面子堅持不轉,結果就是一起撞爛。如圖4所示,Chicken 的核心是:雙方都希望對方退讓,但共同不退讓會導向最差結果。它不存在「無論對方如何皆背叛」的優勢策略,而有兩個純策略 Nash 均衡——一方堅持、另一方退讓;真正的難題在於,雙方都想成為那個堅持的人。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某方面來說本堂的期末出題也可以說是懦夫博益的狀態,也因此以下這一個案例或許能為期末的結果起到啟發性的作用: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圖4 Chicken Game 報酬矩陣

原圖報酬逐格轉錄;列為國家 A,欄為國家 B。

國家 A /國家 B退讓堅持
退讓(3, 3)(1, 4) ★
堅持(4, 1) ★(0, 0)

原圖以 ★ 標示兩個純策略 Nash equilibria;(0, 0) 為雙方堅持時的共同災難。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 標示兩個純策略 Nash equilibria;(0, 0) 為雙方皆堅持時的共同災難。報酬為示意性序位報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經常被拿來作為 Chicken 的分析性類比:美國不能輕易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核飛彈,蘇聯也不願在美國壓力下直接退讓,但雙方都知道,持續升高衝突的最壞結果可能是核戰。危機最終以雙方互有讓步收場:蘇聯撤除部署於古巴的飛彈,美國公開承諾不入侵古巴,並私下同意日後撤除部署於土耳其的 Jupiter 飛彈。這並不是任何一方單方面「認輸」的故事,而是在共同災難的陰影下,雙方都找到可以退一步的台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Schelling(1957)研究的正是這類問題:不是單純比較誰的軍力比較大,而是承諾、威脅、訊號與溝通如何影響對方的選擇。Brams(1977)則以二乘二博弈分析資訊與欺騙如何改變策略選擇,並將古巴危機作為重要案例。不過,把古巴危機化約為 Chicken 也有侷限。Zagare(2014)回顧 Schelling、Nigel Howard 與 Brams 等人的分析後指出,不同模型各自只能掌握危機的部分面向,因而改以不完全資訊與升級模型提出新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博弈模型不是歷史本身,只是凸顯其中一種策略互動機制。古巴飛彈危機可以「被看成」Chicken,但不能「被等同於」Chicken。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五)重複博弈與合作:未來的陰影

如果囚徒困境只玩一次,背叛幾乎註定勝出;但國際政治很少是一次性的。Oye(1985)大量運用基礎博弈論回答「無政府狀態下合作如何可能」,指出合作能否出現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報酬結構(payoff structure)、未來的陰影(shadow of the future)以及參與者數量(number of players)。如果國家預期未來仍會不斷互動,今天欺騙對方的短期利益,就必須與未來遭到報復的成本一起計算。同一期期刊中,Axelrod 與 Keohane(1985)進一步把重複博弈、互惠與國際制度連結起來,指出制度可以透過提供資訊、建立互惠規則、連結不同議題與改變行動者對未來的預期,提高合作出現的可能性。如圖5所示,合作並不需要行動者突然變得無私,而是需要互動結構讓背叛變得不划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86–189〕

圖5 重複互動與合作機制

這兩篇文章之所以適合作為「博弈論真正用在國際關係上」的經典案例,是因為它們不是把國際政治比喻成一場遊戲而已,而是利用博弈結構推導出可以接受檢驗的理論命題。博弈論真正精彩的地方,並不是告訴我們「國家都是自私的」,而是:即使行動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不代表最後一定走向衝突;關鍵在於利益如何排列、資訊如何分布、互動會不會重複,以及制度能不能改變遊戲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86–189〕

四、科學派真正的願景

把 Kaplan、Schelling、Oye 與 Axelrod 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科學派想完成的並不只是「把國際關係塞進數學公式」。在科學派眼中,傳統研究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智慧」,而是智慧往往與提出智慧的人綁在一起。一位外交史學者告訴我們「大國在危機中必須懂得適時退讓」,這句話可能完全正確;但什麼叫大國?什麼叫危機?在什麼條件下退讓反而會鼓勵對手進一步施壓?如果這些問題無法回答,這套智慧就很難被他人檢驗,也很難累積。科學派的願景,可以濃縮成五個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理論必須可操作、可檢驗、可公開批判、可修正、可累積——你的理論不能只有你自己看得懂,也不能永遠不可能被證明是錯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這也說明博弈論為何對科學派如此有吸引力:它逼迫研究者把原本模糊的敘述說清楚——誰是行動者?有哪些選項?偏好如何排序?彼此知道多少資訊?然而,科學派的成功同時也把辯論帶回 Bull 最初的質問:當研究者不斷把國際政治轉換為行動者、偏好、報酬與策略時,那個被模型整理得乾乾淨淨的世界,究竟還剩下多少真實世界的樣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五、行為主義/科學取向重點整理

表3把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研究特徵,與其對傳統研究的批評並列整理。左欄說明科學派「想做什麼」,右欄說明它認為傳統途徑「做不到什麼」;兩欄可以對照閱讀,但並非嚴格一一對應。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4–216〕

表3 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特徵與對傳統主義的批評

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特徵對傳統主義的批評
1跨學科借用理論、概念與方法(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並與類似的國際現象聯繫比較研究者帶有自身偏好,難以獲得客觀判斷
2注重分析層次與分析單位:個人、組織、政府、國家、次級體系與體系(Singer, 1961)缺乏衡量各種現象的共同尺度
3加強比較研究,包括當代案例之間與古今案例之間的比較難以建立複雜而可推演的模型
4自覺地將理論與研究方法相互連結,以建立可累積的知識證據蒐集缺乏系統,往往依賴印象與直覺
5要求明確概念、操作化指標與可檢驗的命題缺乏嚴格的證據標準,難以處理無法重複觀察的證據
6追求條件式的解釋與預測經驗知識難以超越個人與世代;「集體主觀」不等於客觀

肆、一個未完成的科學化嘗試:Kaplan 的六種國際體系

一、為什麼回頭看 1957 年的 Kaplan?

前文為重建 1966 年的論戰,先走到了 Bull 與 Kaplan 的直接交鋒;現在把時間往回撥九年,看看 Kaplan 早在 1957 年究竟如何實際嘗試把國際政治科學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Kaplan是第一個嘗試用系統論歸納國際體系之學者,他在《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提出六種國際體系模型,當中預測國際社會在不同變數下可能演變出的六種未來結局,並藉此解釋各國在特定結構下會如何互動,以及國際體系何時會維持穩定或走向崩潰:權力平衡體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鬆散兩極體系(loose bipolar system)、緊密兩極體系(tight bipolar system)、普遍體系(universal system)、階層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與單位否決體系(unit veto system)。他的企圖相當有野心:把傳統國際政治中關於權力平衡、兩極結構、世界政府與核嚇阻的討論,轉化為一套更抽象、更一般化、具有科學形式的國際體系理論。他不再滿足於回答「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想說明:如果國際體系呈現某種結構,其中的行動者會遵循哪些規則?體系如何維持均衡?又會在什麼條件下轉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原 DOCX 註解 0(CHENG-CHIH HSIEH,2026-10-08)

稍微介紹一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問題也正好出現在這裡。Kaplan 大量使用「體系」、「規則」、「變項」、「均衡」與「模型」等科學化語言,但六種體系的具體內容仍保留大量來自外交史、權力政治與研究者判斷的痕跡。Boulding(1958)在評論這部作品時已相當準確地抓住這個特色:Kaplan 的重要性,更多在於他開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而不一定在於他建立的模型本身已經成熟。如果借用伏爾泰評論神聖羅馬帝國的經典句型,惡毒一點地說,Kaplan 的六種國際體系似乎陷入了一種狀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既不完全傳統,也不完全科學。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必須立刻說明的是:本文所謂「未完成」或「失敗」,指的是 Kaplan 未能完全達成他自己設定的科學化標準,不等於這項研究毫無理論價值。恰恰相反,它的價值正在於同時暴露了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各自最害怕的問題。如圖6所示,Kaplan 非常不幸地站到了兩邊火力的正中央:站在傳統主義的角度,他為了建立一般模型,把歷史削得太乾淨;站在更嚴格的科學與系統理論立場,他的概念、分類與變項之間又沒有清楚到足以形成嚴格可檢驗的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18–224〕

圖6 Kaplan 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二、從傳統主義檢視:離歷史太遠

傳統主義對 Kaplan 最核心的質疑可以濃縮成一個問題:當你把複雜的國際政治抽象成六種體系之後,被刪掉的那些東西,真的都只是無關緊要的細節嗎?Bull(1966)的文章正是以 Kaplan 等科學化研究作為重要批評對象;他所擔心的,是研究者為了符合科學方法的要求,逐漸把不容易操作化、卻可能非常重要的政治現象排除在研究之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25–229〕

Hoffmann(1959)的書評則更為直接。他把六種體系分成兩類:權力平衡與鬆散兩極體系至少有現實歷史可以參照,但它們主要只是把實際存在過的國際關係重新簡化為模型,並沒有充分區分哪些特徵真正具有解釋力、哪些只是當時歷史條件中的附帶現象;其餘四種體系則缺乏明確的歷史案例,只能依賴假設推論,因此其命題難以真正驗證。對 Hoffmann 而言,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應當從歷史出發,再逐步走向抽象,而不是先建立一個理論世界,再要求歷史去適應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25–229〕

Wight(2022)的批評則帶有典型的古典/英國學派色彩。他認為 Kaplan 的歷史參照範圍過窄,而系統分析與博弈論的抽象語言,容易把和平與戰爭這些具有重大政治與道德意義的問題,簡化成形式化的互動,使政治世界被「原子化」為抽象單位與變數,真正存在於歷史中的人物、價值與判斷反而消失了。把 Bull、Hoffmann 與 Wight 合在一起,傳統主義的核心質問相當清楚: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25–229〕

你確實讓國際政治變得比較容易分析,但你怎麼確定,被你刪掉的那些歷史、人物、規範與政治判斷,不正是我們原本真正想解釋的東西?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25–229〕

三、從科學/系統理論檢視:不夠科學

事情真正有趣的地方在這裡。如果 Kaplan 只受到 Bull、Hoffmann 與 Wight 的攻擊,我們大可以說這只是傳統主義者不喜歡科學模型;然而,更強調系統理論嚴謹性的學者,同樣對 Kaplan 提出了嚴厲批評。也就是說,Kaplan 不只被嫌「太科學」,還被另一群人嫌「不夠科學」。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0–233〕

Waltz(1979)指出,Kaplan 以五組要素描述國際體系——體系的基本規則、轉型規則、行動者分類變項、能力變項與資訊變項——但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些變項的相對重要性,也沒有充分建立它們如何彼此作用。因此 Kaplan 雖然採用了系統理論的語言,他的系統取向仍未形成一套完整而嚴格的理論。Waltz 的問題不是「你為什麼要建立模型?」而是「你既然都決定建立模型了,那至少把模型建完整。」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0–233〕

Masters(1961)則從分類本身切入:Kaplan 的類型學沒有充分處理多個集團同時並存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多集團模型」(multi-bloc model)作為補充;他也質疑六種類型是否依照同一個標準分類。Weltman(1972)則更全面地檢討國際關係中的系統理論,質疑這些「體系」概念是否真能提供比傳統分析更嚴格的解釋。這些批評指向同一個方向:既然要走科學化的路,概念就必須清楚到可以判斷什麼算、什麼不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0–233〕

四、六種體系比較

以下把六種體系分為四組,說明兩個方向的批評如何落在每一組模型上;表4則將六種體系完整分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4–235〕

(一)A 組:權力平衡體系

Kaplan 將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均勢政治抽象為一系列體系規則。傳統主義者會追問:十九世紀歐洲之所以能形成權力平衡,真的只是因為存在若干大國嗎?王朝外交、歐洲協調、外交慣例、國際法與特定政治人物的判斷,是否同樣構成了均勢得以運作的條件?如果這些全被刪除,模型固然更整齊,但真正具有解釋力的歷史條件,也可能被當成雜訊一起刪掉。另一方面,Waltz(1979)則質疑 Kaplan 把「至少五個主要行動者」設為條件,帶有明顯的歷史任意性:為什麼是五個?四個為什麼不行?「平衡」又要用軍費、人口、工業能力還是綜合國力衡量?如果這些仍需研究者自行判斷,Kaplan 就還沒有擺脫科學派自己對傳統研究的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6–237〕

(二)B 組:鬆散兩極與緊密兩極體系

把冷戰描述成「美國陣營對蘇聯陣營」確實很有解釋力,但中蘇分裂、不結盟運動、南斯拉夫的自主路線與法國對美國領導的抗拒,都說明國家並沒有永遠乖乖按照兩極結構行動。用傳統主義的話說:知道冷戰是兩極體系,不代表你已經理解了冷戰。科學派的批評則落在概念上。Kaplan 依據陣營內部的整合程度區分鬆散與緊密兩極,但對 Waltz(1979)而言,聯盟的鬆緊屬於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process),而非體系結構(structure)。若先用「聯盟很緊密」來定義「緊密兩極」,再「預測」緊密兩極中的盟友自主性較低,理論就會陷入循環——我先把世界定義成「大家都不能亂跑」,接著成功預測「大家果然不太會亂跑」。繞了一大圈,最後成功回到原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38–239〕

(三)C 組:普遍體系與階層體系

這兩種體系缺乏明確的歷史對應,Hoffmann(1959)因此認為其命題難以用實際國際政治驗證;Wight(2022)式的批評則會提醒,高度抽象的系統語言容易忽略合法性與不同權威形式的歷史差異。從科學的角度看,問題在於分類標準是否一致。Masters(1961)指出,權力平衡與單位否決體系以多個國家為主要行動者,兩極體系以兩個集團為核心,到了普遍與階層體系,整個系統卻已趨近由一個上位政治結構主導。打個不太學術的比方,這就像分類交通工具時列出「腳踏車、機車、汽車、飛機、交通部」——不能說彼此毫無關係,但總得先解釋為什麼它們被放在同一層級。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40–241〕

(四)D 組:單位否決體系

Kaplan 的構想是:當大量政治單位都擁有足以對他國造成不可接受破壞的核武能力時,每個單位都能對其他單位形成某種「否決」。傳統主義會指出,這個體系缺乏充分的歷史案例,核武能力也不能取代對政治判斷與具體脈絡的分析。Masters(1961)則批評這個模型過度突出核武能力本身,忽略了核武所在的整體權力脈絡(power context):擁有核武並不代表兩國在其他能力上變得平等,傳統軍力、經濟能力、聯盟關係與核武的生存能力依然重要。若要讓單位否決體系成為可以經驗檢驗的模型,還必須回答:多少核武才算具有否決能力?必須具有可靠的二次打擊能力嗎?概念不能只是「大概知道在說什麼」。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42–266〕

表4依上述分析,把傳統與科學兩個方向對六種體系的主要質疑並列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42–266〕

表4 Kaplan 六種國際體系:傳統/科學雙重批評

體系傳統/古典取向的主要質疑科學/系統理論取向的主要質疑
權力平衡體系將特定歐洲外交史過度抽象化,難以區分一般性因素與歷史偶然條件(Hoffmann, 1959)「至少五個主要行動者」具有任意性;「平衡」需要更清楚的理論與操作化(Waltz, 1979)
鬆散兩極體系兩極結構容易遮蔽國家差異、歷史脈絡與盟友自主性(Hoffmann, 1959)以聯盟鬆緊定義體系,混淆互動過程與結構(Waltz, 1979)
緊密兩極體系缺乏明確歷史案例,推論易依賴定義或研究者判斷(Bull, 1966; Hoffmann, 1959)與鬆散兩極的區分涉及 process/structure 混淆;類型學亦遺漏 multi-bloc 的可能(Masters, 1961; Waltz, 1979)
普遍體系缺乏歷史對應,難以用實際國際政治驗證(Hoffmann, 1959)與其他類型使用的行動者數量/組織原則標準不完全一致(Masters, 1961)
階層體系高度抽象的系統語言容易忽略歷史、合法性與不同權威形式(Wight, 2022)幾乎只剩一個主要行動者,與其他類型的分類邏輯不一致(Masters, 1961)
單位否決體系缺乏充分歷史案例,核武能力不能取代對政治判斷與具體脈絡的分析(Bull, 1966)過度突出核武能力,忽略更廣泛的權力脈絡;「否決能力」缺乏明確門檻(Masters, 1961)

五、Kaplan 留下的方法論兩難

把兩個方向的批評放在一起,整件事情出現了一種近乎悲劇性的喜感。Bull、Hoffmann 與 Wight 從古典研究的方向走過來,看著 Kaplan 說:「你為了當科學家,把歷史砍得只剩骨頭。」Masters、Weltman 與後來的 Waltz 從另一側走過來,看了一眼,又說:「你都已經砍成這樣了,怎麼還沒真的變成科學?」於是,前面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的玩笑,到這裡反而有了方法論上的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67–271〕

Kaplan 真正的尷尬,不是「他到底是傳統派還是科學派」,而是他試圖從傳統走向科學,卻剛好停在兩者中間。但失敗的並不是「用科學方法研究國際政治」這件事,而是 Kaplan 尚未解決從歷史經驗走向一般理論時必然面對的兩難:模型本來就必須刪除現實的一部分,否則把所有細節放進去,得到的就不再是模型,而是世界本身;然而模型又不能刪得太多,否則真正具有因果與政治意義的東西也會一起被刪掉。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67–271〕

不簡化,就很難產生理論;簡化過頭,又可能失去現實。Kaplan 的六種體系沒有解決這個兩難,卻把它非常漂亮地攤在所有人面前:我們可以犧牲多少現實的複雜性,來換取理論的簡潔與可檢驗性?又必須保留多少歷史脈絡,才能確定模型仍在解釋這個世界,而不是一個由假設創造出來的世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67–271〕

這或許才是 Kaplan 在國際關係理論史上最有意思的位置:他沒有真正跨過傳統與科學之間的鴻溝,但他剛好站在那座橋的正中央,讓我們清楚看見兩岸各自的問題。要進一步理解這兩岸為何如此難以對話,就必須往下挖一層,進入研究哲學。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67–271〕

伍、從研究哲學重新理解第二次大辯論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是研究哲學中三個彼此相連的層次,分別處理:我們研究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我們憑什麼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可靠的,以及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如何研究它。再往下一層,才是研究者實際使用的方法(methods)。如圖7所示,這四層從較抽象的哲學預設,一路走向較具體的研究操作;上一層的選擇,會限制下一層合理的選項。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2–275〕

圖7 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方法四層階梯

乍看之下,這些問題又大、又空、又抽象,光是定義就足以讓人開始懷疑人生。幸好,人類數千年來始終沒研究明白的一個題目——愛——可以替我們把這四層走一遍。以下以「愛」作為貫穿全章的一致案例,每一層再接回國際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2–275〕

一、本體論

本體論處理的是「存在」與「現實」的性質,最簡單的問法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A 到底是什麼?什麼構成了 A?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從一個丘偉國內眾多光棍都很熟悉、卻始終沒有人說得清楚的問題開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喔喔喔愛~蝦米係愛?」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原 DOCX 註解 1(CHENG-CHIH HSIEH,2026-10-0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C_S5HFY&list=RDQ-Y-C_S5HFY&start_radio=1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愛是到底是什麼?什麼構成愛?有人認為,愛是一系列腦內化學反應;有人認為,它是一種主觀情感;有人強調愛的核心在於承諾與責任;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愛其實是在特定文化、制度與人際互動中逐漸被建構出來的一套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至於愛究竟是什麼,古今中外爭論了幾千年,大概仍然沒有人真正說得清楚。如果真的非得找一個標準,那就是——她/他 站在那裡,便是標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但也正因如此,「愛是什麼」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本體論問題。我們不是先問「怎麼證明愛存在」,而是要先問: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我們究竟準備把什麼東西稱為『愛』?」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例如,對一個凌晨三點還在翻對話紀錄的暈船仔來說,對方只要替他的便利貼或限時動態點個讚,可能就已經足以被解讀成「愛的證據」;但對一般人來說,每天說晚安、記得你的生日、願意陪你聊到凌晨三點,這些行為是否就足以構成「愛」,恐怕都還有爭議。有人可能會回答「當然算!」,有人則會認為,這些行為最多只能證明關心、習慣或親密,不能直接等同於愛。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只要雙方對「哪些條件構成愛」的答案不同,就代表他們對愛抱持不同的本體論理解。學術一點說,就是雙方在本體論上存在歧異。本體論如果一開始就畫錯了,後面拿再精密的尺去量,也只是把錯的世界量得非常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放回第二次大辯論,雙方在本體論上並沒有像後來某些理論那樣形成兩個完全互斥的世界觀,差異比較接近:什麼東西應該被放進國際政治的分析中心,以及現實可以被抽象到什麼程度。傳統途徑強調國際政治的歷史性與複雜性,政治家的判斷、外交傳統、法律規範與歷史記憶,都可能是理解一場危機不可刪除的部分;科學途徑則認為,政治世界中存在可被抽象化與理論化的結構、規律與策略關係,例如體系、偏好與報酬結構,它們未必能被直接「看見」,卻可以透過概念與模型加以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76–287〕

二、認識論

如果本體論問的是「A 是什麼」,認識論接著要問的就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我憑什麼知道 A 是真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什麼樣的證據,才足以讓我相信自己對 A 的理解是可靠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假設今天丘偉國內有一名暈船仔斬釘截鐵地宣布「她愛我」,認識論便會走過來問一句:「你憑什麼?」「因為她昨天幫我的限時動態按愛心,還跟我講晚安。」好的,這些是證據,但它們真的足以支持「她愛你」這個結論嗎?研究者不只要提出答案,還必須說明答案依靠什麼證據、證據如何支持結論,以及什麼情況下應該承認原本的判斷是錯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社會科學中對這個問題最經典的分歧,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 詮釋主義(interpretivism)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實證派認為可靠的知識應盡可能建立在可觀察、可測量、可比較與可檢驗的證據上:請提供聊天頻率、主動聯絡比例,以及和其他人的比較資料。實證派的核心思路可以簡化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我要怎麼透過可以觀察、測量與檢驗的證據,判斷關於 A 的命題是否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詮釋派則提醒,人會理解並賦予自己的行為意義:同樣是每天傳訊息,有人覺得貼心,有人覺得被監控;若只記錄「每天傳訊息 20 次」並把它當成「愛的強度=20」,可能得到一個非常精確卻非常荒謬的結論。兩派的分歧不是「一派有證據、一派靠感覺」,而是對「什麼樣的東西才算可靠的知識」有不同回答。詮釋主義真正關心的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這些行為對當事人來說代表什麼?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關係?研究者又如何在特定文化、歷史與社會脈絡中理解這些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結果研究做到最後,兩派可能得到共同結論:她只是手滑——好,這部分不屬於認識論,屬於現實。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必須特別說明:第二次大辯論在認識論上的衝突,不能直接等同於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之爭。Bull 並不拒絕證據,也不是後來意義上的詮釋主義者;他主張的是,歷史知識、法律推理與研究者經過長期訓練形成的判斷,同樣可以是可靠知識的來源。科學派也不是「只做統計」,而是要求理論建立在明確概念、系統性證據與可以受到反駁的命題上——這並不假設研究者沒有主觀性,而是要求程序盡可能公開,使其他人即使不同意結論,也知道證據從哪裡來、推論如何形成。雙方真正爭論的是:什麼樣的證據與推理,才足以讓研究者有資格說「我知道」?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288–300〕

三、方法論與方法

方法論處理的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1–305〕

既然我認為世界是這樣、可靠的知識應該這樣取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1–305〕

那我到底應該用什麼研究邏輯去研究 A?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1–305〕

假設研究題目是「為什麼有些人明知道對方沒有那個意思,卻還是一直喜歡下去?」不同的方法論便開始各走各的路。以下詳述三種與本堂最相關的研究邏輯,其餘則整理於表5。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1–305〕

(一)因果解釋型:到底是什麼讓人暈成這樣?

因果解釋型方法論(causal-explanatory methodology)把問題理解為因果問題,開始拆變項:對方偶爾主動聯絡、過去的正向互動、依附程度、每天查看對方社群媒體的頻率,是否會提高一個人持續抱有感情期待的程度?研究者提出假設,例如「間歇性的正向回應會提高持續期待」,再設計研究、控制其他因素,檢驗這個關係是否存在。白話一點,就是追問「到底是哪個環節把你害成這樣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6–307〕

(二)詮釋型:「喜歡」對他來說到底是什麼?

另一位研究者可能會說:先不要急著把「每天看限時動態幾次」塞進 Excel。同樣是明知沒有結果卻持續喜歡,有人覺得自己在「等待」,有人覺得在「堅持」,有人只是「不甘心」。詮釋型方法論(interpretive methodology)關心的是行動的意義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把行動放回特定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中理解。因果解釋型研究問:「為什麼他還沒放下?」詮釋型研究則問:「對他而言,『放下』到底意味著什麼?」研究的是同一個人,想取得的知識完全不同。放到國際關係,便是追問「主權」、「安全」或「威脅」在特定時空中如何被理解與建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08–309〕

(三)形式模型:如果大家都理性,愛情會變成什麼?

假設甲和乙都喜歡彼此,但都怕先告白會丟臉。甲想:「如果她喜歡我,她應該先說。」乙也這麼想。最後兩個人都不說,五年後在別人的婚禮上相遇,才互相表示「其實我那時候有喜歡你」——恭喜,成功創造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題目。形式模型或博弈論會把行動者的偏好、策略與可能結果明確化,再問:在這些假設成立的情況下,理性的行動者會選擇什麼?它不是把現實完整複製進模型,而是刻意簡化現實,透過邏輯推導理解某種策略互動;這正是第參章中軍備競賽、核嚇阻與危機談判所使用的研究邏輯。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10–355〕

表5將上述三種研究邏輯,連同比較、歷史、實驗/類實驗與混合方法一併整理,並延續「愛」的例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10–355〕

表5 不同方法論的研究邏輯

方法論取向核心問題研究邏輯常見方法以「愛」為例
因果解釋型A 是否造成 B?概念轉為變項,提出假設再檢驗統計、迴歸、問卷主動聯絡是否提高持續期待?
詮釋型A 在脈絡中代表什麼?理解行動、語言與文本的意義深度訪談、民族誌、論述分析「放不下」對當事人意味著什麼?
形式模型/理性選擇在既定假設下行動者會如何選擇?設定偏好、策略與報酬,邏輯推導博弈論、數學模型、模擬兩人都怕先告白,會不會都沉默?
比較相似案例為何結果不同?比較案例的共同點與差異比較個案、MSSD、MDSD同樣被拒絕,為何有人三天走出來?
歷史事情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重建時間順序與關鍵轉折檔案研究、過程追蹤這段曖昧如何從朋友走到今天?
實驗/類實驗若有某種處置,結果會不同嗎?建立處置組與比較組,逼近反事實RCT、DiD、RDD、IV收到主動訊息者是否更易提高期待?
混合方法不同邏輯能否互相補強?結合不同類型證據互相驗證統計+訪談、問卷+個案先統計誰最難放下,再訪談理解原因

注:前三列為本章詳述之研究邏輯;後四列為延伸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10–355〕

最後,必須區分方法論與方法。方法論是研究的整體邏輯,方法才是實際使用的工具。「我要透過比較找出造成感情破裂的原因」是方法論;「選二十對情侶、發問卷、做深度訪談、跑統計」是方法。因此不能直接說「訪談=詮釋派」或「統計=實證派」——訪談也可以做成高度標準化的問卷式訪問,再將答案編碼成變項進行統計。真正的關鍵是:你為什麼使用這個方法?你希望透過它得到哪一種知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10–355〕

四、傳統主義與科學派的研究哲學比較

把前三節放回第二次大辯論,便可以看清兩種途徑的差異如何從本體論一路延伸到方法選擇。表6整理這組比較;最後一列則顯示,兩派其實都在警告對方一種不同的危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56–380〕

表6 傳統主義與科學派: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比較

層次傳統主義(以 Bull 為代表)科學派(以 Kaplan 等為代表)
本體論國際政治高度歷史化,人物、規範、制度與脈絡不可輕易刪除國際政治存在可被抽象化的結構、規律與策略關係
認識論歷史知識、法律推理與訓練有素的判斷可以構成可靠知識知識須建立在明確概念、系統證據與可被反駁的命題上
方法論歷史分析、哲學推理、法律研究與個案判斷比較、測量、假設檢驗、系統模型與博弈論
對理論的期待對國際秩序的深度理解與審慎判斷可操作、可檢驗、可修正、可累積的一般理論
對另一方的警告不要為了讓世界可以研究,就把世界刪到只剩模型不要因為世界很複雜,就讓理論永遠沒有被證明錯誤的可能

注:本表為理念型比較;兩派的差異並不等於後來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之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56–380〕

正如本文在最前頭提到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56–380〕

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之辯 就是國際關係的方法論戰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56–380〕

而方法論說到底,就是在決定你準備用什麼邏輯逼近答案。社會科學真正麻煩的地方,在於同一個問題往往存在不只一條合理的研究道路;真正危險的地方,則是研究者忘記方法原本只是工具,反而開始讓工具決定自己能問什麼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56–380〕

陸、結語:方法不是世界本身

第二次大辯論真正留下來的遺產,並不是哪一派徹底打敗另一派,而是兩個直到今天仍無法完全迴避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1–382〕

一、Bull 留下的問題

Bull 問:如果你的方法只能研究容易測量的事情,你會不會因此錯過真正重要的政治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3–385〕

這個問題在今天並沒有過時。資料愈多、模型愈精緻,研究者愈容易被「手上剛好有什麼資料」牽著走。Bull 提醒我們,研究的起點應該是值得回答的問題,而不是現成可用的資料庫;那些關於秩序、正當性、道德與判斷的問題,即使無法被精確測量,也仍然是國際政治的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3–385〕

二、Kaplan 留下的問題

科學派問:如果你的理論只能依靠個人的智慧與判斷,別人究竟要怎麼知道你是對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6–388〕

這個問題同樣沒有過時。Kaplan 自己的六種國際體系,恰好說明了這個要求有多難達成:即使是有心科學化的研究者,也可能在分類標準、變項關係與結構過程之間留下模糊地帶。但正因為 Kaplan 把命題寫得夠清楚,後來的 Hoffmann、Masters 與 Waltz 才有辦法精確地指出它哪裡不足——這本身就是科學派所說的「可公開批判、可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6–388〕

三、第二次大辯論真的結束了嗎?

Knorr 與 Rosenau(1969)把這場論戰的代表性文章編成《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時,其實沒有把問題處理成「誰打敗了誰」。相反地,他們在導論中直接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進步不在傳統或科學,而在傳統與科學。」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Progress lies not in tradition or science, but in tradition and science.”)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Knorr & Rosenau(1969)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在他們看來,兩種途徑雖然存在真正的哲學與方法差異,卻仍可能彼此補足;問題不是消滅其中一方,而是讓彼此的長處成為對方的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因此,第二次大辯論與其說「結束」了,不如說它留下的問題被帶進了後來的研究實踐。國際關係研究並沒有從此達成方法論大和解,實證、詮釋、歷史與形式研究之間的哲學分歧仍然存在;但後來許多研究設計確實愈來愈重視不同要求之間的平衡。類實驗研究承認研究者不可能像實驗室一樣控制歷史,卻仍嘗試建立可信的反事實比較;過程追蹤與比較歷史分析則在保留歷史脈絡的同時,更明確交代證據與推論如何連接。傳統主義提醒我們不要為了可檢驗而犧牲現實,科學取向則提醒我們不要因為現實複雜,就讓任何判斷都無法受到檢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這或許才是第二次大辯論留下最重要的遺產:好的方法不是最精密的方法,而是最適合回答眼前問題的方法。正如 Knorr 與 Rosenau 所強調的,學術進步不必建立在「傳統或科學」的二選一之上,而可能來自兩者彼此限制、彼此修正。研究者真正需要防範的,不是自己手上有沒有工具,而是有一天竟然開始為了使用手上的工具,才決定自己要問什麼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389–396〕

參考文獻(第四堂原稿)

合併書目與實讀界線

以下保留第四堂原稿的每筆書目,將前期研究稿的實讀範圍與 DOI/書目連結補在對應條目後;粗體註記為後加校讀資訊,不屬於筆記編者原稿。前期研究稿獨列的第四堂筆記書目加在清單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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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連結

核心方法論爭論

傳統主義 科學主義 英國學派

方法論的後續發展與比較

結構現實主義 古典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 社會建構主義

前期研究稿待核問題

前期研究稿的書目與實讀界線已併入上方唯一的〈參考文獻(第四堂原稿)〉;以下保留當時提出的待核問題。

待核問題

  1. 「第二次大辯論」作為教學名稱可以保留;Bull、Kaplan 與 1969 選集是否應列為主軸?
  2. 第四堂筆記的 Bull 七項批評與 Kaplan 六模型雙重批評,哪些是筆記編者自行歸納、哪些有可指認的課堂原話?
  3. Kaplan 1966 年註 9 對 1957 年著作的自我限縮,是否足以修正筆記「未達自身標準」的判斷?建議核對 1957 原書序言及 pp. 245–246。
  4. 若納入古巴飛彈危機、Boulding、Hoffmann、Masters、Waltz 或 Wight 的細節,須另作原始論文與外交史查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