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國際主義
理論關係
連線依據:教材第39頁;「比較題目」由本筆記設計。
第三堂原稿對應章節
本頁原有的教材閱讀連結保留;第三堂筆記關於理想/自由國際主義的整章論述,直接顯示於下方。原稿由筆記編者編寫,授課教師為授課教師。〔筆記編者分析|SRC-D6087A6E1AA6,PDF 頁序 7–22〕
貳、理想主義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18。14
理想主義的興起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破壞密切相關。戰爭結束前後,政治人物與學者開始追問:究竟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才能避免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再次發生?
一、威爾遜與十四點和平原則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7–9。15
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具有政治學學術背景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早在 1917 年 1 月 22 日對參議院的演說中,他便主張戰後秩序不應只是重新建立另一種權力平衡,而應以「community of power」取代「balance of power」,以「organized common peace」取代「organized rivalries」(Wilson, 1917)。一年後的 1918 年 1 月 8 日,他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後來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在列出各點之前,他先說明美國參戰的理由與戰爭目的(以下為原稿轉錄的史料英文;中文為筆記編者翻譯,原典實讀界線見後文):
We entered this war because violations of right had occurred which touched us to the quick and made the life of our own people impossible unless they were corrected and the world secured once for all against their recurrence. What we demand in this war, therefore, is nothing peculiar to ourselves. It is that the world be made fit and safe to live in; and particularly that it be made safe for every peace-loving nation which, like our own, wishes to live its own life, determine its own institutions, be assured of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by the other peoples of the world as against force and selfish aggression.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re in effect partners in this interest, and for our own part we see very clearly that unless justice be done to others it will not be done to us. The programme of the world’s peace, therefore, is our programme; and that programme, the only possible programme, as we see it, is this:(Wilson, 1918)16
筆記編者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是因為權利遭到侵犯,而且這些侵犯深深傷害了我們;如果不加以糾正,如果世界不能一勞永逸地防止這類事情再次發生,我們自己的人民便無法正常生活。因此,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所要求的,並不是只屬於我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我們所要求的是,使這個世界成為適合而安全的居所;尤其要讓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能安全生存——像我們一樣,能夠過自己的生活、決定自己的制度,並在面對武力與自私侵略時,得到世界其他人民公正而公平的對待。世界所有人民在這項利益上實際都是共同夥伴;就我們而言,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正義不能施予他人,也就不會施予我們。因此,世界和平的方案就是我們的方案;而在我們看來,唯一可能的方案如下:
十四點的內容可摘譯如下(筆記編者翻譯):
公開締結和平公約,並以公開方式達成;此後不得再有任何形式的秘密國際諒解,外交應始終坦率進行,並置於公眾視野之下。
在領海以外的海洋上,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應享有絕對的航行自由;但為執行國際公約而採取國際行動,致使全部或部分海域封閉者,不在此限。
盡可能消除一切經濟障礙,並在所有同意和平且共同維護和平的國家之間,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提供並取得充分保證,使各國軍備裁減至符合國內安全所需的最低程度。
對一切殖民地主張進行自由、開放且絕對公正的調整;在決定所有這類主權問題時,當地居民的利益,必須與其權利有待判定之政府的合理主張具有同等分量。
撤離全部俄國領土,並以使世界其他國家能最充分、最自由合作的方式處理涉及俄國的一切問題,讓俄國能不受阻礙地獨立決定自身的政治發展與國家政策。
比利時必須獲得撤軍並恢復原狀,不得企圖限制她與其他自由國家同樣享有的主權。
所有法國領土都應獲得解放,被侵占的地區應予恢復;普魯士於 1871 年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上對法國造成的不公,應得到糾正。
義大利的疆界應依照清楚可辨認的民族界線重新調整。
奧匈帝國境內各民族應獲得最自由的自治發展(autonomous development)機會。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應獲撤軍,被占領土應予恢復;塞爾維亞應獲得自由而安全的出海通道;巴爾幹各國的關係應依歷史上既有的歸屬與民族界線,透過友好協商確定,並以國際保證保障其政治與經濟獨立及領土完整。
鄂圖曼帝國中的土耳其部分應獲得有保障的主權;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應獲得生命安全與不受干涉的自治發展機會;達達尼爾海峽應在國際保障下永久開放。
應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其領土包括無可爭議由波蘭人口居住的地區,並擁有自由而安全的出海通道。
必須依據特定公約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家聯合組織(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對大國與小國一視同仁地提供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相互保障。
在此必須先保留一項修正:十四點不應被簡化為「民族自決十四點」。Throntveit(2011)指出,「self-determination」一詞並未出現在 1918 年 1 月 8 日的演說中;威爾遜當時更常使用的是 self-government 與 autonomous development 等概念。十四點所採取的手段本身也不一致:有些是恢復原有國家領土,有些是修改疆界,有些要求自治,只有少數才是建立新國家。後來廣為流傳的「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是戰後政治論述與歷史記憶的產物,與演說文本本身必須區分。
學界補充:十四點中的自治與獨立並不相同
官方演說的第十點與第十二點使用「自治發展」的語言,第十三點則明言建立獨立的波蘭國家;第五至十三點也分別涉及殖民地主張、撤軍與疆界。**對原稿的修正:**原稿對十四點的民族政治解讀須逐條處理,不宜把每一處自治安排都等同於獨立建國;演說本身也不足以證明巴黎和會的實施效果。17
二、國際—國家—社會三層次的戰爭診斷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3。18
在十四點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引入授課教師老師「國際關係」114 學年度課程中所整理的國家發生戰爭之十七種可能原因,從中選取與戰間期理想主義問題意識及十四點較具直接關聯的因素,包括溝通失敗與相互認知錯誤、經濟動機、軍備競賽、帝國主義的擴張、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民族統一運動,以及以武力解決衝突等。此處並把它們當作分析變項,用以檢視十四點究竟試圖回應何種戰爭問題。
層次分析法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國際現象應從何種分析單位加以解釋。Singer(1961)指出,選擇不同分析層次不只是研究上的便利,而會直接影響研究者所能觀察到的因果關係:從國際體系出發,較容易看見國家共同面臨的外部約束;轉向國家或更低層次,則較能解釋不同國家面對相似環境時為何採取不同政策。
然而,單純把戰爭原因歸類於國際、國家與社會三個層次,仍可能使各層次彼此割裂。因此,本文借用宋學文(2004)提出的「正—反—合」控制論模型。宋學文主張,層次分析不應只是選擇巨觀或微觀層次,而應處理「結構」與「單元」之間的動態關係:「正」著重結構如何制約單元,由巨觀向微觀分析;「反」觀察單元如何對結構產生回饋;「合」則分析兩者在持續互動中形成的過程與控制機制。本文並不把「正、反、合」直接等同於三個層次,而是把它當作描述層次間因果作用方向的方法。
(一)國際層次:溝通失敗、軍備競賽與安全互動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9–11。19
一戰前的歐洲並非處於完全缺乏規則的狀態。列強之間已存在大量外交協定、同盟安排與國際法規範,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亦試圖進一步規範使用武力的程序。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國際制度完全不存在」,而是既有制度不足以消除資訊不透明、軍備競賽、相互猜疑與安全衝突;這些因素彼此作用,使一場原本可能侷限於奧匈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區域危機,逐步擴張為歐洲全面戰爭(Stevenson, 1996; Mombauer, 2013)。
首先,「溝通失敗與相互認知錯誤」可以與十四點第一點的公開外交直接對照。1918 年 10 月,House 要求 Cobb 與 Lippmann 解釋十四點的具體含義,兩人明確指出第一點的目的在於排除秘密條約、秘密條款與秘密國際諒解;威爾遜隨後回覆,認為該備忘錄基本上正確反映了十四點的原則(House, Cobb, & Lippmann, 1918; Wilson, 1918b)。換言之,若國際承諾長期由少數外交菁英以秘密形式處理,各國便更難掌握彼此的義務、意圖與可能反應。
若借用後來的認知研究,Jervis(1976)所指出的問題有助於說明威爾遜為何把外交透明視為和平的條件:同一項軍事或外交行動,可能被行動者自己理解為防禦,卻被他國解讀為進攻;如果雙方都以最壞情境推測對方,就可能產生彼此強化的敵意與反制。
1914 年的七月危機正反映了這種問題。斐迪南大公遇刺後,奧匈帝國並未立即對塞爾維亞採取軍事行動,而是先尋求德國支持。7月5日,奧匈駐柏林大使 Szögyény- Marich 向維也納報告,德皇表示奧匈若對塞爾維亞採取強硬措施,可以依賴德國的充分支持,並判斷俄國當時尚未準備好投入戰爭(Szögyény-Marich, 1914)。所謂德國「空白支票」不能被視為一戰爆發的單一原因,但它顯示聯盟承諾與對他國能力的判斷,會直接改變決策者對風險的估算。因此,國際層次的「溝通失敗」不只是外交官沒有把話說清楚,還包括不透明的同盟承諾、對他國意圖的推測,以及危機期間對彼此底線的錯誤估算。
第二個因素是軍備競賽。最著名的例子是 1890 年代末開始加速的英德海軍競爭:德國在 Tirpitz 主導下推動大規模艦隊建設,英國則高度關注德國戰艦數量與建造速度; 1909 年前後,英國國內更出現一波明顯的海軍恐慌(naval scare)與擴軍壓力。Stevenson(1996)指出,一戰前的軍備競賽並不限於英德海軍,而逐漸擴展至陸軍、動員計畫與軍事預算,使外交危機發生在高度軍事化的環境中。軍備競賽的關鍵不在於「武器越多必然導致戰爭」,而在於它的互動性:一國出於自保擴軍,另一國無法確定其意圖,便以自己的擴軍回應,後者又成為前者進一步擴軍的理由。Glaser(2000)也提醒,軍備競賽同時受外部安全壓力、國家政策與國內政治影響,不能被視為完全獨立的單一變項。
德國史料甚至呈現國際軍備競爭與國內政治的交織。1900 年德國帝國海軍局的內部備忘錄指出,海軍局新聞辦公室的任務之一,就是利用報紙、演講、教授與海軍協會等管道,向民眾宣傳建立強大艦隊的必要性,並持續提醒民眾注意其他國家海軍的成長與世界市場的競爭(von Heeringen, 1900)。這說明國際軍備競爭可以被政府轉化為國內政治動員的資源。也因此,十四點第四點要求各國軍備降低至符合國內安全所需的最低程度;其假設不是所有軍事力量都應消失,而是若國家安全長期建立在不斷累積相對軍力之上,各國的自保措施反而可能產生集體不安全。
第三,「以武力解決衝突」在七月危機中有直接的史料證據。1914 年 7 月 23 日,奧匈向塞爾維亞提出限時 48 小時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接受了相當多的要求,但對涉及奧匈官員直接在其境內參與調查等可能侵犯主權的條款有所保留,並表示若奧匈仍不滿意,可將爭議交付海牙國際法庭或列強處理;美國外交官 Vopicka 在當時送回華盛頓的報告中亦指出,塞爾維亞拒絕的是其認為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部分(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14)。然而,奧匈仍認定回覆不令人滿意,並於 7 月 28 日宣戰,其宣戰聲明表示為了保護其權利與利益,認為有必要訴諸武力(Austria-Hungary, 1914b)。這份史料的重要性在於:戰爭並不是在外交完全不存在的情況下突然發生;危機中存在外交往返與仲裁可能性,但政府最終仍把武力視為可接受的政策手段。
十四點第十四點的意義正在於此。本文把「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理解為對「國家最終自行使用武力處理重大衝突」的制度性回應。依「正」的概念,國際層次呈現的是由上而下的制約:資訊不透明、聯盟承諾、軍備競賽與安全不確定性,會改變國家所面對的選擇環境,使擴軍、動員與強硬外交顯得必要。
(二)國家層次:經濟利益、帝國擴張與武力政策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1–12。20
若僅以國際環境解釋一戰,仍有一個明顯問題:處於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並未做出相同的政策選擇。國際壓力可以創造限制與誘因,但不能代替政府決策。因此,國家層次關注的是:政府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又如何把經濟、帝國、安全與領土要求轉化為具體政策。
在經濟動機方面,1897 年德國外交國務秘書 Bülow 在帝國議會發表著名的「陽光下的地盤」(a place in the sun)演說,主張德國不能在具發展前景的地區被排除於列強競爭之外(Bülow, 1897)。這段史料不能被簡化為「德國為了經濟利益發動一戰」,但它顯示在帝國德國的官方政治語言中,商業利益、國家聲望、殖民競爭與海權已被結合進國家利益的概念。十四點第二點的海洋自由與第三點的消除經濟壁壘,可被視為對此類競爭方式的回應;House、Cobb 與 Lippmann(1918)的備忘錄也把第三點理解為建立非歧視性的經濟條件。較嚴謹的說法是:威爾遜並非認為經濟因素是一戰唯一的原因,而是把排他性商業安排與差別性經濟待遇視為需要降低的國際摩擦來源。
帝國維持與擴張則提供更直接的國家層次案例。1908 年 10 月,奧匈皇帝 Franz Joseph 正式宣布將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納入哈布斯堡君主國主權之下(Franz Joseph I, 1908)。從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這項吞併阻斷了波士尼亞未來與塞爾維亞結合的政治想像。對維也納而言,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之所以危險,不只因為塞爾維亞是敵對鄰國,更因為它可能吸引帝國內部的南斯拉夫人口,挑戰多民族帝國的內部凝聚。1912 至 1913 年巴爾幹戰爭後,塞爾維亞取得大量新領土(Svirčević, 2013),更加深了奧匈的疑慮。1914 年的最後通牒開頭即把問題界定為威脅帝國領土完整的顛覆活動,並要求塞爾維亞壓制反奧出版物、解散民族主義團體、修改教育內容(Austria- Hungary, 1914a)。這些指控不能直接當成客觀事實,但正因為它們是官方敘事,才特別適合用來分析維也納如何理解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
換句話說,民族主義不會自動變成國際戰爭,中間還存在國家層次的轉換:社會中的民族政治要求,經政府界定為國家安全問題,再由政府決定採取何種政策工具。七月危機中值得注意的是「政策選擇」而非「必然性」:德國選擇向奧匈提供支持;奧匈選擇提出限時極短、內容強硬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選擇接受大多數要求並保留涉及主權的部分;奧匈又選擇不以這些讓步作為繼續協商的基礎。Mombauer(2013)整理的外交與軍事文件亦顯示,維也納部分決策者早已考慮以軍事方式處理「塞爾維亞問題」,刺殺事件則提供了新的政策機會。這正是「反」的意義:一國的政策成為另一國所面對的新外部結構。
(三)社會層次: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民族統一運動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2–13。21
如果國際層次回答「國家處在什麼環境」,國家層次回答「政府如何做出選擇」,社會層次則追問:那些被政府稱為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政治要求,究竟從何而來?
一戰前的巴爾幹之所以特別適合作為案例,是因為當地的國家疆界與民族、語言及歷史認同並不重合。1908 年吞併危機後,塞爾維亞境內出現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民族防衛組織(Narodna Odbrana)亦在此背景下成立;1911 年,塞爾維亞軍官另組秘密團體「統一或死亡」(俗稱黑手會,Black Hand)(Newman, 2016)。到了 1914 年,部分民族政治力量已經激進化:Princip 在薩拉熱窩審判中自稱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表示希望南斯拉夫各民族統一並脫離奧地利統治(Owings, 1984)。這份證詞不能代表所有塞爾維亞人或塞爾維亞政府,但足以證明在部分激進青年與民族主義圈子中,打破既有帝國疆界已成為真實存在的政治想像。
同時,不能把青年波士尼亞、民族防衛組織、黑手會與塞爾維亞政府視為一個統一的行動者。巴爾幹戰爭的勝利在提升國家聲望的同時,也強化了文人政府與軍方激進派之間原有的政治張力(Bataković, 2013)。若忽略國家內部差異,就容易把「社會民族主義」直接等同於「國家發動戰爭的意志」。
民族主義因此不是一條單向因果鏈。它可以從社會產生,經由動員進入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又可能反過來重塑社會:1908 年的吞併刺激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1914 年國際敵對升高後,戰時動員與敵我區分又進一步強化民族認同。十四點第八至十三點集中處理民族、自治、疆界與國家重建問題,正回應這一層次。House、Cobb 與 Lippmann(1918)的備忘錄在處理奧匈、波蘭與巴爾幹問題時,詳細討論了各地錯綜的民族分布,顯示威爾遜陣營並非天真地相信民族疆界可以完全重合,而是在自治、領土調整、國家獨立與國際保障之間尋找組合。Moravcsik(1997)後來的自由主義理論也以類似方式指出,國家偏好應被視為國內與跨國社會力量經政治過程形成的結果,而非由國際體系直接給定。
學界補充:三層模型的署名界線
第三堂筆記提及授課教師在另一門「國際關係」114 學年度課程整理的十七種可能戰爭原因;本計畫未取得那門課的講義或錄音。從中選取項目、歸入國際/國家/社會三層,再對照十四點,是筆記編者在這份第三堂筆記中的重構。**對原稿的修正:**此模型可用於分析,不應被署為授課教師本堂完整講授的分類,更不能歸為威爾遜自己的理論。22
三、正—反—合跨層次反饋模型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3–15。23
若分析到此為止,層次分析仍只是一種分類工具。宋學文(2004)模型真正的價值,在於要求研究者回答:不同層次如何相互作用?若把這套方法運用於一戰,最核心的命題並不是「國際因素+國家因素+社會因素=戰爭」,而是:社會、國家與國際三個層次可能形成一個彼此強化的循環,使原本可控制的衝突逐漸升高到戰爭程度。
「反」的方向可以從 1908 年波士尼亞危機開始:奧匈的吞併政策刺激塞爾維亞社會的民族主義;民族統一要求進入塞爾維亞國家政治;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中的擴張又進入國際層次,降低了奧匈的安全感。「正」的方向則在 1914 年刺殺之後反向作用:德國的支持與俄國是否介入等國際因素,改變了奧匈政府的成本—效益計算,使最後通牒與軍事政策更為強硬。「正」並不是說國際結構機械式地逼迫奧匈宣戰,而是說國際環境改變了國家所看見的選項與成本。
「合」則說明兩個方向並沒有在某一點停止。奧匈的最後通牒與宣戰立即產生新的國際環境:俄國必須判斷是否支持塞爾維亞,德國必須重新評估俄國反應,法國與英國又必須重新思考自身承諾;國際危機升高後,國家將他國描述為威脅,社會中的敵我區分與民族榮譽論述更容易被強化,進而縮小政策妥協的空間。如圖 2 所示,這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強化循環:每一個節點的輸出,都成為下一個節點的輸入。
圖 2 第一次世界大戰跨層次自我強化循環
**圖 2 文字對照:**社會層次的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與利益要求,推動國家層次的領土、帝國、經濟與軍事強硬政策;政策進入國際層次後,聯盟互動、軍備競賽、猜疑與安全衝突使外部威脅與安全焦慮升高;國家因而再採更強硬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社會敵我認同與民族主義又被強化。圖中心標為「自我強化循環(正-反-合)」。
英德海軍競賽提供了另一個清楚的反饋案例:國內的世界強國想像支持德國擴張海軍;英國警戒並反制;德國感受到更高的外部威脅;國內支持擴軍的聲音進一步上升(von Heeringen, 1900)。Tirpitz(1919)戰後的回憶錄也描述了英國海軍措施如何在德國國內引起反感、增加擴軍的政治壓力;但回憶錄具有明顯的自我辯護性質,本文只將其作為與 1900 年備忘錄相互對照的輔助材料,而非單獨的因果證據。
四、十四點如何試圖切斷戰爭循環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5–16。24
以此架構重新閱讀十四點,可以發現它並非十四項彼此孤立的戰後政策,而可以理解為一套試圖在不同節點介入上述循環的制度設計。表 2 將條文、所回應的戰爭機制與分析層次加以對照。
表 2 威爾遜十四點:條文—戰爭機制—分析層次對照
條文 主要內容 回應的戰爭機制 分析層次 預期作用 第 1 點 公開外交 溝通失敗、錯誤認知、秘密同盟承諾 國際 降低資訊不透明,提高可預測性 第 4 點 裁減軍備 軍備競賽、安全困境式互動 國際 阻斷「擴軍—反制—再擴軍」循環 第 14 點 國家聯合組織 以武力解決衝突 國際 在「自保」與「動武」之間加入共同處理機制 第 2、3 點 海洋自由、非歧視貿易 排他性經濟競爭 國家 降低經濟利益轉為零和衝突的可能 第 5—7 點 殖民地調整、恢復主權、撤軍 帝國擴張、征服既成事實 國家 降低以征服追求利益的正當性 第 8—13 點 疆界調整、自治發展、新國家 民族主義、分離與統一運動 社會 緩和民族認同與政治疆界的矛盾 注:分類為本文依宋學文(2004)模型所做的分析性重讀,並非威爾遜本人的分類。
在國際層次,公開外交、裁軍與國際組織形成一組彼此連接的邏輯:公開外交降低不透明,裁軍降低軍事安全競爭,國際組織降低國家直接以單方面武力處理爭端的必要性。在國家層次,威爾遜並沒有要求國家放棄國家利益,而是試圖重新規範國家可以用什麼方式追求利益;國家在循環中扮演「轉換器」的角色,社會要求與國際壓力都必須經由政府才會轉化為對外行為。在社會層次,第八至十三點以自治、疆界調整與新國家的不同組合,嘗試降低民族認同與既有帝國疆界之間的張力。
如圖 3 所示,十四點所期待的並不是戰爭因素從此完全消失,而是防止某一層次的衝突自動成為下一層次更嚴重衝突的燃料。這與傳統權力平衡思維最大的差異在於:威爾遜不滿足於重新配置各大國的力量分布,而希望改變國家互動、追求利益以及處理民族政治的方式(Wilson, 1917; Kennedy, 2001)。
圖 3 威爾遜十四點的跨層次抑制模型
**圖 3 文字對照:**圖題為「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跨層次抑制模型」,副標是「從戰爭的自我強化循環到衝突的抑制性循環」。社會端以第 8–13 點的自治、邊界調整與新政治共同體降低民族矛盾進入強硬國家政策的壓力;國家端以第 2、3、5–7 點的開放經濟秩序、反征服與恢復主權降低零和擴張、占領誘因;國際端以第 1、4、14 點的公開外交、裁軍與國家聯合組織降低秘密承諾、不信任、軍備競賽及訴諸武力。
這裡形成一條貫穿全文的主線:如果衝突是由特定制度與誘因所產生,那麼和平改革的問題就是——能否改變產生衝突的條件?本文第肆章的題庫賽局,將以形式模型重新回答這個問題。
五、理想主義留下的遺產與限制
原稿
本節正文出自筆記編者第三堂筆記,PDF 頁序 16–18。25
這種對「國際政治可以被改造」的信念,成為戰間期改革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共同特徵之一。Bull(1972)回顧戰間期國際關係思想時,將這群思想家的共同傾向概括為對「進步」(progress)的信念。依其整理,可歸納為六項相信:
相信導致一戰的國際體系能被改造成一種完全和平正義的世界秩序
相信覺醒後的民主主義意識將發揮巨大影響
相信理想主義會有越來越多的呼應
相信國際聯盟(乃至國際組織)能夠發展並發揮功效
相信進步人士的和平努力與啟蒙工作能夠奏效
- 並相信理想主義者的職責是消除愚昧與偏見,揭示通往和平之路
本文認為理想主義為世界留下的遺產至少有五項。第一,公眾與人民力量進入國際政治,外交不必永遠只是少數政府菁英的專利。第二,國際問題不再只是封閉的外交技術問題,而成為公民可以理解、批判與參與的公共議題。第三,規則、教育、制度與資訊可能影響行動者的偏好、認知與利益。更精確地說,戰間期改革思想的重要遺產之一,是拒絕把國家偏好與國際環境視為完全固定不變;制度、社會力量、教育與公共意見可能影響政治選擇。第四,道德仍是評估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政治不只要回答「誰有力量」,還必須回答「這些力量應該服務什麼目的」。第五,國家間的部分利益可以調和,共同利益不必然是幻覺。
但這些遺產同時也是限制所在。理想主義首先追問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改造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接下來將反問:在一個由權力、利益與安全競爭構成的世界裡,這些改革究竟有多少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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