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Jervis(安全困境、守勢現實主義)
跨堂融合:安全追求何以變成相互風險
筆記編者的第三次大辯論講義與現實主義初版,都以「甲國為防衛而擴軍,乙國卻無法確定其意圖」鋪陳安全困境。傑維斯(R. Jervis)1978 年論文的出版社摘要可直接核對這個機制的核心:一國增進自身安全的政策可能減損他國安全,讓本有共同利益的國家難以合作。講義中的甲乙兩國是筆記編者的教學示例,不能當成傑維斯原刊個案;但兩份筆記把同一回饋機制放在守勢現實主義的脈絡,顯示「追求安全」與「造成不安全」可以同時成立。〔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32–37〕〔AI 擴充|SRC-48228735872E,初版 DOCX 段落 561–568〕〔AI 擴充|SRC-947E4A994F22,Jervis 1978 Cambridge 摘要,未讀全文〕
傑維斯並非只提出悲觀的無政府結論。他的摘要提出兩組可比較條件:被利用的代價與相互合作的收益如何改變賽局,以及防禦是否較進攻有利、防禦姿態能否與進攻姿態區分。於是同一個無政府背景之下,軍備互疑的強度可能不同。這與華爾茲的結構壓力可並讀,卻是在分析互動條件;與米爾斯海默強調大國改善相對權力的誘因可比較,卻不能據此說兩位作者已在已核讀文章中直接互批。〔AI 擴充|SRC-947E4A994F22,Jervis 1978 Cambridge 摘要〕〔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25–37〕
初版筆記進一步把安全困境連到攻防平衡與軍事技術,使這個概念不只是「大家都怕彼此」的口號。要判斷一個具體案例是否符合傑維斯的機制,仍須分辨一方是否以安全為目標、他方看到了什麼部署、攻防能力如何區分,以及是否確有相互增強的反應;若直接把侵略意圖當成已知,就改變了題目的設定。這段是兩份筆記與摘要的分析性整合,不宣稱已讀傑維斯原刊頁 167–214 的全部例證。〔AI 擴充|SRC-48228735872E,初版 DOCX 守勢現實主義章〕〔AI 擴充|SRC-6D45B6072C80,第三次大辯論 PDF 頁序 32–40〕〔AI 擴充|SRC-947E4A994F22,Jervis 1978 摘要、正文未讀〕
第三次大辯論原節
筆記編者筆記中的守勢現實主義章完整保存在肆、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以下嵌入原節,包含案例、圖表與原稿引文。該章的教學模型不能直接歸給 Jervis。〔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 頁序 32–48〕
肆、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守勢現實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本章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為什麼國家越是追求安全,反而可能越不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國家越是追求安全,反而可能越不安全?
國際關係理論中有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國家明明只是希望保障自身安全,卻可能因為增加軍事能力,使其他國家感受到更大的威脅,最後陷入一場所有參與者都不願意發生的軍備競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假設今天甲國與乙國是兩個軍事實力相近的鄰國,雙方都沒有立即征服對方的計畫。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甲國認為,既然未來國際局勢可能發生變化,而且無法確定乙國的政治領導人是否會改變政策,最保險的方式便是提前擴充軍備,確保即使未來發生戰爭,也具有足夠的防衛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但是,乙國無法直接觀察甲國的真正意圖,只能看到甲國正在增加軍事預算、部署新的武器系統,並逐漸提高軍事動員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因此,乙國也可能開始擔心,甲國是否準備利用軍事優勢改變既有權力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為了避免自己陷入不利處境,乙國決定同樣增加軍備。結果,甲國看到乙國的反應後,更加相信原本的安全疑慮確實存在,於是再次提高軍事投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最終,兩國都比原來擁有更多武器,也都付出更高的軍事成本,卻不一定比原來更加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這個例子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我們不必假設任何一方原本具有侵略意圖,也能夠理解軍備競賽為什麼發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換句話說,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與國家實際獲得的安全結果,並不一定具有正向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2〕
這正是守勢現實主義希望處理的重要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不過,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單純主張國家應該減少軍備,或認為國際合作一定比軍事競爭更加有利。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它真正希望回答的是:當國家共同處於無政府狀態,並且都必須自行保障生存時,究竟是哪些條件,使增加軍事能力有時能夠改善安全,有時卻反而引發更嚴重的安全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更進一步說,如果國家可以在不侵略其他國家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生存,那麼它是否仍然具有持續擴張的必要?如果軍事競爭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國家又是否可能透過克制與合作,獲得更高的安全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這些問題構成了守勢現實主義的重要研究方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R. Jervis(1978)的安全困境研究、Charles Glaser(1994/95)的安全合作理論、Stephen Van Evera(1998)的攻守平衡論,以及 Jack Snyder(1991)對過度擴張的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這項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由單一學者在特定年份提出的一套固定理論,而是由多位學者圍繞安全、擴張與國際競爭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論取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因此,以下將以 Jervis 的安全困境理論作為主要因果機制,再結合 Van Evera、Glaser 與 Snyder 的研究,重建守勢現實主義如何解釋國家行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二、理論前提:守勢現實主義如何理解國際政治?
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追求安全,以及不同條件如何影響安全競爭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依照 Jervis(1978)與 Taliaferro(2000/01)的研究,可以將其主要理論前提整理為以下五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需要注意,這五項是本文為了說明理論而進行的分析性重構,並非 Jervis 或Taliaferro 在原文中共同提出的固定五項公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 (一)國際體系缺乏共同最高權威
國際政治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之一,是不存在一個能夠可靠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3〕
這並不表示國際政治沒有法律、制度或國際組織,而是當國家面對重大安全威脅時,仍然不能保證其他行為者一定會提供保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因此,國家必須自行承擔維持生存的責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這項前提使安全問題無法完全交由國際社會處理,也讓國家必須持續關注其他國家的軍事能力與可能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 (二)國家以生存與安全為重要目標
守勢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追求權力的重要原因,是為了維持自身生存與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因此,權力可以是保障安全的手段,但國家並不必然需要無限制地增加相對權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例如,一個國家可能只需要具有足夠的防衛能力,就能夠使其他國家不願意輕易發動攻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擴張軍事力量是否具有吸引力,便取決於擴張能夠增加多少安全,以及它是否會產生新的成本與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不認為權力增加的安全收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 (三)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可以觀察其他行為者的軍事部署、公開聲明與外交政策,卻無法直接觀察其真正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更重要的是,即使一個國家目前沒有侵略計畫,也不代表它未來不會改變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因此,國家必須在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安全決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這項不確定性使國家即使只是為了防禦而增加軍事能力,也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但是,意圖不確定並不代表國家只能將所有軍事行動都理解為侵略準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國家仍然可以根據軍事部署、外交行為、資訊透明程度與過去的互動經驗,判斷其他行為者是否具有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因此,不確定性會影響安全競爭,但它所造成的效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 (四)增加自身安全的手段,可能同時降低他國安全
這是安全困境最重要的理論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4〕
Jervis(1978)指出,在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試圖增加自身安全的許多手段,可能同時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例如,甲國增加軍事能力後,雖然認為自身更加安全,乙國卻可能感到更加不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當乙國開始反制時,甲國也可能因此重新感受到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因此,國家安全不能完全被理解為個別國家獨立追求的結果,而必須考慮不同國家行動之間的相互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這項前提的重要性,在於它指出安全競爭可能產生非預期後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國家原本追求的是安全,但其行動經過其他國家的反應後,最後卻可能形成更不安全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軍事能力的增加,都必然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實際效果仍然取決於軍事條件與其他行為者如何理解這些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 (五)安全競爭的程度受到具體條件影響
守勢現實主義不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會在所有時間與地區產生完全相同的安全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Taliaferro(2000/01)指出,研究者還需要考慮安全困境、攻守平衡等結構修正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物質權力,以及國內政治等因素,才能更具體地分析國家的安全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例如,在某些地理條件下,攻擊其他國家可能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因此國家不必透過持續擴張就能有效維持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但是,在其他軍事環境中,如果進攻相對容易,國家可能更擔心遭到敵人率先攻擊,因而採取較積極的軍事準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此外,國家能否清楚區分防禦性與進攻性軍事部署,也會影響其他行為者是否將其視為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因此,即使國家共同處於無政府狀態,安全競爭仍然可能因為不同條件而出現不同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5〕
綜合而言,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直接假設國家必然採取克制與合作,而是從無政府狀態、國家安全目標與意圖不確定性出發,進一步分析不同條件如何影響權力與安全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三、理論推導:從安全追求到安全困境,再到不同的安全結果
■ (一)第一步:無政府狀態使國家必須自行保障安全
由於國際政治缺乏共同最高權威,國家不能完全依靠其他行為者維持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因此,國家必須持續評估外部威脅,並維持足夠的軍事與政治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當國家認為其他行為者可能在未來威脅自身生存時,便可能採取增加軍備、強化同盟或調整軍事部署等措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這些行動的目的可能是防衛,而不是侵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但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安全並不是完全獨立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甲國採取的安全措施,往往會改變乙國所面對的安全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因此,研究者必須進一步分析其他國家會如何理解與回應甲國的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 (二)第二步:安全措施可能被其他國家理解為威脅
當甲國增加軍事能力時,乙國可能無法確定這些能力未來是否會被用於進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因此,即使甲國的真正目標只是維持安全,乙國仍然可能認為自身處於更加危險的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為了降低不確定性所造成的風險,乙國可能同樣增加軍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但乙國的反應,又可能使甲國相信原先的安全疑慮確實存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因此,雙方的行動可能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循環: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甲國感受到威脅,因此增加軍備;乙國看到甲國擴軍,認為自身受到威脅;乙國採取反制,甲國又將乙國的反應視為新的安全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結果,雙方即使都沒有侵略意圖,也可能陷入軍備競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這便是 Jervis 所分析的安全困境,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螺旋模式(Spiral Model)。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6〕
圖 7 安全困境的相互反饋模型(雙國互動)
資料來源:本文依 Jervis(1978)及本章第三節第(二)步之推導整理繪製。說明:本圖呈現防衛性行動的非預期後果;若一方本具侵略目標,須與安全困境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不過,安全困境並不等於所有軍事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如果某個國家本來就具有明確的侵略目標,而其他國家只是為了避免遭到征服而增加軍備,那麼研究者仍然需要將真正的侵略威脅,與防衛性行動造成的相互猜疑區分開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這項區分的重要性在於,兩種情況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政策回應。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 (三)第三步:攻守平衡改變安全競爭的誘因
如果國家共同面對無政府狀態,而且都可能因為意圖不確定而產生恐懼,那麼為什麼有些國際環境比較容易出現軍事競爭,有些環境卻可能維持相對和平?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Jervis(1978)與 Van Evera(1998)的研究,便將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納入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攻守平衡主要關心,在特定軍事技術、地理與戰略條件下,進攻與防禦哪一方相對容易成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例如,如果甲國只需要付出相對較小的軍事成本,就能突破乙國防線並取得領土,那麼進攻可能具有相對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7〕
在這種情況下,乙國可能擔心自己一旦遭到突襲,就會蒙受巨大損失,因此更加重視快速動員與先發行動的可能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另一方面,甲國也可能因為認為征服容易成功,而增加使用武力的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因此,進攻優勢可能同時增加侵略的吸引力,以及國家對遭到先發攻擊的恐懼。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但如果防禦具有相對優勢,國家便可能在不侵略其他國家的情況下,利用相對有限的資源保障自身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由於征服成本提高,軍事擴張的預期收益可能下降,而國家透過防衛措施維持安全的空間則可能增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這也說明,攻守平衡不是單純比較進攻武器與防禦武器的數量,而是要判斷進攻與防禦的相對成本、成功機率及戰略效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Van Evera(1998)進一步指出,當征服相對容易時,可能增加機會主義擴張、先發制人及其他提高戰爭風險的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但這些都是具有條件性的理論預期,不能直接理解為進攻有利就必然發生戰爭,或防禦有利就必然維持和平。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 (四)第四步:攻守可區分性影響國家能否傳達防禦意圖
除了進攻與防禦何者比較容易成功,Jervis 還提出另一項重要條件:攻守可區分性(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這項概念關心的是,國家能否透過軍事裝備、部署與戰略姿態,判斷其他國家究竟是在準備進攻還是防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假設甲國增加一套主要用來攔截敵方攻擊、卻不容易被用來征服其他國家的軍事系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在這種情況下,乙國可能比較容易將甲國的行動理解為防衛措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但如果甲國增加的是一套既可以用來防禦,也可以有效攻擊乙國的軍事能力,乙國便可能無法確定甲國的真正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因此,即使甲國只是希望增加安全,也可能使乙國感到更加不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這項區分的重要性,在於它說明安全困境的程度,不只受到客觀軍事能力影響,也與其他國家能否辨識軍事行動的用途有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8〕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並不是同一個概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攻守平衡關心進攻與防禦何者容易成功;攻守可區分性關心其他國家能否判斷軍事部署的進攻或防禦用途。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兩者是可以分別變動的條件,而不是同一條因果鏈上的前後兩個步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圖 8 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兩個不同的概念
資料來源:本文依 Jervis(1978)與 Van Evera(1998)及本章第三節第(三)、(四)步整理繪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 (五)第五步:兩項攻守條件共同形成四種安全世界
Jervis(1978)將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兩個變數交叉組合,提出四種不同的安全世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表 3 Jervis 的四種安全世界
進攻具有優勢 防禦具有優勢 攻守不可區分 第一種世界:雙重危險,安全困境最為嚴重 第二種世界:安全困境存在,但國家安全需求可能相容 攻守可以區分 第三種世界:安全困境較不容易形成,但蓄意侵略仍具有危險 第四種世界:雙重穩定,克制與安全合作具有較大空間
資料來源:依 Jervis(1978, p. 211)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39〕
原 PDF 表格文字層核對
進攻具有優勢 防禦具有優勢 攻守不可區分 第一種世界:雙重危險,安全困境 最為嚴重 第二種世界:安全困境存在,但國 家安全需求可能相容 攻守可以區分 第三種世界:安全困境較不容易形 成,但蓄意侵略仍具有危險 第四種世界:雙重穩定,克制與安 全合作具有較大空間
圖 9 Jervis 的四種安全世界
資料來源:依 Jervis(1978, p. 211)整理。說明:第三種世界「安全困境較弱」不等於「安全、沒有戰爭」,蓄意侵略仍具有危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第一種世界:進攻有利,而且攻守不可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這是安全困境最容易加劇的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由於進攻具有優勢,國家可能認為一旦遭到敵人先發攻擊,就會蒙受嚴重損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另一方面,攻守不可區分,使國家為了增加防衛能力所採取的措施,也容易被其他國家理解為侵略準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因此,國家越是希望增加安全,越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軍事反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最後,雙方可能因為相互恐懼而陷入持續升高的軍備競賽。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第二種世界:防禦有利,但攻守不可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在這個世界中,國家仍然可能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軍事意圖,因此安全困境並沒有完全消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但是,由於防禦具有優勢,國家不一定需要透過征服或先發攻擊,才能保障自身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0〕
因此,即使雙方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猜疑,仍然可能具有相容的安全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換句話說,安全困境仍然存在,但不必然像第一種世界那樣嚴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第三種世界:進攻有利,但攻守可以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這是最容易受到誤解的一種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由於攻守姿態可以區分,原本希望維持安全的國家,可能透過選擇防禦性軍事部署,向其他國家傳達缺乏侵略意圖的訊息。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因此,安全困境本身可能相對較弱。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但由於進攻仍然具有優勢,如果某個國家原本就具有侵略意圖,便可能認為軍事征服具有吸引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理論提醒所以,安全困境比較弱,不代表戰爭危險必然較低。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這個世界的重點,在於必須區分由相互猜疑造成的安全困境,以及真正具有侵略目標的國家所產生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第四種世界:防禦有利,而且攻守可以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這是相對有利於安全合作的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因為防禦具有優勢,國家可以在不征服其他國家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另一方面,由於攻守姿態可以區分,國家也比較容易透過軍事部署傳達自己的防禦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因此,國家不必然需要透過持續擴張來增加安全,而可能有更多空間採取克制、軍備控制與合作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Jervis 將其稱為雙重穩定(Doubly Stable),但這並不代表國際政治從此沒有衝突,只是相較於其他條件,安全競爭比較不容易形成自我強化的螺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綜合這四種世界,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所關心的,不只是國家是否追求安全,而是國家安全追求的行動,如何在不同軍事條件下產生不同的互動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1〕
■ (六)第六步: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影響合作與競爭的相對收益
經過前面的推導,我們已經知道,國家共同處於無政府狀態,並不代表安全競爭的程度永遠相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當進攻具有優勢、攻守姿態又難以區分時,國家可能更加擔心遭到突襲,也比較難以透過防禦措施表明自身缺乏侵略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因此,即使原本只是希望維持安全的國家,也可能具有較強的軍備競爭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而且國家能夠清楚區分不同軍事部署的用途時,國家便比較容易在不威脅其他行為者的情況下維持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因此,克制與合作可能具有更高的安全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Glaser(1994/95)便進一步指出,合作也可能是一種自助(Cooperation as Self-help)。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如果雙方都主要希望維持安全,而且持續擴軍只會提高成本與相互猜疑,那麼軍備控制、互惠克制或資訊透明等安排,便可能比持續軍事競爭更加符合國家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不過,這項主張仍然具有條件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如果其中一方確實具有侵略意圖,或者合作安排無法有效保障雙方的安全需求,那麼克制便未必能夠帶來更好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直接從無政府狀態推導出合作,而是透過不同的安全條件,分析合作與競爭何者可能具有較高的安全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四、國家行為模式:國家如何在不同安全條件下選擇策略?
經過前面的理論推導,我們可以進一步整理守勢現實主義所涉及的國家行為模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需要先說明,以下是本文依 Jervis、Glaser、Van Evera 與 Snyder 等研究整理的分析性分類,並不是任何單一學者正式提出的固定四種國家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 (一)維持防禦能力與適度克制
當國家認為自身可以透過防禦性軍事能力保障生存,而且持續擴張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時,便可能選擇維持適當軍事力量,而不是無限制地增加相對權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2〕
例如,國家可能優先投資領土防衛、軍事嚇阻與其他具有防禦效果的能力,避免採取容易被其他國家理解為侵略準備的部署。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這種行為並不代表國家放棄軍事力量,而是試圖在維持防衛能力的同時,降低不必要的安全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因此,克制並不是沒有行動,而是一種根據安全收益與風險進行選擇的戰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 (二)制衡與防止安全威脅擴大
守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國家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避免制衡。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當其他國家具有明顯的擴張能力與意圖,並對自身生存構成威脅時,國家仍然可能需要增加軍事力量,或透過結盟限制威脅者的擴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不過,制衡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其他國家取得足以危及自身安全的優勢,而不必然是無限制地追求最大權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因此,研究者必須進一步分析,國家所採取的軍事措施是否確實有助於降低威脅,以及這些措施是否可能引發額外的安全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這也說明,守勢現實主義不是一套要求國家無條件讓步的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 (三)軍備控制、互惠克制與安全合作
當雙方主要希望維持安全,而且軍備競賽可能使彼此付出更高成本時,國家可能透過合作安排改善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例如,國家可以透過軍備控制限制特定武器系統、建立軍事資訊交換機制、增加軍事部署透明度,或透過外交協商降低彼此的威脅認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這些安排的目的,不一定是建立高度一致的政治價值或共同身分,而可能只是希望降低安全競爭所產生的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因此,即使國家仍然採取自助邏輯,也可能因為合作能夠改善自身安全,而選擇維持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不過,這項策略是否有效,仍然取決於合作對象是否具有相容的安全目標,以及相關安排能否降低遭到利用的風險。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3〕
■ (四)過度擴張:安全追求如何產生自我挫敗的結果?
除了前面三種安全策略,守勢現實主義也需要解釋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如果克制與適度制衡有時更加有利,為什麼國家仍然可能採取過度擴張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Snyder(1991)在《帝國的迷思》(Myths of Empire)中,便指出國家有時可能受到國內政治聯盟、軍事組織與擴張性戰略觀念影響,誤以為持續擴張是維持安全的必要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可能高估擴張所帶來的收益,卻低估其他國家的制衡反應與維持新領土的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結果,國家原本希望透過擴張改善安全,最後卻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反制,陷入更加不利的國際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不過,過度擴張在這裡並不是守勢現實主義所建議的政策,而是理論試圖解釋的反常或自我挫敗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因此,在分析國家行為時,必須將理論認為相對有利於安全的政策,與國家實際可能採取、卻未必有利於安全的政策區分開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表 4 守勢現實主義的國家行為模式
行為模式 主要條件 政策目的 可能結果 防禦與克制 防禦相對有效,持續擴張可能引發反制 在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保障安全 降低安全困境,但未必排除侵略威脅 制衡 外部威脅明顯增加 防止其他國家取得危及自身的優勢 限制威脅者,也可能增加安全競爭 安全合作 雙方安全目標相容,軍備競爭成本高 透過互惠安排改善安全 降低不確定性與軍備競賽成本 過度擴張 高估擴張收益、低估制衡成本,或受到國內政治影響 原本可能是追求安全或其他政治利益 引發反制、過度延伸與安全惡化
資料來源:本文依 Jervis(1978)、Snyder(1991)、Glaser(1994/95)與 Van Evera(1998)進行分析性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4〕
原 PDF 表格文字層核對
行為模式 主要條件 政策目的 可能結果 防禦與克制 防禦相對有效,持續擴 張可能引發反制 在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 況下保障安全 降低安全困境,但未必 排除侵略威脅 制衡 外部威脅明顯增加 防止其他國家取得危及 自身的優勢 限制威脅者,也可能增 加安全競爭 安全合作 雙方安全目標相容,軍 備競爭成本高 透過互惠安排改善安全 降低不確定性與軍備競 賽成本 過度擴張 高估擴張收益、低估制 衡成本,或受到國內政 治影響 原本可能是追求安全或 其他政治利益 引發反制、過度延伸與 安全惡化
五、理論運作方式:守勢現實主義如何形成完整的因果解釋?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直接假定國家會選擇合作或克制,而是試圖建立一套從國際環境到國家行為,再到安全結果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這套理論可以整理為四個主要環節。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 (一)第一階段: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安全追求
國際體系缺乏共同最高權威,國家必須自行保障生存。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由於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行為者的意圖,因此必須持續關注外部軍事能力與安全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這使國家可能採取擴軍、制衡或其他安全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不過,國際無政府狀態只是提供共同的安全壓力,並不足以單獨決定國家最後採取哪一種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 (二)第二階段:具體安全條件改變政策誘因
國家所處的軍事技術、地理環境與攻守條件,會影響安全政策的成本與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其中,攻守平衡影響國家進攻或防禦的相對難易;攻守可區分性則影響國家能否透過軍事部署傳達自身的防禦意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這兩項因素共同影響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例如,在防禦有利、攻守可區分的情況下,國家可能比較容易在不威脅其他行為者的情況下維持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但在進攻有利、攻守不可區分的情況下,國家即使只是希望提高防禦能力,也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反應而陷入軍備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因此,攻守條件應該被視為影響安全競爭的條件變數,而不是所有國家必然依序經歷的固定階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 (三)第三階段:國家間的安全互動
國家採取安全政策後,其他國家會根據自身的能力、意圖判斷與安全需求進行回應。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5〕
如果某國的軍事行動被視為侵略準備,其他國家可能選擇增加軍備或建立制衡同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這些反應又可能使原本希望維持安全的國家感到更加不安全,形成相互強化的安全競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相反地,如果國家能夠透過防禦性軍事部署、資訊透明與互惠安排降低猜疑,也可能使安全競爭得到緩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所關心的不只是個別國家的政策,而是不同國家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 (四)第四階段:不同的安全結果及反饋
經過前面的互動過程,國家可能出現不同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在某些條件下,雙方可能因為相互猜疑而持續擴軍,甚至陷入軍事衝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在其他條件下,國家可能透過防禦、克制與合作,在不持續增加軍事競爭的情況下維持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不過,這個過程並不是單向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國家所採取的政策,也可能反過來改變其他行為者的威脅認知、軍事部署與未來政策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例如,一國增加軍備可能使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國家的反制又可能進一步提高原先行動者的安全疑慮。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反過來說,若雙方持續透過合作安排降低猜疑,也可能逐漸形成較穩定的安全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的因果模型需要同時考慮結構性限制、條件變數、國際互動及反饋效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 (五)本文重構的守勢現實主義因果模型
為了將上述推導整理得更加清楚,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6〕
第一層:基本前提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生存需求、意圖不確定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第二層:安全條件攻守平衡、攻守可區分性,以及其他影響軍事與安全互動的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第三層:國家安全評估與政策選擇國家判斷外部威脅及不同政策的安全收益,選擇防禦、制衡、合作或其他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第四層:國家間安全互動其他國家依據自身安全需求回應,可能形成相互恐懼、軍備競賽,也可能形成互惠克制與安全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第五層:安全結果可能產生安全惡化、軍備競賽、衝突,或者相對穩定的安全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最後,安全結果與其他國家的反應,會再次影響國家對外部威脅的判斷,形成持續的反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不過,這個模型只是本文根據 Jervis、Glaser、Van Evera 與 Taliaferro 等學者的研究所進行的理論重構,並非其中任何一位學者在原著中提出的正式五階段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其中,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尤其不能被理解為國家依序經歷的兩個步驟;它們是共同影響安全互動的條件因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7〕
圖 10 守勢現實主義的因果模型——本文理論重構
資料來源:本文依 Jervis、Glaser、Van Evera 與 Taliaferro 等研究所作的理論重構,並非 Jervis 或任何一位學者原著提出的正式五階段模型。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為共同作用的條件變數。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8〕
透過這個模型,我們便可以理解守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因果主張: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不會自動產生更高的安全。它必須經過具體軍事條件與其他國家的戰略反應,才會形成最終的安全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8〕
這也讓守勢現實主義不再只是認為國家應該克制的政策主張,而是一套試圖解釋安全競爭何時加劇、何時緩解的條件性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8〕
第伍章 CHAPTER 5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49〕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現實主義初版原節
初版的守勢現實主義章保存在參、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跨五派的理論選擇章保存在陸、湯匙、叉子與筷子:五大現實主義應該如何選擇與使用?。以下以原節嵌入,保留筆記編者的圖表、分析與書目去處。〔筆記編者分析|SRC-48228735872E,DOCX 守勢現實主義章及第陸章〕
參、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追求安全的國家,反而可能使自己更加不安全?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39
1979 年,Kenneth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提出結構現實主義,試圖透過國際體系的結構,解釋為什麼不同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與領導人,仍然會反覆出現相似的安全競爭與制衡行為。對 Waltz 而言,國際政治之所以持續存在權力競爭,並不一定是因為國家具有侵略野心,而是因為國際社會缺乏共同最高權威,使國家必須自行承擔生存責任。
因此,國家往往需要透過內部制衡與外部制衡,維持足以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然而,這套理論卻留下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如果國家只是為了確保自身生存而增加軍備,為什麼這些行動仍然可能使其他國家感到威脅,甚至引發軍備競賽與戰爭?
例如,假設甲國發現周邊國家的軍事力量逐漸增加,因而決定擴充軍備、提高國防預算,並且強化與盟友之間的軍事合作。從甲國的角度來看,這些措施只是為了防止自己在未來遭到攻擊,並沒有任何侵略其他國家的意圖。
然而,乙國卻未必會以相同方式理解甲國的行為。
對乙國而言,甲國增加的軍事力量,未來也可能被用於攻擊自己。即使甲國反覆強調軍事準備完全出於防衛目的,乙國仍然無法確定甲國的意圖是否會隨著時間改變。因此,乙國也可能決定增加軍備,以避免自己的相對軍事能力下降。
結果,甲國觀察到乙國的軍事擴張後,反而更加確信原本的安全疑慮具有根據,因而進一步增加國防投入。乙國則可能作出相似反應,使雙方逐漸陷入持續的軍事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甲乙兩國可能都沒有侵略對方的野心,卻仍然因為彼此的防衛行動而感到更加不安全。
這便引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問題:為什麼國家明明只是希望保障自身安全,最後卻可能使彼此陷入更加危險的處境?
1950 年,John H. Herz 在〈理想主義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中,便已經使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說明缺乏共同最高權威的政治共同體,即使只是希望保護自身,也可能因為彼此的恐懼而陷入權力競爭。
1978 年,R. Jervis 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期刊發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進一步將安全困境發展成具有條件性解釋能力的理論架構。值得注意的是,Jervis 這篇文章比 Waltz 的《國際政治理論》還早一年發表,因此兩者並不是單純的先後繼承關係,而是共享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問題意識,並分別強調不同的解釋機制。
相較於 Waltz 主要研究國際結構如何產生自助與均勢,Jervis 更希望回答:既然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那麼這種安全困境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會特別嚴重,又在什麼條件下可能得到緩解?
Jervis 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雖然使國家難以完全排除外部威脅,卻不代表所有國家都必然陷入相同程度的安全競爭。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還會受到進攻與防禦何者具有優勢,以及國家能否區分其他國家的攻擊性與防禦性軍事姿態所影響。
因此,當防禦相對有利,且國家能夠辨識彼此的防衛行動時,即使國際體系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也可能透過軍事克制、外交協商與安全合作降低彼此的威脅認知。
這使守勢現實主義與單純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理論有所不同。它並不否認權力競爭與自助壓力,而是希望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國際結構環境,有時會產生高度敵對的軍事競爭,有時卻可能容許國家維持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
換句話說,守勢現實主義真正想回答的問題,不只是國家為什麼追求安全,而是:在什麼條件下,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會使彼此更加不安全,又在什麼條件下,國家可以在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保障自身生存?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
二、理論前提:守勢現實主義如何理解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國家安全?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0
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由單一學者在某本著作中一次完整提出的固定理論,而是由 Jervis、Glaser、Van Evera、Taliaferro 等學者,圍繞國家安全、軍事擴張與安全困境逐漸發展而成的研究取徑。
不同學者對國家行為的具體解釋雖然存在差異,但大致都同意,國際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使國家無限制地追求權力,而國家增加權力的行動,也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反制而損害自身安全。
因此,本文將參考 Jervis(1978)、Glaser(1997)與 Taliaferro(2001)等學者的論述,將守勢現實主義整理成四個基本命題。需要注意的是,這四項命題是本文為了比較不同現實主義理論所作的分析性整理,並非 Jervis 本人提出的四項固定假定。
(一)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守勢現實主義)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1
守勢現實主義的第一個基本命題,是國際體系缺乏能夠保障所有國家安全的共同最高權威。
這項假定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相同的理論起點。在國際政治中,即使國家可以透過條約、國際組織與外交談判進行合作,也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在所有情況下,保證國家不會遭到其他國家攻擊。
因此,國家必須考慮自身的安全能力,以及在危機發生時是否能夠有效抵抗外部威脅。
不過,守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無政府狀態本身就足以推導出國家必然採取擴張政策。因為即使國家缺乏共同最高權威,也不代表它們必然具有侵略意圖,更不代表軍事擴張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改善安全。
當軍事防禦相對容易,而進攻需要付出龐大成本時,國家可能不需要取得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也能夠維持自身安全。相反地,如果攻擊其他國家相對容易,國家便可能更擔心自己遭到突襲,因而增加軍事準備。
因此,國際無政府狀態提供了安全競爭的基本環境,但國家究竟會面對多大的安全壓力,仍然需要考慮其他條件。
(二)國家以維持自身安全為重要目標(Security Seeking)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2
第二個命題是,國家通常將生存與安全視為重要目標,而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希望無限制地增加權力。
這裡的安全追求,並不是說所有國家在歷史上都完全沒有擴張野心,而是守勢現實主義特別關注:當國家主要希望維持自身生存時,國際政治是否仍然可能出現權力競爭與軍事衝突?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如果研究者只能透過侵略野心解釋國際衝突,那麼當兩個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發生軍事對抗時,理論便可能缺乏足夠的解釋能力。
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即使國家只是希望保障安全,也可能因為彼此的軍事能力與威脅認知,逐漸陷入政治對抗。
然而,如果增加軍事力量可能引發其他國家制衡,那麼國家便不能直接假定,擁有越多權力就一定越安全。
當某個國家採取過度擴張政策時,其他國家可能因為感到威脅而結盟,使原本希望增加安全的國家,反而面對更加不利的國際環境。因此,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國家通常應該考慮權力擴張的邊際收益與成本,而不是將權力極大化視為不受條件限制的普遍策略。
這也構成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之間最重要的理論分歧之一。
(三)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彼此的意圖(Uncertainty about Intentions)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3
第三個命題是,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目前及未來的政治意圖。
即使某個國家公開表示自身沒有侵略野心,其他國家仍然可能擔心它未來改變政策。因此,國家在評估威脅時,不只會考慮其他國家宣稱的政治目的,也會觀察其實際軍事能力與戰略部署。
然而,守勢現實主義並不因此認為,國家永遠無法降低彼此的不確定性。
相反地,Jervis(1978)認為,當國家能夠區分攻擊性與防禦性軍事姿態時,便可能透過觀察其他國家的軍事部署,判斷它究竟是在準備侵略,還是主要希望維持自身安全。
例如,如果某種軍事系統主要適合防守本國領土,卻不容易被用來攻擊其他國家,那麼一個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便可能透過選擇這類系統,降低其他國家的威脅認知。
不過,這種訊號是否具有說服力,仍然取決於軍事技術、地理環境與其他國家如何理解該項部署。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是認為國家可以完全掌握其他國家的意圖,而是強調國家間的不確定性及其造成的安全競爭,可能隨著不同條件而有所改變。
(四)攻守條件影響安全競爭的程度(Offense–Defense Conditions)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44
第四個命題,也是 Jervis 安全困境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攻守條件會影響國家追求安全所產生的政治結果。
如果國家只要投入少量軍事資源,就能夠輕易征服其他國家,那麼即使某個國家目前沒有侵略意圖,其他國家仍然可能擔心它在未來利用這項優勢進行攻擊。
相反地,如果防禦具有優勢,國家便可能在不需要大規模擴張的情況下,維持足以保障自身生存的能力。
此外,即使防禦相對有利,國家是否能夠辨識其他國家的軍事姿態,仍然會影響彼此的威脅認知。如果同一種武器既可以用於防衛,也可以用於進攻,那麼國家增加這類武器時,仍然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
因此,Jervis 特別區分兩個重要概念: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與攻守可區分性(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
前者關心進攻與防禦何者相對容易,後者則關心國家能否從軍事部署中,區分其他國家究竟是在準備攻擊,還是維持防衛。
這兩項條件不只會影響國家採取何種軍事策略,也可能改變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以及國家之間是否有機會透過合作維持安全。
綜合以上四個命題,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並不是主張國家永遠應該避免使用武力,而是認為國家追求安全時,必須考慮增加軍事力量可能產生的反制效果,以及不同攻守條件如何影響自身安全。
因此,即使國際體系始終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也不一定會面對相同程度的安全競爭。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究竟會在什麼情況下被其他國家視為威脅,又在什麼條件下能夠避免這種結果?
三、理論推導: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如何形成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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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完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命題後,接下來便可以進一步推導:如果國家只是希望維持自身安全,為什麼國際政治仍然可能產生軍備競賽與衝突?而當國際體系始終處於無政府狀態時,又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
Jervis(1978)認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原本沒有預期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的嚴重程度,並不是在所有國際環境中都完全相同。
(一)安全困境的形成(Security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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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國家追求自身安全的措施,可能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進而引發相互反制。
假設甲國與乙國都只希望維持既有領土與政治自主,並沒有侵略對方的野心。然而,甲國為了防止未來遭到攻擊,決定增加軍事預算,並部署新的武器系統。
雖然這項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防衛,但乙國無法完全確定甲國未來會如何使用這些軍事力量。因此,乙國也決定增加軍備,以避免自身的相對防衛能力下降。
結果,甲國觀察到乙國的軍事擴張後,反而更加擔心自身安全,進一步提高軍事投入。雙方因此陷入不斷增加軍備、卻未必能夠提高安全的競爭過程。
這種互動的重要性,在於它不需要假設任何一方一開始便具有侵略意圖。即使雙方都只是希望避免遭到攻擊,也可能因為彼此的防衛措施而產生安全疑慮。
這便是安全困境的核心邏輯。
不過,這裡必須區分安全困境與一般的侵略衝突。如果某個國家原本就希望征服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因此增加軍備,那麼後者可能只是在回應真實的侵略威脅,不能直接將整個衝突視為雙方都因善意安全追求而產生的安全困境。
Tang(2009)特別強調,安全困境必須與蓄意侵略造成的安全問題有所區分。因為如果研究者將任何軍事對抗都稱為安全困境,便可能忽略國家意圖與因果機制之間的重要差異。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最具有特色的解釋,不是單純指出國家可能發生衝突,而是說明為什麼即使雙方沒有侵略意圖,仍然可能因為彼此追求安全的行動,陷入相互敵對的政治過程。
然而,這種過程是否必然持續惡化?
Jervis 認為,答案並不一定。因為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還會受到攻守條件的影響。
(二)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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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平衡指的是,在特定軍事技術、地理環境與戰略條件下,國家採取進攻或防禦行動的相對難易程度。
如果進攻具有優勢,國家可能只需要投入相對有限的軍事資源,就能夠突破其他國家的防衛。此時,即使國家目前沒有侵略意圖,其他國家也可能擔心它未來利用軍事優勢發動攻擊。
因此,當進攻相對容易時,國家往往更難放心地等待其他國家表明意圖,因為一旦對方率先發動攻擊,自己可能就必須承擔嚴重損失。
這種情況可能增加國家採取先發制人、提高軍備與快速動員等措施的誘因,使安全競爭更加激烈。
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時,國家即使沒有取得壓倒性的軍事能力,也可能足以抵抗外部攻擊。此時,國家便比較不需要透過持續擴張領土與軍事力量,來保障自身生存。
防禦優勢也可能降低國家透過戰爭取得政治利益的吸引力。因為如果進攻需要付出極高成本,而防衛又相對容易,國家便可能認為軍事擴張得不償失。
因此,Jervis 認為,當防禦具有優勢時,國際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便可能有所緩解。
不過,攻守平衡並不是一項可以永遠固定不變的條件。軍事技術、地理環境、後勤能力、戰場條件與戰略部署,都可能影響進攻與防禦的相對優勢。
例如,同樣的軍事力量,在平坦地形、山地、海洋阻隔或城市戰場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攻守效果。因此,研究者不能只根據國家擁有多少武器,就直接判斷進攻或防禦何者具有優勢。
這也使攻守平衡成為一項具有重要解釋力,卻同時面臨測量困難的理論變項。
(三)攻守可區分性(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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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攻守平衡關心軍事行動是否容易成功,攻守可區分性關心的則是:國家能否透過觀察其他國家的武器與軍事部署,判斷其主要目的究竟是進攻還是防禦?
如果同一套軍事系統既能有效抵抗外部攻擊,也能被用來迅速進攻其他國家,那麼即使某個國家只是為了自衛而增加軍備,其他國家仍然可能因此感到威脅。
例如,當某個國家增加具有遠距離打擊能力的軍事系統時,即使它宣稱這些武器主要用於防衛,周邊國家仍然可能擔心它未來利用這些能力攻擊自己的重要軍事設施。
相反地,如果某些軍事措施主要適合保衛自身領土,卻難以用來進攻其他國家,那麼國家便可能透過這些措施,向其他國家傳達自己主要希望維持安全,而不是準備侵略的訊號。
因此,攻守可區分性越高,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便越有機會透過選擇防禦性軍事姿態,降低其他國家的威脅認知。
不過,這並不代表可區分性高,就一定能夠消除所有安全疑慮。因為軍事能力的用途仍然可能受到戰略環境與技術條件影響,而其他國家也不一定會正確理解軍事部署所傳達的訊號。
因此,Jervis 所強調的是,當國家能夠區分攻守姿態時,安全困境可能比較容易緩解,而不是認為國家可以因此完全消除彼此的不確定性。
(四)攻守平衡與可區分性的交互作用:Jervis 的四種安全世界(Four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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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全困境同時受到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影響,那麼這兩項條件之間的不同組合,便可能使國際政治呈現不同的安全環境。
Jervis(1978)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第四節中,將這兩項變數交互組合,提出四種安全世界(Four Worlds),用來說明為什麼國家即使都處於無政府狀態,也不一定會面對相同的安全競爭。
表 1 Jervis 的四種安全世界
攻守姿態 進攻具有優勢 防禦具有優勢 攻守不可區分 第一種世界:雙重危險 第二種世界:安全困境存在,但安全需求可能相容 攻守可以區分 第三種世界:安全困境較不成立,但侵略仍然可能發生 第四種世界:雙重穩定 資料來源:依 Jervis(1978, p. 211)整理。
1. 第一種世界:進攻有利,攻守不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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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世界是安全困境最嚴重的情況。
當進攻具有優勢時,國家容易擔心其他國家率先發動攻擊;而當攻守姿態又無法區分時,即使某個國家只是增加防禦能力,也可能被其他國家理解為準備侵略。
因此,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可能難以在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增加自身安全。
結果,國家越希望保障自身安全,就越可能採取引發其他國家恐懼的軍事措施,使彼此陷入更加激烈的軍備競賽。
Jervis 因此將這種情況稱為雙重危險(Doubly Dangerous)的世界,因為它同時具有進攻優勢與意圖難以辨識的問題。
2. 第二種世界:防禦有利,攻守不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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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世界的安全困境仍然存在,但程度相對較低。
由於攻守姿態無法區分,國家增加軍備時,仍然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然而,由於防禦具有優勢,國家即使不主動攻擊其他國家,也比較可能維持自身安全。
因此,國家雖然仍然可能陷入安全競爭,卻不一定需要透過先發制人或軍事擴張來保障生存。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國家的安全需求可能具有相容性。即使雙方無法完全確認彼此的意圖,也可能在不必犧牲自身生存的情況下維持相對穩定的關係。
因此,Jervis 認為,第二種世界雖然仍然具有安全困境,卻比第一種世界更有利於安全與合作。
3. 第三種世界:進攻有利,攻守可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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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世界具有一項特殊的理論意涵。
雖然進攻具有優勢,使侵略者可能有機會透過軍事行動取得重要利益,但由於攻守姿態可以區分,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便比較有機會透過防禦性部署,表明自己沒有侵略意圖。
因此,單純希望維持安全的國家,不一定需要採取讓其他國家感到威脅的軍事措施。
在 Jervis 原本的分類中,這種情況並不是安全困境最嚴重的世界,而是安全困境本身較不成立,卻仍然存在侵略風險的情況。
因為即使國家能夠辨識攻擊性與防禦性姿態,也不代表世界上不存在希望透過戰爭取得利益的國家。
這項區分非常重要:安全困境不等於侵略威脅。即使安全困境受到緩解,也不代表所有國家都會因此選擇和平。
4. 第四種世界:防禦有利,攻守可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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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世界是四種情況中最有利於安全合作的環境。
首先,當防禦具有優勢時,國家比較不需要透過主動攻擊來保障自身生存;其次,當攻守姿態可以區分時,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便比較容易向其他國家表明自身的防禦意圖。
因此,國家既有能力維持自身安全,也比較不容易因為防衛措施引發其他國家的過度恐懼。
Jervis 因此將這種情況稱為雙重穩定(Doubly Stable)的世界。
不過,雙重穩定並不代表國際政治已經失去所有衝突的可能,而是說明在這種環境下,國家比較有機會透過防禦性軍事準備與合作,降低彼此的安全競爭。
綜合以上四種世界,可以發現 Jervis 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於說明國際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產生相同的政治結果。即使所有國家都需要自行保障生存,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仍然會受到攻守條件影響。
這也讓守勢現實主義能夠進一步回答:為什麼某些國家之間容易發生軍備競賽,而另一些國家卻可能在沒有共同最高權威的情況下,維持相對穩定的安全合作?
(五)安全困境的加劇與緩解:為什麼相同的無政府狀態可能產生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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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分析,可以進一步理解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因果邏輯。
首先,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國家無法完全依靠其他國家保障安全;其次,國家為了維持生存,可能增加軍事力量或調整軍事部署;接著,其他國家會根據自身的威脅認知,判斷這些行動是否可能損害自己的安全。
然而,這項判斷並不完全取決於國家的主觀恐懼,也會受到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影響。
當進攻具有優勢,且攻守姿態難以區分時,國家增加軍事力量的行動,比較容易引發其他國家恐懼與反制,使安全困境進一步惡化。
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而國家又能夠辨識彼此的防禦性措施時,國家便可能在不嚴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維持自身安全,使安全困境有所緩解。
此外,Jervis(1978)並不只透過攻守條件理解合作。他也運用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分析國家如何受到背叛成本、相互合作利益,以及對方未來是否願意合作等因素影響。
因此,安全合作是否可能,不只取決於軍事技術本身,也與國家對合作收益、遭到欺騙的風險,以及未來互動的預期有關。
如果將上述關係整理成簡化的推導模式,便可以得到以下因果鏈:
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安全追求 → 國家增加軍事準備 → 其他國家產生威脅認知與反制 → 安全困境可能加劇或緩解。
其中,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會影響上述互動過程,而不是在安全困境形成之後才開始發生作用。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所有安全競爭都具有相同原因,也不認為增加軍備必然導致戰爭。相反地,它希望透過不同的攻守條件,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安全追求,可能產生不同的國際政治結果。
四、國家行為模式:安全困境下的國家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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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增加軍事力量的行動可能使其他國家感到威脅,那麼國家究竟應該如何保障自身安全?
與 Morgenthau 明確區分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與聲望政策不同,Jervis 並沒有在原典中將國家安全策略整理成三種相互排斥的固定類型。因此,本文為了比較不同現實主義理論,將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政策意涵整理成防禦性軍事準備、制衡與戰略克制,以及安全合作與降低不確定性三種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策略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具有相同效果,其適用性仍然會受到攻守條件、國家意圖與既有權力關係影響。
(一)防禦性軍事準備(Defensive Military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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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性軍事準備的核心目的,是讓國家在遭到外部攻擊時,仍然具有足夠的抵抗能力,同時盡可能避免使其他國家認為自己正在準備侵略。
例如,國家可能透過強化防禦工事、改善軍事預警、建立防衛性的戰略部署,以及提高抵抗外部攻擊的能力,降低其他國家發動侵略的誘因。
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這類政策的重要性,在於國家可能不需要透過直接增加對其他國家的攻擊能力,就能夠改善自身安全。
不過,防禦性軍事準備能否有效降低安全困境,仍然取決於其他國家是否能夠辨識其防衛性質。
如果某項軍事能力同時具有強大的進攻用途,那麼即使國家宣稱它主要用於防禦,其他國家仍然可能感到威脅。因此,國家不能只根據自己是否具有侵略意圖,就認為自己的軍事政策一定不會產生安全困境。
此外,防禦性部署也不代表國家應該完全放棄攻擊能力。因為在某些戰略條件下,適度的反擊能力可能是有效防衛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這些軍事能力如何影響其他國家的威脅認知,以及是否有助於提升自身的長期安全。
(二)制衡與戰略克制(Balancing and Re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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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個國家具有明確的侵略意圖,或其軍事擴張已經對其他國家構成嚴重威脅時,守勢現實主義並不否認制衡的必要性。
國家仍然可能透過增加軍備、強化同盟與提高軍事準備,阻止其他國家改變既有權力分配。
然而,守勢現實主義特別強調,制衡與軍事擴張必須考慮可能產生的反制效果。
如果國家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無限制地增加軍事力量,便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恐懼,使原本可以透過有限防衛達成的安全目標,逐漸演變成長期軍備競賽。
因此,戰略克制(Restraint)便具有重要性。
例如,當國家已經具有足以抵抗外部攻擊的能力,而進一步擴張軍事力量可能使其他國家更加不安時,政治領導人便需要考慮,增加軍事能力是否真的能夠改善自身安全。
不過,戰略克制並不是無條件退讓,也不代表面對侵略者時應該放棄防衛。它的核心是根據實際威脅與攻守條件,避免採取超出安全需求、卻可能引發不必要反制的政策。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所強調的不是國家應該永遠保持弱小,而是認為國家必須衡量軍事擴張的安全收益與政治成本,避免將取得更多權力誤認為保障安全的唯一方式。
(三)安全合作與降低不確定性(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Re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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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防禦與制衡保障安全,守勢現實主義也認為,當國家之間具有相容的安全需求時,合作可能成為改善自身安全的重要方式。
Charles L. Glaser(1995)在〈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合作作為自助〉(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中,便對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安全競爭的觀點提出修正。
他認為,自助並不必然等同於軍備競賽或對抗性政策。當兩個國家主要希望保障自身安全,且軍事競爭可能使雙方付出高昂成本時,透過合作降低彼此的威脅,反而可能比持續增加軍備更符合國家利益。
例如,國家可能透過軍備控制、軍事透明化、建立溝通機制及限制特定高風險部署,降低其他國家對自身軍事意圖的疑慮。
如果這些措施能夠使雙方避免不必要的軍事競爭,並同時維持足夠的防衛能力,那麼合作便不只是出於道德理想,也可能是一種理性的自助策略。
不過,安全合作並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完全排除遭到欺騙的可能性。當某個國家可能利用其他國家的克制取得軍事優勢時,單方面讓步便可能使自身陷入更加不利的處境。
因此,國家必須考慮合作措施是否具有互惠性、其他國家是否願意遵守承諾,以及相關安排是否會嚴重削弱自身的防衛能力。
這也說明,守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合作在任何條件下都比競爭更加合理,而是認為當安全需求相容、軍事條件有利,且國家能夠有效降低彼此的不確定性時,合作便可能成為維持安全的重要策略。
綜合以上三種政策方向,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最大的差異,不在於前者反對軍事力量、後者支持軍事力量,而是兩者對增加權力是否能夠改善安全,具有不同的理論預期。
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國家應該追求的是能夠維持長期生存的安全安排,而不必然是最大程度的相對權力。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到安全困境的形成與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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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將 Jervis 的安全困境理論與守勢現實主義整理為五個主要分析環節。
首先,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的安全追求,以及其他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共同構成國家面對的基本安全環境。
其次,當國家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增加軍事力量時,其他國家可能將這些措施理解為潛在威脅,進而採取相應的軍事準備,使雙方出現相互反制與安全競爭。
然而,這個過程並不必然導致安全困境持續惡化。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會影響國家如何理解其他國家的軍事行動,以及採取反制措施的必要性。
當進攻具有優勢,且攻守姿態難以區分時,國家可能更難透過防衛措施保障安全,安全困境也比較容易加劇;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且國家能夠辨識彼此的防禦性部署時,雙方便可能在不嚴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維持安全。
接著,國家可能根據自身的安全環境,選擇防禦性軍事準備、制衡與戰略克制,或透過軍備控制與安全合作降低彼此的不確定性。
最後,這些政策的結果可能使國家陷入更嚴重的軍備競賽,也可能改善彼此的安全關係,並進一步改變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威脅認知與未來政策選擇。
因此,本模型中的攻守條件,應該被理解為影響安全互動過程的調節變數,而不是在安全困境已經形成後,才開始產生作用的獨立階段。
此外,模型中的回饋效果也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國家目前採取的政策,可能改變其他國家的軍事部署與威脅認知,使原本較為安全的關係逐漸惡化,也可能透過互惠克制與安全合作,改善彼此對未來行動的預期。
不過,這套分析並不是 Jervis 所提出的固定五階段決策流程,而是本文依據安全困境理論所建立的條件性因果模型,用來說明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如何在不同攻守條件下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
圖 3 Jervis 安全困境與守勢現實主義的條件性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Jervis(1978)、Glaser(1997)與 Taliaferro(2001)等文獻整理繪製。
六、理論評估:守勢現實主義作為國際政治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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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特色,在於它並不將國際無政府狀態直接等同於持續擴張與軍事對抗,而是進一步分析,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究竟會在什麼條件下引發其他國家反制,以及什麼條件可能使安全競爭得到緩解。
然而,如果我們希望評估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價值,就不能只問安全困境是否存在,而應該進一步追問:面對什麼樣的研究問題,守勢現實主義能夠提供其他現實主義較難提供的解釋?而當研究者試圖利用攻守條件解釋國家行為時,又會遇到哪些理論與方法上的限制?
(一)理論優勢:為什麼能夠解釋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仍然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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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守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優勢,在於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兩個主要希望維持自身安全的國家,仍然可能因為彼此的防衛措施而陷入軍事競爭。
這項解釋與單純將國際衝突歸因於侵略野心的理論不同。因為即使研究者無法找到某個國家明確的侵略意圖,也不代表國家間的安全競爭便沒有合理的解釋。
守勢現實主義提醒我們,國家的軍事行動不只具有自身所設定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非預期的影響。當某個國家增加軍事力量時,即使它只是希望提高防衛能力,其他國家仍然可能因為擔心未來遭到攻擊,而採取相應的軍事準備。
因此,研究者不能只觀察單一國家的軍事政策,也必須進一步分析其他國家如何理解這些行動,以及相互反制如何逐漸改變彼此的安全環境。
Glaser(1997)在〈重新檢視安全困境〉(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中,便進一步整理 Jervis 的理論,指出安全困境的關鍵,在於國家即使具有相容的安全目標,也可能因為相互作用而陷入競爭與衝突。
這種解釋特別適合研究軍備競賽、軍事部署變化、戰略誤判,以及原本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為什麼逐漸將彼此視為威脅。
不過,守勢現實主義的解釋優勢,並不只是能夠說明安全困境為什麼發生,更在於它進一步提出了可供比較的條件,讓研究者能夠分析安全困境在不同環境下為何具有不同的嚴重程度。
(二)條件性解釋:攻守條件如何影響國家間的安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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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勢現實主義的另一項重要優勢,是能夠將軍事技術、地理環境與攻防條件納入解釋,分析不同國際環境中的戰爭風險。
Stephen Van Evera(1998)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發表〈攻勢、防禦與戰爭的原因〉(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便將攻防理論進一步運用於歷史案例研究。
Van Evera 認為,當征服其他國家相對容易時,國家可能更容易認為戰爭能夠帶來重要收益,進而增加採取軍事擴張的誘因。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征服成本較高時,國家便可能認為戰爭不容易成功,因此減少透過軍事行動改變現狀的動機。
為了檢驗這項主張,他將攻防理論應用於歐洲自 1789 年以來的國際政治、古代中國,以及美國自 1789 年以來的歷史經驗,嘗試比較不同時空背景下,攻防條件與戰爭風險之間的關係。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只從個別國家的侵略意圖出發解釋戰爭,而是試圖比較不同歷史時期的軍事環境,分析為什麼某些時代的國家比較容易相信軍事征服能夠成功,而另一些時代的國家卻可能面對高昂的進攻成本。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分析軍事技術變化、地理條件與攻防優勢如何影響戰爭風險時,攻防理論便提供了一套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不過,Van Evera 的研究也提醒我們,攻守平衡並不只是一項單純由武器數量決定的變數,而是需要考慮軍事技術、地理環境及戰略條件等因素。
因此,這項理論雖然具有較高的歷史比較價值,卻也面臨如何準確測量攻守條件的問題。
(三)攻守平衡與可區分性的操作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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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攻守平衡能夠影響安全困境與戰爭風險,那麼研究者首先必須回答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要如何判斷某個歷史時期是進攻有利,還是防禦有利?
這個問題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加困難。
因為同一種武器可能同時具有進攻與防禦用途,而軍事行動的成功機率,也可能受到地形、軍隊訓練、後勤能力、戰略部署及其他國家是否介入等因素影響。
例如,某種軍事科技可能增加國家突破防線的能力,卻也可能同時提高防衛者偵測、反擊與阻止攻擊的能力。因此,研究者不能只根據某項武器是否具有攻擊能力,就直接判斷它一定使進攻具有優勢。
Glaser 與 Kaufmann(1998)在〈什麼是攻守平衡,以及我們如何測量它?〉(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中,便專門回應攻防理論在概念定義與測量上的問題。
兩位學者認為,研究者應該將攻守平衡理解為攻擊者取得並維持領土所需付出的軍事成本,相對於防衛者投入防衛力量成本的關係,而不是單純比較兩國各自擁有多少軍事資源。
這項討論的意義,在於它使攻守平衡從一個相對抽象的理論概念,逐漸朝可以進行經驗分析的方向發展。
然而,即使研究者接受這種定義,實際測量仍然具有相當困難。因為不同戰區、不同地形與不同軍事任務,可能具有不同的攻守條件,而國家對軍事技術的理解,也不一定與實際戰場結果相同。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運用守勢現實主義分析特定軍事衝突時,便需要先界定研究的是哪一種軍事行動、哪一個地理範圍,以及何種條件下的進攻與防禦。
否則,如果研究者只是在戰爭發生後,根據勝負結果判斷進攻是否具有優勢,便可能使理論陷入循環論證。
同樣地,攻守可區分性的測量也具有困難。某種軍事能力對本國而言可能主要具有防禦用途,對其他國家而言卻可能構成攻擊威脅。因此,研究者必須區分武器的客觀用途,以及其他國家如何理解這些軍事能力。
這也說明,守勢現實主義若要形成具有說服力的實證研究,不能只提出進攻或防禦何者比較有利的判斷,而必須進一步清楚界定相關概念,並提出可以獨立檢驗的經驗證據。
(四)國家意圖與威脅認知:如何區分現狀國家與修正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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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攻守條件的測量問題,守勢現實主義還面臨另一項重要限制:研究者究竟應該如何判斷,某個國家是真正希望維持安全,還是具有改變既有權力分配的侵略意圖?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安全困境的解釋,往往建立在國家沒有明確侵略野心,卻因為彼此追求安全的行動而產生衝突的情況。
然而,在實際國際政治中,國家的意圖通常難以直接觀察。即使某個國家宣稱自己只是進行防禦,也不代表它未來不會使用軍事力量改變現狀。
因此,如果研究者在戰爭發生後,才根據某個國家最後是否發動攻擊,判斷它原本是否具有侵略意圖,便可能使理論失去事前解釋與預測的能力。
Shiping Tang(2009)在〈安全困境:概念分析〉(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中,便指出安全困境的概念在後續研究中經常被過度擴張,使許多具有不同因果機制的安全問題,都被歸類為安全困境。
Tang 因此主張,研究者必須更嚴格區分國家因為安全追求而形成的非預期衝突,以及具有侵略意圖的國家主動製造的安全威脅。
從這個角度來看,守勢現實主義雖然有助於解釋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為什麼仍然可能發生衝突,卻也必須承認,並非所有軍事競爭都能夠透過安全困境加以理解。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運用安全困境解釋特定國家關係時,便需要進一步分析政治領導人的政策目標、外交行為、軍事部署,以及國家是否曾經採取具有改變現狀意圖的行動。
這項要求也使守勢現實主義在實際研究中,可能需要結合對國家意圖與決策過程的分析,而不能完全依靠軍事能力與攻守條件建立解釋。
(五)安全困境理論的解釋範圍:何時需要引入其他因素?
原稿|筆記編者《現實主義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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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守勢現實主義的另一項限制,在於即使我們已經知道某種軍事條件有利於防禦,也不代表國家就一定能夠透過軍事克制或安全合作,成功降低彼此的威脅認知。
Evan Braden Montgomery(2006)在《國際安全》發表〈走出安全困境:現實主義、安全保證與不確定性的問題〉(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便對守勢現實主義的安全合作論述提出重要批評。
Montgomery 認為,守勢現實主義雖然強調國家可以透過改變軍事姿態,向其他國家傳達自己沒有侵略意圖的訊號,但這種安全保證並不一定容易成功。
因為如果某種防禦性軍事姿態對具有侵略意圖的國家同樣有利,那麼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國家,即使選擇這種姿態,也未必能夠有效證明自己沒有侵略意圖。
更重要的是,若國家希望透過減少軍事能力或限制某些部署,向其他國家表達善意,便可能在對方仍然具有侵略意圖的情況下,使自身安全受到威脅。
因此,安全保證存在一項重要困境:國家若希望透過軍事克制證明自己沒有侵略意圖,是否必須付出使自身更加脆弱的代價?
Montgomery 透過英德海軍競賽、赫魯雪夫時期的軍隊裁減,以及戈巴契夫時期的軍備限制與軍備控制政策,分析不同歷史情境下軍事克制與安全保證所面臨的困難。
他的研究提出一項值得注意的修正:即使防禦具有優勢,而且攻守姿態可以區分,國家也不一定比較容易傳遞可信的安全訊號。因為當防禦性部署本身也是所有國家合理的選擇時,單純採取防禦措施未必足以區分真正的安全追求者與潛在侵略者。
因此,國家能否透過軍事克制降低彼此的恐懼,不只受到攻守條件影響,也與傳遞訊號的成本、可信度,以及其他國家如何解讀該項行動有關。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並沒有完全否定安全困境理論,而是進一步指出,即使某些條件有利於安全合作,合作仍然需要透過具體的政治與軍事行動,才能夠真正改善國家之間的相互預期。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分析軍備競賽是否可能緩解、軍備控制協議是否具有可信度,或某項軍事克制措施能否降低其他國家的威脅認知時,守勢現實主義可以提供重要的分析起點,但可能仍然需要進一步納入訊號傳遞、國家意圖與政治決策等因素。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最具有分析價值的情境,通常不是研究者希望單純解釋哪個國家擁有較多軍事力量,而是希望理解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為什麼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以及哪些條件可能使安全競爭得到緩解。
當研究問題涉及軍備競賽、安全困境、軍事部署、攻防條件與安全合作時,守勢現實主義通常能夠提供比單純分析能力分配更加細緻的解釋。因為它不只關心國家是否具有足夠力量,也進一步關心軍事力量如何影響彼此的威脅認知,以及國家能否在不嚴重損害其他國家安全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生存。
然而,如果研究者希望解釋某個國家為什麼具有明確侵略野心,或為什麼大國即使沒有立即面臨生存威脅,仍然積極追求領土擴張與區域霸權,那麼安全困境與攻守條件未必能夠提供完整答案。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優勢,不在於否認國際權力競爭,而是在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與自助壓力的前提下,進一步解釋安全競爭何時會加劇、何時可能緩解,以及為什麼增加軍事能力並不必然能夠改善國家安全。
這也再次提醒我們,不同現實主義理論的價值,應該回到研究目的本身加以判斷。如果我們希望研究的是國際結構如何產生均勢,結構現實主義可能提供較直接的分析架構;但如果我們希望進一步理解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為什麼會產生非預期的威脅與衝突,那麼守勢現實主義便具有重要的解釋優勢。
七、小結:守勢現實主義補充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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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守勢現實主義可以從四個基本命題加以理解:首先,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使國家無法完全依賴共同最高權威保障安全;其次,國家通常將維持自身生存與安全視為重要目標,而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追求無限制的權力擴張;第三,國家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因此即使沒有侵略野心,也可能因為彼此的軍事準備而陷入安全競爭;最後,攻守平衡與攻守可區分性,會影響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以及國家之間是否有機會透過合作維持安全。
基於上述命題,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並不必然產生相同結果。當進攻具有優勢,且攻守姿態難以區分時,國家可能因為擔心遭到攻擊而提高軍事準備,使安全困境持續惡化;相反地,當防禦具有優勢,且國家能夠辨識彼此的防禦性措施時,便可能在不嚴重威脅其他國家的情況下維持安全,使軍事克制與安全合作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這使守勢現實主義能夠進一步補充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Waltz 主要從國際結構出發,說明為什麼國家必須自行承擔生存責任,以及國際體系為什麼會反覆形成均勢;守勢現實主義則進一步分析,即使國家都處於相似的無政府環境,為什麼不同攻守條件仍然可能使國家面臨不同程度的安全競爭。
因此,守勢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貢獻,不只是說明權力擴張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制衡,更在於指出,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可能產生與原本目的相反的結果。當某個國家為了改善自身安全而增加軍事力量時,其他國家可能因為感到威脅而採取相同措施,使原本希望維持生存的國家,反而面對更加危險的國際環境。
然而,這套理論也留下了一個重要問題:如果過度追求權力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那麼國家究竟應該維持多少權力,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生存?
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當某個國家已經具備足夠的防衛能力,而進一步擴張可能造成高昂成本時,戰略克制往往比持續增加權力更加合理。
不過,這樣的判斷也面臨一項困難:即使某個國家目前已經具有足夠的防衛能力,又如何確定這些力量在未來仍然足以保障安全?
隨著國際權力分配改變,原本實力較弱的國家可能逐漸崛起,而目前沒有侵略意圖的國家,也可能在未來改變政策。因此,即使某個國家現在選擇軍事克制,也不代表其他國家將永遠維持相同的權力與利益關係。
這便使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如果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大國未來是否具有敵意,為什麼不應該在有利的條件下,盡可能增加自身的相對權力,以降低未來遭到威脅的可能性?
John J. Mearsheimer(2001)便透過攻勢現實主義,對這項問題提出不同的答案。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攻擊性軍事能力、意圖不確定性、生存目標與理性行動等條件共同作用時,會使大國產生持續追求相對權力優勢的誘因。
對 Mearsheimer 而言,取得更多權力雖然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卻也可能是降低未來威脅的重要方式。因此,只要擴張的預期收益高於成本,大國便具有利用有利機會改善相對權力地位的誘因,而取得區域霸權則是大國在現實地理條件下可能追求的最高安全地位。
因此,如果守勢現實主義試圖回答的是「在什麼條件下,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會使自己更加不安全」,那麼攻勢現實主義進一步關心的便是:既然國家永遠無法完全確定未來的威脅,適度的權力是否真的足以保障長期生存?
這也將帶領我們進入下一個理論: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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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湯匙、叉子與筷子:五大現實主義應該如何選擇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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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面五套現實主義的介紹,我們已經知道,Morgenthau、Waltz、Jervis、Mearsheimer 與 Rose 雖然都關心權力、安全及國家生存,卻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前提與因果解釋。
然而,理解這些理論之後,還存在一個更加實際的問題:當我們真正要開始研究國際政治時,究竟應該選擇哪一套現實主義?
這讓我想到,選擇理論其實有點像玩《英雄聯盟》時查詢 OP.GG。不同英雄有各自適合的位置與玩法,玩家也可以觀察其他人最常使用哪些裝備,再根據對手與戰局決定如何調整。
國際關係理論似乎也是如此。研究者可以先了解各套理論主要用來解釋什麼,再參考學界實際的使用情況。但如果研究過程中發現既有理論無法充分回答問題,是否也能像調整出裝一樣,更換理論,甚至結合不同理論的解釋機制?
當然,理論不是遊戲裝備,也不存在一套能夠適用所有研究問題的「版本答案」。
Lake(2011)在〈Why “Isms” Are Evil〉中,便批評國際關係學界過度重視不同學派之間的競爭,使研究者有時更加關心如何捍衛自己的理論傳統,而不是解釋實際發生的政治現象。不過,Nau(2011)也提醒我們,不同理論的基本假定與解釋邏輯具有重要差異,不能因為希望跨越學派界線,就忽略這些差異。
因此,我認為理論選擇不應該從「自己喜歡哪一派」開始,而應該依序回答三個問題:我想解釋什麼?學界通常使用哪些理論研究這類問題?如果原有理論無法解釋,我又應該如何調整?
以下便依照這個順序展開討論。
一、首先確認研究問題:從層次分析法選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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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週課程中,我們曾經透過層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將國際政治研究區分為個人、社會、國家、國際與結構五個分析層次。
Singer(1961)在〈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便指出,研究者選擇不同的分析層次,將影響其如何觀察國際政治,以及能夠提出什麼樣的解釋。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使用的五層次分類是依照課堂架構整理,並非 Singer 原文提出的固定五層次分類。
這項方法對理論選擇相當重要,因為即使研究的是同一個政治現象,我們仍然可以從不同層次尋找原因。
例如,當研究者希望解釋某個國家為什麼增加軍事預算時,可以從政治領導人的威脅認知出發,也可以分析國內政治制度、其他國家的軍事行動,或國際體系中的能力分配。
因此,我認為在選擇理論之前,應該先區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希望解釋的現象位於哪個層次?第二,我們認為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又位於哪個層次?
這兩者不一定相同。某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雖然屬於國家層次的研究對象,但研究者仍然可以選擇從國際結構尋找原因。反過來說,一場國際衝突雖然發生在國際層次,其原因卻可能涉及個別領導人的認知或國內政治分裂。
如果將這個原則放回五大現實主義,便可以整理出一張初步的理論選擇表。
表2 五大現實主義的主要解釋重心與適用問題
理論 主要因果解釋重心 優先考慮的研究問題 古典現實主義 個人、國家利益與國際權力關係 決策者如何界定國家利益?政策目的與手段是否相符? 結構現實主義 國際體系結構 為什麼不同的能力分配產生不同的均勢與體系性規律? 守勢現實主義 國際安全互動與攻守條件 為什麼追求安全反而引發軍備競賽?什麼條件下可能合作? 攻勢現實主義 國際結構與大國相對權力競爭 為什麼大國具有擴張誘因?為什麼追求區域霸權? 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壓力及個人、社會、國家層次的中介機制 為什麼面對相似外部壓力的國家,最後採取不同政策? 資料來源:本文依 Morgenthau(1954)、Waltz(1979)、Jervis(1978)、Mearsheimer(2001)、Rose(1998)及 Ripsman 等人(2016)整理。
圖6 五大現實主義的適用分析層次與理論焦點
註:圖中各派理論的色帶,表示本文依理論前提整理的主要解釋重心,而非唯一適用層次。
這張表可以協助我們初步判斷應該從哪一套理論開始,但仍然不能將它當成固定的理論使用規則。
例如,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希望解釋國際體系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卻不代表學者不能嘗試將結構性因素運用於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研究。Elman(1996)與 Waltz(1996)便曾針對新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建立外交政策理論展開爭論。
這場爭論提醒我們:一套理論無法回答某個問題,不一定代表它是錯誤的,也可能是我們要求它解釋原本不屬於其主要研究範圍的現象。
因此,表2與圖6的作用,主要是提供選擇理論時的起點。至於學者實際上是否按照這種方式使用理論,便需要進一步觀察學術研究的情況。
二、學界實際如何使用?從文獻統計觀察五大現實主義的主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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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層次分析法提供的是理論上的選擇依據,那麼學術文獻的統計,就有點像 OP.GG 顯示的常見出裝。
研究者不必完全依照其他人的做法,但至少可以先觀察:學界通常使用哪些現實主義研究哪些問題?這些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哪些分析層次?
為了初步回答這個問題,本文透過 OpenAlex 學術資料庫,蒐集2010年至2025年間與五大現實主義相關的研究文獻,並利用 R 對文章標題及摘要進行探索性的自動分類。
(一)資料來源與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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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使用 Classical Realism、Structural Realism、Neorealism、Defensive Realism、Offensive Realism 與 Neoclassical Realism 六組英文搜尋詞,每組擷取50筆候選紀錄,共取得300筆檢索紀錄。
經過自動初步篩選,其中155筆被標記為可能實際使用理論分析政治現象的應用研究候選。本文接著從兩個不同方向進行分類。
首先,根據標題與摘要判斷文章希望解釋的現象主要位於個人、社會、國家、國際或結構哪個層次,並將無法判定及涉及多個層次的文章另外標記。
其次,根據文章所討論的政治問題,將研究主題區分為外交政策、戰爭衝突、大國競爭、國際體系、安全困境,以及國際秩序等六種類型。
其中,155筆應用研究候選紀錄都經過初步的研究問題層次分類,但只有119筆能夠成功歸入六種研究主題,其餘36筆則無法透過既有關鍵字規則判定主要主題。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次統計尚未逐篇人工確認文章是否真正運用該派理論,也不是隨機抽樣。因此,下列數據只能說明本次檢索樣本的初步分布,不能直接推論整個學界的使用比例,更不能被當成理論解釋力的勝率。
(二)五大現實主義通常研究哪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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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可以從研究問題所屬的層次,觀察不同現實主義在這批文獻中的使用情況。
表3 五大現實主義應用研究候選文獻之研究問題層次分布(%)
理論 國家 國際 結構 個人/社會 跨層次 未能判定 古典(14筆) 50.0 7.1 7.1 0.0 7.1 28.6 結構(48筆) 16.7 31.3 12.5 0.0 14.6 25.0 守勢(33筆) 33.3 30.3 6.1 0.0 6.1 24.2 攻勢(34筆) 23.5 14.7 11.8 2.9 23.5 23.5 新古典(26筆) 34.6 11.5 0.0 3.8 26.9 23.1 資料來源:本文依 OpenAlex 候選文獻標題及摘要進行規則式自動編碼。百分比以各派應用研究候選紀錄為分母,四捨五入後可能略有誤差。「跨層次」表示摘要具有多個層次的研究線索,而非已證明文章建立跨層次因果理論。
圖7 五大現實主義應用研究候選文獻之研究問題層次分布
從表3可以觀察到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首先,古典現實主義的候選文獻以國家層次居多。這與古典現實主義重視國家利益、外交政策與政治判斷的特色,在方向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結構現實主義最常被分到的反而是國際層次,而不是結構層次。守勢現實主義的國家與國際層次也相當接近。
這個結果看起來似乎與前面的理論分類存在差異,但其實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統計的是文章希望解釋的現象位於哪個層次,而不是作者真正使用的因果解釋位於哪個層次。
例如,一篇以結構現實主義研究國家間衝突的論文,可能被歸入國際層次,但其主要因果解釋仍然來自國際體系的能力分配。兩者並不矛盾。
最後,攻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都有相當比例的跨層次候選紀錄。但這只能顯示標題與摘要涉及多個分析層次,還不能證明這些研究已經建立完整的跨層次因果機制。
因此,這份統計的重要性,並不是直接證明哪一套理論適合哪個層次,而是提醒我們:理論原本的解釋重心,與學者實際選擇研究的政治現象,並不一定相同。
(三)五大現實主義通常用來回答哪一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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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層次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學者使用不同理論時,通常關心哪些研究主題。
圖8 五大現實主義應用研究候選文獻之主題分布
註:本圖採用119筆成功自動分類研究主題的候選紀錄,各派比例以其成功分類紀錄為分母,尚未完成人工驗證。
從圖8可以發現,五派的研究主題呈現不同程度的集中。
在本次樣本中,新古典現實主義最明顯地集中於外交政策與國內決策,占61.9%;攻勢現實主義則較集中於大國競爭、霸權與擴張,占46.4%。
這與兩套理論的問題意識相當接近。新古典現實主義主要關心外部壓力如何轉化為具體外交政策;攻勢現實主義則著重大國為什麼追求相對權力優勢與區域霸權。
古典現實主義同樣以外交政策與國內決策為最常見的類別,占45.5%,但也涉及戰爭與大國競爭。
相較之下,結構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主題較為分散。兩者都有相當比例被歸入戰爭、衝突與軍事介入,分別為29.4%及32.0%;守勢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與國內決策類別甚至達到36.0%。
這個結果相當有意思,因為按照前面的理論分析,我們原本可能預期結構現實主義主要用來研究國際體系與均勢,而守勢現實主義主要用來研究安全困境。
然而,實際研究主題並不完全遵循這種分類。
例如,同樣研究一場戰爭,結構現實主義可能強調國際權力分配,守勢現實主義可能關注安全困境,攻勢現實主義則可能從大國追求相對權力優勢的誘因出發。
研究的是同一個政治現象,並不代表使用的是相同的因果解釋。
因此,如果把這份文獻統計當成 OP.GG 的常見出裝資料,我們或許可以知道學者經常使用哪些工具,但仍然不能直接判斷哪一套理論最有解釋力。
真正重要的問題,仍然是研究者為什麼選擇它,以及它能否提供清楚且可接受經驗檢驗的因果預期。
那麼,如果研究者選定一套理論之後,發現它無法充分解釋實際觀察到的現象,又應該怎麼辦?
三、進階理論的選擇與混搭:什麼情況下應該更換或整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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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依照問題意識選定理論後,仍然可能遇到一種情況:既有理論能夠解釋部分現象,卻無法充分說明整個因果過程,甚至出現與理論預期不符的歷史案例。
這時候,我們便可能需要考慮兩種選擇。
一種是發現原有理論的基本假定與研究對象不相符,因此必須重新建構理論;另一種則是原有理論仍然具有解釋價值,但缺少某些重要的因果環節,因此需要加入其他理論的分析工具。
Sil 與 Katzenstein(2010)提出的分析折衷主義,便主張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理論傳統中選擇具有解釋價值的概念與機制,而不必受到既有學派界線的嚴格限制。
不過,理論混搭並不是把所有概念全部放進同一個模型,而是必須說明:原有理論無法解釋什麼,新加入的理論又能夠補足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唐老大的碩博士論文,剛好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式。
(一)當既有理論的預期不符合史實:以戰國時期的霍布斯式國際體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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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2013)在《霍布斯式國際體系及其結構邏輯:以戰國時期為經典案例》中,最初面對的問題是:為什麼戰國時期的國家行為,經常不符合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期?
按照權力平衡理論,當一個國家逐漸取得壓倒性優勢時,其他國家應該具有聯合制衡的誘因,避免自身生存受到威脅。
然而,戰國時期卻經常出現不同的行為模式。例如,樂毅率領五國聯軍攻齊,表面上似乎可以被理解為制衡強國的行動,但當時秦國同樣具有強烈的擴張能力與意圖,卻未必成為其他國家共同制衡的主要對象。
各國甚至可能透過依附強國、攻擊弱國、背叛盟友或分配戰爭利益等方式,改善自身的短期權力處境。
這使作者開始懷疑,如果國家普遍具有維持權力平衡的誘因,為什麼它們有時反而會選擇破壞均勢的行動?
為了解釋這些現象,他沒有直接否定現實主義,而是借用了三套不同的理論資源。
首先,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提供了建立不同體系類型的可能性;其次,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提供了無政府狀態下權力競爭、恐懼與不確定性的解釋;最後,Wendt 的建構主義則提供了不同無政府狀態可能存在不同結構邏輯的觀點。
不過,作者並沒有完全接受這三套理論。
例如,他雖然接受 Wendt 對不同體系邏輯的區分,卻不認為共有文化必然是形成霍布斯體系的必要條件;他也接受攻勢現實主義對激烈權力競爭的描述,卻質疑在多重威脅的環境下,制衡與推卸責任是否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戰略選擇。
因此,他進一步將安全稀缺、意圖不確定與多重威脅等條件納入分析,嘗試重新建立一套具有不同結構邏輯的霍布斯式國際體系。
這篇研究值得借鏡的地方,在於作者並不是因為想使用更多理論,才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結合,而是因為原有理論對歷史現象的解釋存在不足,因此必須重新思考體系的基本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如何推導出國家行為。
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從經驗異例出發,透過理論批評與概念重建,提出新解釋架構的研究方式。
不過,這仍然是作者提出的理論重建方案;新理論是否比既有理論更能解釋戰國史,仍需要透過進一步的理論比較與歷史證據檢驗。
(二)當原有理論無法解釋完整因果過程:以唐朝霸權的興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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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授課教師(2022)在《大唐霸權的興衰:霸權體系之跨層次分析》中,採取了另一種理論整合方式。
這次他希望解釋的,是唐朝霸權如何建立、受到挑戰、重新鞏固,以及最終走向衰弱。
如果從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出發,研究者可以分析唐朝與周邊國家的能力分配,判斷當時的國際體系具有什麼樣的權力結構,以及這些結構如何影響國家行為。
但是,單純依靠結構分析,仍然不足以說明唐朝具體採取哪些外交戰略,以及國家內部的政治變動為什麼會影響整個霸權體系。
例如,唐朝不僅可以透過增強自身軍事力量維持優勢,也可以利用突厥內部的部落競爭與政治分裂,削弱對手的國家能力,進一步改變國際權力分配。
為此,作者提出「弱敵」(Undermine)的戰略概念,說明國家除了提升自身實力之外,也可能透過削弱競爭者的內部能力改善相對權力地位。
這個案例形成了一條跨層次的因果關係:唐朝面對外部威脅,採取分化敵國的國際戰略;這些行動影響突厥的內部政治;突厥的國家能力因而受到削弱;最後,雙方相對實力的改變又可能影響整個區域的權力分配。
此外,作者也將制度、權威與文化等因素納入分析。
例如,唐朝透過冊封、羈縻府州與天可汗體系建立政治秩序,這些制度不僅有助於維持霸權,也可能反過來限制唐朝自身的行為。當霸權任意破壞既有規則時,便可能損害自己的政治威望與正當性,提高維持秩序的成本。
因此,作者最終不再只採用單純的結構分析,而是連結結構、國際與國內三個層次,並將自己的理論立場定位為「攻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這篇研究與碩士論文的差異在於,作者並不是認為結構現實主義完全沒有解釋價值,而是認為單純的結構分析不足以說明霸權興衰的完整過程。
因此,他保留原有理論的核心問題意識,再透過其他層次的因果機制,補足解釋上的不足。
這是一種以既有理論為基礎,透過跨層次分析擴充解釋範圍的研究方式。
(三)從兩篇論文理解:何時該換理論,何時該增加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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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這兩篇論文,可以發現理論整合其實存在兩種不同方向。
戰國研究面對的是既有理論預期與歷史現象之間的落差,因此作者重新檢視不同理論的基本假定,並嘗試建立新的體系邏輯。
唐朝研究面對的則是原有理論無法完整說明不同層次如何相互影響,因此作者保留結構分析,再加入國際互動、國內政治及制度權威等因素。
兩篇研究的共同點,在於作者都沒有只是為了追求理論上的完整,就把不同學派的主張全部放在一起,而是先確認原有理論的不足,再思考哪些分析工具能夠補足。
不過,這不代表只要出現與理論預期不同的案例,就應該立即更換理論。有時候,問題可能來自資料不足、變數測量不當,或研究者原本就錯誤理解了理論的適用條件。
因此,我認為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先檢查既有理論究竟在哪個環節無法提供解釋,再決定是否需要補充新的因果機制、讓不同理論提出競爭性預期,或重新建構理論。
這才是理論整合真正困難,也最有研究價值的地方。
四、進階理論選擇:不同理論混搭可以產生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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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授課教師的兩篇論文,我們已經看到理論整合的兩種方式:一種是重新建構理論,另一種是補足不同層次的因果機制。
不過,如果把問題進一步擴大,除了現實主義內部的整合之外,不同現實主義是否也能與建構主義或自由制度主義結合?
答案是有可能,但仍然必須根據研究問題,判斷不同理論是否能夠提供相容而且清楚的因果解釋。
以下整理幾種具有文獻基礎,或值得進一步檢驗的理論組合。
表4 不同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的整合方式及研究用途
理論組合 什麼情況下值得考慮? 混搭能補足什麼? 參考文獻 結構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 相似國際壓力,卻出現不同國家政策 將結構性壓力與領導人認知、國家能力及國內政治連接起來 Rose(1998);Taliaferro(2006) 攻勢現實主義+建構主義+體系模型 現有權力平衡理論無法解釋某些國際行為模式 重新思考無政府狀態下不同體系邏輯如何形成 授課教師(2013) 攻勢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制度與權威研究 研究霸權興衰,但單純能力分配不足以說明全部過程 解釋外部競爭、國內能力、制度權威與結構變化如何相互影響 授課教師(2022) 古典現實主義+建構主義 國家利益、主權或領土主張同時涉及權力與身分認同 分析權力限制與政治身分、規範及正當性如何相互作用 Barkin(2003);Boyle(2020) 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 國家同時具有競爭誘因與合作利益 分析相對收益顧慮、制度安排與合作條件 Andreatta & Koenig-Archibugi(2010) 守勢現實主義 vs. 攻勢現實主義 研究擴張或克制,兩套理論提出不同預期 比較攻守條件、制衡反應與權力擴張的安全效果 Brooks(1997);本文建議之競爭性檢驗 註:表中包含跨層次延伸、跨理論整合與競爭性理論比較,三者並非相同方法。特別是最後一項,重點在比較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的不同預期,而非直接將兩套理論相加。
從這張表可以發現,理論整合並不是單純增加更多解釋因素,而是根據原有研究問題,決定是否需要引入不同的因果機制。
例如,當研究者已經能夠透過國際結構解釋國家的共同競爭壓力,卻無法說明個別國家為什麼產生不同政策時,便可以考慮加入新古典現實主義所重視的國內中介因素。
如果問題涉及國家為什麼將某些領土視為不可讓步的核心利益,則可以考慮結合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分析物質權力限制,以及身分認同與歷史敘事如何共同形塑國家利益。
相反地,如果兩套理論對同一個問題提出相互衝突的預期,例如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對權力擴張的不同理解,那麼直接讓它們接受經驗檢驗,可能比急著整合更有價值。
因此,理論混搭的目的,不是讓研究者可以回答所有問題,而是讓原有理論無法充分解釋的部分,獲得更清楚的因果說明。
五、小結:真正重要的不是最強理論,而是最適合研究問題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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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本章,我認為五大現實主義的選擇,可以從三個方向理解。
首先,層次分析法提供了初步的理論選擇依據,讓研究者思考自己希望解釋什麼現象,以及應該從哪個層次尋找原因。
其次,探索性的學術文獻統計,則讓我們觀察不同現實主義在實際研究中經常被拿來討論哪些問題。不過,就像 OP.GG 上的常見出裝不能直接等於最高勝率,學者使用某套理論的頻率,也不能直接等於那套理論的解釋能力。
最後,授課教師的碩博士論文提醒我們,當既有理論無法充分回答研究問題時,研究者既可以重新檢視理論假定,也可以在明確界定因果機制後,加入其他理論的分析資源。
這也讓我們再次回到前言的牛肉麵店。
如果只是想夾起麵條,筷子或許已經足夠;如果想喝湯,湯匙自然更加方便。但如果希望吃完整碗牛肉麵,我們便可能需要同時使用兩種工具。只是工具不會因為數量增加,就自動變得更好用。
國際關係理論也是如此。
研究不應該先決定自己要使用哪一套理論,再努力尋找能夠讓理論成立的政治現象;而應該先確認自己想解釋什麼,再選擇能夠提供清楚因果機制與經驗證據的理論。
如果單一理論已經能夠回答問題,就不需要為了追求完整而加入更多工具;但如果既有理論確實存在解釋缺口,而另一套理論能夠補足這個缺口,那麼理論整合便可能具有真正的價值。
所以,與其不斷爭論哪一套現實主義才是最好的理論,或許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面對不同的國際政治問題,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套理論?什麼時候應該更換?又在什麼條件下,兩套理論的結合真的能夠產生更好的解釋?
這才是本文比較五大現實主義,真正希望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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