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Keohane(新自由制度主義、複合互賴)
跨堂融合:制度如何成為研究對象
第五堂從卡普蘭與華爾茲的模型問題,追問理論要留下哪些因素;第九堂的基歐漢(R. O. Keohane)把類似的選擇放到國際制度研究:若先假定行動者有可辨認的利益,研究者可分析制度如何改變合作的條件;若追問利益與身分如何在既有實踐中形成,制度本身也成了需要解釋的對象。這是將兩堂筆記並讀得到的問題線索,不能把第五堂的理論選擇直接說成基歐漢當年對華爾茲的答辯。〔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94–100、171–193〕〔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6–9〕
基歐漢 1988 年〈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的出版社摘要明說,理性主義假定曾有助於研究合作與分歧,但反思取向強調人類主體性,以及制度嵌於先前實踐之中;摘要同時要求兩邊發展更清楚的研究綱領。它沒有在摘要中點名理查德・阿什利。因而本頁可以把基歐漢與阿什利放在第四次大辯論的同一問題場比較,卻不把摘要當作基歐漢逐段回覆阿什利 1984 年文章的證據。原刊可取得的選段與摘要已在來源登錄列出,其餘正文尚待逐頁核對。〔AI 擴充|SRC-3EA2B04E8CA4,Keohane 1988 Oxford 原刊摘要 及原刊約第 387 頁選段,未通讀全文〕〔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6、111〕
這種比較也讓第二次大辯論的布爾與卡普蘭有了後來的回聲:兩組論者都問研究主張如何說明根據與接受批評,但 1966 年的爭點集中在判斷與科學模型,1988 年的制度論爭還涉及行動者與制度如何彼此構成。這是本 Wiki 的跨堂閱讀路線,不是四位作者共同發表的對話,也不能把「反思取向」當成內容完全一致的單一學派。〔AI 擴充|SRC-D0E66542F994,Bull 1966 摘錄〕〔AI 擴充|SRC-EA81D7FD320A,Kaplan 1966 摘錄及註 9〕〔AI 擴充|SRC-3EA2B04E8CA4,Keohane 1988 摘要〕〔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6–9〕
第五堂筆記中與羅伯特・基歐漢相關的原節
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在結構現實主義保存全文。這裡嵌入討論羅伯特・基歐漢的原節;原稿中的分析和圖表依主頁標示作者與來源。〔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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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見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
第九堂筆記的相關原節
三、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國際制度究竟應該如何研究?
(一)Keohane 的問題意識:為什麼相同的國際制度,可以產生不同的研究問題?
1988年,R. O. Keohane 在〈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中,區分了理性主義 取向(Rationalistic Approach)與反思取向(Reflective Approach)。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Keohane 的出發點,是希望理解國際制度究竟如何運作、為什麼改變,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國家 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這與他過去在新自由制度主義中的研究具有直接關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對 Keohane 而言,國際制度的重要性,在於它可能透過資訊、監督、交易成本與行為預期,改 變國家之間的合作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但是,部分學者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只將制度理解成既有國家為了追求利益而建立的規則, 便可能忽略制度本身如何形成,以及它如何影響行動者理解自己的身分與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因此,Keohane 將兩種研究取徑放在一起討論,希望釐清它們各自能夠回答什麼問題,以及是 否存在進一步對話的可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二)理性主義取向:在既定偏好下,國家如何選擇策略?
理性主義取向的一項重要特徵,是研究者經常先設定行動者具有某些偏好或目標,再分析不同 制度與環境條件如何影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例如,假設甲國與乙國都希望透過經濟合作取得利益,但也都擔心另一方可能違反協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6〕
如果雙方無法確認對方是否願意履行承諾,即使合作對彼此都有利,仍然可能因為不信任而無 法達成協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制度便可能透過提供資訊、監督協議執行,以及建立重複互動的預期,降 低合作的不確定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因此,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提出具體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為什麼有些國際制度能夠降低違約風險?當制度具有較強的監督能力時,國家是否比較容易維 持合作?如果國家認為未來仍然需要與其他行為者互動,是否會提高遵守協議的誘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些問題的共同特徵,是它們將國家的偏好與策略選擇作為主要分析起點,進一步研究不同制 度安排如何改變行為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但這裡必須注意,理性主義並不是認為政治人物永遠不會犯錯,也不是認為國家在現實世界中 一定具有完整資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理性選擇分析通常是一種理論建構方式,研究者藉由明確設定偏好、資訊與策略條件,分析行 動者在不同環境下可能採取什麼行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因此,理性主義的價值,在於它可以將複雜的政治互動整理成相對明確的策略問題,並提出具 有特定適用條件的因果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不過,這種做法也存在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如果研究者直接將某些國家利益視為既定條件,便可能無法回答這些利益究竟如何形成,以及 為什麼不同國家會對同一項制度賦予不同的政治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正是反思取向希望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三)反思取向:國家利益與制度意義,是否也需要被解釋?
Keohane(1988)所稱的反思取向,並不是指研究者只要反對理性選擇理論,就自動構成同一個 學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它主要涉及一組共同關懷:政治行動者的身分、利益、制度與既有社會實踐,並不一定是可以 直接視為既定條件的研究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例如,同樣一項國際合作協議,對某個國家而言可能只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工具,對另一個 國家而言卻可能代表加入某個政治共同體,甚至改變它對自身國際地位的理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作用便不只是改變國家追求利益的方式,也可能影響國家如何理解自己 應該追求什麼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這項研究方向在 Alexander Wendt(1992)的建構主義研究中,可以看到相當清楚的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7〕
Wendt 在〈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中指出,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身並不必然導致特定 的自助競爭模式。國家之間的互動、共同理解與身分關係,也會影響無政府狀態對行動者具有 什麼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不過,這裡需要保留一項重要區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Wendt 的建構主義雖然強調身分與利益的社會建構,但並不代表他完全放棄科學解釋或因果研 究。因此,不能直接把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及所有批判理論視為同一套後實證主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回到 Keohane 的討論,反思取向的重要貢獻,是提醒研究者:我們可能不應該只把國家利益與 制度規則當成分析起點,而需要進一步研究它們如何透過歷史、社會實踐及行動者的共同理解 形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四)兩種取徑究竟在哪裡不同?
為了使這項差異更加具體,我們可以回到前面跨境電網的例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圖 2 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比較(Keohane, 1988)
面向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反思主義 Reflectivism 研究問題 既定偏好下,國家如何選擇策略與建立制度? 偏好、利益與制度意義是怎麼形成的? 本體論 行動者與利益先於互動而存在 行動者身分在實踐與論述中被構成 知識論 可觀察、可檢驗的因果解釋 詮釋、系譜與批判;知識具有立場 方法 賽局理論、統計、比較個案 論述分析、歷史詮釋、解構 代表 Waltz、Keohane Ashley、Walker、Cox、女性主義 主要限制 難以解釋利益與身分的變化 被批評缺乏可檢驗的研究綱領 本表依 Keohane(1988)的二分法整理。注意:Cox 與女性主義未必自認為「反思主義」,這個標籤主要是理 性主義一方的分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假設甲國與乙國決定建立共同能源管理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理性主義研究者可能先假定兩國都希望維持能源供應穩定、降低建設成本,接著分析共同機構 的監督機制與決策規則,是否能夠提高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反思取向的研究者則可能進一步詢問,兩國究竟為什麼將「共同能源安全」理解成值得追求的 政治目標?政府、企業與國際組織如何透過長期互動,使共同能源管理逐漸被接受為合理的制 度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兩者面對的是同一個研究現象,但所關心的因果環節與政治意義不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8〕
表 2 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的主要差異
比較面向 理性主義取向 反思取向 主要問題 行動者在既定偏好下如何選擇策略? 偏好、身分與制度意義如何形成? 對偏好的處理 經常將偏好視為分析起點 經常將偏好的形成也視為研究對象 制度的角色 改變資訊、誘因與策略互動 可能參與形成身分、意義與正當性 主要研究材料 政策選擇、制度規則、行為結果與互動紀錄 制度歷史、政策文本、社會實踐、政治論述及互動 常見研究問題 制度在什麼條件下促進合作? 制度如何獲得正當性,並影響行動者對利益的理解? 主要研究挑戰 是否過度將偏好與身分視為既定條件? 如何提出具有說服力、可接受檢查的研究證據與分析程序?
原稿表說:表2 理性主義與反思取向的主要差異(跨章續編為表 2)
比較面向 理性主義取向 反思取向 主要問題 行動者在既定偏好下如何選擇策略? 偏好、身分與制度意義如何形成? 對偏好的 處理 經常將偏好視為分析起點 經常將偏好的形成也視為研究對象 制度的角 色 改變資訊、誘因與策略互動 可能參與形成身分、意義與正當性 主要研究 材料 政策選擇、制度規則、行為結果與互 動紀錄 制度歷史、政策文本、社會實踐、政治論述及互動 常見研究 問題 制度在什麼條件下促進合作? 制度如何獲得正當性,並影響行動者對利益的理解? 主要研究 挑戰 是否過度將偏好與身分視為既定條 件? 如何提出具有說服力、可接受檢查的研究證據與分析 程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註:本表為本文依 Keohane(1988)所進行的分析性整理,不代表每位理性主義或反思取向學 者都採取完全相同的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這張表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我們不能將兩種取徑的差異,直接理解成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之間 的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它們可以研究完全相同的國家政策,也可以使用相似的歷史資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真正不同的地方,是研究者選擇將哪些因素當成既定條件,哪些因素當成需要解釋的對象,以 及如何建立具有說服力的研究論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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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四次大辯論/01_知識與方法論之爭
一、第四次大辯論究竟在辯論什麼?
(一)從理論之爭轉向知識之爭
回顧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可以發現早期的大辯論主要圍繞國際政治的實質問題與研究方法展 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8〕
第一次大辯論通常被描述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核心問題是國際和平能否透過制度、法 律與國際合作實現,以及權力政治是否仍然是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8〕
第二次大辯論主要涉及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議,討論國際關係研究是否應該採 用更系統性的科學方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8〕
第三次大辯論在部分教材中被描述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不同典範之間的競 爭,涉及國際政治應該以國家、制度還是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8〕
但第四次大辯論的問題有所不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它不只是詢問哪一套理論比較能夠解釋國際政治,而是進一步追問:什麼樣的知識可以被視為 有效的國際關係知識?研究者應該如何理解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因此,第四次大辯論涉及國際關係研究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不過,必須注意,大辯論的歷史分期並非所有學者共同接受的標準。Yosef Lapid 在1989年的文 章中,將後實證主義相關爭論稱為「第三次辯論」,而部分教材則因為將較早的跨典範辯論另 外計算,而將其稱為「第四次大辯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因此,這裡的第四次大辯論應理解為一種教學上的分期方式,而不是所有參與學者共同使用的 歷史名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二)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主要差異
第四次大辯論經常被描述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之間的爭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理性主義研究通常希望透過明確的理論前提與因果模型,解釋政治行動者在特定條件下的行 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例如,研究者可以假設國家具有特定利益,並在制度或國際結構限制下作出策略選擇,再透過 歷史案例、統計資料或其他經驗證據檢驗理論命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反思主義則更強調研究者需要檢視理論所使用的概念、知識與分類,如何受到歷史、社會及權 力關係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例如,研究者不只詢問國家如何追求安全,也可能追問安全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哪些行動者有 權決定某種現象應該被視為安全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但這裡需要注意,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並不是兩個完全同質的理論陣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理性主義內部包含不同的理論與方法;反思主義內部也存在批判理論、後結構主義及部分女性 主義等不同研究取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因此,兩者的差異不能簡化為理性主義研究事實,而反思主義只研究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真正的差異,在於它們如何理解理論前提、研究對象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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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書目見01_知識與方法論之爭、09_理論比較與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