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ton Kaplan(體系理論、行為科學)

莫頓・卡普蘭(Morton A. Kaplan)是 1957 年《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作者,也是 1966 年〈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作者。後文在《World Politics》刊出,並收入 Knorr 與 Rosenau 1969 年的爭論選集;這使他成為第二次大辯論中科學研究途徑的可定位發言者。〔AI 擴充|SRC-57826507A581,Open Library 1957 年書目〕〔AI 擴充|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1966 年書目〕〔AI 擴充|SRC-6AFA9CCFDEFE,選集目錄/預覽 PDF 頁序 8〕

第四堂筆記介紹其 1957 年著作的六種國際體系:權力平衡、鬆散兩極、緊密兩極、普遍、階層與單位否決。Google Books 可見的第 34 頁搜尋片段也列出六項,但本 Wiki 尚未讀到全書,故暫不替各模型編造規則或經驗結果。詳見卡普蘭《國際政治中的體系與過程》。〔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18–220〕〔AI 擴充|SRC-57826507A581,Google Books 第 34 頁搜尋片段及 actual_read_scope〕

Kaplan 1966 年文章公開摘錄顯示,他把傳統派對科學研究的多項批評列為回應對象;其註 9 還特別指出,1957 年書的序言已稱該書不是嚴格、完整的演繹理論,而是初步理論。這項自我限縮對評估「Kaplan 模型未完成」十分重要:可以檢驗其概念與證據,但不能先假設他自稱已完成一個無缺口的形式體系。〔作者正式主張|SRC-EA81D7FD320A,Cambridge Core Extract 及 References 註 9〕

第四堂筆記將他置於「歷史脈絡」與「模型明確性」兩種批評之間,這是筆記編者的教學綜合;筆記中對 Hoffmann、Masters、Waltz 等人的具體批評,仍須取得各原文再核對,不能直接當作 Kaplan 1957 年著作的定論。〔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抽取段落 221–270〕

跨堂融合:從體系模型到結構理論

第四堂先從卡普蘭(Morton A. Kaplan)1957 年的六種國際體系模型,討論把外交與戰略判斷轉成可比較規則的企圖;第五堂再問,分類標準、體系運作規則與要解釋的結果能否分清。這讓六種體系不只是名詞表,而成為一個方法問題:如果以「盟友緊密」定義某體系,又用這個分類解釋盟友緊密,理論便可能在定義與推論之間循環。這是筆記編者第五堂的檢驗問題,不能倒寫成卡普蘭 1957 年親自承認的缺陷。〔AI 擴充|SRC-4E3833DEFA87,第四堂 DOCX 段落 218–270〕〔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94–100〕

卡普蘭 1966 年論文與布爾的關係可說得更精確:其原刊註 9 直接點名布爾的 1966 年論證,說明他早已在《System and Process》前言區分理想的完全演繹理論與當時實際能提出的入門理論,並主張逐步減少含混。布爾的原刊開頭則要求研究者正視國際政治命題所需的歷史、法律與判斷。兩人爭的不是「有無理論」,而是理論的精確化能走多遠,以及缺乏嚴格證明時該如何評估知識。此處只據兩篇公開摘錄及註 9 討論,不推論未讀全文中的其他答辯。〔AI 擴充|SRC-EA81D7FD320A,Kaplan 1966 原刊 Extract 與註 9〕〔AI 擴充|SRC-D0E66542F994,Bull 1966 原刊 Extract〕

第五堂把卡普蘭的建模要求接到肯尼斯・華爾茲的簡化與體系性解釋,並以威脅平衡考察一項較窄的制衡命題如何被修正。這是筆記編者筆記建立的理論史連線,並不表示華爾茲的結構定義等同卡普蘭的六類體系,也不表示華特(Walt)的 1988 年結盟研究曾直接答覆卡普蘭。三者可比較的,是是否明列假定、可觀察的結果與反例會迫使理論改動的範圍。〔AI 擴充|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段落 98–105、530–559〕〔AI 擴充|SRC-20A78D0A2D24,Walt 1988 出版社摘要〕

第四堂原稿相關章節

參、科學派的回應:從 Kaplan 到博弈論

正如同所有故事一樣,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當一套理論或研究方法長期佔據學科核心位置之後,後來的挑戰者往往不只是想證明自己也有一席之地,而是恨不得把前一代的權威直接請下神壇。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0–152〕

Bull 的文章刊出後,同年稍晚,Morton A. Kaplan 便在同一本期刊發表〈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從科學研究的立場正面回應傳統途徑(Kaplan, 1966)。標題中的「The New Great Debate」,也使這篇文章成為後來理解「第二次大辯論」的重要文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0–152〕

一、Kaplan:你的「政治智慧」憑什麼值得相信?

如果說 Bull 的問題是:「科學方法會不會因為追求精確,而忽略真正重要卻難以測量的政治問題?」那麼 Kaplan 的反問便是:「如果我們大量依賴歷史經驗、研究者判斷與政治智慧,我們究竟憑什麼知道這些判斷是對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假設偉國老師與必榮老師研究同一場古巴飛彈危機。偉國老師認為,核武嚇阻使美蘇雙方保持克制,因此「核武有助於維持和平」;必榮老師則認為,危機本身已證明核武使世界處於極端危險之中,因此「核武提高了災難性戰爭的風險」。如果兩人最後都只說:「這是我研究外交史多年之後得到的政治判斷。」問題就出現了——讀者究竟要依據什麼標準,判斷哪一個解釋比較可靠?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Kaplan(1966)一派的回應,並不是要求完全排除研究者的判斷,而是要求研究者把判斷轉化為更明確、可以接受公共檢驗的理論命題。你不能只說「我覺得事情是這樣」,而必須進一步說清楚:在什麼條件下,你預期什麼結果會發生?什麼樣的證據可以支持你的理論?又在什麼情況下,你願意承認原本的理論需要修正?換言之,爭點不在於「有沒有判斷」,而在於「判斷能不能被別人檢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3–156〕

二、從歷史判斷走向可檢驗理論

因此,科學派所追求的研究邏輯可以簡化為一條鏈:假設 → 資料 → 檢驗 → 修正理論。這正是小學三年級自然課就學過的科學方法,只是這一次,大家決定把它拿來研究國際政治。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在這條鏈上,研究者先觀察(observation)與描述(description)政治現象,再尋求解釋(explanation);當理論逐漸成熟後,還可以嘗試提出條件式的預測(prediction)。這裡最重要的不是科學派一定要成功預測未來,而是理論必須足夠清楚,清楚到其他研究者能夠檢查、批評,甚至發現它在哪些條件下並不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這也是兩種途徑最核心的分歧。傳統途徑擔心,政治世界過於複雜,若為了方便研究而壓縮成幾個變數,最後可能把真正重要的歷史脈絡全部砍掉;科學途徑則反過來擔心,若每一次理論受到挑戰時,都可以用一句「歷史太複雜了」打發,那麼這個理論還有沒有被證明錯誤的可能?把這組張力放進課堂案例,雙方大概會這樣交鋒: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傳統派:「你們最喜歡去脈絡化。把一棵樹的枝枝葉葉全部砍掉,只剩下一根樹幹,然後宣布:你看,世界上的樹其實都差不多。」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科學派:「可是如果每次都說每棵樹都有自己的土壤、自己的氣候,所以不能比較,那傳統主義最後除了告訴我們『每件事都不一樣』之外,還能產生什麼一般性的知識?回答我!Look in my eyes!」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問題並不在於哪一邊一定正確,而在於研究者如何在「不要把歷史砍得只剩骨頭」與「不要把每件事都說成天下無雙」之間取得平衡。科學化浪潮進入國際關係後,最能體現這種「先砍枝葉、再看樹幹」研究邏輯的工具,便是博弈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57–163〕

三、博弈論與國際關係

(一)從 von Neumann 到 Schelling

博弈論的數學基礎通常追溯至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rn(1944)的《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冷戰初期,RAND Corporation 成為博弈論研究的重要基地,Merrill Flood 與 Melvin Dresher 在 1950 年前後設計出後來被稱為「囚徒困境」的策略情境。若要在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中選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推廣者,答案應該是 Thomas C. Schelling:他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把博弈論運用到核武、軍備競賽、外交談判與有限戰爭等問題(Schelling, 1957, 1958),而《The Strategy of Conflict》(Schelling, 1960)更成為冷戰戰略研究的經典;他也在 2005 年因這些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5–167〕

博弈論最重要的觀念,是把政治理解為一種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我的最佳選擇不只由「我想要什麼」決定,還取決於「我認為你會做什麼」;而你的選擇,又取決於你如何預測我的行動。因此,一國即使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也不代表它已經知道應該採取什麼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5–167〕

(二)先分清層級:零和與非零和

學習博弈論時最常見的錯誤,是把「囚徒困境、Chicken、零和、非零和」當成四種同一層次的博弈。事實上,如圖2所示,零和與非零和是較高層級的分類,依據的是報酬結構;囚徒困境、Chicken 與獵鹿博弈則是具體的博弈形式,而且三者都屬於非零和博弈。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圖2 博弈論基本分類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假設雙方利益完全對立,一方增加多少,另一方便失去多少。完全不可分割的領土爭奪最接近這種理念型:甲國多控制一平方公里,乙國就少控制一平方公里。早期戰略思考確實深受零和邏輯影響,但 Snidal(1985)提醒,博弈論真正的優勢不是拿一套模型硬套所有政治問題,而是提供多種不同的博弈結構,讓研究者依照利益衝突的程度、資訊條件與互動環境選擇合適的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則放棄「一方所得必然等於另一方損失」的假定。必須特別注意:非零和並不等於雙贏,它只表示雙方利益並非完全相反,結果可能是雙方都得利、雙方都受損,或得利程度不同。Schelling(1960)的重要貢獻之一,正是把博弈論的注意力從純粹衝突轉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衝突」的混合動機情境。這也帶出一個方法論提醒:不能因為研究的是「競爭」,就預先假設它一定是零和;如果一開始就把對方所有的得利都定義為自己的損失,最後得到「雙方必然衝突」的結論,很可能只是把答案偷偷寫進了模型假設裡。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68–172〕

(三)囚徒困境:背叛誘因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核心是背叛誘因。如圖3所示,無論對方選擇合作或背叛,背叛對自己而言都比較有利:對方合作時,背叛得 4、合作得 3;對方背叛時,背叛得 1、合作得 0。因此背叛是雙方各自的優勢策略,(D, D) 成為唯一的 Nash 均衡;但 (D, D) 的 (1, 1) 明顯劣於雙方原本可以得到的 (3, 3)。這就是「個別理性,集體不理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圖3 囚徒困境報酬矩陣

原圖報酬逐格轉錄;列為國家 A,欄為國家 B。

國家 A /國家 BC 合作D 背叛
C 合作(3, 3)(0, 4)
D 背叛(4, 0)(1, 1)

原圖標示 (C, C) 為 Pareto-superior、(D, D) 為 Nash equilibrium;背叛是各方的優勢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C, C)=Pareto-superior/集體較佳結果;(D, D)=Nash equilibrium;紅色箭頭表示由 (C, C) 出發的單方面背叛誘因。報酬數字為示意性的序位報酬,不是實際國家效用測量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放到國際政治中,軍備控制是最經典的例子。兩國可能都希望降低軍事支出與戰爭風險,也都知道彼此限制軍備可以帶來共同利益;但如果一國先裁軍、另一國卻不遵守承諾,先裁軍的一方便可能陷入安全劣勢。問題因此不只是「大家願不願意和平」,而是在沒有共同政府保證對方履約的情況下,合作如何可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3–177〕

(四)懦夫博弈:誰先退讓

懦夫博弈(Chicken Game)的邏輯與囚徒困境不同。最經典的故事是兩輛車迎面高速駛來,誰先轉向誰就是「懦夫」;但如果兩人都為了面子堅持不轉,結果就是一起撞爛。如圖4所示,Chicken 的核心是:雙方都希望對方退讓,但共同不退讓會導向最差結果。它不存在「無論對方如何皆背叛」的優勢策略,而有兩個純策略 Nash 均衡——一方堅持、另一方退讓;真正的難題在於,雙方都想成為那個堅持的人。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某方面來說本堂的期末出題也可以說是懦夫博益的狀態,也因此以下這一個案例或許能為期末的結果起到啟發性的作用: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圖4 Chicken Game 報酬矩陣

原圖報酬逐格轉錄;列為國家 A,欄為國家 B。

國家 A /國家 B退讓堅持
退讓(3, 3)(1, 4) ★
堅持(4, 1) ★(0, 0)

原圖以 ★ 標示兩個純策略 Nash equilibria;(0, 0) 為雙方堅持時的共同災難。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 標示兩個純策略 Nash equilibria;(0, 0) 為雙方皆堅持時的共同災難。報酬為示意性序位報酬。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經常被拿來作為 Chicken 的分析性類比:美國不能輕易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核飛彈,蘇聯也不願在美國壓力下直接退讓,但雙方都知道,持續升高衝突的最壞結果可能是核戰。危機最終以雙方互有讓步收場:蘇聯撤除部署於古巴的飛彈,美國公開承諾不入侵古巴,並私下同意日後撤除部署於土耳其的 Jupiter 飛彈。這並不是任何一方單方面「認輸」的故事,而是在共同災難的陰影下,雙方都找到可以退一步的台階。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Schelling(1957)研究的正是這類問題:不是單純比較誰的軍力比較大,而是承諾、威脅、訊號與溝通如何影響對方的選擇。Brams(1977)則以二乘二博弈分析資訊與欺騙如何改變策略選擇,並將古巴危機作為重要案例。不過,把古巴危機化約為 Chicken 也有侷限。Zagare(2014)回顧 Schelling、Nigel Howard 與 Brams 等人的分析後指出,不同模型各自只能掌握危機的部分面向,因而改以不完全資訊與升級模型提出新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博弈模型不是歷史本身,只是凸顯其中一種策略互動機制。古巴飛彈危機可以「被看成」Chicken,但不能「被等同於」Chicken。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78–185〕

(五)重複博弈與合作:未來的陰影

如果囚徒困境只玩一次,背叛幾乎註定勝出;但國際政治很少是一次性的。Oye(1985)大量運用基礎博弈論回答「無政府狀態下合作如何可能」,指出合作能否出現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報酬結構(payoff structure)、未來的陰影(shadow of the future)以及參與者數量(number of players)。如果國家預期未來仍會不斷互動,今天欺騙對方的短期利益,就必須與未來遭到報復的成本一起計算。同一期期刊中,Axelrod 與 Keohane(1985)進一步把重複博弈、互惠與國際制度連結起來,指出制度可以透過提供資訊、建立互惠規則、連結不同議題與改變行動者對未來的預期,提高合作出現的可能性。如圖5所示,合作並不需要行動者突然變得無私,而是需要互動結構讓背叛變得不划算。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86–189〕

圖5 重複互動與合作機制

這兩篇文章之所以適合作為「博弈論真正用在國際關係上」的經典案例,是因為它們不是把國際政治比喻成一場遊戲而已,而是利用博弈結構推導出可以接受檢驗的理論命題。博弈論真正精彩的地方,並不是告訴我們「國家都是自私的」,而是:即使行動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不代表最後一定走向衝突;關鍵在於利益如何排列、資訊如何分布、互動會不會重複,以及制度能不能改變遊戲本身。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86–189〕

四、科學派真正的願景

把 Kaplan、Schelling、Oye 與 Axelrod 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科學派想完成的並不只是「把國際關係塞進數學公式」。在科學派眼中,傳統研究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智慧」,而是智慧往往與提出智慧的人綁在一起。一位外交史學者告訴我們「大國在危機中必須懂得適時退讓」,這句話可能完全正確;但什麼叫大國?什麼叫危機?在什麼條件下退讓反而會鼓勵對手進一步施壓?如果這些問題無法回答,這套智慧就很難被他人檢驗,也很難累積。科學派的願景,可以濃縮成五個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理論必須可操作、可檢驗、可公開批判、可修正、可累積——你的理論不能只有你自己看得懂,也不能永遠不可能被證明是錯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這也說明博弈論為何對科學派如此有吸引力:它逼迫研究者把原本模糊的敘述說清楚——誰是行動者?有哪些選項?偏好如何排序?彼此知道多少資訊?然而,科學派的成功同時也把辯論帶回 Bull 最初的質問:當研究者不斷把國際政治轉換為行動者、偏好、報酬與策略時,那個被模型整理得乾乾淨淨的世界,究竟還剩下多少真實世界的樣子?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0–193〕

五、行為主義/科學取向重點整理

表3把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研究特徵,與其對傳統研究的批評並列整理。左欄說明科學派「想做什麼」,右欄說明它認為傳統途徑「做不到什麼」;兩欄可以對照閱讀,但並非嚴格一一對應。 〔筆記編者分析|SRC-4E3833DEFA87,DOCX 抽取段落 194–216〕

表3 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特徵與對傳統主義的批評

行為主義/科學取向的特徵對傳統主義的批評
1跨學科借用理論、概念與方法(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並與類似的國際現象聯繫比較研究者帶有自身偏好,難以獲得客觀判斷
2注重分析層次與分析單位:個人、組織、政府、國家、次級體系與體系(Singer, 1961)缺乏衡量各種現象的共同尺度
3加強比較研究,包括當代案例之間與古今案例之間的比較難以建立複雜而可推演的模型
4自覺地將理論與研究方法相互連結,以建立可累積的知識證據蒐集缺乏系統,往往依賴印象與直覺
5要求明確概念、操作化指標與可檢驗的命題缺乏嚴格的證據標準,難以處理無法重複觀察的證據
6追求條件式的解釋與預測經驗知識難以超越個人與世代;「集體主觀」不等於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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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二次大辯論

第四堂原稿參考文獻見參考文獻(第四堂原稿)。

第五堂原稿相關章節

第五堂講義以 Kaplan 和 Bull 的方法論爭論承接本頁議題,原稿保存在結構現實主義。〔筆記編者分析|SRC-8B400BD44075,第五堂 DOCX〕

導言|從第二次大辯論走向新新辯論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50

1975 年 7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Milwaukee),向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晚宴發表〈The Glob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演說。他所說的一句話,幾乎替當時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寫下註腳:

“Our interdependence on this planet is becoming the central fact of our diplomacy.”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相互依賴,正逐漸成為外交的核心事實。」

—— Henry Kissinger(Kissinger, 1975, p. 150)

這句話格外具有1970年代的時代感。冷戰尚未結束,美蘇核嚇阻、軍備競爭與安全困境仍然主導大國政治;但越戰、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1973年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與南北經濟不平等,也讓各國發現,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活已難以截然分開。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核武與航空母艦,仍然可能受到油價、匯率、原料供應與國際金融變動的牽制。軍事力量沒有突然失去意義,卻也不再足以單獨回答所有國際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R.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1977年出版《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系統性地討論權力與相互依賴;Kenneth Waltz 則於1979年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從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體系結構重新建構現實主義。兩本書不是出版當下便形成一場界線清楚的雙方論戰,但它們為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形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若干核心爭論中共享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策略互動的假定,卻對制度的作用、合作能否持久、以及相對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不同回答。

然而,本週作為新新辯論的上集,暫時還不急著判斷合作究竟能走多遠。我們要先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國際政治同時存在軍事競爭、經濟互賴與制度合作時,研究者究竟如何從看似無窮無盡的歷史現象中,建立一套既具有一般性、又能接受經驗檢驗的理論?若不先弄清楚 Waltz 如何選擇解釋層次、如何簡化現實,以及如何界定「結構」,後面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爭,就容易退化成「國家愛競爭還是愛合作」的口號比較。

這也正好接上上週第二次大辯論留下的問題。第一,上週 Bull 與 Kaplan 爭論的是「可靠的國際關係知識應如何成立」:Bull 擔心模型為了可測量而刪去歷史與政治判斷;Kaplan 則要求概念清楚、命題能被別人檢查。第二,我們分析 Kaplan(1957)的六種國際體系,看到模型雖能將歷史整理成可比較的類型,也可能混淆結構、國家互動與運作規則。第三,上週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提醒我們任何資料整理與模型建構,都包含研究者對世界、證據與研究程序的選擇。這些不是本週的新名詞,而是 Waltz 接下來必須回答的舊問題。

本週與上週真正「對話」之處,在於 Waltz 並未否定建立模型的科學化企圖,而是把上週留下的質疑推進一步:觀察到國家反覆擴軍或結盟,只是辨認出規律,還不等於解釋了規律;使用「體系」一詞,也不代表已經建立了體系性理論;讓模型變得簡潔,更不保證它所保留的因素就真的具有解釋力。從這個意義來看,Waltz 同時回應 Kaplan 對可檢驗理論的追求,也正面承受 Bull 對過度抽象、脫離歷史的警告。

因此,本週進入 Waltz 對理論的具體建構:先區分「規律」與「理論」,說明資料為什麼不會自行長出因果解釋;再把「還原論 vs. 體系論」放在同一個解釋途徑的分類維度上比較。請特別留意:上週談過 Kaplan 的國際體系模型,並不等於已正式討論 Waltz 的還原論與體系論之分——後者是本週的新內容。接著,我們才介紹兩種途徑都會使用的簡化方法,包括分離、抽象、歸併與理想化,並觀察 Waltz 如何從中界定國際結構,推導自助、競爭與權力平衡的機制。

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把兩週的討論接成同一條知識脈絡:紫色代表上週提出的問題意識——國際政治可否成為科學、模型能否兼顧歷史與檢驗;藍色代表本週以 Waltz 為中心的進一步回答——選擇解釋途徑、簡化建構理論、演繹可檢驗預期,再透過經驗檢驗評估理論。兩週重疊的不是「還原論與體系論」,而是對模型、證據、一般化與可檢驗性的共同關切。

圖1 上週第二次大辯論與本週 Waltz 理論建構的對照(紫色:上週;藍色:本週)

註:本圖為本文製作的教學性重構,不是 Waltz 原典規定的固定線性程序。歸納、理論構想、解釋途徑、簡化與經驗檢驗在實際研究中可能反覆往返;圖中的歸納觀察承接上週的證據與科學化問題,但 Waltz 對「歸納主義幻覺」的系統批評,以及還原論與體系論的正式區分,皆屬本週重點。

最後,本週還會把結構現實主義從一套抽象主張,推進成可以追問的理論:Waltz 如何界定無政府狀態、單位功能與能力分配?為什麼自助體系可能產生權力平衡?這種解釋在哪些地方比古典現實主義更有一般性,又在哪些地方受到 Ashley、Wendt、Ruggie 等人的批評?我們也會使用層次分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辨認結構、國家與社會的因果作用,最後回到 Waltz 的理論檢驗要求,思考一套理論在什麼條件下值得相信、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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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原稿參考文獻見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