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deon Rose(新古典現實主義)
筆記編者原稿:新古典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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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初版》新古典現實主義原章已移至分支正式頁;本學者頁嵌入呈現。原稿中對 Rose 作品的表述仍須按來源登錄區分摘要與原典。
伍、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面對相同國際結構壓力的國家,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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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討論攻勢現實主義時,我們已經知道,John J. Mearsheimer(2001)試圖從國際體系的基本條件,解釋為什麼即使以生存為主要目標的大國,仍然可能具有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誘因。他認為,當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攻擊性軍事能力、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未來意圖,又必須自行保障生存時,便可能因為恐懼與不確定性,形成持續增加相對權力的動機。
這項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不需要假設國家天生具有侵略野心,便能夠解釋大國為什麼可能積極追求區域霸權,甚至試圖阻止其他地區出現新的霸權國。
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如果國際結構能夠對國家形成相似的安全壓力,為什麼不同國家在面對外部威脅時,仍然可能採取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
例如,當某個地區出現快速崛起的強權時,周邊國家可能同樣面臨相對權力下降的壓力。然而,其中一個國家可能迅速擴充軍備、強化同盟,甚至主動調整外交戰略;另一個國家卻可能選擇維持既有政策,對逐漸增加的威脅反應遲緩。
如果兩個國家都面臨相似的國際結構壓力,為什麼它們沒有採取相同的制衡措施?
進一步來看,即使某個國家已經正確辨認外部威脅,也不代表它就能立即採取有效行動。政治領導人可能希望增加軍事支出,但國會未必願意批准預算;政府可能希望強化國防能力,卻缺乏足夠的財政資源;國家也可能已經具備龐大的經濟力量,卻因為行政制度、國內政治分歧與社會反對,而無法將這些資源轉化為實際的軍事能力。
因此,國際結構即使能夠告訴研究者,國家面臨什麼樣的外部威脅與戰略機會,也不代表它可以直接解釋,國家如何理解這些條件、如何形成政策,以及能否有效執行政策。
這個問題其實涉及國際關係理論中一項重要區分: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與外交政策理論(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Waltz(1979)的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希望解釋國際體系中反覆出現的共同規律,因此刻意將國家內部特徵排除於國際結構的定義之外。然而,當研究者希望進一步解釋某個國家在特定時間為什麼採取某項外交政策時,便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政治領導人、國家制度與國內政治等因素。
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將這些因素全部納入分析,是否就意味著必須放棄現實主義對國際權力分配的重視?
1998 年,Gideon Rose 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發表〈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理論〉(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為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的答案。
Rose 認為,國家的相對物質權力仍然是理解外交政策的重要起點,但國際體系的壓力與誘因,並不會直接、自動地轉化成特定政策。相反地,這些結構性影響必須經過政治領導人的認知、國家制度與其他國內因素,才能形成實際的外交行動。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否認國際結構的重要性,而是試圖補充一套能夠解釋國際結構如何轉化為具體外交政策的因果機制。
換句話說,結構現實主義主要關心國家在什麼樣的國際環境中行動,攻勢現實主義進一步分析國際體系為什麼會形成追求相對權力的誘因;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則希望回答:當國際結構已經形成某種壓力,為什麼不同國家仍然可能對這項壓力產生不同的理解,並採取不同的政策回應?
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進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
二、理論前提:新古典現實主義如何結合國際結構與國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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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由單一學者提出一套固定假定,再從中推導所有國家行為的理論。Rose(1998)主要透過比較當時重要的外交政策研究,將一批共同重視國際權力分配與國內政治中介作用的研究,整理為新古典現實主義。
在此之後,Schweller(2004)、Rathbun(2008)、Taliaferro(2006)等學者,進一步發展國內政治、國家能力與外交政策之間的因果關係。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則出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嘗試建立更加系統性的理論架構。
因此,本文將參考 Rose(1998)與 Ripsman 等人(2016)的研究,將新古典現實主義整理為四項核心命題,說明它如何在保留國際結構解釋力的同時,將國內政治納入外交政策分析。
(一)國際體系的相對物質權力是主要解釋起點(Relative Mater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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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第一個核心命題,是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仍然構成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起點。
這使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將外交政策主要歸因於國內利益團體、政治制度或領導人個人信念的理論有所區別。
Rose(1998)認為,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與企圖心(Scope and Ambition),首先受到其相對物質權力的影響。當國家所掌握的經濟與軍事資源增加時,通常也會取得更多可以用來追求外交目標的手段;相反地,當國家的相對實力下降時,其政策選擇便可能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
例如,當某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快速成長時,它可能逐漸具備維持遠洋海軍、建立海外軍事據點,或在更多地區投入外交資源的能力。然而,在國家缺乏足夠資源時,即使政治領導人具有相同的外交企圖,也未必能夠有效實現這些政策。
因此,國際權力分配不只會影響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也會限制國家能夠追求哪些外交目標,以及這些目標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
不過,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認為相對物質權力的變化,必然立即導致外交政策出現相同程度的調整。
因為國家即使擁有更多資源,也不代表政治領導人能夠直接使用這些資源,更不代表國家必然會將新增的能力投入外交與軍事擴張。
因此,相對物質權力雖然是重要的解釋起點,卻不足以單獨決定外交政策。
(二)國際結構形成壓力與誘因,但不直接決定外交政策(Systemic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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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命題是,國際結構能夠形成國家的行動限制與戰略機會,卻不會直接決定每個國家在特定時刻所採取的政策。
這項命題可以視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對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重要延伸。
Waltz 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會對國家形成結構性約束,使國家面對自助與競爭壓力。然而,他的理論主要希望解釋國際體系的共同規律,並不試圖完整預測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
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如果研究者希望進一步理解國家在特定環境中如何行動,便不能只指出國際結構具有某種壓力,而必須分析這些壓力如何被國家所理解與回應。
例如,當某個競爭對手的軍事能力快速增加時,國際結構可能使周邊國家面臨更大的安全威脅。然而,周邊國家可能選擇增加軍備,也可能強化同盟,甚至因為政治領導人認為威脅尚不嚴重,而暫時維持原有政策。
因此,結構性壓力雖然影響國家的可行選項,卻無法單獨告訴我們,國家究竟會選擇哪一項政策。
Ripsman 等人(2016)更進一步指出,國際體系所傳達的訊號,有時相對明確,有時卻具有高度模糊性;此外,國際環境也可能對國家施加緊迫限制,或容許相當程度的政策選擇空間。
因此,當外部威脅十分明確且迫切時,國家可能比較容易形成共同的安全判斷;但當國際體系提供的訊號模糊,或國家具有較大的戰略選擇空間時,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認知便可能對外交政策產生更加明顯的影響。
這也說明,國際結構並不是一套能夠直接產生特定外交政策的機械裝置,而是提供國家行動的限制、誘因與機會。
(三)國家不是能夠直接將結構壓力轉化為政策的單一行動者(The State as a Mediating 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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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命題,是國家並不是一個能夠毫無阻礙地將外部壓力轉化為政策的單一行動者。
在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中,為了建立具有一般性的體系理論,研究者通常可以將國家視為功能相似的政治單位,並將國家內部特徵抽象化。
然而,當我們希望解釋某個國家實際採取的外交政策時,便不能假定國際結構所產生的壓力,會直接形成政府的決策。
因為外交政策並不是由國家這個抽象概念自行作出,而是必須透過政治領導人、行政機關、政治制度及其他國內行動者,才能由政策構想轉化為實際行動。
例如,當某個國家面對外部軍事威脅時,政府可能希望提高國防預算,但相關政策仍然需要經過行政部門的規劃、立法機關的審議,以及財政資源的分配。如果國內政治勢力對威脅認知存在嚴重分歧,即使政府已經提出增加軍備的方案,也可能無法獲得足夠支持。
同樣地,即使政治領導人已經決定採取某項外交政策,也不代表國家行政體系就具有足夠能力有效執行。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重新打開國家這個「黑盒子」,分析國際結構壓力如何經過國家內部的認知、決策與執行過程,形成實際外交政策。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內政治視為唯一的解釋因素。相反地,它認為國內因素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會影響國家如何回應既有的國際結構壓力。
這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仍然被歸類為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因。
(四)國內中介變數影響結構壓力的政策效果(Unit-Level Intervening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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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命題,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於國際體系所形成的壓力,會受到國內中介變數的影響,進而產生不同的外交政策結果。
Rose(1998)主要強調兩項中介因素:決策者對相對權力的認知,以及國家相對於社會的力量(亦即政府汲取與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兩者會影響相對物質權力如何轉化為外交政策。至於以下四類中介變數的系統性分類,則是後續研究整理的成果: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將新古典現實主義常用的國內中介變數,歸納為四個主要類別。
1. 領導者的認知與意象(Leade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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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認知指的是,政治領導人如何理解國際環境、判斷其他國家的意圖,以及評估自身的能力與戰略機會。
即使兩個國家面臨相似的外部威脅,政治領導人也可能因為過往經驗、政治信念與資訊判斷不同,而對威脅的嚴重程度產生不同理解。
例如,某位領導人可能認為競爭對手增加軍備,代表對方已經具有改變現狀的意圖;另一位領導人卻可能將相同行動理解為一般性的國防現代化,因此主張透過外交協商維持關係。
這種差異可能使兩個國家即使面對相似的結構壓力,仍然產生不同的政策偏好。
不過,領導者認知並不是單純指政治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而是指其對國際體系與其他政治行動者形成的認知架構,以及這些認知如何影響政策判斷。
2. 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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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文化指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在長期歷史經驗、制度實踐與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對國家安全、軍事力量與外交策略的共同理解。
例如,某些國家可能因為過去遭受侵略的歷史,而特別重視領土防衛與軍事自主;另一些國家則可能因為長期的同盟經驗,較傾向透過國際合作處理安全問題。
因此,即使面對相似的國際結構壓力,不同國家仍然可能因為戰略文化不同,對軍事擴張、結盟與外交妥協形成不同的政策偏好。
不過,戰略文化並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國家特徵,也不代表同一國家內部所有政治行動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戰略觀念。研究者仍然需要透過具體歷史資料,說明某種文化如何形成、如何影響決策,以及它是否真的對外交政策產生獨立作用。
3. 國內政治制度(Domest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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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政治制度指的是,國家內部的政治權力如何分配,以及不同政府機關如何參與政策形成。
例如,外交與國防政策可能受到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權力關係、政黨競爭、官僚組織及法律程序影響。
當政治權力相對集中時,政府可能比較容易迅速調整政策;但當政治制度具有較多否決點,或不同政府機關存在嚴重分歧時,即使政治領導人已經辨認外部威脅,也可能難以立即形成一致的政策回應。
然而,政治權力集中並不代表外交政策一定比較正確。相反地,缺乏有效制衡的決策環境,也可能使政治領導人更容易高估威脅,或採取過度冒險的政策。
因此,國內制度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影響國家決策的速度,也在於它如何改變資訊流通、政策協調與政治責任。
4. 國家與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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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關係指的是,政府與國內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以及政府能否從社會中取得執行外交與安全政策所需要的資源。
例如,當國家希望增加國防預算、擴充軍隊或推動長期軍事改革時,便可能需要徵稅、動員人力及取得社會支持。
如果政府缺乏足夠的政治正當性,或國內社會對軍事動員具有強烈反對,即使國家整體經濟規模龐大,政府仍然可能難以將這些資源投入國防建設。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重視國家所擁有的物質資源,以及政府實際能夠汲取、動員與使用的資源之間的差異。
這項區分不只可以解釋國家為什麼未能有效回應外部威脅,也能進一步分析,為什麼某些國家在經濟快速成長後,並沒有立即形成相應的軍事與外交影響力。
綜合以上四類中介變數,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單純將所有國內因素加入現實主義,而是希望說明,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與安全壓力,究竟如何經過政治領導人的認知、戰略文化、國內制度及國家與社會關係,轉化為不同的外交政策。
不過,這四類變數並不代表所有研究都必須同時納入全部因素。研究者仍然需要根據具體問題,選擇具有明確理論依據且能夠觀察的中介變數,才能避免因果解釋過度複雜。
接下來便需要進一步討論,這些中介變數究竟如何形成具體的外交政策。
三、理論推導:國際結構壓力如何透過國內中介變數形成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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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壓力不會直接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那麼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問:外部壓力究竟如何經過國家內部的政治過程,最後形成可以觀察的外交行動?
Rose(1998)已經指出,理解相對權力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必須同時考察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Ripsman 等人(2016)則將這項過程進一步整理為國際體系的認知、國內政策決策,以及資源動員與政策執行三個主要的中介層次。
因此,本文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推導整理為以下五個部分。
(一)國際結構形成外部壓力與戰略機會(Systemic Stim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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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分配,會影響國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戰略機會與政策選擇空間。
當某個大國的經濟與軍事能力快速增加時,其他國家可能逐漸面臨相對權力下降的壓力。相反地,當競爭對手實力衰退,或國際體系出現有利的權力變化時,國家也可能取得新的外交與戰略機會。
因此,國際結構不只是限制國家行為,也可能提供國家擴大外交影響力的條件。
不過,相同的外部變化,不一定對所有國家具有相同意義。例如,某個大國的崛起,可能被鄰近國家視為嚴重安全威脅,卻被距離較遠的國家理解為經濟合作機會。
此外,即使兩個國家在客觀上面臨相似的威脅,它們也未必會採取相同的政策回應。因為國際結構所傳達的訊號,仍然需要經過政治領導人的理解,才能轉化為政策問題。
因此,國際體系壓力雖然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自變數,卻不是整個因果過程的終點。
(二)決策者認知:國家如何理解國際結構?(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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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國際體系所形成的壓力,必須經過政治領導人的認知與判斷,才能進入實際的外交政策議程。
這項過程的重要性,在於國家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環境的所有訊號,而是會透過政治領導人、政府機關與情報系統,對外部情勢進行判斷。
例如,當某個國家增加軍事預算時,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可能將這項變化理解為對方正在準備侵略,也可能認為這只是一般性的軍事現代化。
兩種不同的判斷,可能使國家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前者可能主張立即擴充軍備,後者則可能希望透過外交談判與情報蒐集,進一步確認對方意圖。
因此,即使外部環境沒有立即改變,政治領導人對國際結構的理解仍然可能影響外交政策。
不過,這並不表示政治領導人的認知可以完全脫離國際現實。國家的相對實力、外部威脅與戰略位置,仍然會限制某些政策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
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是,國際結構提供政治行動者必須面對的現實條件,但政治行動者對這些條件的理解,會影響其如何選擇政策。
(三)國內決策過程:政治制度與國內利益如何影響政策形成?(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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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政治領導人已經辨認外部威脅,也不代表政府就能立即形成一致的外交政策。
因為外交政策的形成,通常涉及不同政府機關、政治菁英與國內政治力量之間的協調與競爭。
例如,當某個國家面臨逐漸增加的安全威脅時,國防部門可能主張增加軍事支出,但財政部門可能認為國家缺乏足夠資源,而部分政治勢力則可能擔心軍事擴張影響經濟發展或社會福利。
因此,即使政府已經對外部威脅形成某種共同理解,也可能因為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衝突,無法立即採取有效行動。
同樣地,當國家希望建立新的軍事同盟時,政府可能需要考慮國內政治支持、法律程序,以及不同政治團體對安全合作的態度。
這使外交政策不只是國際壓力的直接結果,也受到國內制度與政治協商過程影響。
不過,這裡仍然必須注意,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將所有政策分歧都歸因於國內政治,而是要求研究者進一步說明,國內政治究竟如何改變國家對既有國際結構壓力的回應。
因此,國內決策過程的重要性,在於它可能使國家延遲採取行動、改變原本的政策方向,或在不同的戰略選項之間作出取捨。
(四)資源動員與政策執行:國家能否將自身資源轉化為實際能力?(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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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政治領導人已經正確辨認外部威脅,並且成功形成政策,也不代表政府就能有效執行。
因為外交與安全政策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政治、經濟與軍事資源,而這些資源並不會因為國家具有龐大的經濟實力,就自動轉化為政府可以使用的政策能力。
例如,當某個國家希望擴充海軍力量時,便可能需要提高稅收、增加國防預算、發展軍事工業,並建立足以支撐長期軍事行動的行政與後勤體系。
如果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政汲取能力,或國內政治力量反對增加軍事支出,即使該國擁有龐大的經濟資源,也可能無法迅速建立相應的軍事力量。
Fareed Zakaria(1998)在《從財富到權力》(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中,便特別強調整體國力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差異。
他指出,美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已經擁有龐大的經濟力量,但並沒有立即成為同等強大的外交與軍事行動者。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當時聯邦政府尚未建立足夠強大的行政與資源汲取能力,無法直接將整體經濟資源轉化為積極的對外政策。
直到國家制度與中央政府能力逐漸發展後,美國才更有能力運用自身經濟力量,擴大國際政治影響力。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物質資源雖然影響外交政策的可能範圍,但政府實際能夠動員與使用多少資源,往往更能解釋具體外交政策的形成速度與執行程度。
這也使國家能力成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中介因素。
(五)從結構壓力到政策差異:為什麼相同的國際環境會產生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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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差異,並不是前者否認國際結構的存在,而是進一步指出,國際結構所產生的壓力,必須透過國家內部的政治過程,才能轉化為實際外交政策。
首先,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變化,會使國家面臨新的威脅與戰略機會;其次,政治領導人必須對這些變化進行理解與判斷;接著,國內政治制度與不同政治力量會影響政策形成;最後,政府仍然需要動員足夠的資源,才能將政策轉化為具體行動。
因此,即使兩個國家面臨相似的外部壓力,也可能因為領導人認知、國內政治制度與國家資源動員能力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如果將上述關係整理成一套簡化的因果鏈,便可以得到以下推導:
國際結構壓力與戰略機會 → 國內中介變數的過濾與調節 → 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執行 → 不同的國家行為及其結果。
不過,這項推導不能被理解為所有國家都必然按照相同順序完成政策決策。因為政治領導人的認知、國內政治制度及資源動員能力,可能在政策形成的不同階段同時發生作用。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不是建立一套能夠精確預測每個國家外交決策的固定公式,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讓研究者能夠進一步追問:國際結構所提供的壓力,究竟經過哪些政治過程,最後形成我們實際觀察到的外交政策?
四、國家行為模式:為什麼國家對外部壓力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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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國際結構所形成的壓力,必須經過國內政治過程才能轉化為外交政策,那麼國家面對相似的國際環境時,便可能採取不同程度與形式的政策回應。
與 Morgenthau 將權力政策區分為維持現狀、帝國主義與聲望政策不同,新古典現實主義並沒有一套適用於所有研究的固定外交戰略分類。
因此,本文將依據 Rose(1998)、Schweller(2004)、Zakaria(1998)及後續研究,整理四種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回應模式,藉此說明國際結構壓力如何透過國內政治條件,產生不同的外交政策結果。
需要強調的是,以下四種模式是本文綜合相關研究所整理的分析面向,並非 Rose(1998)本人提出的正式分類:其中,制衡不足主要取自 Schweller(2004),過度制衡取自 Mallett 與 Juneau(2023),權力成長與外交擴張的落差則主要依據 Zakaria(1998);適應性戰略調整則是本文為了比較而提出的概括性類別。
(一)適應性戰略調整(Strategic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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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戰略調整,是指國家能夠辨認外部環境的變化,並依據自身權力地位、國家利益與戰略機會,採取相對符合國際結構要求的政策回應。
例如,當某個國家發現周邊強權的軍事能力逐漸增加時,政府可能迅速調整國防政策,提高軍事準備,並透過外交合作改善自身安全。
如果國家能夠有效辨認外部壓力,形成政策共識,並動員足夠資源,便比較可能將國際結構所產生的誘因轉化為實際行動。
然而,適應性戰略調整並不代表國家必然採取軍事擴張。因為在不同國際條件下,國家可能透過結盟、軍備改革、外交協商,甚至有限妥協,改善自身的安全處境。
因此,判斷某項政策是否具有適應性,不能只看它是否增加軍事力量,而是需要分析政策是否符合國家所面臨的外部限制與機會,以及是否有助於實現其安全與外交目標。
如前所述,適應性戰略調整是本文為了進行理論比較所作的概括性分類,而不是 Rose(1998)本人或特定學者提出的正式國家行為類型。
(二)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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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之一,便是制衡不足。
依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當某個國家逐漸形成嚴重的外部威脅時,其他國家應該具有增加軍備或建立同盟的誘因,以避免自身安全受到損害。
然而,實際國際政治並不總是如此。有些國家即使已經面臨明確的安全威脅,仍然可能無法及時形成有效的制衡措施。
Randall Schweller(2004)在〈未獲回應的威脅:制衡不足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中,便試圖解釋這個問題。
Schweller 認為,國家未能有效回應外部威脅,不一定是因為國際結構沒有形成制衡誘因,也可能是因為國家內部的政治分歧,使政府無法將這些誘因轉化為實際政策。
例如,當政治菁英對外部威脅的嚴重程度缺乏共識時,政府可能無法迅速決定是否增加軍備;當國內政治勢力存在嚴重對立時,即使部分政治領導人希望採取制衡政策,也可能因為缺乏政治支持而無法執行。
此外,如果政府本身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政治領導人也可能更加重視維持國內政權穩定,而不是投入大量資源回應外部威脅。
Schweller 因此強調,國家內部的政治共識、菁英凝聚力、社會整合程度與政府脆弱性,會影響國家是否能夠有效採取制衡政策。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只指出某些國家沒有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期行動,更進一步提出國內政治條件,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外部威脅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制衡回應。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理解某個國家為什麼沒有及時回應外部威脅,或為什麼具有足夠物質資源的國家,仍然未能採取有效制衡措施時,新古典現實主義便可能提供重要的解釋。
(三)過度制衡(Over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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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制衡不足,過度制衡則是國家對外部威脅採取超過實際需要的政策回應。
例如,當某個國家高估其他國家的攻擊意圖或軍事能力時,便可能投入遠高於合理需求的軍事資源,甚至採取原本沒有必要的高風險行動。
這種情況的重要性,在於國家不只可能因為無法有效回應威脅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也可能因為過度回應威脅,而付出不必要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成本。
Mallett 與 Juneau(2023)在〈過度制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Overbalancing)中,便試圖透過國內中介變數,解釋國家為什麼可能產生過度制衡。
他們認為,國家可能因為高估外部威脅、受到國內政治因素推動,或未能在安全環境改善後及時調整政策,而投入超過合理需求的資源。
為了說明這項理論,兩位學者分析埃及在1960年代介入葉門的戰爭,以及美國在2001年後對恐怖主義威脅採取的部分政策。
例如,埃及雖然有理由關注葉門內戰與區域競爭,卻在介入過程中投入龐大的軍事資源,使自身陷入長期而代價高昂的衝突。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只希望解釋國家為什麼未能回應國際結構壓力,也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有些國家即使已經辨認威脅,仍然可能因為政治領導人的認知與國內政策過程,而採取超過實際需要的回應。
不過,過度制衡並不等於國家單純增加過多軍備。研究者若要認定某項政策屬於過度制衡,就必須先建立合理的威脅評估與政策基準,再證明國家的實際回應確實超出應對威脅所需的程度。
否則,如果研究者只是在政策失敗後,才將其判定為過度制衡,便可能使理論陷入事後解釋的問題。
因此,過度制衡雖然可以補充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外交政策差異的理解,卻也對研究者提出更高的方法論要求。
(四)權力成長與外交擴張的落差(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Am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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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衡不足與過度制衡,新古典現實主義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國家即使擁有快速增加的經濟與物質力量,也未必立即採取更加積極的外交政策。
Fareed Zakaria(1998)在《從財富到權力》中,便以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為例,提出一項重要問題:為什麼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卻沒有立即成為同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外交與軍事強權?
Zakaria 認為,國家的整體經濟力量雖然會影響對外擴張的可能性,但政治領導人實際能夠運用多少資源,仍然受到國家制度與行政能力限制。
他透過分析1865年至1908年間美國的外交與領土擴張政策,指出當時美國雖然已經具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基礎,但聯邦政府未必具備足夠能力,將分散在社會中的經濟力量直接轉化為積極的外交與軍事行動。
因此,美國經濟實力的成長,並沒有立即產生相同程度的外交擴張。
直到聯邦政府的行政權力、政治制度與資源動員能力逐漸發展後,美國才更有能力將整體國力轉化為具體的外交政策。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使研究者不再只以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或軍事資源,判斷國家可以採取什麼政策,而是進一步考慮政府能否實際使用這些資源。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分析新興強權為什麼沒有立即將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擴張,或國家能力為什麼無法跟上整體國力成長時,新古典現實主義便具有特別明確的分析價值。
綜合上述四種政策回應模式,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預測國家面對外部威脅時,必然採取某一種固定行動。
相反地,它希望解釋為什麼國際結構所形成的壓力,可能因為不同國家的認知、制度與資源動員能力,而轉化為適應性調整、制衡不足、過度制衡,或外交企圖心與實際國力之間的落差。
這也使新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適合分析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以及相似結構條件下出現的政策差異。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國際結構壓力到外交政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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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將新古典現實主義整理為五個主要的分析階段。
首先,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分配、外部威脅與戰略機會,構成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結構性背景。這些條件會影響國家所面臨的限制,以及不同政策可能產生的收益與成本。
其次,國際結構壓力必須經過國內中介變數的過濾與調節。依據 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的分類,這些中介變數主要包括領導者認知、戰略文化、國內政治制度及國家與社會關係。
接著,這些變數會影響國家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政策決策,以及資源動員與執行。即使國際結構已經形成明確壓力,政府仍然可能因為威脅認知不足、國內政治分歧或資源動員能力有限,而無法採取符合預期的外交政策。
第四,經過上述政治過程後,國家可能形成不同程度與形式的外交政策回應。例如,國家可能依據外部環境進行適應性調整,也可能因為國內政治條件產生制衡不足、過度制衡或政策執行落差。
最後,這些政策不只會影響個別國家的安全與外交地位,也可能改變其他國家的行為,進而影響原本的國際權力分配與戰略環境。
例如,當某個國家因為外部安全壓力而增加軍事力量時,其他國家可能因此採取反制措施,使原本的國際結構與威脅認知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又可能回過頭來,影響國家未來的政策判斷與資源動員。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因果過程,並不只是從國際結構出發,最後停留在某項外交政策,而是可能隨著國家行動與國際環境的變化,形成持續的互動與回饋。
為了避免混淆,模型中各環節的變數角色可以區分如下:主要自變數是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威脅與戰略機會;國內中介變數包括領導者認知與意象、戰略文化、國內政治制度,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外交政策形成與執行是中介變數發揮作用的過程,涵蓋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政策決策與資源動員;國家政策回應是模型主要解釋的依變數;國際政治結果與回饋則是政策互動後對國際環境造成的影響,並可能重新改變下一輪的體系刺激。其中,以相對權力為起點、經由國內因素中介的基本邏輯來自 Rose(1998);四類中介變數的分類取自 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第四階段的政策回應類型,則是本文綜合 Schweller(2004)、Zakaria(1998)與 Mallett 與 Juneau(2023)等研究所整理。
圖 5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因果模型——本文理論性重構
資料來源:依 Rose(1998)、Schweller(2004)及 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整理繪製。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套五階段模型屬於本文的分析性重構,並非 Rose(1998)提出的固定外交決策程序。尤其四類國內中介變數並不必然按照特定順序作用,也不代表所有研究都必須同時納入全部變數。
此外,雖然 Rose(1998)主要將新古典現實主義定位為外交政策理論,但 Ripsman 等人(2016)進一步嘗試透過國家政策與國際結果之間的長期互動,說明新古典現實主義如何用於研究更廣泛的國際政治現象。
因此,本模型的重點,不是宣稱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完整預測所有外交政策,而是說明:國際結構的影響必須經過國家內部的政治過程,才能轉化為實際外交政策,而國家的外交行動又可能反過來改變國際政治環境。
六、理論評估: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外交政策分析工具的優勢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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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大的特色,在於它不只關心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也進一步分析國家如何理解外部壓力、形成政策,以及動員資源執行政策。
然而,如果我們希望評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價值,就不能只因為它納入更多解釋因素,就認為它一定比其他現實主義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真正重要的問題應該是:面對什麼樣的研究問題,新古典現實主義能夠提供其他現實主義較難提供的解釋?而當研究者持續加入國內中介變數時,這套理論是否也可能因此失去明確的因果界線?
(一)理論優勢:為什麼能夠解釋相似結構壓力下的不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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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優勢,在於它能夠解釋為什麼面對相似國際結構壓力的國家,仍然可能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對結構現實主義而言,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會對國家形成共同的競爭與自助壓力。因此,國家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也可能出現相似的制衡行為。
然而,當研究者希望解釋某個國家為什麼沒有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期採取行動時,便可能需要考慮額外的因素。
Schweller(2004)對制衡不足的研究,便提供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他認為,國家即使面臨嚴重的外部威脅,也可能因為國內政治菁英缺乏共識、社會整合程度不足,或政府本身具有政治脆弱性,而未能有效採取制衡措施。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指出某些國家沒有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期行動,更在於它嘗試提出可以被觀察的國內政治條件,解釋這些政策差異究竟如何形成。
例如,當兩個國家面臨相似的安全威脅時,具有較高政治共識與資源動員能力的國家,可能比較容易迅速增加軍備;相反地,國內政治嚴重分裂的國家,即使面對相同威脅,也可能無法形成有效回應。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解釋的是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選擇,而不是整個國際體系的均勢傾向時,新古典現實主義便可能具有更加直接的分析價值。
不過,這並不代表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因此失敗。因為 Waltz 原本試圖建立的,是解釋國際體系共同規律的理論,而不是能夠完整預測每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論。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貢獻,在於提供一套能夠連接體系壓力與個別國家政策的研究架構,而不是單純證明結構現實主義毫無解釋力。
(二)國家能力的解釋力:為什麼擁有資源不等於能夠動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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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國家能力的重視,使它特別適合研究國家經濟成長、軍事現代化與外交擴張之間的關係。
Zakaria(1998)對十九世紀美國崛起的研究,便是這種研究取徑的重要代表。
他指出,美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已經取得龐大的經濟力量,卻沒有立即採取與其物質能力相符的積極外交政策。若研究者只從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出發,便可能預期美國應該更早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然而,Zakaria 發現,美國聯邦政府當時尚未具有足夠強大的行政與資源汲取能力,使政治領導人無法直接將國家整體的經濟資源轉化為外交與軍事力量。
因此,國家具有多少物質資源,與政府實際能夠使用多少資源,並不是相同的問題。
這項區分也使新古典現實主義能夠進一步分析,為什麼某些國家雖然經濟快速成長,卻沒有立即產生相應的軍事與外交擴張。
同樣地,Jeffrey W. Taliaferro(2006)在〈為未來戰爭建立國家:新古典現實主義與資源汲取型國家〉(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中,也將國家資源汲取與動員能力納入分析。
他指出,國際結構雖然可能迫使國家模仿成功強權的制度與軍事改革,但國家並不一定能夠迅速完成這些調整。因為不同政府具有不同的資源汲取能力,而這些能力又會受到政治制度、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比較為什麼某些國家能夠迅速進行軍事改革,另一些國家卻未能有效動員資源時,新古典現實主義便能夠提供比單純分析相對物質權力更加細緻的解釋。
這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特別適合研究國家建構、軍事改革與外交政策擴張的重要原因。
(三)中介變數的選擇問題:哪些國內因素應該納入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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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優勢,也可能同時形成它最大的理論限制。
因為當研究者承認領導人認知、戰略文化、國內制度、國家能力與社會力量都可能影響外交政策時,便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究竟哪些因素應該納入解釋,而哪些因素應該排除?
如果研究者可以在每一次外交政策沒有符合結構性預期時,都加入新的國內政治因素加以解釋,那麼理論雖然可能涵蓋大量政治現象,卻也可能失去清楚的因果界線。
例如,當某個國家沒有及時制衡外部威脅時,研究者可以將其歸因於領導人錯誤理解國際環境;如果這項解釋不足,又可以加入國內制度限制;若仍然無法解釋,還可以進一步考慮戰略文化、利益團體與國家資源動員能力。
問題在於,如果研究者沒有事先說明為什麼選擇這些變數,以及這些變數究竟如何產生因果效果,那麼理論便可能因為納入過多因素,而難以判斷哪些因素真正具有解釋力。
Legro 與 Moravcsik(1999)對現實主義理論界線的批評,便涉及類似問題。他們質疑,當現實主義不斷吸收其他研究取徑所重視的變數時,是否仍然保有足以與其他理論區分的核心特徵。
Kevin Narizny(2017)則對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更加直接的批評。他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同時保留國際結構的解釋優先性,又不斷加入國內政治因素,可能使理論出現邏輯與方法論上的問題。
這項批評提醒我們,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能只是將國際結構與國內政治放進同一個模型,就宣稱已經建立更完整的理論。
研究者仍然必須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某項國內因素應被視為中介變數,而不是外交政策的主要自變數;又為什麼我們應該相信國際結構具有解釋上的優先性。
因此,對新古典現實主義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能夠納入多少國內因素,而是能否建立一套具有明確因果邏輯、可以接受經驗檢驗的研究設計。
(四)理論的可檢驗性: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容易成為事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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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介變數的選擇問題,新古典現實主義還面臨一項重要的方法論挑戰:如果任何外交政策結果,都可以透過增加國內中介變數加以解釋,那麼這套理論是否容易成為事後解釋?
例如,當某個國家積極制衡外部威脅時,研究者可以主張它正確辨認國際結構壓力,並具備足夠的資源動員能力;但當另一個國家沒有採取制衡行動時,研究者又可以主張它受到領導人認知偏誤或國內政治分歧影響。
如果兩種相反的政策都能被同一套理論合理解釋,研究者便需要進一步追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判斷理論是否具有真正的解釋能力?
Brian Rathbun(2008)在〈換個名字仍然是玫瑰: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結構現實主義的必要延伸〉(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中,便回應了新古典現實主義可能只是替結構現實主義的異常案例尋找事後解釋的批評。
Rathbun 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必然是一種缺乏理論進展的修補方式。因為結構現實主義原本就承認國際結構對國家形成限制,而不是完全決定個別外交政策;因此,當研究者希望理解國家如何回應體系壓力時,納入國內中介變數具有合理的理論基礎。
不過,這項辯護並不代表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不受限制地加入任何解釋因素。
若要建立具有說服力的研究設計,研究者仍然必須在研究開始前,明確界定國際結構所形成的壓力、選擇具有理論依據的中介變數,並說明不同變數組合應該導致什麼樣的政策結果。
例如,如果研究者假設外部威脅越明確,且國內政治共識越高,國家便越容易採取有效制衡措施,那麼便應該進一步分析,在相似外部威脅下,具有不同國內政治條件的國家,是否真的呈現不同的制衡程度。
這樣的研究設計,才能使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是對已經發生的外交政策提出合理敘述,而是進一步形成可以透過歷史比較與經驗資料檢驗的因果命題。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價值,不在於能夠解釋所有外交政策,而在於能否透過明確的中介機制,說明國際結構如何在不同國家內部產生不同效果。
(五)解釋層次的問題:新古典現實主義究竟是外交政策理論,還是國際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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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新古典現實主義還面臨一項涉及理論定位的重要問題:它究竟應該被理解為一套外交政策理論,還是一套能夠解釋國際政治結果的理論?
Rose(1998)最初整理新古典現實主義時,主要希望建立一套能夠解釋個別國家外交政策的研究取徑。
對 Rose 而言,國家的相對物質權力雖然構成主要的解釋起點,但研究者必須透過決策者認知與國家內部條件,說明國家如何將物質權力轉化為外交政策。因此,他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不同國家為什麼在特定國際條件下採取不同政策,而不是單純從國際結構推導整個體系的共同規律。
然而,Ripsman、Taliaferro 與 Lobell(2016)試圖進一步擴展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範圍。
他們區分不同形式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第一類新古典現實主義(Type I)主要用來解釋國家為什麼沒有按照結構性預期採取行動;第二類(Type II)則進一步將國內中介變數視為解釋外交政策的一般性組成部分,而不只是用來處理少數異常案例。
此外,Ripsman 等人(2016)進一步提出其所稱的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Type III),嘗試從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進一步解釋國際政治結果與長期結構變化。
這項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如果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那麼多個國家的政策互動,最終便可能改變原本的國際權力分配。
例如,當某些國家持續擴充軍備,而其他國家因為國內政治問題未能有效制衡時,原本的國際權力關係便可能逐漸改變。這些變化又可能對其他國家形成新的結構性壓力,使後續外交政策出現不同的調整。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可能解釋國際結構如何影響外交政策,也可能進一步研究外交政策如何透過國家間的互動,對國際結構產生回饋效果。
不過,這種解釋範圍的擴張,也使理論面臨更加複雜的因果問題。因為若要從個別國家的政策推導國際體系的長期變化,研究者就不能只解釋某一個國家的決策,還必須進一步分析其他國家的回應,以及多個政策結果如何共同形成體系性的變化。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究竟應該解釋外交政策,還是進一步解釋國際政治結果,仍然需要依據具體研究目的加以判斷。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具有分析價值的情況,通常是研究者希望理解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以及相似國際結構壓力下為什麼會產生不同的政策回應。
當研究問題涉及外交決策、威脅認知、國內政治分歧、國家能力與資源動員時,新古典現實主義通常能夠提供比單純分析國際權力分配更加完整的因果解釋。
然而,這並不表示新古典現實主義在所有國際關係研究中都比其他現實主義具有更高的解釋力。如果研究者主要希望解釋國際體系的極數與均勢,結構現實主義可能提供更加精簡的理論;如果研究者希望理解大國為什麼具有追求區域霸權的誘因,攻勢現實主義可能更直接;而當研究問題涉及權力與安全的關係,以及軍事防衛如何產生非預期的安全競爭時,守勢現實主義可能更適合。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優勢,不是能夠將所有可能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全部納入分析,而是在保留國際結構作為重要解釋起點的同時,進一步透過明確的國內中介變數,說明國家如何形成不同的外交政策。
但若研究者無法合理選擇中介變數,也無法提出可以檢驗的因果機制,那麼這套理論便可能因為過度複雜,而失去相較其他理論的分析優勢。
這也再次說明,不同現實主義理論的價值,不能只根據它們納入多少變數加以判斷,而必須回到研究目的本身:我們究竟希望解釋國際體系的共同規律,還是特定國家為什麼採取某項外交政策?
七、小結:新古典現實主義為五大現實主義的比較提供了什麼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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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從四個核心命題加以理解:首先,國際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仍然構成外交政策的重要解釋起點;其次,國際結構能夠形成國家的行動限制與戰略機會,卻不會直接決定特定外交政策;第三,國家不是一個能夠自動將外部壓力轉化為政策的單一行動者;最後,政治領導人的認知、戰略文化、國內政治制度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等中介變數,會影響國際結構壓力如何轉化為實際外交政策。
基於上述命題,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即使國家面臨相似的國際結構壓力,也可能因為國內政治條件不同,而形成不同程度與形式的政策回應。
例如,某些國家可能正確辨認外部威脅,並透過有效的政治決策與資源動員,迅速採取戰略調整;另一些國家則可能因為威脅認知不足、國內政治分裂或國家能力有限,而未能採取足夠的制衡措施。相反地,部分國家也可能因為高估外部威脅,或受到國內政治因素影響,而採取超過實際需要的政策回應。
這使新古典現實主義能夠進一步補充前面所討論的結構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從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功能分化與能力分配出發,說明國際結構如何產生自助、制衡與均勢;守勢現實主義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以及攻守條件如何影響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攻勢現實主義則從國際無政府狀態、攻擊能力與意圖不確定性等條件,推導大國追求相對權力極大化與區域霸權的誘因。
相較之下,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否認上述理論對國際結構的分析,而是進一步指出,即使國際結構能夠形成共同的安全壓力與戰略誘因,也不代表不同國家就會採取相同的外交政策。
因為國家必須透過政治領導人的認知、國內政策決策,以及資源動員與政策執行,才能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實際行動。
因此,如果說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告訴我們,國家在什麼樣的國際環境中行動,那麼新古典現實主義進一步回答的便是:為什麼國家即使面對相似的國際環境,仍然可能作出不同的政治選擇?
不過,這也讓我們重新回到整份報告最初的問題:既然五大現實主義都強調權力與國家利益的重要性,為什麼它們仍然會對相似的國際政治現象提出不同的解釋?
如果從古典現實主義出發,Morgenthau 重視人性、權力政治與政治領導人的審慎判斷;Waltz 則試圖透過抽象與簡化,將研究重點轉向國際結構;Jervis 進一步指出,國家追求安全的行動,可能因為攻守條件與威脅認知而產生不同結果;Mearsheimer 則認為,大國即使只希望生存,也可能具有持續追求相對權力優勢的誘因;最後,Rose 與後續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重新將國內政治納入因果解釋,分析國際結構壓力如何轉化為具體外交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看,五大現實主義之間的差異,並不只是不同學者對權力具有不同理解,也涉及它們希望解釋的政治現象、採取的分析層次,以及建立因果推論的方式。
因此,當研究者希望理解國際政治中的特定現象時,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預先判斷哪一種現實主義最為正確,而是進一步思考:我們希望解釋的究竟是國家為什麼追求權力、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形成均勢、國家追求安全為什麼產生衝突、大國為什麼具有擴張誘因,還是不同國家為什麼在相似環境下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
這也將帶領我們進入下一部分的核心問題:當研究者面對不同的國際政治研究題目時,究竟應該如何選擇適當的現實主義理論?
換句話說,五大現實主義並不是五套彼此競爭、只能選擇其中一套的標準答案,而是五種具有不同解釋重點與適用範圍的研究工具。真正重要的不是哪一套理論最強,而是哪一套理論最能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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