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理論

整合理論研究國家何以從個別政策合作,走向建立持續運作的共同機構,以及這些機構何以取得、維持或失去決策權。國家簽訂一項協議,與將某項政策的部分決策權交給跨國機構,是需要分開解釋的結果。第九堂複合講義將本題安排在 PDF 頁序 21–40 的獨立第二章,接續但不構成「第四次大辯論」的定義;本條目主要依該章的編者重構撰寫。〔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0–22〕

功能合作與政治整合

講義轉述 David Mitrany 1943 年《A Working Peace System》的功能主義構想:跨境交通、衛生與其他具體問題,可以依任務需要設置合作機構,藉持續共同工作降低疆界造成的障礙。講義列出的四項前提是編者的教學歸納,並非本批已核對的 Mitrany 原著公理;Mitrany 原文在本批未讀,故不能據此斷言他主張技術專家取代政治決策,或功能合作必然形成世界政府。〔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23〕

Ernst B. Haas 的新功能主義以歐洲煤鋼共同體為中心,將利益團體、政治菁英與共同機構也納入整合過程:共同決策場所建立後,行動者可能改向超國家層次提出要求,並重新評估其利益與政治期待。這與只問兩國是否願意合作的問題不同。已登錄的公開版本是 2004 年重印本,內含 1958 年原著、1968 年前言及 2004 年新導言;本批來源候選曾核版權頁、新導言選段及原著印刷頁約 311–314,尚未通讀全書。2004 年新導言的事後反省不得改寫成 1958 年原文。〔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25〕〔作者正式主張|SRC-673B23261451,2004 年重印本前置頁與新導言選段,1958 原著印刷頁約 311–314 選段〕

講義把外溢分成三種可區分的機制:原合作引出相鄰政策協調需求的功能性外溢,利益團體與政治菁英調整策略的政治性外溢,以及共同機構運用議程設定與資訊能力的培養性外溢。這是後來整合研究常用、由編者整理的分類,不能說 Haas 1958 年原著已提出一套固定三階段順序。即使兩個政策領域確有依存關係,國家仍可選政府間協商,不必然擴大超國家權限。〔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27〕

整合的多種方向

Schmitter 1970 年研究在講義中被用來修正「整合只能深化」的印象:議題範圍指共同機構處理多少政策,決策權威指它能在這些政策上自行決定多少。兩者都擴大、只擴大範圍、只增加權威,以及兩者都退縮,分別對應不同制度變化。講義表 1 只節選外溢、環溢、權限增強、回溢四種主要方向,自己明說沒有把原文全部策略壓成四種固定結果;Schmitter 原文尚未核讀。〔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29,表 1〕

講義將 Mitrany、Haas 與 Schmitter 串成「需求、機構、功能連結、政治支持或阻力、制度結果」的比較架構。這是編者為教學繪出的模型,並非三人共同提出的五步理論;政治動員與共同機構倡議也未必依序發生。若要判斷整合是否深化,須同時看合作議題與機構權限,而不能只計算成立多少共同組織。〔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32,圖 4 與圖 1 說明〕

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為「初始合作後可能擴大」提供研究案例;1954 年歐洲防衛共同體未獲法國批准,以及 1965–66 年空椅危機,則提醒研究者主權、安全及利益分配可能阻止進一步授權。但觀察到先後兩項整合,尚不能單憑時間順序證明外溢造成後者;觀察到一次失敗,也不能直接否定所有新功能主義命題。本批只讀講義對這些案例的概述,未獨立核對條約、議會紀錄或危機原始史料。〔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34〕

競爭解釋與適用界線

講義以 Hoffmann 的政府間主義說明國家利益、主權與「高政治」領域的阻力;以 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說明國內偏好形成、政府間談判與制度選擇。後者即使同樣預期國家會授權共同機構,所強調的機制仍是政府為鞏固協議而作選擇,而非既有制度自動培養新的整合支持。兩位作者原文均未列入本批外部來源,具體著作命題只可視為講義轉述。〔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37,圖 5 與表 2〕

講義另轉述 Hooghe 與 Marks 2009 年後功能主義,指出整合深入選舉與人民生活時,身分與民意可能限制原先由菁英推動的制度擴張。它是後來對歐洲政治化現象的研究,不是 Haas 新功能主義的另一譯名,也不能回填成 Schmitter 1970 年已提出的主張。該論文原文在本批未讀。〔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38〕

比較這些理論時,關鍵是追查某次制度改革由誰倡議、政府偏好如何形成、跨國利益團體與共同機構是否改變議程、最後授予何種實際權限。它們可能同樣預測整合發生,卻對因果過程提出不同說法。講義末段將此題與「既定利益或形成中的利益」連回前一章的研究取向爭論,但明言新功能主義不等於建構主義,制度研究也不全屬反思取向。〔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39〕

來源範圍

本條目已核讀第九堂 PDF 頁序 21–40 的文字,未逐張視覺核對圖表。Haas 的公開 2004 年重印本僅有前置頁、2004 新導言選段及原著印刷頁約 311–314 的既有摘讀紀錄;Mitrany、Schmitter、Hoffmann、Moravcsik、Hooghe/Marks 原文及歐洲條約史料均未在本批核讀。因此,外溢三分法、策略比較及案例解釋以講義編者重構標示,不能因講義列有原著參考文獻便標為全數「原典已核對」。〔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40〕〔AI 擴充|SRC-673B23261451,2004 年重印本前置頁、新導言及原著印刷頁約 311–314 選段,未讀全書〕

參考文獻

  • 筆記編者(編)。(2026)。《國際關係第四次大辯論:理論、知識與權力——圖解學術講義》[依授課教師授課筆記編製之未出版課堂講義;本地檔名:授課教師國際關係筆記_第九堂拷貝.pdf]。
  • Haas, E. B. (2004).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講義另列 Mitrany(1943)、Schmitter(1970)、Hoffmann(1966)、Moravcsik(1993,1998)及 Hooghe 與 Marks(2009)等作品;本條目只取其講義轉述,原著待查。〔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40 參考文獻〕

跨來源整合:從合作任務到制度權限

第九堂把整合理論分成幾個不同的待解釋結果:國家可以為特定任務合作,卻不一定把持續決策權交給共同機構;建立機構之後,也可能深化、停滯或回退。Mitrany 的功能合作、Haas 的新功能主義及 Schmitter 的修正,在講義中是一條逐步擴大的研究問題線,而不是三位作者共用一套必然線性階段。以下完整保留各章原圖與表格,讀者可以分別檢查任務需求、政治動員與制度權限如何被連接。〔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21–32,圖 3–4、表 1〕

「外溢」尤其需要把條件和結果分開:某項共同政策產生相鄰議題的協調需求,不等於政治菁英必定支持授權;菁英調整訴求,也不等於共同機構必然取得更大實權。講義的功能性、政治性與培養性分類有教學用途,但不能回填為 Haas 1958 年原著固定規定的三階段。已讀的 2004 年重印本新導言還明確提示外溢不能當作自動程序;2004 年的事後反省與 1958 年原文應分開引用。〔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25–29〕〔AI 擴充|SRC-673B23261451,2004 年新導言選段與 1958 原著印刷頁約 311–314 選段,未讀全書〕

Hoffmann 與 Moravcsik 的政府間解釋把國家偏好、談判與授權選擇帶回因果鏈;Hooghe 與 Marks 的後功能主義則提醒身分與民意可能使整合政治化。這些取向並不只是「支持整合/反對整合」兩派:它們可以預測同一制度改革,卻對誰先推動、誰能阻止及權限為何改變給出不同機制。相關作者原著在本批大多只有講義轉述,這裡將比較標為 AI 的跨章整理,而不冒稱各派已被原典全文核對。〔AI 擴充|SRC-EC4E61EE219D,第九堂 PDF 頁序 33–39,圖 5、表 2〕

第九堂原稿對應章節

本頁保留跨來源分析,並直接嵌入筆記編者第九堂筆記第二章的完整原稿;第九章相關比較另嵌原節。授課教師為授課教師,外部作者作品的實讀範圍依原節腳註與來源登錄判定。〔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40〕

第二章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國家為什麼願意將部分權力交給共同機構?

第 二 章

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國家為什麼願意 將部分權力交給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一、問題意識:為什麼國家不只願意合作,甚至願意分享政治權力?

在前面幾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我們反覆討論了一個問題:當國際體系缺乏共同最高權威,國 家必須自行保障生存時,國家究竟應該如何維持安全?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現實主義經常從權力競爭、制衡與安全困境出發,試圖解釋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行為。然 而,戰後歐洲的發展,卻出現了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政治現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國家不只是透過外交談判協調政策,甚至逐漸建立共同機構,將 部分原本由各國政府獨立行使的決策權,交由跨國制度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1951年,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簽署《巴黎條約》,建立歐洲煤鋼共同 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條約於1952年正式生效,六國開始透過共同 機構管理部分煤鋼產業事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到了1957年,相同六國又簽署《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進一步擴大經濟合作的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此後,歐洲整合雖然經歷多次政治危機與停滯,卻仍逐漸發展出共同市場、超國家機構及更廣 泛的共同政策。1992年簽署的《馬斯垂克條約》更進一步建立歐洲聯盟,並於1993年正式生 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這段歷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國家之間的合作似乎已經超越傳統外交協調的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假設今天甲國與乙國決定共同降低關稅,這仍然可以被理解為兩個主權國家為了取得經濟利益 而進行的政策協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但是,如果甲國與乙國進一步建立一個共同機構,並授權它在特定領域制定具有約束力的規 則,那麼我們面對的便不只是國家合作,而是某種程度的政治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換句話說,合作可以是在各國仍然保有完整決策權的情況下,共同採取某項政策;整合則可能 進一步改變原本的決策權限、政治制度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這便帶出整合理論最根本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如果國家原本就能透過外交談判取得合作利益,為什麼還需要建立具有持續權限的共同機構? 又為什麼有些合作會逐漸擴大,甚至改變國家原有的政治權力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1〕

David Mitrany 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與 Ernst B. Haas 的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便分別從功能需求與政治整合過程出發,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不過,整合的發展並不總是順利。當合作觸及主權、利益分配或國內政治時,國家也可能拒絕 增加共同權限,甚至試圖收回既有的合作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因此,本章真正希望回答的,不只是國家為什麼整合,而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在什麼條件下,原本有限的功能合作會逐漸轉化為更深入的政治整合?又在什麼條件下,整合 可能停滯、轉向或倒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二、理論前提:從 Mitrany 的功能主義到 Haas 的新功能主義

(一)Mitrany 的功能主義:國際和平是否能夠從共同解決問題開始?

David Mitrany(1943)在《A Working Peace System》中,提出了一套以功能性合作為核心的國 際組織構想。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這套理論的歷史背景,是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政治秩序造成的重大破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傳統國際政治往往將領土、主權與國家競爭視為重要的政治組織原則,但 Mitrany 認為,如果 國際和平只能依靠國家之間不斷重新分配權力,或透過建立一個龐大的世界政府來實現,便可 能面臨相當大的政治困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因此,他提出另一種思考方向:與其先爭論誰應該統治整個國際社會,是否可以先從不同國家 共同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開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例如,交通運輸、公共衛生、通訊、能源供應及其他跨境事務,往往無法只依靠單一國家獨立 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如果甲國希望改善跨境鐵路運輸,但乙國沒有協調鐵路標準與通關制度,即使甲國投入大量資 金,也不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交通效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在這種情況下,兩國可能需要透過共同機構處理技術標準、基礎建設與行政協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Mitrany 認為,國際組織的設計應該從具體功能出發,而不是先決定所有政治事務必須由哪個統 一權威管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不同問題具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因此合作機構的權限與範圍,也應該根據實際任務調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這就是功能主義的重要出發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不過,Mitrany 並不是單純認為技術專家可以取代所有政治決策,也不是主張任何跨國合作都必 然走向世界政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2〕

他的主要關懷,是如何透過實際運作的功能性安排,減少國家之間因政治疆界而產生的合作障 礙,並使國際和平建立在持續的共同工作與相互依賴之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二)功能主義的基本前提

依照 Mitrany(1943)的研究,可以將功能主義的主要理論前提整理為以下四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需要注意,這四項是本文為了方便理解所進行的分析性重構,並不是 Mitrany 在原著中正式列 出的四項固定公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第一,許多跨國問題具有共同的功能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國家雖然具有不同政治制度與利益,但在交通、衛生、通訊或經濟活動等領域,仍然可能面對 需要共同處理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例如,跨國傳染病不會因為國界存在就停止傳播,因此不同國家可能具有合作防治的共同需 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第二,合作制度應該根據問題的性質設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如果某項問題涉及多國共同使用的河川,合作制度便應該考慮整個流域的範圍,而不只是既有 的行政疆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因此,功能主義不主張所有合作都需要使用相同的組織形式,而是重視制度能否有效處理具體 任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第三,持續的功能合作可能建立相互依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當不同國家長期透過共同機構處理公共事務時,便可能逐漸形成相互依賴的工作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這種關係有可能降低政治衝突的吸引力,並使行動者更加重視既有合作安排所提供的實際利 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第四,和平可以透過持續的合作實踐逐漸鞏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Mitrany 並不認為國際和平只能透過一次性的政治契約或主權統一達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相反地,當不同國家逐漸依賴共同機構處理重要事務時,維持合作便可能成為具有實際利益的 政治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但這裡必須注意,功能主義的和平構想並不是一項經驗上已經得到證明的必然規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即使合作能夠增加相互依賴,也不代表國家之間的所有政治衝突都會消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三)Haas 的新功能主義:共同工作為什麼會逐漸改變政治權力?

如果 Mitrany 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透過功能合作促進和平,那麼 Ernst B. Haas 的研究便更進 一步追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3〕

當國家建立共同機構以後,這些機構是否可能改變原本的政治利益、行動者期待與權力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Haas(1958)在《The Uniting of Europe》中,以歐洲煤鋼共同體為主要研究案例,分析歐洲政 治整合如何形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他的研究不只是關心煤鋼產業是否因為合作而提高效率,也關心共同機構建立後,國家政府、 利益團體、政治菁英及其他社會行動者,是否開始改變原本的政治活動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例如,假設某個產業的規則原本完全由國內政府決定,企業與利益團體便主要向國內政治機關 提出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但是,當跨國共同機構開始具有制定規則的權限時,這些行動者便可能逐漸將政治活動轉向共 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企業可能直接向共同機構提出政策建議,利益團體也可能與其他國家的組織建立跨國合作網 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如果共同機構成為實際影響政策的重要場所,政治行動者對權力與利益的判斷便可能逐漸改 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因此,新功能主義不只是研究國家為什麼願意合作,而是進一步分析合作制度如何影響政治行 動者,以及這些變化是否可能推動後續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四)新功能主義的主要理論前提

依照 Haas(1958, 1961)及後續新功能主義研究,可以將其主要前提整理為以下五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第一,不同政策領域之間具有相互依賴的功能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當國家在某個領域建立共同政策時,可能發現原本的合作目標,無法在其他相關領域缺乏協調 的情況下完全實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例如,共同管理煤鋼產業,可能進一步涉及運輸、價格、競爭規則與投資等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因此,既有整合可能產生新的協調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第二,政治行動者具有不同利益,並可能因制度改變而調整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新功能主義不將國家視為唯一重要的政治行動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利益團體、企業、政治菁英及跨國組織,都可能因為共同機構的建立,而改變政治活動的方 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第三,共同機構可能逐漸形成自主的政治影響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當共同機構具有持續運作的行政能力與決策權限時,它便不一定只是被動執行各國政府的指 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4〕

共同機構可能主動提出新的政策方案、促進跨國協商,或協助不同利益團體形成支持整合的政 治聯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第四,政治忠誠與期待可能逐漸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當行動者開始認為共同機構能夠有效處理自身利益時,便可能逐漸將部分政治期待轉向超國家 層次。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但這不代表國家認同必然消失,也不意味著所有行動者都會完全將政治忠誠轉移到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第五,整合可能透過持續的政治互動產生新的整合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當某項合作產生新的政策問題,政治行動者又願意支持共同機構擴大權限時,既有整合便可能 進一步深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不過,這項過程需要政治支持與制度條件,並不是單純由技術需求自動決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這也是新功能主義最重要的因果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三、理論推導:從功能合作到政治外溢

(一)第一步:國家因共同需求建立有限的合作制度

整合過程的起點,可能是不同國家希望解決某項共同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例如,戰後歐洲國家希望恢復工業生產、降低法德之間的安全疑慮,並建立更加穩定的經濟合 作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在這些背景下,1951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便將部分原本由各國獨立管理的產業事務,交由共 同機構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這時,國家並不一定已經決定要建立完整的政治聯邦。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它們可能只是認為,在煤鋼產業進行共同管理,可以取得較高的政治與經濟收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因此,最初的整合可能只涉及有限的政策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但問題在於,政治與經濟活動通常不是彼此完全獨立的。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當國家開始共同管理某個產業時,便可能發現原本的合作目標,與其他政策領域產生新的關 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二)第二步:功能性外溢產生新的共同治理需求

新功能主義最著名的概念,是外溢(Spillov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外溢的基本意思,是原本在某個領域進行的整合,可能因為政策相互依賴,而形成擴大整合的 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5〕

例如,假設六個國家決定共同管理煤鋼產業。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如果煤鋼產品必須跨越國界運輸,那麼共同產業政策便可能受到運輸規則與通關制度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如果不同國家仍然對相關企業採取不同的競爭與補助政策,既有的共同市場安排也可能因此受 到限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因此,原本有限的煤鋼合作,便可能產生對其他政策領域進行協調的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這種由政策之間的功能性連結所形成的整合壓力,可以稱為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但必須注意,功能性外溢並不是說,只要兩個政策領域存在關聯,國家就必然會將它們交給同 一個共同機構管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從發現協調問題,到決定擴大共同權限,中間仍然存在政治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國家完全可能認為,相關問題雖然需要協調,但仍然可以透過政府間談判加以處理,不需要建 立新的超國家權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因此,功能性連結只是可能產生整合需求的條件,並不是整合成功的充分條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三)第三步:利益團體與政治菁英可能推動政治性外溢

既然功能需求不會自動轉化為政治整合,那麼究竟是誰將新的協調需求轉化為制度改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這正是 Haas 的新功能主義特別重視的部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假設某個共同政策使部分企業取得跨國市場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這些企業可能逐漸認為,若能建立更加一致的市場規則,便可以降低跨境經營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因此,它們可能開始支持共同機構擴大政策權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另一方面,某些勞工團體可能因為擔心共同市場產生不公平競爭,而要求建立共同的勞動保 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原本只在國內政治活動的利益團體,便可能開始向超國家機構提出要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這種由政治行動者的利益調整、跨國聯盟形成及政治活動轉移所推動的整合,可以理解為政治 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其重要性在於,整合不再只是技術與行政問題,而開始形成政治支持與利益分配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當政治行動者認為增加共同權限有助於實現自身利益時,便可能成為推動進一步整合的重要力 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不過,這種過程同樣可能出現相反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如果某些企業或社會團體認為共同政策會使自身利益受損,也可能組成反對整合的政治聯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6〕

因此,政治性外溢並不是所有利益團體都會支持整合,而是強調制度建立後,政治行動者的策 略與支持結構可能發生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四)第四步:超國家機構可能主動培養新的整合機會

新功能主義的後續研究,也特別強調共同機構本身可能扮演的角色。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例如,共同機構可能發現某項政策無法有效執行,於是主動提出擴大政策協調的新方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它也可能利用資訊、專業知識與議程設定能力,協助不同國家的利益團體與政府形成共識。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這種由超國家機構主動推動整合的過程,在後續研究中常被稱為培養性外溢(Cultivated Spillov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其重點在於,共同機構不只是等待國家出現合作需求,也可能主動促進新的整合機會。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因此,新功能主義所分析的整合過程,至少涉及三種相互連結但可以區分的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第一,功能性外溢: 原有合作產生新的政策協調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第二,政治性外溢: 利益團體與政治菁英因制度改變而形成新的整合支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第三,培養性外溢: 共同機構運用自身影響力,促進政治協商與制度深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需要注意的是,這三項是後來歐洲整合研究對新功能主義常見機制的系統化整理,不應全部當 成 Haas(1958)原文中已經列出的固定三階段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五)第五步:政治支持可能使共同權限進一步擴大

當功能需求、政治支持與共同機構的行動相互配合時,國家便可能同意將更多政策事務交由共 同機構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例如,原本只在某個產業建立共同政策的國家,可能逐漸同意在市場規則、競爭政策或其他相 關領域建立更廣泛的制度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但這裡必須進一步區分兩件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第一,是共同政策的議題範圍是否擴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第二,是共同機構的決策權限是否提高。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兩者雖然可能同時發生,卻不必然一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例如,國家可能同意在更多政策領域進行合作,卻仍然要求所有重大決定必須由各國政府一致 同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反過來說,國家也可能沒有增加共同政策的議題範圍,卻同意讓既有共同機構在原有領域具有 更強的決策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7〕

因此,整合究竟是否深化,不能只看共同機構管理多少事情,也必須分析它具有多少實際權 威。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這也帶出 Philippe C. Schmitter 對新功能主義的重要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六)Schmitter 的修正:整合不一定會持續向前

Philippe C. Schmitter(1970)在〈A Revise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中,重新思考新功能 主義的整合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他認為,研究者不能預先假定原有合作必然產生更多合作,也不能將整合理解成一條只會持續 向前的發展路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因此,他將整合過程區分為兩個重要面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一,議題範圍(Scope),即共同機構被允許處理哪些政策領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二,決策權威(Level of Authority),即共同機構在這些領域具有多大的決策自主性與實際權 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當兩個面向同時增加時,便可能出現進一步的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但當其中一個面向增加、另一個面向維持不變,或兩者同時下降時,便可能產生不同的制度發 展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Schmitter 因此提出不同的行動者策略,包括外溢(Spillover)、環溢(Spill-around)、權限增 強(Build-up)、緊縮(Retrench)、權限弱化但議題擴散(Muddle-about)、回溢(Spill- back),以及封存/有限維持(Encapsulation)等類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其中最值得掌握的是以下四種。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一,外溢(Spillover)。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共同機構的議題範圍與決策權威同時擴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二,環溢(Spill-around)。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共同合作延伸至更多政策領域,但共同機構的決策權威並沒有相應增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三,權限增強(Build-up)。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在議題範圍沒有明顯擴大的情況下,共同機構在既有領域取得更強的決策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第四,回溢(Spill-back)。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共同機構的議題範圍與決策權威同時縮減,整合過程出現倒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其餘策略則涉及議題範圍、決策能力與共同政治討論方式的不同組合,因此不能全部簡化為單 純的整合增加或減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8〕

表 5 Schmitter 整合策略的主要分析方向

整合策略議題範圍決策權威主要意義
外溢(Spillover)增加增加擴大共同政策並強化共同權限
環溢(Spill-around)增加大致維持更多政策合作,但未同步深化權限
權限增強(Build-up)大致維持增加在既有政策領域強化共同決策能力
回溢(Spill-back)減少減少既有整合發生倒退
其他調整策略依類型而異依類型而異可能透過緊縮、權限弱化或有限制度調整回應危機

原稿表說:表1 Schmitter 整合策略的主要分析方向(跨章續編為表 5)

整合策略 議題範圍 決策權威 主要意義 外溢(Spillover) 增加 增加 擴大共同政策並強化共同權限 環溢(Spill-around) 增加 大致維持 更多政策合作,但未同步深化權限 權限增強(Build-up) 大致維持 增加 在既有政策領域強化共同決策能力 回溢(Spill-back) 減少 減少 既有整合發生倒退 其他調整策略 依類型而 異 依類型而 異 可能透過緊縮、權限弱化或有限制度調整回應危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資料來源:本文依 Schmitter(1970)的理論分類進行簡化整理。此表並未將原文全部七項策略 壓縮成四種固定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這項修正的重要性,在於它讓整合理論有能力解釋整合過程中的停滯、退縮與制度調整,而不 是只研究成功的整合案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換句話說,整合不是一個從合作自動走向政治統一的過程,而是一個持續受到功能需求、政治 利益與制度選擇影響的動態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四、國家與政治行動者的行為模式:整合究竟是如何被推動或阻止的?

經過前面的推導,可以發現整合理論所研究的行動者,並不只有國家政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Mitrany 重視功能性合作的組織安排;Haas 進一步分析利益團體、政治菁英與共同機構; Schmitter 則探討不同政治行動者在整合危機中可能採取的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因此,整合理論的行為模式不應只整理成國家願意合作或不願意合作兩種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一)國家政府:從有限合作到權限分享

國家可能因為共同需求而建立合作制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如果共同機構能夠改善政策協調,並使國家取得原本難以單獨實現的利益,政府便可能同意逐 漸增加共同政策的範圍與權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但國家也可能選擇只進行有限協調,保留對重大政策的最終決策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因此,政府究竟願意將多少權限交給共同機構,仍然需要考慮國內利益、政治支持與主權成 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29〕

(二)利益團體:支持、反對或重新組織政治聯盟

當共同制度開始影響企業、勞工團體與其他社會行動者的利益時,這些團體便可能重新評估自 己的政治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原本只向國內政府提出政策要求的團體,可能開始直接向共同機構遊說,也可能與其他國家的 團體建立合作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但並不是所有社會團體都會支持進一步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如果某些政策使特定產業承受更高的競爭壓力,相關團體便可能要求政府保留政策自主權,甚 至反對共同機構擴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因此,整合過程中的政治聯盟,可能隨政策議題與利益分配而改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三)超國家機構:議程設定與政策協調

共同機構可能利用專業知識、資訊優勢與行政能力,提出新的政策方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當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利益衝突時,共同機構也可能協助尋找折衷方案,降低政策協調的困難。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這使共同機構不一定只是被動執行政府決策,也可能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成為推動整合的重 要行動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不過,共同機構究竟具有多少自主性,仍然需要透過具體的制度設計與政治實踐判斷,不能只 因為存在超國家組織,就直接假定它能夠獨立決定所有政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四)反整合與制度退縮

當整合開始涉及高度敏感的政治利益、主權或國內選舉問題時,國家政府與社會團體也可能形 成反對整合的政治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例如,某些政府可能認為共同機構的決策權限過大,開始要求保留否決權,或反對將更多政策 領域納入共同治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因此,國家行為可能包括支持整合、維持現狀、限制共同權限,以及退出特定合作安排等不同 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這也是 Schmitter 的研究相較於早期較偏重整合深化的解釋,所補充的重要部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五、理論運作方式:從功能需求到政治整合的因果模型

如果將 Mitrany、Haas 與 Schmitter 的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發現整合理論大致提供了一套從功能 需求、共同制度到政治權力變化的解釋架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0〕

圖 4 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機制與反饋

跨國共同需求 (煤鋼、市場) 初始合作機構 (ECSC 高級公署) 功能性外溢 相鄰部門出現新需求 政治性外溢 利益團體轉向布魯塞爾 培養性外溢 超國家機構設定議程 權限擴大 整合深化 政治阻力/溢回 (EDC 失敗、空椅危機) 反饋:新的制度安排重新塑造行動者的期待與忠誠(Haas);但整合也可能停滯或倒退(Schmitter) 實線為 Haas 新功能主義的推導;虛線表示反饋與反向力量。整合並非單向必然,Schmitter 提出了溢回(spill- back)等可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不過,由於三位學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問題,以下模型是本文為方便比較而建立的綜合性重構, 並不是任何一位學者在原著中提出的固定五階段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一)第一階段:跨國共同需求

國家面對無法有效單獨處理的經濟、社會或行政問題,因此產生合作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例如,跨境產業、能源、交通及市場規則,可能需要共同制度才能有效協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二)第二階段:建立初始合作機構

國家依據共同需求建立制度,將部分政策協調與行政事務交由共同機構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這個階段可能只是有限的功能合作,也可能包含特定的共同決策權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三)第三階段:功能連結與新的政治需求

既有合作可能產生新的政策問題,使原有的制度範圍不足以完全達成合作目標。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同時,利益團體與政治菁英可能因共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漸調整政治活動與利益期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超國家機構也可能提出新的政策方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在這個階段,功能需求、政治支持及制度倡議形成可能相互強化的機制,但不一定都會出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四)第四階段:整合深化或政治阻力

當行動者願意支持共同權限擴大時,國家可能進一步增加共同機構的政策範圍與決策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但如果整合造成嚴重的利益分配衝突,或引起國內政治與主權疑慮,也可能形成限制整合的反 對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1〕

因此,整合可能深化、停滯、進行有限調整,甚至出現退縮。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五)第五階段:新的政治安排與反饋

整合結果會改變政治行動者所面對的制度環境。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如果共同制度成功提供利益,可能增加行動者對制度的支持,進一步形成新的合作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但如果整合造成不利的分配結果,也可能提高政治反對,使政府降低對共同機構的授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因此,整合過程具有反饋效果,並不是一次性、單方向的制度變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圖 5 本文重構的整合理論因果架構

原稿圖說:圖1 本文重構的整合理論因果架構(跨章續編為圖 5)

跨國共同需求與功能性相互依賴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建立有限的共同合作制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功能性外溢壓力與新的政策協調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利益團體動員、政府決策及共同機構倡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政治支持與利益分配的相互作用 ↓ ↓ ↓ ↓ ↓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可能出現不同整合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議題與權限同時擴張/有限擴張/維持現狀/制度退縮」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新的整合結果反過來改變行動者利益、制度權限及後續合作需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註:本模型為本文依 Mitrany(1943)、Haas(1958)及 Schmitter(1970)的研究進行的分析性 重構。政治動員與共同機構倡議不是必然依序發生的固定階段,且整合結果並不必然持續深 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這套因果架構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將「存在共同需求」與「真正出現政治整合」區分開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因為國家即使具有相似的合作需求,也不一定願意建立具有相同權限的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2〕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解釋不同地區的整合程度,便不能只觀察國家之間的貿易量或相互依賴程 度,還必須進一步分析政治行動者如何回應合作需求,以及共同機構是否取得實際的決策能 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六、理論評估:整合究竟是由功能需求推動,還是由國家利益決定?

(一)歐洲煤鋼共同體:功能合作真的會逐漸擴大嗎?

1951年簽署的《巴黎條約》,建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並於1952年正式生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這項制度將六國部分煤鋼產業事務納入共同管理,成為戰後歐洲整合的重要起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1957年簽署的《羅馬條約》,又進一步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從整合理論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似乎符合一項重要預期:國家最初在有限產業領域建立共同 制度,後來又逐漸擴大合作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檢查,原本的煤鋼合作是否確實產生新的政策協調需求,以及相關政治 行動者是否因為共同機構的建立,而更願意支持其他領域的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但是,這項歷史發展本身並不足以直接證明新功能主義完全正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因為我們仍然必須回答:後續整合究竟是受到原有合作的外溢壓力影響,還是各國政府原本就 具有進一步合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兩種解釋可能同時存在,也可能在不同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因此,要真正檢驗新功能主義,就不能只看整合是否發生,而必須進一步研究整合決策形成的 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二)1954年歐洲防衛共同體失敗:功能合作是否足以跨越高度政治領域?

戰後歐洲整合並不是一直向前發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1952年,歐洲六國曾簽署建立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EDC)的條約, 希望進一步推動共同防衛安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然而,法國國民議會於1954年拒絕批准相關條約,使這項計畫未能實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這個案例值得注意,因為它顯示,即使國家已經在部分經濟領域建立共同機構,也不代表政治 與軍事整合便會自動成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共同防衛涉及軍事指揮、國家主權及安全戰略等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因此,原本支持經濟合作的政治力量,不一定同樣願意將軍事決策交由共同機構處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這項案例提醒我們,整合的政策領域不同,便可能面對不同的政治阻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3〕

不過,它也不能直接用來否定所有新功能主義主張。因為新功能主義本來就需要研究具體政治 條件,不能將所有整合失敗都視為對單一外溢命題的決定性反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三)1965年空椅危機:國家政府是否仍然能夠阻止整合?

1965年,法國政府因共同農業政策財政安排及共同體決策權限等爭議,拒絕參與部分歐洲共同 體部長理事會會議,形成著名的空椅危機(Empty Chair Crisi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場危機直到1966年的盧森堡妥協(Luxembourg Compromise)才獲得政治性解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項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直接顯示,即使超國家制度已經建立,成員國政府仍然可能利用政 治與制度手段,限制共同機構的權限擴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因此,歐洲整合不能被理解為功能需求自動推動的制度進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當整合涉及國家認為具有重大意義的利益時,政府仍然可能採取強烈反對的策略。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也形成新功能主義需要面對的重要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四)Hoffmann 的政府間主義批評:為什麼國家主權沒有消失?

Stanley Hoffmann(1966)在〈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中,對歐洲整合的發展提出重要批評。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他認為,雖然歐洲國家可能因為經濟相互依賴而增加合作,但國家之間仍然具有不同的歷史經 驗、政治利益與國家認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些差異不會只因為共同機構建立,就自動消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因此,在部分經濟與福利相關領域,功能性合作可能具有較強的發展空間;但當合作涉及外 交、安全與重大國家利益時,政府仍然可能保留較強的決策自主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Hoffmann 特別強調國家之間的政治多樣性,可能限制整合邏輯所能發揮的效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項批評的重要性,在於它指出原有整合制度即使建立,也不代表共同機構可以不斷擴大權 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國家政府仍然可能根據自身政治利益,選擇限制或阻止進一步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解釋歐洲整合,便不能只分析功能性需求,也必須考慮政府為什麼願意或 不願意交出決策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這項爭論後來也成為自由政府間主義發展的重要背景。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五)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國家為什麼願意分享主權?

Andrew Moravcsik(1993)在〈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中,提出自由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4〕

與新功能主義強調功能連結、利益團體政治動員及共同機構的可能影響不同,Moravcsik 更加重 視國家政府如何形成偏好,以及如何透過政府間談判決定整合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他認為,歐洲整合可以透過三個主要環節加以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第一,國家偏好的形成(National Preference Formation)。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國家政府並不是在沒有國內政治背景的情況下,自動決定自己希望取得什麼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相反地,國內經濟團體、社會利益及政治制度,可能影響政府在國際談判中的偏好。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例如,某個國家的出口產業如果高度依賴其他歐洲市場,便可能更加支持市場整合;但某些面 臨外部競爭壓力的產業,可能反對進一步開放。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因此,國家在歐洲整合中的政策偏好,可能受到國內利益結構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第二,政府間談判(Interstate Bargaining)。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當不同國家形成各自的政策偏好後,便需要透過談判決定共同政策內容。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所具有的談判權力,可能受到彼此對協議的需求程度、可替代政策選擇, 以及是否能夠形成其他合作聯盟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因此,整合結果不一定只反映共同需求,也可能反映各國在談判中的相對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第三,制度選擇(Institutional Choice)。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當國家達成協議後,仍然需要決定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制度,以及共同機構究竟具有多少權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Moravcsik 認為,政府可能為了使承諾更加可信、降低未來違約或政策反覆的風險,而同意建立 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因此,國家將部分權限交給共同制度,不一定代表它們已經放棄追求自身利益,也可能正是為 了更有效地實現這些利益。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這項理論與新功能主義的重要差異,就在於對制度權力增加的因果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新功能主義強調,既有合作可能改變政治行動者的期待與權力關係,使整合產生後續動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自由政府間主義則強調,國家政府在國內偏好形成與政府間談判後,可能理性地選擇建立共同 制度。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因此,兩套理論都能夠解釋國家為什麼願意增加共同權限,卻提出不同的因果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六)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的競爭

假設今天歐洲國家決定建立一套新的共同市場規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5〕

圖 6 新功能主義 vs. 政府間主義 vs. 自由政府間主義

原稿圖說:圖 5 新功能主義 vs. 政府間主義 vs. 自由政府間主義(跨章續編為圖 6)

面向 新功能主義 Haas 政府間主義 Hoffmann 自由政府間主義 Moravcsik 整合動 力 功能外溢、利益團體、超 國家機構 國家利益與主權考量 國內偏好形成 → 國家間議價 → 制度選擇 關鍵行 動者 跨國利益團體、執委會 民族國家政府 國內社會團體與政府 高政治 領域 外溢最終可能觸及 低政治可整合,高政治難 以整合 取決於國家偏好與議價權力 可解釋 案例 ECSC → EEC 的擴展 EDC 失敗、空椅危機 單一歐洲法、馬斯垂克條約談判 主要限 制 難以解釋停滯與倒退 低估制度的長期效果 低估超國家機構與非預期後果 後功能主義(Hooghe & Marks)進一步補充:當整合議題進入大眾政治與身分政治時,民意可能成為限制整合 的力量。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

如果我們使用新功能主義,可以研究原有整合是否造成新的政策協調需求,以及共同機構與跨 國利益團體是否推動政策擴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

但如果使用自由政府間主義,研究者便可能先分析各國政府的國內利益如何形成,再研究政府 如何透過談判決定共同政策,以及為什麼最後願意授權共同機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

因此,兩套理論的差異不在於它們是否承認制度存在,而在於它們如何解釋制度變化的動力來 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 表 6 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的理論比較

比較面向新功能主義(Haas)自由政府間主義(Moravcsik)
核心問題既有整合如何形成進一步整合的動力?國家為什麼透過談判選擇特定整合安排?
主要行動者國家、利益團體、政治菁英與共同機構國家政府,並重視國內利益形成
主要因果因素功能性連結、政治動員、共同機構作用國內偏好、政府間談判權力、可信承諾
制度的角色可能逐漸形成自主影響力並推動整合政府為實現利益與鞏固承諾而選擇的安排
整合深化的主要解釋原有合作產生新的功能與政治壓力政府利益與談判結果使深化具有吸引力
研究重點長期制度變化、外溢與政治支持重大條約談判、政府偏好與制度選擇
主要限制難以單靠外溢解釋主權阻力與整合倒退可能低估既有制度及超國家行動者的自主影響

原稿表說:表2 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的理論比較(跨章續編為表 6)

比較面向 新功能主義(Haas) 自由政府間主義(Moravcsik) 核心問題 既有整合如何形成進一步整合的動 力? 國家為什麼透過談判選擇特定整合安排? 主要行動者 國家、利益團體、政治菁英與共同機 國家政府,並重視國內利益形成 構 主要因果因素 功能性連結、政治動員、共同機構作 國內偏好、政府間談判權力、可信承諾 用 制度的角色 可能逐漸形成自主影響力並推動整合 政府為實現利益與鞏固承諾而選擇的安排 整合深化的主要 解釋 原有合作產生新的功能與政治壓力 政府利益與談判結果使深化具有吸引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6〕

比較面向 新功能主義(Haas) 自由政府間主義(Moravcsik) 研究重點 長期制度變化、外溢與政治支持 重大條約談判、政府偏好與制度選擇 主要限制 難以單靠外溢解釋主權阻力與整合倒 可能低估既有制度及超國家行動者的自主影響 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資料來源:本文依 Haas(1958)、Schmitter(1970)、Moravcsik(1993, 1998)整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這張表也提醒我們:即使兩套理論都能夠解釋歐洲整合,仍然需要進一步比較它們各自提出的 可觀察預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例如,研究者可以分析某次重大條約談判之前,整合的主要倡議究竟來自共同機構與跨國利益 團體,還是主要由國家政府依據既有偏好提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也可以檢查最後的制度安排,究竟主要反映既有整合產生的功能需求,還是各國政府透過談判 形成的政治妥協。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因此,理論比較不能只看最後是否出現整合,還必須回到政策形成的過程,檢查不同因果機制 是否真正發揮作用。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七)後功能主義的進一步修正:為什麼民意與身分可能限制整合?

除了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後來的研究也逐漸注意到另一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當歐洲整合越來越深入,開始直接影響國內政治、選舉與人民生活時,整合不再只是政府與政 治菁英之間的協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Liesbet Hooghe 與 Gary Marks(2009)在〈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中,提出後功能主義(Postfunctionalism)的觀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他們認為,隨著歐洲整合逐漸政治化,國內政黨、選民與國家認同開始對整合產生更加直接的 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因此,即使某項政策在功能上具有合作需求,政府也可能因為國內政治反對或身分認同衝突, 而無法順利推動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進一步指出:整合的功能收益、利益分配與身分政治,可能同時影 響政治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但必須注意,後功能主義不是 Haas 的新功能主義換一個名稱,也不是 Schmitter 在1970年便已 經提出的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它是後來學者為了解釋歐洲整合政治化與民意限制等現象,所發展出的不同研究取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因此,不能將所有涉及功能合作的研究都歸入同一個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7〕

七、小結:國際合作為什麼可能改變政治權力?

回顧本章,可以發現整合理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並不只是討論國家為什麼願意合作,而 是進一步研究合作制度如何改變國家與其他政治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Mitrany(1943)的功能主義,首先提出一項重要的政治構想:國際和平不一定必須從建立一個 統一的世界政府開始,也可能透過不同國家共同處理具體問題,逐漸形成穩定的合作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Haas(1958)的新功能主義,則進一步將研究焦點放在政治整合如何發生。他認為,共同制度 建立後,可能因政策之間的功能連結、利益團體的政治動員,以及共同機構的持續運作,逐漸 形成擴大整合的壓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不過,Schmitter(1970)也提醒我們,整合並不是一個只會持續向前的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當合作涉及新的政治利益與制度權限時,國家可能選擇深化整合,也可能維持現狀、進行有限 調整,甚至收回既有權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解釋國際整合,便不能只問共同合作是否能夠產生利益,還必須考慮不同 政治行動者是否願意支持進一步整合。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Hoffmann(1966)進一步指出,國家主權、政治利益與歷史差異,可能限制功能性合作的擴 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Moravcsik(1993)則主張,歐洲整合的重大制度變化,可以透過國家偏好形成、政府間談判, 以及制度選擇加以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至於 Hooghe 與 Marks(2009),則提醒我們,當整合深入國內政治與人民生活後,政黨競爭、 選民意見與國家認同,也可能成為限制整合的重要因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因此,整合理論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由功能主義逐漸走向完全政治統一的直線,而是不斷嘗試解 釋合作需求、國家利益、政治動員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如果國家原本只是為了取得特定利益而建立共同制度,這些制度是否可能在長期運作後,反過 來改變原本國家利益的形成方式,以及國家願意採取的政策選擇?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這個問題也涉及第一章所討論的研究取徑差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如果我們將國家利益視為既定條件,便可能將整合理解成國家為了取得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 排。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但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共同制度如何影響政治行動者的期待、身分與利益認知,便可能將制度 本身視為持續改變政治關係的重要因素。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不過,這並不代表新功能主義與後來的建構主義完全相同,也不表示所有制度研究都屬於反思 取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8〕

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先確認自己想解釋什麼,再選擇具有相應因果機制與經驗證據的理 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最後,讓我們回到本章一開始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如果今天有幾個社團決定共同舉辦一場活動,最初可能只是希望分攤場地與器材成本。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但是,當活動規模逐漸增加,社團可能發現需要共同處理售票、財務、場地安全與活動安排, 於是開始建立共同的決策機制。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如果這個共同機構真的能夠有效處理問題,各社團或許會逐漸願意將更多事務交由它管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但如果某些社團認為自己承擔了過高成本,或共同機構取得過大的權限,也可能要求重新分配 決策權,甚至退出合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國際政治的整合過程,當然比社團活動複雜得多,但這個例子至少提醒我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合作本身不會自動產生整合。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合作如何透過功能需求、政治利益與制度選 擇,逐漸改變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因此,整合理論的重要價值,不只是解釋國家為什麼願意合作,而是進一步說明國際合作如何 可能形成更加持續的共同治理,以及這種治理為什麼有時會深化、有時卻會停滯或倒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不過,本章仍然留下另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如果跨國合作與相互依賴不斷增加,是否代表國 家的權力也會逐漸減弱?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又或者,全球化反而可能使國家在某些領域失去自主性,卻在其他領域取得新的治理能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這便是下一章全球化理論,希望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第二章參考文獻

Haas, E. B.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Haas, E. B. (1961).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5(3), 366–392.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02198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Hoffmann, S. (1966).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95(3), 862–915.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Hooghe, L., & Marks, G. (2009).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1), 1–23. https://doi.org/10.1017/ S0007123408000409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Mitrany, D. (1943).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39〕

Moravcsik, A. (1993).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1(4), 473–524. https://doi.org/10.1111/j. 1468-5965.1993.tb00477.x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0〕

Moravcsik, A. (1998).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0〕

Schmitter, P. C. (1970). A revise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4(4), 836–868.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17549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40〕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延伸比較:第九章原節

(二)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主要差異

第四次大辯論經常被描述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之間的爭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理性主義研究通常希望透過明確的理論前提與因果模型,解釋政治行動者在特定條件下的行 為。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例如,研究者可以假設國家具有特定利益,並在制度或國際結構限制下作出策略選擇,再透過 歷史案例、統計資料或其他經驗證據檢驗理論命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反思主義則更強調研究者需要檢視理論所使用的概念、知識與分類,如何受到歷史、社會及權 力關係影響。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例如,研究者不只詢問國家如何追求安全,也可能追問安全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哪些行動者有 權決定某種現象應該被視為安全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但這裡需要注意,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並不是兩個完全同質的理論陣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理性主義內部包含不同的理論與方法;反思主義內部也存在批判理論、後結構主義及部分女性 主義等不同研究取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因此,兩者的差異不能簡化為理性主義研究事實,而反思主義只研究價值。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真正的差異,在於它們如何理解理論前提、研究對象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29〕

指向原始筆記的連結

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四次大辯論/09_理論比較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