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Vasquez(現實主義批判)

第三次大辯論 V2 筆記的相關原節

八、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四種互動關係

釐清概念之後,便可以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究竟如何互動?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7〕

最常見的說法,是「大理論提供方向,中程理論負責應用」。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錯誤,卻過度簡化了兩者的關係。以下透過四種互動方式說明:中程理論可能將原有理論具體化,也可能補充其不足、與其競爭,甚至回頭促成原有理論的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一)理論具體化:從一般原則發展出特定問題的預測

Waltz(1979)關心的是,國際體系為什麼反覆出現均勢與自助競爭。這是一個體系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Stephen Walt 的問題則不同。他希望解釋的是:為什麼國家選擇制衡某一個特定國家,而不是另一個國家?(Walt, 1985, 1987)這是一個同盟選擇層次的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Walt 保留了國家安全與制衡的重要性,再加入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四項因素,提出威脅平衡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這項修正改變了三件事。第一,研究問題從「體系是否形成均勢」,轉向「國家選擇誰作為制衡對象」。第二,解釋變數從以能力分配為主,擴大為四項共同構成威脅的因素。第三,可觀察的行為預期也變得更加具體:研究者不再只是預期體系長期出現權力平衡,而是可以預期某個國家會與誰結盟、對抗誰,並將這項預期與實際的同盟紀錄相互比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需要注意的是,Walt 修正的,主要是以權力分配解釋具體同盟形成的結構性權力平衡論,而不是直接推翻 Waltz 整套體系理論。Waltz 的理論主要解釋體系結果,原本就不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為主要目標。因此,與其說威脅平衡論「證明 Waltz 錯誤」,不如說它把一項體系層次的一般主張,轉化成可以在同盟選擇上接受檢驗的具體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 (二)理論補充:大理論不足以區分不同結果時,加入條件變數

第二種互動,出現在原有理論能夠指出共同的結構壓力,卻無法區分幾種不同結果的時候。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Thomas J. Christensen 與 Jack Snyder(1990)在〈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中,便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們開宗明義地指出,當代的權力平衡理論已經過於簡約,以致難以提出確定的預測。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

他們的出發點,是 Waltz 對多極體系的分析。依照 Waltz 的理論,多極體系中的國家可能犯下兩種方向相反的錯誤。第一種是連鎖牽連(Chain-ganging):由於盟友之間的安全高度相互依賴,任何一國一旦走向戰爭,便可能把盟友一併拖入;國家也難以用「不參戰」的威脅,約束行事魯莽的盟友。第二種是推卸責任(Buck-passing):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8–19〕

國家希望由其他國家承擔制衡威脅者的成本,自己則坐享其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問題在於,多極結構本身只告訴我們國家可能犯下其中一種錯誤,卻無法告訴我們究竟會出現哪一種。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因此,Christensen 與 Snyder 從 Jervis(1978)的安全困境研究中,借用了攻守條件這項變數。不過,他們強調的不是客觀的攻守平衡,而是領導人認知中的攻守優勢。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的推論大致如下。如果領導人相信進攻具有優勢,便會擔心盟友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擊潰,進而危及自身安全,因此傾向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使同盟成員彼此綁在一起,形成連鎖牽連。相反地,如果領導人相信防禦具有優勢,便會認為進攻者難以迅速取勝,即使暫時讓其他國家承擔制衡成本,自身安全也不至於立即受到威脅,因此更容易出現推卸責任。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他們以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進行比較。這兩個時期都屬於多極體系,歐洲大陸的地理也都呈現相互交錯的棋盤式格局,因此結構條件相當接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主要國家的軍事規劃普遍相信快速動員與先發攻擊具有決定性。在這種認知下,同盟成員傾向給予彼此無條件的支持;一旦危機爆發,各國便如同被鎖鏈連在一起般相繼捲入戰爭。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許多領導人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戰經驗中,得出防禦具有優勢的結論。在這種認知下,面對納粹德國崛起的主要國家,傾向期待其他國家承擔主要的制衡成本,未能及早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這兩個案例的重要性,在於它們讓研究者看到:結構相似,結果卻可能相反。原本的大理論可以提供共同的結構壓力,但研究者可能需要加入額外條件,才能解釋為什麼相似的國際結構產生不同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同時,Christensen 與 Snyder 也指出,這兩個時期的攻守認知其實都是錯誤認知,其來源與文武關係,以及國家從關鍵歷史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有關。這使他們的解釋跨出了純粹的結構層次:認知變數雖然提高了理論的解釋力,卻也讓理論離 Waltz 原本簡約的體系理論更遠一步。這正是本節第(四)部分將討論的理論代價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也顯示中程理論並不嚴格屬於某一個學派。它以Waltz 的多極分析為起點,卻借用了 Jervis 的攻守變數,而攻守變數後來又成為守勢現實主義的重要研究工具。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19〕

■ (三)理論競爭:中程理論可能挑戰既有理論的預測

中程理論不一定只是為了支持原有的大理論。當研究者針對同一個政治現象提出不同的因果機制時,便可能形成相互競爭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以同盟形成為例,研究者可以比較兩種預期。權力平衡論認為,國家主要回應權力的集中,因此應該制衡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威脅平衡論則認為,國家主要回應由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共同構成的威脅。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在許多案例中,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這時,兩套理論會得到相同的預測;即使觀察到國家制衡最強者,也無法判斷究竟是哪一套理論提供了較好的解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真正具有區辨力的情況,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並非最具威脅性的國家。例如在本章第四節的思想實驗中,甲國綜合國力最強,卻距離遙遠且沒有攻擊意圖;乙國實力較弱,卻與丙國接壤並提出領土要求。此時,權力平衡論預期丙國制衡甲國,威脅平衡論則預期丙國制衡乙國。只有在這類案例中,經驗結果才能真正支持一方、削弱另一方。Walt(1988)分析西南亞國家的同盟選擇,正是希望透過這種比較,評估兩套理論的解釋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核心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競爭不是研究者各自尋找支持自己的案例,而是要找出不同理論會提出不同預測的情況。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如果只挑選符合自己理論的案例,任何理論幾乎都能找到支持證據,研究者卻無從得知理論是否可能出錯。這也涉及研究設計中的三項基本要求。第一是可反駁性: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理論必須明確說明,觀察到什麼樣的結果會構成反證。第二是適用條件:研究者必須說清楚理論在哪些範圍內成立,否則一旦遇到反例,便可能隨意擴大或縮小適用範圍。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第三是經驗檢驗:理論邏輯即使相當嚴密,仍然需要透過歷史資料與案例比較,確認其預期是否成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 (四)反向修正:中程理論的研究結果如何影響大理論?

前三種互動方式,大致都是從較廣泛的理論出發,發展出更具體的解釋。但理論發展並不只有這一個方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當某個中程理論不斷獲得經驗證據支持,而其預測又與原有理論存在落差時,研究者便可能回頭思考:原本較抽象的理論是否需要調整?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0〕

這種調整至少可能出現四種形式。第一,縮小適用範圍:研究者可能承認,原有理論主要適用於解釋體系層次的長期結果,而不直接預測個別國家的同盟選擇。第二,加入原本忽略的條件變數:例如 Christensen 與 Snyder 將攻守認知加入多極體系的分析。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第三,修正原有的因果機制:例如威脅平衡論將國家回應的對象,從單純的權力集中改為綜合性的威脅評估。第四,發展新的研究取徑:當越來越多研究需要同時考慮體系壓力、領導人認知與國內政治,研究者也可能逐漸形成新的理論取徑。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不過,修正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如果每遇到一個反例,就加入一個新的條件變數,原有理論的簡約性便會逐漸流失,甚至可能變得難以被否證。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正是 1990 年代末期學界的重要爭論。Vasquez(1997)援用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概念,評估圍繞 Waltz 權力平衡命題的新傳統研究,認為這個研究綱領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變體、依賴輔助命題解釋反常現象,卻缺乏可被否證的核心理論與有力的研究發現,因而呈現退化的特徵。Waltz(1997)隨即在同一期期刊中撰文回應,對這種評估方式提出反駁。Legro 與 Moravcsik(1999)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批評,認為不少守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為了處理理論中的反常現象,反而削弱了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這場爭論提醒我們,中程理論的累積,既可能讓一個研究傳統更加細緻,也可能使它失去原本的理論邊界。研究者因此需要不斷追問:新加入的條件,究竟是在說明原有理論的適用範圍,還是在替原有理論解釋掉不利的證據?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因此,較合理的理解並不是一條由大理論單向產生中程理論的固定階層,而是一個可以反覆進行的理論發展過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理論核心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較廣泛的理論提供研究起點,中程理論形成可檢驗的命題,經驗研究可能支持、限制或挑戰這些命題,而累積的研究結果又可能促成理論修正。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1〕

圖 4 大理論與中程理論的互動循環

資料來源:本文依 Merton(1968)、Walt(1987)、Christensen 與 Snyder(1990)及 Vasquez(1997)等文獻之討論所作的教學性理論重構,非任何學者提出的正式模型。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圖中的回饋箭頭有兩條。較短的一條回到中程理論本身,代表經驗研究最常修正的是適用條件與因果機制;較長的一條回到較廣泛的理論架構,代表研究結果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可能進一步影響理論的基本主張。這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每一個反例都足以推翻一套大理論;但長期累積的研究結果,確實可能改變我們理解這套理論的方式。 〔筆記編者分析|SRC-6D45B6072C80,PDF頁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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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transclusion detected: 四次大辯論/第三次大辯論

書目見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