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文(整合理論、層次分析)

第五堂筆記的相關原節

陸、結構現實主義的應用:層次分析法

一、Waltz、Singer 與五個分析層次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本節保留原稿論述;逐段位置保留於原位隱藏註解,來源與範圍見腳註。95

前面討論了這麼多,我們終於可以回到一個實際的研究方法問題:如果國際政治同時受到國際結構、國家互動、國內政治與個人決策的影響,研究者究竟應該從哪個層次開始分析?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 Waltz 出版《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前,就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Waltz(1959)在《Man, the State, and War》中,透過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三個分析意象,整理不同的戰爭解釋。J. David Singer(1961)則在〈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進一步討論研究者選擇不同分析層次時,會如何影響研究的解釋範圍、精確程度與研究結果。需要說明的是,Singer(1961)原文主要比較的是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個分析層次;以下的五層分類是本文延續其問題意識所作的延伸整理,並非 Singer 的原始分類。

延續兩位學者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將國際關係研究進一步區分為結構層次、國際層次、國家層次、社會層次與個人層次。這五個層次並非五套互斥的理論,而是讓研究者能夠更有系統地區分:究竟應該從哪裡尋找影響政治結果的原因?

表5 國際關係研究的五個分析層次(本文延伸分類)

分析層次主要研究對象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
結構層次(Structural Level)國際體系的排列原則、主要強權數量與能力分配歐洲多極結構如何影響強權間的安全競爭?
國際層次(International Level)國家間的外交互動、軍備競賽、同盟與國際制度三國同盟、三國協約與七月危機中的外交互動,如何推動衝突升級?
國家層次(State Level)政府制度、行政組織、軍事政策與國家決策程序德國與俄國的軍事動員計畫,如何限制政府的外交選擇?
社會層次(Societal Level)民族主義、社會階級、經濟利益、利益團體與公共輿論民族主義與國內社會壓力,如何影響各國對戰爭的態度?
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政治領袖、決策者的認知、性格與判斷德皇威廉二世及其他決策者的危機判斷,如何影響1914年的政策選擇?

註:本表為本文延伸分類。Waltz(1959)以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三種意象整理戰爭成因;Singer(1961)主要討論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個分析層次。五層分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對應問題為本文所整理。

這裡尤其需要區分結構層次與國際層次。前者是 Waltz 特別強調的研究重心,關心的是無政府狀態與能力分配等相對抽象的體系特徵;後者則更廣泛地研究國家之間實際發生的外交往來、同盟合作、戰爭與制度互動。

同樣地,國家層次與社會層次也不完全相同。國家層次主要研究政府與正式政治制度如何制定政策;社會層次則進一步研究民族主義、社會運動、經濟利益與公共輿論如何影響政府。兩者在現實中經常相互作用,但在分析上仍然可以加以區分。

至於為什麼要區分這些層次,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層次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不同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避免把國際結構、國家制度與個人判斷全部混成同一個解釋。其次,區分層次有助於研究者比較不同研究途徑究竟能夠解釋哪些現象,又可能忽略哪些因素。最後,層次分析也提醒我們:單一層次的解釋往往只能回答特定部分的問題,當研究目標涉及複雜的歷史事件時,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不同層次之間的因果互動。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如果只從結構層次分析,我們可能了解歐洲多極體系為什麼容易產生安全競爭,卻未必能充分解釋為什麼戰爭恰好在1914年爆發;如果只從個人層次分析,我們可能理解個別領導人的錯誤判斷,卻無法完整說明為什麼這些判斷會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產生如此嚴重的連鎖反應。

因此,層次分析的目的,不是宣稱某一個層次永遠比較重要,而是讓研究者清楚知道,自己的理論究竟正在解釋哪一個層次的現象,又有哪些因素尚未納入分析。

但問題也正是從這裡開始:即使我們已經把國際政治區分為五個層次,仍然沒有回答這些層次究竟如何互相影響。如果結構限制國家,國家能不能反過來改變結構?如果社會運動改變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又改變國際制度,那麼這個因果過程究竟應該歸屬哪一個層次?

這便是下一節要進一步處理的問題:從單純的層次分類,走向不同層次之間的動態因果分析。

二、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類到跨層次因果分析

原稿|筆記編者第五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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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貢獻,是讓我們看見體系結構對國家的限制,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國家難道只能被動接受結構的限制,不能反過來改變結構嗎?

2004年,宋學文在〈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中,提出一套以控制論模型(cybernetics model)為基礎的研究途徑,透過「正—反—合」的方式,重新理解結構、單位與兩者互動過程之間的關係(宋學文,2004)。

宋學文為我們提供一種處理跨層次關係與理論演化的分析框架。依照宋學文的論述,可以將其整理成三個相互連結的面向。

第一個是「正」:結構如何制約單位。研究者首先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作用,也就是由巨觀走向微觀的分析方向。這個部分與 Waltz 的結構研究途徑最為接近,例如分析兩極結構如何影響國家的安全政策與結盟選擇。

第二個是「反」:單位如何反過來影響結構。研究者不能只看到結構限制國家,也必須觀察國家內部政策、利益、制度與政治選擇如何反過來改變國際體系。以冷戰結束為例,蘇聯內部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便可能透過改變國家能力與外交行為,進一步影響原有的兩極結構。

第三個是「合」:結構與單位如何在互動中持續演化。研究者進一步將結構與單位之間的互動視為一個具有回饋與調整特徵的動態過程,試圖說明國際政治的變化如何在不同層次之間逐漸形成,而不是把所有結果簡單歸因於其中一個層次。

因此,「正—反—合」並不是個人、國家與體系三個層次的另一種名稱,而是在處理不同層次之間的因果作用方向,以及這些作用如何形成持續變化的過程。

宋學文的研究因此提供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補充:當研究者想處理國際秩序的長期變遷時,除了研究結構如何限制國家,也可能需要研究國家如何改變結構,以及兩者如何在持續互動中形成新的政治結果。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跨層次因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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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解層次分析與跨層次分析的差別,我們不妨重新回到第三週,看看當時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如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因,以及他試圖透過《十四點原則》改革哪些可能導致戰爭的國際政治條件。在先前的筆記中,我們曾透過國際、國家與社會三個層次,整理威爾遜對戰爭的診斷及其和平方案:國際層次涉及秘密外交、軍備競賽與缺乏集體安全機制;國家層次涉及帝國擴張與政府的對外政策;社會層次則涉及民族自決、民族主義與人民的政治訴求。威爾遜希望透過公開外交、裁減軍備、民族自決與國際聯盟等制度安排,減少這些因素引發新一場大戰的可能性。

延伸閱讀:更完整的分析請參閱第三週國際關係筆記〈貳、理想主義:二、國際—國家—社會三層次的戰爭診斷〉。

然而,若分析到此為止,層次分析仍然比較接近一套分類工具:它告訴我們戰爭的原因可能分布在哪些層次,卻還沒有充分說明這些原因究竟如何相互作用,最後共同促成戰爭爆發。這正是宋學文(2004)所提出的「正—反—合」控制論模型,可以為我們提供的進一步思考。若將這套跨層次分析架構運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核心問題便不再只是「國際因素+國家因素+社會因素=戰爭」,而是:不同層次之間的變化,是否可能形成彼此強化的回饋循環,使原本仍有機會受到控制的外交衝突,逐步升高為全面戰爭?

首先,從「反」——社會與國家如何由下而上影響國際環境的角度來看,可以回到1908年的波士尼亞危機。奧匈帝國正式吞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激化塞爾維亞社會的民族主義與南斯拉夫統一訴求;這些社會力量進一步影響塞爾維亞的國家政治與對外政策,而塞爾維亞在1912至1913年巴爾幹戰爭後的領土擴張與地位提升,又加深了奧匈對其安全威脅的認知。也就是說,社會層次的民族認同與政治動員,可以透過國家政策進入國際層次,改變其他國家對安全環境的判斷。

接著,從「正」——國際環境如何由上而下限制國家選擇的角度來看,1914年塞拉耶佛刺殺事件後,奧匈帝國的決策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德國對奧匈的支持、俄國可能介入的風險,以及歐洲既有的同盟關係與強權競爭,都影響了奧匈政府對外交與軍事選項的評估。德國的支持尤其使奧匈領導層更有信心採取強硬政策,最終提出最後通牒並對塞爾維亞宣戰。這裡的「正」並不是說國際結構機械式地迫使奧匈發動戰爭,而是說:國際環境會改變國家所面對的限制、誘因與風險,進而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兩個方向的影響並不會在某一個時間點停止。「合」所強調的,正是結構與單位之間持續互動所形成的動態過程。奧匈的最後通牒與宣戰,立即改變其他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俄國必須判斷是否支持塞爾維亞,德國必須評估俄國可能採取的行動,法國與英國也必須重新思考各自的安全利益與外交承諾。隨著危機升高,國家又可能透過外交宣傳、軍事動員與民族榮譽論述,進一步強化國內社會的敵我區分,使政治妥協變得更加困難。

於是,原本分散在不同層次的因素便可能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回饋循環(self-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社會動員影響國家政策,國家政策改變國際環境,國際環境又反過來增加國家的安全焦慮,進一步刺激國內政治與社會動員。如圖4所示,每一個層次產生的結果,都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反應的條件,使危機在反覆互動中逐漸升高。

圖5 第一次世界大戰跨層次自我強化循環

註:本文製圖,借用宋學文(2004)「正—反—合」跨層次分析框架重新整理一戰前的歷史過程;宋學文原文並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案例進行此項分析。

英德海軍競賽同樣提供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回饋案例。德國國內追求世界強國地位的政治想像,支持了擴張海軍的政策;英國因而提高警戒並採取相應措施;英國的反制又可能使德國更加擔憂外部威脅,進一步強化國內支持海軍擴張的政治力量。這種互動可以從德國海軍相關政策文件與戰後回憶錄中觀察。Tirpitz(1919)的回憶錄曾描述英國海軍措施如何引起德國國內的不滿與擴軍壓力,但由於戰後回憶錄具有明顯的自我辯護性質,仍須與當時的政策文件相互對照,不能將其單獨視為確立因果關係的充分證據。

必須特別說明,這裡並不是宣稱宋學文(2004)曾經使用「正—反—合」直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是認為上述回饋循環已經完整證明戰爭爆發的所有原因。我們只是借用他的跨層次分析框架,重新整理一戰前的歷史過程,示範研究者如何從靜態的原因分類,進一步分析不同層次之間的作用方向、傳遞機制與連鎖反應。

四、層次分析與跨層次分析:方法能回答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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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案例提醒我們:結構可以限制國家,但國家、社會與政治領袖的選擇,也可能改變其他國家所面對的情境。如果研究問題是「為何國家在不同時代反覆出現安全競爭」,體系理論提供一般性的解釋方向;如果研究問題是「為何1914年的七月危機變成大戰」,就可能必須追蹤國際、國家、社會與個人因素的具體互動。兩者並非互相排斥,只是解釋對象與因果尺度不同。

因此,層次分析回答「原因可能在哪裡」;宋學文的跨層次分析回答「不同來源的原因如何互相作用」。研究方法上的進步不是單純把更多變項加進模型,而是辨認哪些因素具有可檢驗的因果作用。這也自然銜接下一章:理論如何從清楚的概念推導預期,再讓經驗證據檢查它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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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書目見參考文獻|APA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