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堂原稿・第7章
第七章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當國際政治中的「真理」本身成為研究問題
第 七 章
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當國際政治中的「真理」本 身成為研究問題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編者補寫來源
原稿在此明說第七章由筆記編者依原著與通行教材補寫;以下段落不能歸為授課教師課堂主張。
編者說明:原始筆記第六章末預告了本章(Foucault、Derrida、Ashley、Walker),但筆記本身沒有 收錄本章正文。為了讓講義結構完整,本章由編者依原著與通行教材的共識補寫,篇幅比其他章精 簡。內容只採用學界普遍接受的詮釋,不加入頁碼或直接引文。建議對照原著,或依任課教師的講 授內容修訂。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一、問題意識(Research Puzzle)
前幾章的理論雖然彼此對立,但多半同意一件事:國際政治是一個獨立存在、可以被研究者 「如實」描述的對象。現實主義描述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平衡;馬克思主義與 Cox 揭露資本與 階級如何塑造秩序;女性主義指出既有概念遺漏了性別。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提出 的問題更進一步:我們用來描述國際政治的概念,例如「主權」、「國家」、「安全」、「無 政府」,本身是怎麼被生產出來的?這些概念在被當成中立描述的時候,又讓哪些政治可能性 消失了?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這不是在問哪一個理論比較接近事實,而是在問:「事實」怎麼在語言、論述與知識實踐中被 建立。從這個角度看,國際關係理論不只是觀察國際政治的工具,它本身也參與了國際政治的 構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二、理論前提(Theoretical Assumptions)
第一,語言不是透明的鏡子。概念的意義來自它在差異體系中的位置,而不是來自它直接對應 某個外在實體。「國內」要靠「國際」才有意義,「文明」要靠「野蠻」才有意義。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第二,權力與知識相互構成。Foucault 認為,權力不只是壓制,它也是生產性的:它生產可被 認知的對象、分類與主體。同時,知識(統計、醫學、犯罪學、戰略研究)也讓特定的權力運 作成為可能,並且看起來合理(Foucault, 1977, 1980)。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第三,主體不是先於論述而存在。國家的身分與利益不是固定的起點,而是在不斷重複的實踐 中被表演、被維持的結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第四,拒絕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研究者不站在權力之外;任何宣稱普遍、中立的理 論,都應該被追問它的歷史條件與排除效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09〕
三、Michel Foucault:權力/知識與論述
Foucault 的系譜學(genealogy)不尋找事物的「本質起源」,而是追溯看似自然的制度與概 念,是怎麼在偶然、具體的歷史鬥爭中形成的。在《規訓與懲罰》中,他分析了懲罰方式的轉 變:從公開處刑轉向監獄與規訓。這個轉變不能只理解成人道進步,它也代表一種新的權力技 術出現了。這種權力透過觀察、檢查與正常化(normalization),把個人塑造成可被管理的主體 (Foucault, 1977)。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國際關係學者據此提出兩個研究方向。第一,論述分析:檢視外交政策文件、戰略報告與媒體 怎麼把某些對象建構成「威脅」,並因此讓特殊措施顯得正當。Campbell(1992)就主張,美 國的外交政策不只是保護一個既存的國家,也藉由持續界定「危險的他者」來書寫與再生產國 家身分。第二,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分析人口統計、邊境管理、發展指標等技術怎麼 讓國家與國際組織得以「治理」人口與領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理論推導可以整理成:(1)任何政策都必須先界定問題;(2)界定問題要依賴特定知識與分 類;(3)這些分類把某些行動正常化,也把其他選項排除在外;(4)因此,分析「誰有權界 定問題」本身就是分析權力。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圖 17 Foucault:權力、知識與論述的相互生產

原稿圖說:圖 15 Foucault:權力、知識與論述的相互生產(跨章續編為圖 17)
權力 Power 例:「安全」論述界定 誰是威脅、何者可被正常化 例:統計、地圖與專家知識 使人口與領土可被治理 相互生產 而非單向因果 論述與 主體化 知識/真理體制 Knowledge Foucault 的權力是生產性的,不只是壓制;三者是循環構成的關係,不應畫成單向因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四、Jacques Derrida:解構(Deconstruction)
Derrida 指出,西方思想經常依賴二元對立,例如言說/書寫、在場/缺席、理性/情感。這些 對立並不平等,前一項通常被視為優先、原初與正當,後一項則被視為衍生或危險(Derrida, 1976)。解構不是把文本拆毀,而是細讀文本,找出這種階層如何被建立,以及文本內部如何 同時依賴、又壓抑被貶低的那一方。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應用到國際關係時,研究者會讀出理論文本中的二元對立:主權/無政府、國內/國際、秩序 /混亂、理性國家/非理性行動者。舉例來說,「無政府」在新現實主義中是說明一切的起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0〕
點。但解構式閱讀會指出,「無政府」的意義完全是透過缺少「主權權威」來定義的。換句話 說,主權概念先被當成標準,國際領域才被描繪成危險、匱乏的空間(Ashley, 1988)。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無號比較表 6(原稿第 111 頁)
| 比較面向 | Foucault | Derrida |
|---|---|---|
| 核心問題 | 權力如何透過知識與制度生產主體與真理 | 意義如何透過文本中的二元階層被固定 |
| 主要方法 | 系譜學、考古學、論述分析 | 解構式細讀(double reading) |
| 分析對象 | 制度、實踐、檔案、治理技術 | 文本、概念、理論論證 |
| 在 IR 的典型應用 | 安全論述、外交政策與國家身分 (Campbell) | 主權/無政府對立(Ashley)、Inside/Outside (Walker) |
| 常見批評 | 權力無所不在,抵抗與規範判斷的基礎不清楚 | 過度停留在文本層次,難以指認行動者與因果 |

比較面向 Foucault Derrida 核心問題 權力如何透過知識與制度生產主體與真 意義如何透過文本中的二元階層被固定 理 主要方法 系譜學、考古學、論述分析 解構式細讀(double reading) 分析對象 制度、實踐、檔案、治理技術 文本、概念、理論論證 在 IR 的典型 應用 安全論述、外交政策與國家身分 (Campbell) 主權/無政府對立(Ashley)、Inside/Outside (Walker) 常見批評 權力無所不在,抵抗與規範判斷的基礎 不清楚 過度停留在文本層次,難以指認行動者與因果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五、Richard Ashley:新現實主義的貧困
Ashley(1984)在〈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中對 Waltz(1979)及其追隨者提出系統性批 判。他的問題意識是:新現實主義自稱是科學、客觀的結構理論,但它實際上把一些歷史上偶 然的東西(國家作為行動者、無政府結構、權力極大化的理性)當成不需要解釋的自然前提。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Ashley 的批判可以整理成四點:(1)國家主義(statism):預設國家是先於國際體系而存在的 統一行動者;(2)功利主義:把國家行為化約成理性計算;(3)實證主義:相信可以從外部 中立地觀察結構;(4)結構主義:結構被描述得近乎永恆,因此排除了歷史變遷與實踐的可 能。他的結論是:新現實主義不只是描述國際政治,還透過把既有秩序自然化,替這個秩序背 書,接近 Cox 所說的「問題解決理論」。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需要區分的是:Ashley 1984 年的論文仍帶有濃厚的批判理論與詮釋學色彩;他較明顯的後結構 主義轉向,見於 1988 年以後探討主權與無政府二元對立的作品(Ashley, 1988)。Keohane (1988)在國際研究學會的主席演說中回應這類反思取向,要求它們發展出可供經驗檢驗的研 究綱領。這也成為第四次大辯論的焦點之一。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六、R. B. J. Walker:主權與 Inside/Outside
Walker(1993)的《Inside/Outside》追問:為什麼政治理論談的是正義、共同體與進步,國際 關係理論卻總是談權力、生存與重複?他的回答是:這兩種論述之所以分家,正是因為國家主 權的原則在時間與空間上劃出了一道界線。界線之內,被想像為有可能實現普遍價值的政治共 同體;界線之外,則被想像為只能有權力政治的領域。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1〕
因此,主權不是國際政治的自然起點,而是一套持續劃界的歷史實踐。這套實踐解決了近代早 期「普遍與特殊」如何共存的問題:普遍價值被安置在國家內部,國家之間則是多元並存。 Walker 認為,當全球化、跨國運動與人權政治讓這條界線愈來愈模糊時,堅持 inside/outside 的 理論就愈難掌握當代政治的實際空間。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圖 18 Walker 的 Inside/Outside:主權作為劃界實踐

原稿圖說:圖 16 Walker 的 Inside/Outside:主權作為劃界實踐(跨章續編為圖 18)
Inside(主權國家內部) 秩序、共同體、公民身分 進步、正義、政治理論 「政治」可以追求美好生活 Outside(國際領域) 無政府、權力、重複與循環 只有生存與權宜 國際關係理論 「只能」處理權力 主權:劃出界線的實踐(Walker 1993) 依 Walker(1993)的論證整理。主權不只是國家的屬性,也是區分「政治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界 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七、理論運作方式(Theoretical Mechanism):以「反恐戰爭」論述為例
為例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後結構主義者分析 2001 年後的「反恐戰爭」時,不先問恐怖主義的客觀威脅有多大,而是問: (1)論述建構:官方語言怎麼把「我們/他們」、「文明/野蠻」對立起來;(2)正常化: 拘留、監控、邊境管制等例外措施怎麼被呈現為必要而合理;(3)排除效果:哪些替代性的解 釋(例如政策後果、區域歷史)因此被邊緣化。研究者推論的是論述與政策可能性之間的關 係,而不是宣稱論述「造成」戰爭的單一因果。這也是閱讀這類研究時,應該把理論主張與經 驗證據分開看的地方。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八、與競爭理論比較及批判
與新現實主義相比,後結構主義把 Waltz 的出發點(國家、無政府、結構)變成要被解釋的對 象。與 Cox 相比,兩者都質疑問題解決理論,但 Cox 仍保留歷史唯物論的物質基礎與解放計 畫,後結構主義則對任何解放的後設敘事抱持懷疑。與建構主義相比,後來的主流建構主義 (如 Wendt)接受觀念的構成作用,卻仍維持科學實在論與因果解釋的目標,所以常被視為理 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路線」。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主要的批評包括:(1)可檢驗性:Keohane(1988)等人認為,反思取向缺乏明確的研究綱領 與可被否證的命題;(2)規範基礎:如果所有真理都與權力相關,批判本身的立足點在哪裡? (3)行動者與因果:論述分析較難說明誰在什麼條件下改變了政策;(4)物質限制:軍事能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2〕
力、經濟結構等物質因素可能被低估。支持者則回應,這些批評本身就預設了實證主義的評價 標準,而這套標準正是辯論的焦點。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第七章|九、本章小結
後結構主義在第四次大辯論中的位置,不是提出另一套「更正確」的國際政治因果理論,而是 把國際關係知識本身當成研究對象。Foucault 讓我們看到知識與權力怎麼一起生產可被治理的 對象;Derrida 提供細讀理論文本中二元階層的方法;Ashley 把這些視角用在新現實主義上,揭 示它的國家主義與實證主義前提;Walker 則說明主權怎麼劃出「政治」與「國際」的界線,使 國際關係成為一個看似只能談權力的領域。對學生來說,這一章最重要的收穫是一種反身性的 提問習慣:每當一個概念被當成理所當然時,追問它從何而來、排除了什麼,以及它讓哪些政 治選項顯得不可思議。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第七章參考文獻
Ashley, R. K. (1984).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225–286.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Ashley, R. K. (1988).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2), 227–262.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Campbell, D. (1992).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Pantheon Book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Pantheon Book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Keohane, R.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4), 379– 396.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Walker, R. B. J.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筆記編者分析|SRC-EC4E61EE219D,PDF 頁序 113〕